一、有色金属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卢侃[2]（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刘雅婕[3]（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迟也迪[4]（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康瑞英[5]（2020）在《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身为外向型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出口,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都为中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等政策措施。但盲目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隐患,如资本外逃,产业转移等。与出口相比,OFDI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前景并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OFDI可以促进母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OFDI是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适度控制OFDI,促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是国内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生产率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多将两者视为两种独立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纳入同一理论模型框架下,分析生产率、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影响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结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中出口和OFDI的结构?首先,在HMY模型的框架下,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重构理论模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融资约束通过提高出口和OFDI的生产率门槛抑制企业出口和OFDI;第二,融资约束对OFDI生产率门槛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生产率门槛的影响;第三,融资约束会减少出口和OFDI的企业数量,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情况,行业生产率分布越分散,受影响的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数量越少。第四,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一起会提高企业的相对出口销售比,行业生产率越分散,替代弹性越大,融资约束对相对出口销售比的影响越小;第五,金融发展程度对企业出口和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结构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企业以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其次,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多个层面层层递进,证明理论模型的结论。发现我们的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具有OFDI能力的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理论模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和OFDI,对企业出口和OFDI的影响呈倒U型,即在生产率门槛附近最大,其他区间依次减小。第二,融资约束会提高企业出口销售比例,降低海外子公司销售占比。第三,生产率分布在上述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生产率分布越分散,融资约束的上述影响越小。最后,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第三,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朱玮玮[6]（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张丽娜[7]（2020）在《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贸易融资是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的融资过程,是以贸易结算为基础,给企业一定的融资额度,并为其提供上下游交易所需资金的一系列信货产品之称,对于银行和企业来说是双赢的。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针对国内外企业间不同的贸易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融资业务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由传统类的信贷产品转向基于贸易背景的融资类产品,因此银行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迅速。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银行融资类放款也有一定的风险,企业间的信用风险很容易直接或间接地转嫁给银行。因此,商业银行在拓展贸易融资业务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对该项业务整体的风险管控。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作者搜集并阅读了大量与贸易融资业务和风险管理相关的书籍及文献,并结合相关理论,首先归纳了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分析其与传统类的信贷产品即流动资金贷款风险管理的异同点;其次,详细描述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特征、来源与类型,并对影响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的因素进行分析;再次,总结概括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及其风险管理现状,找出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前文的概述与分析,总结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的原则,提出风险评估模型,针对性地从产品设计、管理体系、风险管控文化、风险转移、操作风险管控以及大数据预警等方面提出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的改进措施。本文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为例,对其贸易融资业务及风险管理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找到适合国内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管理模式:既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收益,同时减少或者防止可能会出现的业务风险,实现效益最大化。
陈凡[8]（2019）在《期现货价格对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关系分析 ——以金属铜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着铜市场的迅速发展,铜作为有色金属,大宗工业的原材料是不可再生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材料,各行各业都对铜有着巨大的需求。然而我国却是一个铜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自身的铜资源储备以及开采远远不足以达到国内的需求量,铜资源的稀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铜的进出口贸易属于大宗商品贸易,大宗商品贸易的特征是贸易量和资金量大,对政策的反应敏感,这些就表明铜的价格波动不仅仅是受供求关系以及生产成本的影响,期货价格的频繁波动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商,由于贸易量的巨大,任何一点小的价格波动都会对贸易商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进出口贸易商不是投机者,他们不是赚取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差价利润,而是期望价格稳定,平稳的价格可以与客户长久合作,但每一次价格的波动都会给进出口商带来不小的影响。面对价格波动给自身带来的影响,一些大型企业会选择定力长期合同来固定价格,但一般小企业却很难有大额资金订立长期合同,且长期合同也无法规避违约风险,所以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除了套期保值等一些基本规避风险措施之后,最好是能通过一些价格走势提前做好防范,找到一些与进出口贸易额关联的因素。期货市场,是在现货基础上为实体服务产生并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品,其强大的风险规避功能与价格发现功能被广泛使用,是风险规避的首先手段,且是世界资本市场上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期货市场近年来虽说在供给侧改革以及资源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距甚远。上海期货交易所是铜期货的主要交易场所,且是世界铜期货“三大定价中心”之一,期货市场的价格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因此通过对期现货价格的研究,把握铜的价格走势,以及与贸易额的相关联性,可以调整贸易策略锁定贸易成本以减少损失。本文梳理了期现货市场的相关研究、金属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研究、以及影响关系测度方法的相关研究三个方面的相关文献并进行文献评述;介绍了期现货市场起源以及发展,并对我国铜的期现货市场进行简要介绍,分析我国金属铜的总的贸易现状以及与我国进出口额排名靠前的五个国家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本文实证所需的理论基础,先对铜的期现货价格时间序列和贸易额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自相关性以及ARCH LM检验,在检验数据有效之后从一般线性回归影响关系与非线性极端尾部相关分析两大方面对金属铜的期现货价格与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关系展开分析。其中一般线性回归影响分析从一般线性与协整检验开始,从GARCH过程与交叉影响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与双向影响关系、脉冲响应函数与动态影响关系这四个方面对金属铜的期现货价格与贸易额之间的影响关系层层深入的进行分析。非线性尾部相关性分析主要运用Copula函数的尾部相关性测度分析金属铜期现货价格在大涨大跌之后的贸易额相应的变化。实证得出金属铜的期现货价格分别与进出口贸易额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期现货价格都对进出口额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与交叉影响关系,脉冲响应函数下进口额相较于出口额对现货价格冲击影响较大,现货价格对进出口额影响较小,期货价格对进出口额当期影响不明显之后转为负向影响,且影响不大;当期现货价格大涨时,进出口额大涨的概率要大于期现货价格下跌时进出口额下跌的概率,期货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进出口额上涨的概率更大一些。文章的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王妍[9]（2019）在《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研究 ——以TEWOO为例》文中指出有色金属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广泛应用于航天、汽车、电力、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有色金属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建设等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随着工业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也持续增加,现有的有色金属产量无法满足内需,我国需要大量从其他国家进口有色金属。因此,针对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首先,本文基于有色金属进口贸易的现状研究,分析了有色金属贸易流程和资金流程;其次,通过TEWOO公司实际案例,详细地分析了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并对资金风险中的合作方的信用风险、贸易支付方式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汇率风险以及融资风险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最后,为了达到风险防控的目的,本文针对存在的资金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本文从贸易风控的视角入手,对有色金属的进口贸易资金风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对于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管控具有较强的参考性,对加强有色金属进口贸易安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申君歌[10]（2019）在《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资本等要素状况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状态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出口十年高速扩张情形亦发生了改变,中国出口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出口增速持续下滑,出口结构升级缓慢,不利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加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因此,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出口贸易竞争优势的提升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这是我国出口面临的难题,而党的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转折阶段,必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问题,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对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了综述。从而得出了:在企业层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较为显着的影响。另外,企业年龄、企业所获政府补贴、企业人力资本、企业开放度、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利润率、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企业层面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行业层面,技术创新对我国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影响。另外,物质资本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行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等因素也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技术创新显着地影响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强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进一步,地区技术创新会通过地区生产率和地区出口产品多样化这两个渠道影响到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进一步,基于Melitz（2003）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借鉴Helpman等（2004）的异质性分析框架,结合Bustos（2005）、Caldera（2010）以及Tanaka（2010）的理论模型分析,构建了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对于企业出口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从而其对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也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为了合理测度出口竞争力指数,本文将出口质量指数纳入出口竞争力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最终测度出产品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地区层面的出口竞争力。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演进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产品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我国大多数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优势,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出口比较优势是越来越稳定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总体上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且是越来越稳定的。而基于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估算的产品出口质量指数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样本考察的最后一年出现了回升。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大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且出口竞争力的发展是越来越稳定的。我国出口竞争力比较高的行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少部分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如机械制造业）。制造业中的资源型的初级产品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一般较低。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竞争力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显着。制造业地区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中国各省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呈现比较稳定的上升的趋势,且省级出口竞争力的变动是越来越稳定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的出口竞争力比较高,而西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相对较低。制造业省级出口竞争力受到金融危机的显着影响。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和估算出的行业和省级层面的出口竞争力指数,本文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关系,得出如下的结论:企业层面:本文在企业层面区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在样本的考察期间,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区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区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对国有企业来说,创新投入可以显着地推动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创新产出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则在民营企业的样本中是显着的。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样本中对出口竞争力是显着正向的影响。而对于创新产出,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其在低资本密集度企业样本中对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积极的影响,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而言,产品创新产出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着。区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一般贸易方式企业而言,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其对企业出口竞争力都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根据企业所属不同城市等级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三四线城市,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另外,企业年龄、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层面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显着正向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所获政府补贴以及企业融资约束显着抑制了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行业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制造业行业技术创新投入显着地促进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区分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行业技术创新产出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显着的。另外,动态模型的估计是最有效率的,也即提前一期的行业技术创新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最为显着的。区分不同类型的行业,重型制造业、同质性制造行业以及中等技术类型行业的技术创新显着地促进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他类型的行业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则是不显着的。另外,行业技术创新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行业生产效率和行业出口多样化影响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物质资本强度、人力资本水平、行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显着负向影响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地区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地区技术创新显着地促进了地区出口竞争优势的提升,区分创新投入和产出,地区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抑或是“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与非重点省份,地区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显着的。另外,地区技术创新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地区技术创新通过地区生产率和地区出口多样化影响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物质资本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环境规制强度显着地抑制了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地区出口竞争力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关系。根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当前外贸新常态阶段,外贸增速放缓、外贸结构亟需调整以及提升出口竞争力的要求,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层次的政策建议。第一,企业层面:强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以此来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加大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企自主创新激励机制,从而发挥创新投入和产出对国企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一般贸易比重。加大对三四线城市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推动三四线城市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第二,行业层面:以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理念为指导,加强对行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并区分不同类型的行业进行不同的创新投入。特别要将技术创新投入向重型制造业、中等技术类型行业和同质性行业倾斜。政府应加大对制造业行业的物质资本投入,并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另外,要鼓励我国资金进一步走出去,构建我国新的产业价值链。第三,地区层面:加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增加地区内部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练好“内功”,增强应对风险和摩擦的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产业,适度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加强对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金融中介市场化建设,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发展。强化人才强国战略,制定合理有效的地区引才引智政策,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二、有色金属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色金属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4）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
| 1.1.2 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 |
| 1.1.3 全球投资大幅下滑 |
| 1.1.4 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增长空间收窄 |
| 1.1.5 中国对外投资逆势提高 |
| 1.1.6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政策意义 |
| 1.3 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的界定 |
| 1.3.2 相关理论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出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 2.1.1 中国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 |
| 2.1.2 中国出口产品行业 |
| 2.1.3 中国出口市场分布 |
| 2.1.4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地区分布 |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2.1 国家地区分布 |
| 2.2.2 行业分布 |
| 2.2.3 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 |
| 2.2.4 省市分布 |
| 2.3 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历史演变 |
| 2.3.1 按行业分类 |
| 2.3.2 按地区分类 |
| 2.3.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4 中国生产率分布情况的历史演变 |
| 2.4.1 按行业分类 |
| 2.4.2 按地区分类 |
| 2.4.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5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历史演变 |
| 2.5.1 按行业分类 |
| 2.5.2 按地区分类 |
| 2.5.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准模型 |
| 3.2 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 |
| 3.3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3.4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第4章 融资约束对出口和OFDI生产率门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描述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3.2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进一步识别 |
| 4.3.3 中国海外投资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稳健性检验——实证方法 |
| 4.4.2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5.1 模型设定、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描述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出口企业数量 |
| 5.2.2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OFDI企业数量 |
| 5.2.3 生产率分布对企业出口和OFDI影响的比较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分布变量 |
| 5.3.2 稳健性检验——回归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变量描述及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相关系数检验 |
| 6.3.2 逐步回归结果 |
| 6.3.3 代理变量的引入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与母国企业国际化结构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
| 7.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类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内生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理论模型结论 |
| 8.1.2 实证模型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
| 8.2.2 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 |
| 8.2.3 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评价 |
| 第二章 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概况 |
| 2.1 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情况和特点 |
| 2.1.1 贸易融资及风险管理相关理论 |
| 2.1.2 国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情况 |
| 2.1.3 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 |
| 2.2 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特征 |
| 2.2.1 与实际账期相匹配周期短 |
| 2.2.2 与基础交易联系紧密具有自偿性 |
| 2.2.3 兼具中间业务及资产业务的风险特质 |
| 2.3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来源与分类识别 |
| 2.3.1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来源 |
| 2.3.2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分类识别 |
| 2.3.3 不同类型风险间的相互影响和传导 |
| 第三章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
| 3.1 贸易融资业务现状 |
| 3.1.1 银行基本情况简介 |
| 3.1.2 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情况 |
| 3.1.3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情况 |
| 3.2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
| 3.2.1 贸易融资业务从业及授信审批人员情况 |
| 3.2.2 客户准入标准 |
| 3.2.3 贸易融资业务授信审批体系 |
| 3.2.4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
| 3.3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3.1 借款人准入评级未考虑交易实质 |
| 3.3.2 借款人授信总量与授信结构不匹配 |
| 3.3.3 与借款人供产销等环节缺失信息对接 |
| 3.3.4 缺乏对融资风险转移的专业研究 |
| 第四章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改进策略 |
| 4.1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改进原则 |
| 4.1.1 基于价值导向 |
| 4.1.2 定价策略考虑风险因素 |
| 4.1.3 风险预警以对称信息为导向 |
| 4.2 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改进对策 |
| 4.2.1 建立客户风险和债项风险相结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 |
| 4.2.2 建立细分客户和细分产品的差异化、矩阵式管理模式 |
| 4.2.3 准确运用风险管控评估模型对接借款人供产销信息 |
| 4.2.4 提高对融资风险转移的分析硏究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期现货价格对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关系分析 ——以金属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期现货市场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金属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影响关系测度方法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金属铜期现货及其贸易的现状分析与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期货市场与我国金属铜期货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期现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我国金属铜期货的产生与发展 |
| 三、我国金属铜现货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金属铜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线性自回归的影响关系测度方法 |
| 一、相关性分析与Johansen协整检验 |
| 二、GARCH过程与交叉影响关系 |
| 三、Granger因果与双向影响关系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动态影响关系 |
| 第四节 基于非线性尾部相关的影响关系测度方法 |
| 一、非线性尾部相关性测度 |
| 二、系列Copula模型与尾部影响关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属铜现货价格对其进出口贸易额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
| 二、金属铜现货价格及其收益率时序图描述 |
| 第二节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自相关检验 |
| 三、ARCH-LM检验 |
| 第三节 基于GARCH模型的现货与贸易额交叉影响关系分析 |
| 第四节 一般线性相关性分析与Johansen协整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的现货价格与贸易额双向影响关系分析 |
| 第六节 立足脉冲响应函数的现货价格与贸易额动态影响关系分析 |
| 第七节 针对尾部关系的现货价格与贸易额极端影响分析 |
|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属铜期货价格对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
| 二、金属铜期货价格及其收益率时序图描述 |
| 第二节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自相关检验 |
| 三、ARCH-LM检验 |
| 第三节 铜期货与贸易额基于GARCH模型的交叉影响关系分析 |
| 第四节 一般线性相关性分析与Johansen协整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的期货价格与贸易额双向影响关系分析 |
| 第六节 金属铜期货与贸易额的动态影响关系分析 |
| 第七节 针对极端情况的铜期货与贸易额的尾部关系分析 |
|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影响关系分析的建议与对策 |
| 一、对铜进出口贸易商的相关建议 |
| 二、对金属铜投资者的相关建议 |
| 三、对金属铜生产商的相关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实证结论 |
| 二、创新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9）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研究 ——以TEWOO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课题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论文主要内容和结构 |
| 第2章 有色金属进口贸易现状分析 |
| 2.1 有色金属概述 |
| 2.1.1 有色金属的品种分类 |
| 2.1.2 有色金属进口主要来源国分布 |
| 2.1.3 有色金属进口贸易模式 |
| 2.1.4 有色金属的定价方式 |
| 2.2 有色金属进口贸易的形成 |
| 2.2.1 国内有色金属的产能与消耗情况 |
| 2.2.2 有色金属进口贸易产生的原因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TEWOO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 |
| 3.1 信用风险 |
| 3.2 贸易支付方式风险 |
| 3.3 有色金属的价格波动风险 |
| 3.3.1 价格波动的原因 |
| 3.3.2 价格波动的风险 |
| 3.4 汇率波动风险 |
| 3.4.1 汇率波动风险产生的原因 |
| 3.4.2 汇率波动风险的种类 |
| 3.5 有色金属贸易融资风险 |
| 3.5.1 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融资产生的原因 |
| 3.5.2 有色金属贸易融资风险种类 |
| 3.6 资金风险的AHP分析 |
| 3.6.1 资金风险的AHP模型 |
| 3.6.2 基于AHP的资金风险项目评价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TEWOO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的风险防范 |
| 4.1 信用风险防范措施 |
| 4.2 贸易支付方式风险防范措施 |
| 4.3 价格波动风险防范措施 |
| 4.3.1 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 |
| 4.3.2 套期保值 |
| 4.4 汇率风险防范措施 |
| 4.4.1 汇率风险管理 |
| 4.4.2 银行相关锁汇产品 |
| 4.5 融资风险防范措施 |
| 4.5.1 创新融资方式 |
| 4.5.2 TEWOO优化融资决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总结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主要内容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一、出口竞争力的内涵 |
| 二、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出口竞争力测度 |
| 一、出口竞争力数量指标 |
| 二、出口竞争力质量指标 |
| 第三节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创新因素 |
| 第四节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非创新因素 |
| 一、环境规制 |
| 二、外商直接投资 |
| 三、物质资本强度 |
| 四、人力资本水平 |
| 五、对外开放程度 |
| 六、金融发展水平 |
| 七、其他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的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模型的设定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一、企业创新 |
| 二、国内生产 |
| 三、出口贸易 |
| 四、创新、国内生产和出口贸易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测算 |
| 第一节 中国产品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计算 |
| 一、数据整理 |
| 二、产品层面出口比较优势的测度 |
| 三、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 |
| 四、产品层面出口质量的测度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出口竞争力的演进 |
| 一、行业层面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二、行业层面净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三、行业层面出口复杂度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四、行业层面出口质量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五、行业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第三节 中国地区层面出口竞争力的演进 |
| 一、地区层面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二、地区层面净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三、地区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四、地区层面出口质量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五、地区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和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 |
| 二、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主要变量的测算 |
| 一、计量模型 |
| 二、主要变量的测算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行业技术创新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二、影响渠道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区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变量测算 |
| 一、计量模型 |
| 二、主要变量的测算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地区技术创新对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二、影响渠道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一、出口竞争力的估算 |
| 二、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三、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四、制造业地区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方面的政策启示 |
| 二、行业方面的政策启示 |
| 三、地区方面的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本文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本文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
| 二、主持与参与课题情况 |
| 附录 |
| 致谢 |
四、有色金属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3]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4]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5]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D]. 康瑞英. 辽宁大学, 2020(07)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7]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理改进研究[D]. 张丽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8]期现货价格对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关系分析 ——以金属铜为例[D]. 陈凡.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9]有色金属进口贸易资金风险研究 ——以TEWOO为例[D]. 王妍. 天津大学, 2019(06)
- [10]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D]. 申君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