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税体制改革对促进昆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朱苡宁[1]（2021）在《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做出明确:要形成税法统一、税负公平和调节有度的税制体系。2015年9月,云南设立首个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成立,旨在打造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发展云南省桥头堡建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建设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先行区,管辖范围内招商引资活跃,产业项目落地投资发展迅速,机场、高铁、道路、桥梁、房地产等大型基建项目发展势头迅猛,建筑企业跨区域到滇中新区范围内经营活动频繁。2020年2月,全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随之云南省公布总投资规模高达5万亿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居全国之最。滇中新区抓住此次大规模基建投资发展机遇,大力推动亿元级投资项目、交通路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企业经营在滇中活动发展,为滇中新区开拓稳定的税收来源。2018年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以来,滇中新区税务局积极筹建完成全套税务系统运转机构,落实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着眼滇中新区经济发展客观,围绕税制结构优化加强税制的总设计及配套实施,以抓好组织税收收入和税源管理服务,为活跃新区经济做了多方努力和探索。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离不开税收管理的保驾护航,税务机关通过强化税收征管参与到推动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深化税制改革进程中融合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税收发展,服务于滇中新区经济大局。本文以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事项为研究据点,选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为范本,采用文献分析、访谈调研分析、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分析,对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对策。分析发现主要存在四类问题:一是制度设计和规划不够完善;二是税收征管机制不够健全;三是税收信息化平台支撑不够成熟;四是办税体验感有一定落差。通过研究分析出产生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对策,主要包括实践应用层面的破解对策和理论层面的见解建议,一方面从制度、机制、信息化、协税方面提出强化管理对策,另一方面从顶层制度设计、信用评价机制、大数据管理、征管专业化改革、归口管理、税收分配调库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认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应该严格执行在经营地按比例预缴税款入库,并且风险管理查补税款需要入库到经营地税务机关,应该完善税收制度和精细化政策指导,健全全国或全省统一规范的专业化跨区域税收征管模式,完善税收分配协调机制,保障经营地的税收收入属地入库合法权、补缴追责权和公平性。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滇中新区税务系统加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水平和创新实践程度,也体现了强化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在征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现状研究分析得出解决对策和建议,为强化滇中新区、云南省乃至全国税务系统的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质效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亦有助企业降低涉税成本,助力企业经营资源的优化管理,同时,一定程度补充和完善了征管体制改革后对建筑业跨区经营税收征管的研究资料。
吕程[2]（2021）在《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不断影响着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优边界以及行为决策,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而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财政分权制度体系,是政府部门治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制度工具和支柱,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央地政府间的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其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而产生的激励制度。由于央地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和供给不足等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经济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可以依据辖区的区位优势、产业格局以及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政府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引致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引导经济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增强,刺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并最终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纵观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制度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平衡发展。目前,我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以助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成为现阶段重要的议题。因此,如何科学研判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获得财政分权制度红利,以及发挥财政分权优势,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通过作用机制阐释来明晰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关系,通过测度和现状观察来把握现阶段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演变特征,通过实证检验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以及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的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该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内涵、财政分权测度等方面。其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等方面。再次,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等方面。最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中的不足并加以完善。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部分。首先,本文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以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为依托,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方面,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最后,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选择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来测度财政分权;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测度。其次,对测度结果进行现状观察,包括变化趋势观察和核密度估计观察。最后,通过拟合观察发现,除了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外,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与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均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五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部分。首先,采用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两阶段系统GMM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和成因分析。其次,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从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以及时序异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进行拓展分析,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作用进行非线性考察。第六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部分。首先,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其次,从资源优配效应传导途径和要素扭曲效应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以科技投入、环境投入以及FDI衡量的资源优配效应和以产能利用率、市场分割、投资偏好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衡量的要素扭曲效应。最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包括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以及传导效应检验。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从直接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善财政分权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设置财政分权强度）以及从传导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科技投入方面、环境投入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产能利用方面、市场分割方面、投资偏好方面、公共支出结构方面）。最后,提出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区别已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为切入点,考察财政分权制度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本文分别从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在梳理直接效应时,更是从构成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入手,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贴合实际。而在梳理传导效应时,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符合现实。第三,在实证检验中,本文运用多种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研究问题进行论证。具体而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王蓉蓉[3]（2021）在《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研究》文中指出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爆发等众多压力下,减税降费政策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举,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强逆周期调控,需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开花结果,减轻企业负担。2019年,中央实施了更大范围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政策,全年实现减税降费2.36万亿元。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我国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全年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有效地减轻了企业负担、提振了市场信心、增强了转型升级动力,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虽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减税降费政策得以有力落实,已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与预期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多数学者是从宏观层面的整体税负对减税降费政策进行实施效果分析,而对地方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所取得的成果、遇到的问题还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W市民营企业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状况,并运用相关理论,探索出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同时,针对减税降费政策在W市民营企业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首先,论文介绍了国内外文献,确定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点;其次,界定了论文中的基本概念,并介绍了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再次,按税种回顾整理了近年来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在此基础上以图表方式阐述了 W市民营企业2016-2020年的税负状况,并指出现阶段W市民营企业在实施减税降费时,还存在政策调节功能有限、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民营企业获得感不强、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缺陷五大问题,同时分析了问题成因,主要成因有减税降费政策不够完善、地方财政负担不断加大、税务部门任务繁重、对民营企业扶持力度不够、民营企业信誉建设不完善五方面;然后,通过选取变量,建立模型,以模型实证分析形式对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进行实施效果分析;最后,结合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经验及启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建议,包括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地方收支体系,精简政策执行流程、完善税务机关服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强力推进多措并举、破解企业融资困难,希望这些建议能让减税降费政策在W市民营企业中发挥最大效用,进一步促进W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钟文[4]（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廖茂林,张燕[5]（2020）在《财税体制政策创新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文中提出2020年3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战略的重要批示精神和韩正副总理的重要批示,强调落实《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促进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事关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大局。本文以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提出适应于长江经济带2020新的战略布局的财税改革方案。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沈国庆[7]（2019）在《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1994年,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行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以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及提供担保等形式,举借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央近年来三大攻坚战之一。已有研究多从财政体制、官员晋升、经济增长、政绩考核、风险预警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缺少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新发展情况、风险表现进行了分析,从地方税收与地方债务关系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从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等三个具体的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而深化了从金融视角检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具体内容是:首先,本文在梳理、述评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从全国和各地区比较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发展规模、发债主体结构和资金来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对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整体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势头得到控制。但各地区债务风险程度不一,个别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国际警戒线,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较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呈规模大、发展迅速、底数不明的特征,产生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其次,借鉴已有地方政府债务理论,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要求自身掌握的行政资源最大化。而行政资源最大化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直接支配,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有效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而在财力紧张和软预算约束下,举债投融资成为合理的选择。为此,本文以全国各地区政府债务、税收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性税收收入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属于国家税收的增值税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则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特征对上述结论有着显着性影响,西部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划分后的实证证明,债务投融资对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率上随规模增大而递减,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应存在极限值,债务规模较小地区以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明显高于规模较大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增加税收财力增长不可持续,且导致了更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为商业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对接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出现信用违约和流动性违约风险,最终都将表现为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质上是金融风险。本文在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理和脆弱性根源,着重以未定权益分析法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以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向银行风险转化的数理推导,分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演化的逻辑和机理。并利用银行风险相关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不良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以减小银行不良率。第四,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引起的资金流向和相关主体变化,以货币供给原理和机制分析为基础,本文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全过程中,由于债务置换引起的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从单笔债务置换过程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资金变动在短时内对基础货币、M1和M2造成波动。从基础货币层面而言:在发行地方债券时,央行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支持,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过程中,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引起基础货币先减后增。从商业银行广义货币创造看,发行债券时,商业银行购债会增加M2,而企业购债则导致M1减少;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M2先减少后增加,M1增加。当资金用于偿还存量银行贷款时,M2、M1均减少;当用于偿还个人贷款时,M1减少,M2不变。第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本质是银行贷款等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转为地方政府债券,导致债券规模扩张,债券收益率发生变化;同时,贷款类地方政府债务减少,会引起信贷利率发生变化。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从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产生影响。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较好地促进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对我国货币政策达成宏观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很好的传导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和发行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信贷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利率的效率有正向影响;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引致的债务市场债券收益率变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信贷利率途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其风险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方面: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投资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构建科学完备的央地财政事权关系、构建规范的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机制、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金融改革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从地方税种收入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实证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追逐行政资源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根源。从公共选择视角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地方性税种收入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为切入点,应用各地区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过大规模举债投融资促进地方性税种收入增长,以达到行政资源最大化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是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为全面准确理解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客观现实。以地方政府债务视角审视税制改革和地方税收体系建设,有利于全面理解营改增的现实意义。地方税体系构建不仅应考虑税源可得性,也应关注到其引导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深化了建设地方税体系的认识。（2）从金融风险视角,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和机理。在分析金融风险性质及其脆弱性根源的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演变机理和途径,并应用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数据,从商业银行不良率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引致银行风险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来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为从金融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深化和发展。（3）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为切入点,从金融视角中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分析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产生短期波动,对基础货币、信用货币中的M1和M2变化有显着影响。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实证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债务置换后的国债收益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且债券收益率方面产生的影响强于信贷市场利率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拓展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视野,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债务的金融风险性质及其管理。为金融部门制定金融政策、深化金融市场管理提供了一个应关注的视角,有利于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采取对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刘松[8]（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制定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各级政府为筹集配套资金,纷纷绕过《预算法》中不允许地方政府自行举借债务的规定,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举债主体大量举借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债务风险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摸清底数,2011年和2013年,国家审计署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庞大、借债主体多元、资金来源与使用结构复杂,借、用、还不规范,乱象丛生,债务风险逐渐显现。按照“开前门、堵后门”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思路,2014年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赋予了省级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权利,要求其在国务院规定的债务限额内按照“自发自还”的要求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举借债务,同年国务院发布了43号文,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三类清理,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责任进行“确权”。通过存量债务的清理和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期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债务由以银行贷款为主置换为以债券为主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得到展期,举债成本下降,地方政府债务的偿付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渠道,但迫于现实需要,还是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明股实债、政府购买和PPP等隐性方式进行变相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在近几年接连下发了一系列文件,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加大问责和考核力度、增强信息透明度、加大债务监管力度等手段来进一步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力图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漏洞,确保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地方政府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渴望,确实是有举债融资的需要,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其债务融资有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目前的债务风险管理体制还存在薄弱环节,在债务风险监测和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上缺乏顶层设计,债务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不健全,政府预算刚性约束不足。新时代下,面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在政府减税降费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发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受限但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在满足地方政府合理举债融资需求进而保障地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资金需要的情况下,更加有效的做好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控工作,切实防范债务风险灰犀牛,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去探索和分析。要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首先需要对债务风险进行识别和有效评估,通过风险评估对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进行具体的评价,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债务风险形成的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防范,围绕这个主题,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一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防范的理论分析。分析了地方政府举债和债务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对债务、公共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以狭义的地方政府债务作为债务风险的主要研究对象。接着用财政分权理论解释了地方政府存在以及举债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委托代理关系和财政幻觉效应等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具有过度举债的冲动,进而产生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要运用风险管理相关理论,从风险的识别、监测、评估、预警等方面对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管控。二是较为全面系统考查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的演化。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的数据和全国人大报告、财政部以及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对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来源及支出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虽然新预算法出台前后通过法律法规的密集出台,从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债主体、举债渠道、资金使用、信息公开、考核问责、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乱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整治,赋予了省级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权利,但总体来说,由于债务存量规模大、债务增量增长快、债务资金使用及管理方式粗放,债务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债务风险依然突出。三是评估了地方政府债务短期流量风险和中长期存量风险。选用债务负担率、负债率、偿债率、财政负担率和土地负担率5项指标对2016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后,通过收集汇总全国30个省级政府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KMV模型对我国省级政府债务“入不敷出”的流量风险和“资不抵债”的存量风险进行了评估,流量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当前有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债务流量风险。在引入地方政府存量资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债务风险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债务中长期风险相对于债务短期流量风险呈下降趋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在地方政府债务流量风险的评估中,本文构造了债务流动性杠杆率,通过理论推导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杠杆率和地方政府债务“入不敷出”的流量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两者高度相关,证明了债务流动性杠杆率是衡量债务流量风险的一个较好的指标。四是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根据美国、日本和德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了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本文通过提出假设,即体制因素、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应债能力、市场化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因素,为了验证假设是否成立,选择财政分权程度代表体制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代表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因素、地方政府可偿债能力代表地方政府应债能力、市场化指数代表市场化程度因素,根据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级政府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体制因素、地方政府行为因素、地方政府应债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重要影响。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的研究,提出我国应该从下沉地方政府举债权、规范债务资金使用、增强信息公开和健全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四个方面来借鉴国外的经验做好债务风险管理。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对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要深化政府间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合理匹配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来理顺财税体制、合理划分政府间财力来源和支出责任,通过完善税种设置、规范转移支付和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要尽快完成转型,建立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盈利能力,改变过度依赖政府的现状;二是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通过改进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加强问责追责来改变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冲动,通过硬化政府预算约束,增强信息透明度来打破中央政府的救助预期;三是要完善债务风险管理体制,通过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条例、完善信用评级法律法规体系来健全债务风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专业的债务管理部门切实履行风险管理主体责任,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构建科学的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对债务风险做到早预警、早处置,避免危害进一步扩大化;四是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进一步丰富债券品种,扩宽债券投资人和资金来源范围,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保障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做好政府信用评级,保障债券还款来源,避免偿债风险。
庄汝龙[9]（2019）在《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向来重视行政区划工作对经济发展、政权建设、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行政区划作为重要部分列入其中。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行政区划,将其作为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法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对行政区划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的明确要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2018年,国务院又发布《行政区划管理条例》,通过法治建设对行政区划管理作出新的规范。当前,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全国范围内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基本没有,地市级也极少,呈现偶发状态,但县级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逐渐增多,尤以撤县设区最为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撤县设区推动城市发展由“粗放”迈向“精细”,进而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撤县设区真的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吗?如果可以,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何?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关于撤县设区以及相关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成果已不在少数,不仅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研究领域也从行政区划本身逐渐向经济社会发展、国土规划、空间治理、体制改革、政权建设等方向拓展。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现象描述逐渐向定性、定量等研究方法过渡。但从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这一主线来看,系统研究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深入挖掘其背后实现路径的文献尚不多见,尤其鲜见从理论机制与经验分析层面准确识别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行政区经济理论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探讨分析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第二部分是实证检验:首先,通过量化指标构建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并借助PSM-DID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次,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三个方面检验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第三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为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优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主要有五种,分别是撤建、撤并、撤销、析置、微调,进一步细分,撤县设区又是撤建中的主要调整类型。时间上,撤县设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展开的,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大规模“爆发”,2000年和2016年前后分别形成两个“高峰”。空间上,撤县设区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集聚特征。趋势上,撤县设区表现出与城市化战略布局的空间耦合、城市群发展的协同互促以及沿海与沿边双向开放的格局特征。第二,作为政府主导的、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工具,撤县设区日渐频繁,已经成为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并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考虑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第三,分别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在土地方面,撤县设区带来了土地要素扩张。土地要素不仅作为生产资料参与经济活动,也通过出让实现“以地引资”和“以地生财”渠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方面,撤县设区未表现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撤县设区有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并通过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撤县设区显着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扩张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来实现,而结构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撤县设区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结构优化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应进一步优化要素扩张和技术进步路径,同时采取措施推动结构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双向提升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四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周强[10]（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央地财政关系》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它将时代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凝练到一个规范的体系中。治理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二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又有三个内在要求:一是政策科学化,二是政策民主化,三是执政法治化。治理现代化最终将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本文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央地财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财税制度是国家政权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放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位置。央地财政关系是财政制度的核心,它同国家结构密不可分,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对应不同的央地财政关系,财政权力的集中程度各有不同,各有优劣。当今世界的趋势是不同国家结构下的央地财政关系有趋同的倾向,即原先财政集权的国家逐渐分权,原先分权的财政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财权有扩大趋势。在我国,对于“集权与分权”的思考长期存在着模糊而二元对立的思考。本文在分析“集权-分权”背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适度分权的思路。20世纪70年代,由蒂伯特、马斯格雷夫、布坎南等学者开创形成了经典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兴起,在结合了经济全球化和大批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其中包括用来描述解释中国经验的多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本文认为中国式联邦主义有其合理性,但也有部分特性只具有过渡期特征。本文梳理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央地财政关系,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分封建土的契约领主制（准财政邦联制）,二是秦至晚清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三是从民国开始形成的现代国家财政制度。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央地财政关系困局。本文论述了分析央地财政关系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如国家结构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转移支付效应理论等。借用这些理论,本文全面分析了我国当代央地财政关系的现状。包括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分析了央地财政关系中尚存在的问题,包括财权事权界定不清、财政自主权的二元结构、分税制及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足。第四章重点讨论了财政集权与分权背后的考量因素,用人民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可有效界定最优的“集权-分权”程度与范围,进而避免“治乱循环”的窠臼。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包含人事任命权重的财政分权指标,再运用现有最优财政分权度方法,可以更接近对全社会发展最有利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中央政府提出的“分档分类分区域”确定中央分担比例的事权财权划分方案,本文提出了按“人均实际获得公共服务”为指标,按国家基准进行与各省逐个确定中央分担比例的改进方案。本文对现有分税制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总结,并且对宏观税负进行了测量,对国际上提出的税收痛苦指数进行了修正。用OLS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过去20年中央-省级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效应进行测算。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对省一级转移支付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中央对省一级转移支付对当地人均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各省经济增长效应不显着,对人均收入提高效果显着,对不发达地区人均所得提高的效应要大于对发达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人均所得的提高效应比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明显。此结果也为精准扶贫提供了佐证和思路。第五章选取了七个国家分析其央地财政关系,其中涵盖了发达国家（英、美、德、法、日）、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印度）、东方儒家文化国家（日本）、转型国家（俄罗斯）、人口大国（印度）等。在五个发达国家中,各自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央地财政关系又各有侧重。英国有着悠久的地方分权历史,美国有标准的现代财政联邦主义,法国是发达国家中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德国因其历史原因,呈现一种高度合作的财政联邦制,日本在高度财政集权的框架下实践着清晰的央地财政分权。这些国际经验表明,央地财政关系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套方案,而必须是结合本国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因地制宜的设计。第六章对我国的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财税体制改革对促进昆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税体制改革对促进昆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的内涵 |
| 二、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第二章 滇中新区及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概况 |
| 第一节 滇中新区发展概况 |
| 一、滇中新区区域定位和发展规划 |
| 二、滇中新区经济和税收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 |
| 一、跨区域税收征管制度和规范 |
| 二、滇中新区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环节 |
| 第三章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访谈调研角度的现状分析 |
| 一、确定访谈研究步骤 |
| 二、开展访谈和信息分析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收数据分析 |
| 一、滇中新区建筑业税收收入数据分析 |
| 二、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源风险数据分析 |
| 第三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环节实地调研分析 |
| 一、办税服务厅环节事前受理情况 |
| 二、税源管理环节事中管理情况 |
| 三、风险管理环节事后管控情况 |
| 四、征管信息系统应用情况 |
| 五、行政区划认知情况 |
| 第四章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设计和规划不够完善 |
| 二、税收征管机制不够健全 |
| 三、信息系统支撑不够成熟 |
| 四、办税体验感有一定落差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税收制度因素 |
| 二、税收管理机制因素 |
| 三、信息系统因素 |
| 四、护税协税配套因素 |
| 五、宣传认知因素 |
| 第五章 强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对策 |
| 第一节 应用层面破解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问题的对策 |
| 一、细化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 |
| 二、重组健全建筑业跨区域管理机制 |
| 三、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流程 |
| 四、健全建筑业跨区域协税和宣传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层面强化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的建议 |
| 一、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协调管理机制 |
| 二、构建建筑业跨区经营信用评价机制 |
| 三、推动全国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数据库运用 |
| 四、推动跨区域税收征管专业化改革 |
| 五、推动跨区域经营税收收入分配调库机制 |
| 六、推动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纳税人归口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分权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内涵 |
| 2.1.2 财政分权测度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 |
| 2.3.2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 |
| 2.3.3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3.1 财政分权理论 |
|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 3.2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
| 3.2.1 经济增长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效率提升 |
| 3.3.2 结构优化 |
| 3.3.3 经济稳定 |
| 3.3.4 动能培育 |
| 3.3.5 绿色环保 |
| 3.3.6 民生改善 |
| 3.4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效应 |
| 3.4.2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 |
| 4.1 财政分权测度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测度方法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1 财政分权的现状观察 |
| 4.3.2 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拟合现状观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基准检验及成因分析 |
| 5.2.1 收入分权检验 |
| 5.2.2 支出分权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3.2 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
| 5.3.3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结构异质性检验 |
| 5.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4.3 时序异质性检验 |
| 5.5 拓展分析:非线性思考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资源优配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2.1 科技投入传导途径 |
| 6.2.2 环境投入传导途径 |
| 6.2.3 FDI传导途径 |
| 6.3 要素扭曲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3.1 产能利用率传导途径 |
| 6.3.2 市场分割传导途径 |
| 6.3.3 投资偏好传导途径 |
| 6.3.4 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传导途径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资源优配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要素扭曲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直接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2.2 基于传导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计量分析法 |
| 1.4.3 数据分析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减税降费政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税收的基本概念 |
| 2.1.2 税种的基本分类 |
| 2.1.3 民营企业的基本概念 |
| 2.1.4 减税降费的基本概念 |
| 2.1.5 减税降费实施效果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古典学派税收理论 |
| 2.2.2 凯恩斯学派减税理论 |
| 2.2.3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
| 2.2.4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5 理论启示 |
| 第3章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 3.1 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 3.1.1 增值税方面的减税政策 |
| 3.1.2 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减税政策 |
| 3.1.3 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减税政策 |
| 3.1.4 降费政策 |
| 3.2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 3.2.1 W市情况简介 |
| 3.2.2 W市民营企业结构概况 |
| 3.2.3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 3.3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减税降费政策调节功能有限 |
| 3.3.2 W市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 |
| 3.3.3 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 |
| 3.3.4 W市民营企业获得感不强 |
| 3.3.5 W市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缺陷 |
| 3.4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减税降费政策不够完善 |
| 3.4.2 地方财政负担不断加大 |
| 3.4.3 税务部门任务繁重 |
| 3.4.4 对民营企业扶持力度不够 |
| 3.4.5 民营企业信誉建设不完善 |
| 第4章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
| 4.1.1 研究假设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模型构建 |
| 4.2.1 第一组W市民营企业数据 |
| 4.2.2 第二组W市R民营企业数据 |
| 4.3 检验结果分析 |
| 4.3.1 减税降费对W市民营企业劳动投入检验 |
| 4.3.2 减税降费对W市民营企业综合税负检验 |
| 4.3.3 减税降费对W市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检验 |
| 4.3.4 减税降费对W市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检验 |
| 4.3.5 减税降费对R民营企业劳动投入检验 |
| 4.3.6 减税降费对R民营企业综合税负检验 |
| 4.3.7 减税降费对R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检验 |
| 4.3.8 减税降费对R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检验 |
| 4.4 实证结果讨论 |
| 第5章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借鉴及实施效果改进建议 |
| 5.1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经验及借鉴 |
| 5.1.1 浙江省桐乡市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经验 |
| 5.1.2 浙江省桐乡市减税降费政策启示 |
| 5.2 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改进建议 |
| 5.2.1 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
| 5.2.2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地方收支体系 |
| 5.2.3 精简政策执行流程、完善税务机关服务 |
| 5.2.4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
| 5.2.5 强力推进多措并举、破解企业融资困难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5）财税体制政策创新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对财税体制创新提出新需求 |
| 财税体制政策的创新方向 |
| 纵横结合的财政转移制度尚需完善 |
| 提升整体效率的财税政策还需加强 |
| 促进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的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
| 持续加强财税体制政策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顶层设计 |
| 更好地发挥长江经济带的省际协商作用推进地方财税政策协同 |
| 优先在长三角等区域推进财税体制政策创新 |
| 加强其他领域和政策的协同配套改革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1.1 政府公债 |
| 2.1.2 地方债务 |
| 2.2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2.1 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 |
| 2.2.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2.3 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的评述 |
| 2.3.1 国外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风险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界定概述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概念和内涵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
| 3.2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1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前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2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后的债务规模 |
| 3.4 地方政府债务层级及发债主体结构 |
| 3.5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和资金来源 |
| 3.5.1 地方政府债务举借主体分析 |
| 3.5.2 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主体分析 |
| 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3.6.1 负债率和债务率分析 |
| 3.6.2 债务增速分析 |
| 3.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
| 3.7.1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产生根源 |
| 3.7.2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现形式 |
| 3.7.3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现状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与实证分析 |
| 4.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分析 |
| 4.1.1 公共产品理论——债务的客观基础 |
| 4.1.2 公共选择理论——债务的主观基础 |
| 4.1.3 委托代理理论——债务的现实基础 |
| 4.2 地方税收增长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4.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1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4.3.2 数据描述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
| 4.4.2 按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分规模回归结果 |
| 4.5 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
| 4.5.1 工具变量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
| 5.1 金融风险根源 |
| 5.1.1 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根源—货币非中性 |
| 5.1.2 金融风险产生的中观根源—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
| 5.1.3 金融风险产生的微观根源—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
| 5.1.4 风险扩散和传染的根源—信息不对称 |
| 5.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分析 |
| 5.2.1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的逻辑 |
| 5.2.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传导途径 |
| 5.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商业银行 |
| 5.2.4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风险 |
| 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机理分析 |
| 5.4 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银行风险关系探讨 |
| 5.5 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风险关系实证研究 |
| 5.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5.5.2 实证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给视角 |
| 6.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概述 |
| 6.1.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背景和成效 |
| 6.1.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具体情况 |
| 6.2 我国货币供给逻辑分析 |
| 6.2.1 二级银行体系 |
| 6.2.2 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逻辑 |
| 6.2.3 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逻辑 |
| 6.2.4 我国货币供给的计量标准 |
| 6.3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关系分析 |
| 6.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
| 6.4.1 存量债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2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时发行债券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3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实施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影响总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视角 |
| 7.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债券发行收益率情况概述 |
| 7.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7.2.1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分析 |
| 7.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实证模型选择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传导货币利率效率的实证结果 |
| 7.4.2 地方债务置换对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4.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5.2 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 8.2.2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
| 8.2.3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 8.2.4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
| 8.2.5 加强财政金融部门协作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8）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债务 |
| 二、公共债务 |
| 三、地方政府债务 |
| 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举债的理论依据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举债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冲动与债务风险管理 |
| 一、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冲动 |
|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及风险管理现状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 |
| 一、总体规模 |
| 二、分行政层级规模 |
| 三、分地域规模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及支出结构 |
|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 |
|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制度的演化 |
| 一、新预算法实施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 二、新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 三、债务风险管理制度演变的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及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的主要方法 |
| 一、分类法 |
| 二、指标法 |
| 三、模型法 |
| 第二节 基于指标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及分析 |
| 一、风险评估指标的选择 |
| 二、风险评估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流量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及分析 |
| 一、KMV模型 |
| 二、基于KMV模型构建地方政府债务流量风险评估模型 |
| 三、风险评估 |
| 四、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引入存量资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及分析 |
| 一、地方政府可偿债存量资产的来源及规模 |
| 二、基于流量和存量双重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及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体制因素 |
| 二、地方政府行为因素 |
| 三、地方政府应债能力因素 |
| 四、市场化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实证研究结果 |
| 二、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债务风险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 |
| 一、美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类型及用途 |
| 二、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 |
| 第二节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 |
| 一、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类型及用途 |
| 二、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来源及偿还 |
| 三、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 |
| 第三节 德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 |
| 一、德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及用途 |
| 二、德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 |
| 第四节 共性与启示 |
| 一、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共性及特点 |
| 二、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对我国的借鉴及启示 |
| 第六章 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深化政府财税体制改革 |
| 一、合理匹配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 |
| 二、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 |
|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 |
| 第二节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一、改进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 |
| 二、加强官员任期责任追究 |
| 三、硬化政府预算约束 |
| 第三节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制 |
|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 二、明确专业的债务管理部门 |
| 三、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绩效 |
| 四、做好存量债务风险化解与增量债务风险防范 |
| 五、合理构建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
| 第四节 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 |
| 一、完善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制度 |
| 二、完善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体系 |
| 三、扩宽债券投资人范围和资金来源 |
| 四、丰富债券品种,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 |
| 五、建立债券偿债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行政区划调整相关研究 |
| 1.4.2 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
| 1.4.3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1.4.4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2.3 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 |
| 2.3.1 要素扩张路径:土地要素扩张 |
| 2.3.2 结构优化路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2.3.3 技术进步路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撤县设区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 |
| 3.1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阶段特征 |
| 3.1.1 建国之初至改革开放(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至20 世纪末(1978-1997) |
| 3.1.3 20世纪末至当今阶段(1997-2017) |
| 3.2 县级政区行政区划调整方式 |
| 3.3 撤县设区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 |
| 3.3.1 时间演变特征 |
| 3.3.2 空间演变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 |
| 4.1 假说提出 |
| 4.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 4.3.2 反事实与时间效应检验 |
| 4.4 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方法结果分析 |
| 4.4.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2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撤县设区与土地要素扩张 |
| 5.1 假说提出 |
| 5.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3 撤县设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地区差异分析 |
| 5.3.3 城市差异分析 |
| 5.3.4 进一步分析 |
| 5.3.5 反事实与时间效应检验 |
| 5.4 撤县设区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 |
| 5.4.1 结果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撤县设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3 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
| 6.3.1 产业结构高度化“量”的检验 |
| 6.3.2 产业结构高度化“质”的检验 |
| 6.4 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
| 6.5 撤县设区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原因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撤县设区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7.1 假说提出 |
| 7.2 撤县设区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
| 7.2.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2 结果分析 |
| 7.3 撤县设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7.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7.3.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3.3 结果分析 |
| 7.3.4 机制再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10）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央地财政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比较归纳法 |
| 1.3.3 规范分析法 |
| 1.3.4 实证分析法 |
| 1.4 研究内容和论文整体结构图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治理 |
| 2.1.2 央地财政关系 |
| 2.1.3 财政分权 |
| 2.2 国家结构理论 |
| 2.2.1 两种类型的国家结构与权力分配 |
| 2.2.2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异同 |
| 2.2.3 集权与分权的比较 |
| 2.3 财政联邦制理论 |
| 2.3.1 分权制衡理论 |
| 2.3.2 “AMS视角”的财政联邦制理论 |
| 2.3.3 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 |
| 2.4 公共选择理论 |
| 2.4.1 财政集权下的公共福利损失 |
| 2.4.2 财政分权下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
| 2.5 委托-代理理论 |
| 2.6 转移支付效应理论 |
| 第3章 我国央地财政关系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建国后我国央地财政关系历程与评价 |
| 3.2 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现状 |
| 3.2.1 中国当代财政分权现状 |
| 3.2.2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二元体制 |
| 3.2.3 财政单一制的三种模式 |
| 3.2.4 碎片化权威和事实联邦主义 |
| 3.2.5 分税制现状与国地税合作 |
| 3.2.6 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
| 3.3 我国央地财政关系存在问题分析 |
| 3.3.1 财权事权及支出责任界定不清 |
| 3.3.2 央地财政关系中民主化程度不足 |
| 3.3.3 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缺乏,地区差异扩大 |
| 3.3.4 政府层级过多,税种规范划分难度大 |
| 3.3.5 转移支付制度缺乏科学性 |
| 第4章 我国央地财政关系分析与实证 |
| 4.1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集权-分权”底线的思考 |
| 4.2 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 |
| 4.2.1 包含人事任命权重的财政分权度衡量方法 |
| 4.2.2 最优财政分权度的衡量 |
| 4.2.3 事权财权划分效果评价方法 |
| 4.2.4 事权财权匹配度指标 |
| 4.2.5 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中央分担比例的改进方案 |
| 4.3 分税制、宏观税负与税收痛苦指数 |
| 4.4 我国转移支付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央-地转移支付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1.1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
| 4.4.1.2 描述性统计与计量分析 |
| 4.4.1.3 建立回归模型 |
| 4.4.1.4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4.4.2 央-地转移支付对各省人均收入的影响 |
| 4.4.2.1 数据选取与描述 |
| 4.4.2.2 建立模型 |
| 4.4.2.3 分析与结论 |
| 第5章 央地财政关系的国际借鉴 |
| 5.1 现代国家央地财政关系的几种模式 |
| 5.2 英国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2.1 英国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2.2 英国央地政府税权划分 |
| 5.2.3 英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2.4 英国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3 美国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3.1 美国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3.2 美国央地政府税权划分 |
| 5.3.3 美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3.4 美国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4 俄罗斯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4.1 俄罗斯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4.2 俄罗斯央地政府税收划分 |
| 5.4.3 俄罗斯联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4.4 俄罗斯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5 德国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5.1 德国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5.2 德国央地政府税权划分 |
| 5.5.3 德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
| 5.5.4 德国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6 法国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6.1 法国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6.2 法国央地政府税收划分 |
| 5.6.3 法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6.4 法国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7 日本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7.1 日本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7.2 日本央地税收划分 |
| 5.7.3 日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7.4 日本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8 印度的央地财政关系 |
| 5.8.1 印度央地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5.8.2 印度央地政府税收划分 |
| 5.8.3 印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 5.8.4 印度央地财政关系评价 |
| 5.9 国际央地财政关系总结与借鉴 |
| 第6章 中国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建议 |
| 6.1 完善央地财权事权划分,破解财权二元结构 |
| 6.2 加快财政民主化法治化进程 |
| 6.3 完善分税制,增加地方主体税种 |
| 6.4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6.5 加强“基层反馈”和主观偏好表达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财税体制改革对促进昆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D]. 朱苡宁.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D]. 吕程. 辽宁大学, 2021(02)
- [3]W市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研究[D]. 王蓉蓉. 扬州大学, 2021(09)
- [4]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财税体制政策创新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J]. 廖茂林,张燕. 银行家, 2020(06)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沈国庆.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防范研究[D]. 刘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与影响机制研究[D]. 庄汝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10]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央地财政关系[D]. 周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