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生活知己

一、日记,生命的知己（论文文献综述）

柴琳^[1]（2021）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赵素昂（1887-1958）是韩国近代杰出的独立运动家与外交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留学日本与流亡中国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奔走的同时,还创作了诸多的文学作品。赵素昂的文学书写是伴随跨界产生的,这些文学叙事中,既有面向自己的日记,又有寄托情感的汉诗,还有彰显义烈精神的传记,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真实展现,也是韩国爱国志士革命精神的记录,弘扬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民族精神。他的文学书写不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展现出被殖民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今日研究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赵素昂的文学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从跨界、跨文化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性等理论,结合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赵素昂经历了留学、殖民、流亡生活,跨界体验已经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书写与思想体认也始终带着跨界的标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书写。日本留学体验对赵素昂产生重大影响,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留学生活,并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反省自我、认识自我,也促进了自我的成长与改变,而我们也通过日记看到了赵素昂内心真实情绪的变化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确立的过程。流亡中国后,赵素昂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文学书写也始终带着“抗日”的烙印,他在中国的文坛活动及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对中韩两国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影响着他的文体选择,一方面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政论、散文等体裁贯穿其整个跨界体验的全程。日记作为面向个人的写作,是赵素昂记录留学生活的选择,而传记作品一是为了纪念,表示对义烈志士行动的赞扬与认可,二是为了宣传,向中国人民展现韩民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其汉诗的创作则与赵素昂本身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赵素昂文章中使用了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日本留学时期,赵素昂私人写作均用文言文,文言文是用以表达友情、骨肉之情、忧国之思的“情之文字”,公共书写则选择了韩汉文混用体,是政体的文体,而日文自始至终只是用于学习的工具。流亡中国后,除部分公函、书信等用英语或韩汉文混用体写作外,赵素昂的文章基本上都使用中文写作,使用中文是希望赋予中文一种互动与认知的媒介功能,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关注、支援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韩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4年赴日始,直至1912年7月自明治大学毕业,赵素昂在日八年,从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成长为具备国际眼光的近代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伴随他一生,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记录,折射出时代的光谱。赵素昂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东亚局势突变的时期,他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其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期间他见证了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本以为的文明国度变成了侵略的“恶魔”,同处边缘的中国却在民众奋起反抗后为韩国爱国志士提供了斗争空间,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中国。赵素昂少年时期便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即便日后赴日留学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并未消磨其对汉诗的兴致,汉诗反而成为其留学与流亡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所在。赵素昂汉诗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日本留学时期,二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临时政府辗转赴渝时期。他的汉诗在继承传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境的特殊体验,在不失审美的前提下,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身处异乡导致的精神苦闷深深体现在赵素昂的汉诗创作中,但他并没有陷入自我的悲情体验,而是在此之上的一种对于自我与现实的抵抗,在留学与流亡过程中,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始终是赵素昂汉诗创作的根本指向。赵素昂的义烈传记作品《金相玉传》《遗芳集》等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韩国义烈志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场景,历史现场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在文学书写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得以抒发,通过义烈形象弘扬了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金相玉传》与《遗芳集》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时,中韩两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中韩有识之士形成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精神价值。1930年代,赵素昂编写出版了大量韩国历史文化相关作品,在殖民地“失语”情境下,他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坚守,《韩国文苑》的编纂在荟聚韩国历代名文秀句外,也展现了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互助的兄弟情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使得赵素昂意识到韩人轻易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而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赵素昂对于“国民性”所秉持的态度一贯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在编纂写作的过程中,赵素昂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国族历史文化,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留学体验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促成其最终选择流亡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中国流亡体验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抗日意识,也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人士的相互书写与生成性互动。赵素昂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则表现了其对国民性继承且批判的态度,也巩固了文化身份认同。赵素昂的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抵抗意识与时代认识,与申圭植、朴殷植等来华流亡志士一起,构成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了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抗日意识、东亚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是东亚思想史上的财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汪颖奇^[2]（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张茜^[3]（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李敏^[4]（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提出“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李科^[5]（2021）在《曹元弼致王欣夫书札考释 下篇》文中研究说明一五欣夫仁弟惠鉴:月前得手书,深慰积思,前谂潜心学《易》,乐道忘忧,王虞笙、张闻远两君书,君直家兄《三儒録》并马远林先生《集韵校勘记》均赖吾弟安置妥帖,至佩至幸,尚望随时探视,俾保存完全,他日刊布,永垂不朽。兄目困倍於往时,精力不堪其惫,加以三月间崧乔1舍侄逝世,心绪益复恶劣。承嘱题《抱蜀庐校书图》,前日勉振精神成五言长歌四十余韵,写成後当设法寄上。现在寄书常不达,未敢率尔付邮也。又有赠弟诗两首,

丁明秀^[6]（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马洪侠^[7]（2020）在《谭献及其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谭献（1832—1901）,生活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他生平喜好读书,对经史子集有深的研究,能诗擅词,更因其词学理论成为同光年间常州词派的领军人物。相较于对他词学理论的研究,学界对其诗词创作缺乏相应的关注,使得对谭献诗词创作的研究有宽阔的发掘空间。因此,本文以谭献的诗词创作为研究对象,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考察谭献的一生行迹,补充考察谭献的交游情况。再通过文史互证研究和分析归纳的方法,着重探讨谭献的诗词创作,分析谭献诗的创作取向和艺术特色,研究谭献词的内容和艺术手法。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谈谭献生平与交游活动。首先,本文结合《复堂日记》《谭献传》《谭献集》等文献资料,将谭献的生平分为四个时期。在谭献不同的人生分期中,其生活遭遇和心理变化也会影响他的诗词主张和具体创作。在少年求学时期,谭献家境贫寒,早年诗风尊杜,初作词时不寄深意。后于京师受师友影响,开始有志于微言大义和比兴寄托。在困于场屋时期,他因遭遇“汀州之变”,其诗词思想和创作都对家国之忧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羁宦他乡时期,谭献经历了十几年的奔波生活,其诗词理论渐趋定型,诗词创作温婉柔厚、意境深远。在晚年讲学归隐时期,谭献有过较为轻松快乐的一段时光,其诗词理论和表达技巧愈加成熟,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更加深刻。其次,本文考察补录了谭献的交游事迹,其中同乡有陈豪、魏锡曾、邵懿臣和潘承翰、潘鸿父子,官员有王翼凤、戴望、易顺鼎和郑襄,晚辈中有故人之子庄子中、袁道冲、陈汉章、陈敬第和名臣之孙邓邦达以及后进崔适。此外,还有书画篆刻家赵之谦、金石学者蔡子鼎、藏书家陈诚庵以及藏书家的后辈徐维则。通过补录谭献的交游情况,可加深对谭献知人论世的考察。第二部分研究谭献诗的创作。首先,在研读谭献诗的基础上,总结出谭献诗中所流露的壮志未酬的感怀、羁旅异地的愁叹、思怀亲朋的吟唱和忧国忧民的悲歌四种主题倾向。其中在壮志未酬的感怀和忧国忧民的悲歌中对谭献的双重矛盾心态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在羁旅异地的愁叹中总结了谭献三种不同的羁旅创作内容,在思怀亲朋的吟唱中还根据所涉对象不同的身份分析了谭献诗作的多种意蕴。其次,结合谭献的具体创作,分析谭献诗作根柢于儒家的传统诗教,总体呈现出温柔敦厚的气质格调,但少部分雄健风格的作品。同时,他继承前人之遗风,志学汉魏六朝,提倡比兴寄托,具有柔厚善入、恻然动人的特点。此外,他结合自身经历,借典抒怀,意蕴深藉。其诗还以多种方式反映历史,以诗存史,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审美特质。第三部分研究谭献词的创作。首先,按照题材内容将谭献词分为四类。其中闺情恋爱词或托绮语以抒幽抱,或抒发相思闲愁之感,具有语淡情长、铺叙展衍、含蓄深婉的特点。其感怀述志词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抒发了谭献深厚的身世之感、家国之忧以及生命短暂之感慨,体现了他对自然界和社会现实的敏感心态。其寄赠和答词主要有题赠、寄和、送别三种,包含着谭献的身世坎坷之悲和社会现实之痛,同时还寄寓着对亲朋的相思怀念和对时光流逝的感伤之情,情感真挚。其咏物言志词在前后期具有寄托深度和表达技巧上的差距,但都凝聚着谭献的浓郁情感,表达委婉曲折。其次,结合谭献的词学思想,详细地分析了谭献词的艺术手法。其中,谭献融浙西、常州两派之长,推尊词体,运用比兴寄托手法,并在传统的意象意境中寄托深隐之意。同时,谭献以诗为词,用实践创作推动了诗词的融合。还将学问入词,提倡学问和胸襟的统一,并秉持折中柔厚之旨,运用潜气内转的表现方式,取境清空。第四部分为余论,是在前二、三部分的基础上,对谭献的诗词进行共性与个性的比较研究。

吴文静^[8]（2020）在《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文中认为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幼年私塾学习,后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再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抗日宣传,赴日留学,研究学术。从小常任侠就喜读诗书,家乡许多有名望的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就读期间,更是师从吴梅、胡小石等人。常任侠一生喜爱交友,各个领域的好友甚多,如王季思、黄芝冈、田汉等人与他都是挚友,良师益友伴随了常任侠的一生。他还与众多的演员、导演有着密切交往,如梁小鸾、董莲枝、白杨、阳翰笙等人,这为常任侠今后从事话剧表演、导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常任侠毕生勤于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目前出版的有《战云纪事》《春城纪事》《东瀛印象记》,收录了1937年—1952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将常任侠的演剧活动经历和观剧买书经历都记录在册,从中可知他出演过《父归》《未完成的杰作》《茶花女》《娜拉》一系列话剧,组织学生、剧团演出了《械门》《夜上海》《雾重庆》《前夜》。常任侠创作的剧本有《田横岛》（杂剧）,《祝梁怨》（杂剧,附南北曲散套）,《妈勒带子访太阳》（六折杂剧）,《后方医院》（独幕剧）,《亚细亚之黎明》（四幕创作歌剧）,《海滨吹笛人》（三幕诗剧）,《木兰从军》（三幕歌剧）,《龙宫牧笛》（四幕音乐话剧）共八部。据常任侠的日记中记录,他曾经还创作过《鼓盆歌》（杂剧）,《劫馀灰》（杂剧）,目前已佚。常任侠的三部杂剧《田横岛》、《祝梁怨》、《妈勒带子访太阳》在戏曲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创作动机分别来自对时局的忧愤、对爱情的向往、对进取精神的歌颂,本事来源于史书和民间故事。由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所以曲词宾白特征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似明清时期的辞藻华丽,但也有典雅整洁的特点。这三部杂剧均为短剧,通过简短的话语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出来。音乐体制运用了南北合套、联章体、集曲和缠达体。在常任侠的作品中,关目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脚色数量也明显减少,多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常任侠的日记中曾写到,小时候每当村庄有戏曲演出,他总是聚精会神的观看,深深地被吸引其中。正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常任侠在戏剧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常任侠一生交游广泛,戏剧活动经历丰富,着作宏富,相关戏剧理论自成一体。他的经历和作品可以作为民国时期戏剧的一些缩影。

严娇^[9]（2020）在《明末绍兴祈氏园林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中叶以后园林渐兴,延至明末风气更盛,绍兴一地更是园林叠出。明末绍兴园林兴起呈现出很明显的家族性,优质园林往往簇集于世家望族中;传统发挥生活、艺术两用的私家园林仍占主体,此外,还出现了专为讲学、会友课艺、静修创设园亭的新气象;园主人身份仍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此外还有向普通大众蔓延的趋势。明末绍兴园林的兴起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此外,园林作为一项文化长物,乃是文人士绅的精神心结;园林作为山水之想的补偿也广受世人青睐;同时,明末绍兴文人社集之风的盛行是文人园林兴起的重要背景。祈氏园林的发展大概历经前后三代:始于祁承?,兴盛于祁豸佳、祁彪佳兄弟,渐荒落于祁理孙、祁班孙兄弟,时跨明末清初,其发展的高峰及消歇与时代运脉紧密相连。祈氏园主人如祁承?、祁彪佳父子,皆进士出身,作为地方士绅代表,心系时事亦追求雅道,在自家精心营构的园中频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文学交往以及文学创作,特别到了清初,祈氏园林更成为祈氏女眷谈诗论道、吟咏抒情的重要场所。园林场境实际经常性地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场境。基于对祈氏园林文学活动的两条主轴线——演戏观剧和游园雅集之盛况的分类统计可知,祈氏园林文学活动一度十分繁盛,演戏观剧的功能朝多样化发展,尤其在为文人助兴方面表现突出;游园雅集每每参与人数较多,开展活动频繁,且活动过程中多有创作成果产生。通过园林演戏观剧开创的是一条由下至上影响文学创作的路径,戏曲文学在其中也完成了从舞台重回案头创作的生发过程;园林演戏观剧的盛行也推动了文人在曲艺方面广泛探讨和暗自争胜之风。祈氏园林中与文学相关的游园雅集有“临时雅集”与“约期社集”之别,它们通常直接促成了文人的文学创作。此外,择时向大众开放的游园活动偶尔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跟文学创作发生关联。就文学交往对象来说,祈氏园林中来往的人较为庞杂,可按组织形态及身份的不同将代表对象大致归为如下几类:社友、家族父兄、丛林禅友、公祖同僚。祈氏园林文学交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交往对象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以及交往情景的在场性与不在场性两方面,它们往往影响着园林文学创作的方式和内容。祈氏园林文学交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直接作用于文学上的,包括推进文学批评和培养地方、家族文学风尚;也有以文学为“跳板”而作用于其他非文学层面的,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园林主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为低下的一般文人士子都能从中获益。园林同样成为祁承?、祁彪佳父子两人政治失意的精神倚靠,他们在营建园林的时候也在寻求新的人生可能。文学与园林的结合其实是士绅文人在社会政治排挤下为求个人出路而自主选择的结果,这实际昭示了园林文学场境社会生成的深层机制。这种机制与法国着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理论有相似性,但又不可忽略中国古代园林文学场境之独特性。在不同维度的创作中,不管是为园林题名还是作注解,都是在为其确定一定意义,或说开拓一定意义,但唯有当题名和注解离开园主人被众文人品赏议论时,园林之意义才能迎来最大的阐释空间。联句、拈题、分韵、离合、唱和数种具有群体性、交互性的创作方式在园林场境中的盛行,与园林文人交往的盛行可谓互相推动、互相成就。此外,游戏性与严肃性并存的创作态度是祈氏园林文学场境中的重要创作特征。清初祈氏园林文学活动、交往及创作尚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尤以祁氏女眷为代表,多在密园中进行;而祈氏男性文人群体则多半逃禅佞佛,寓园也渐次荒疏了。寓园的迁变对于祈氏族人的意义是沉重的,成为祈氏族人怀念往事、伤悼故人的重要场所和文学符号。在明末江南园林普遍大兴而士绅文人作为园林营建主体引领着园林雅尚的背景下,祈氏园林文学场境研究也具有一般意义。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理论为我们系统理解明末园林文学现象大兴背后的本质问题提供了路径,为我们重新认识明末士绅的营园痴癖及园林文学活动、交往及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也即,明末士绅对园林生活和园林文学之追求的普遍性、主动性绝不应作孤立看待,而应从向外的视角看到明末社会政治场域与文学场域、文人力量与世俗力量在园林这一舞台上的争锋与消融,对于退休官员而言更有重新通过文学以立志、立身、立家的重要意义,这是一条有别于仕进功名的道路。但是,不管是从追求自身价值角度来看,还是从改良社会来看,士绅隐退园林所开创的文学道路又可以说是一条与仕进功名之终极目标殊途同归的道路。

王伟军^[10]（2019）在《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篇论文是以日本第一“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的家学熏陶、中国因缘、从军体验和中国体验为考察核心,探究武田泰淳的文学历程和中国认知,发掘其包括侵华战争观在内的中国观特色,廓清其纷繁芜杂人生世界里的中国元素,界定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所谓的中国观,即为武田泰淳在其生命历程中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以及侵华战争等中国认知、中国思想的总和;全文分为四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着重考察武田泰淳在少年、青年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特征,结合少年武田泰淳生活时代日本政治、教育、军事状况的总体面貌,从其佛教寺院家庭出身和汉学熏陶的中国因缘视角切入,追溯其直至大学时代反感寺院生活的内在原因,梳理其参加无产阶级反帝反战运动、最终被迫“转向”,饱尝革命无望屈辱感的青春轨迹,进而透视出武田泰淳中国观萌芽阶段的时代特色。第二章主要将呈现1937年秋武田泰淳从军入伍之前的中国视域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的中国观特色。论述和例证竹内好创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日文学交流史意义,剖析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武田泰淳实现青春梦想、救赎寺院生活烦恼、解脱“转向”屈辱感的特殊作用,厘清武田泰淳在精神上诀别佛教寺院生活的心理架构;通过武田泰淳利用“中国文学研究会”平台交往中国朋友谢冰莹以及“谢冰莹事件”、告别杜宣的历史真实情况;探索出受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压制、迫害的文人武田泰淳反抗意识的萌生基础。第三章是考察武田泰淳的从军体验、上海体验与其反战思想、现实中国观的内在联系。内容包括,重点考察武田泰淳作为热爱中国之日本青年的矛盾心理和屈辱心理,首先结合武田泰淳战争期间创作的诗歌和随笔作品,界定其从军体验、中国观和文学发端的基本时代特色,再结合“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交往中国友人的细节与从军体验的中国观感,审视其有别于“笔部队”作家和近代日本文人在中国人形象叙述上迥然有异的独特视觉;透视出其从军体验、中国观、中国人观与其处女作评传《司马迁》的内在联系,解释武田泰淳《司马迁》世界史观的自我认识与其在思想上抗拒侵华战争的心理诉求,厘清武田泰淳在战争期间反战思想的生成基础;武田泰淳站在“加害者”位置,如何看待自己上海时代的中国体验,以怎样的心境迎接日本战败,这一系列问题与其净土宗佛教思想、《司马迁》的世界史观和“灭亡”思想的形成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探究武田泰淳文学思想的建构与其战争期间的中国体验、中国观的密切关系,为其战后中国题材或战争题材小说的解读提供值得信赖的理论依据。第四章是考察武田泰淳作为战后派小说家的中国观特色,研究视角侧重考察在武田泰淳中国观基础上形成的侵华战争反省意识;结合其随笔《关于灭亡》,小说《审判》《蝮蛇的后裔》和《风媒花》等,总括其侵华战争反省彻底性的内在诱因;说明其中国观侧重从中国女性特质上探究中国历史、文化潜在魅力和精神力量的独特视觉;界定武田泰淳之于日本侵华战争既是一位“加害者”,同时也是一位“受害者”的历史定位。在论文的结语部分,总体概括近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中国观变迁的总体趋向,析出武田泰淳中国观和侵华战争观的阶段性特征与个性光泽,呈现出这位热爱中国日本知识分子曾经的生存窘境和面对侵华战争相对做到敢于批判、理性思考的文人品味,最后点出武田泰淳中国观和侵华战争观在文学史、思想史、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非凡意义,界定其中国思想之于中日两国走向和平友好未来的现实价值。

二、日记,生命的知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记,生命的知己（论文提纲范文）

（1）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7）谭献及其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末绍兴祈氏园林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记,生命的知己（论文参考文献）

• [1]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柴琳. 山东大学, 2021(10)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5]曹元弼致王欣夫书札考释 下篇[J]. 李科. 版本目录学研究, 2021(00)
• [6]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谭献及其诗词研究[D]. 马洪侠. 扬州大学, 2020(02)
• [8]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D]. 吴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9]明末绍兴祈氏园林与文学研究[D]. 严娇. 西南大学, 2020(01)
• [10]武田泰淳的中国观研究[D]. 王伟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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