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空间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李恩龙[1](2020)在《转型期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文中指出全球制造业转移和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等外部因素,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的内部因素,都促使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各类园区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不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其自身的功能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此外,国内产业转移不仅促进了西部城市产业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还促使其产业空间的重构。基于此,本文以西部大城市西安为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互动模式探讨企业空间动态和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尝试构建了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互动的理论模型;基于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及其对应的影响因素构建了转型期企业空间动态和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分析了企业空间动态和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过程。其次,分析了西安市主城区的空间扩张情况,发现西安市主城区在各个方向都有所扩张,整体上向北向西扩张,建成区由快速扩张转向平稳低速扩张,由“非理性”扩张转向“理性”扩张。另外,探讨了西安市制造业空间分布与演化过程,发现1998年以来西安市制造业经历了以中心区企业密度下降的“去中心化”和园区企业密度上升的“重新聚集”过程,制造业分布呈现显着的分散化趋势,整体制造业空间结构已由单中心的圈层式结构转向了多核心结构。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再次,基于企业退出和进入视角,探讨了西安市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去中心化和重新聚集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退出企业的基本空间格局类似于1998年制造业企业整体空间分布,进入企业的基本空间格局类似于2013年制造业企业整体空间分布,退出企业对原空间结构的打破和进入企业重新集聚建立的新空间结构共同重塑了西安市2013年郊区化的多中心的制造业空间格局。(2)集聚经济、外资引入、高新技术产业、高速路网建设等因素促进了制造业重新聚集;土地市场化促进了制造业的去中心化和重新聚集。总体上,市场化对城市制造业去中心化具有显着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而分权化和全球化影响不显着。但是,制造业重新聚集是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探讨了园区空间扩张对城市主城区空间的影响以及西安市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1)西安市园区空间扩张方向为主城区的延伸方向,其扩张速度整体上有所降低,扩张方式由“粗放式”扩张转变为“精细式”扩张。园区扩张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很大的贡献。(2)园区发展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经历了“触角”的生长与被淹没的过程,园区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呈现触角式扩张。(3)西安市的制造业呈现明显的园区化特征。西安市通过以园区为载体重点打造城市的创新增长极、工业增长极、文化产业增长极、金融增长极和开放增长极等培育城市次中心。
张鑫[2](2020)在《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在地理上出现了由东向西的大范围转移。然而众多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过程中地区间的生产效率差距并未收敛,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清中国产业空间调整与地区效率收敛相背离的原因,对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企业的空间决策。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一个显着结果是高生产率企业向中心地区集聚,低生产率企业向边缘地区扩散,而这很有可能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产出增长但效率持续低下的重要原因。有关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不仅弥补了集聚经济动力机制宏观与微观间的理论鸿沟,而且能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的决策参考。基于此背景,本文拓展了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中的若干问题,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部分回顾和梳理了集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重点介绍了异质性企业理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方面的研究进展。新古典主义强调集聚经济的技术外部性;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集聚经济的内生性和货币外部性;异质性企业理论发现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引致差异化的企业空间决策,改变了地区经济空间分布和效率分布。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存在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选择效应表现为高生产率企业向中心地区集聚,分类效应表现为低生产率企业逃向边缘地区。产业政策、消费者偏好、运输成本以及市场一体化等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分析。主要内容包括:(1)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总体空间重心演变,制造业各行业在三大经济地带的空间分布演化,基于修正E-G指数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2)利用LP方法计算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基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特征,以及生产率分布与产业集聚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国制造业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空间转移趋势和产业集聚特征均表现出显着的产业间差异。第二,中国制造业存在显着的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具体表现为: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市场大小与中国制造业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之间不存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与生产率分布的峰度和偏度存在一致性相关关系;中国制造业的行业生产率分布普遍存在尖峰长尾的特征,其峰度与E-G指数负相关,偏度与E-G指数负相关;大市场地区低生产率企业占比小于小市场地区。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将行业异质性假设和集聚经济纳入到自由资本流动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中,建立了包含集聚经济因素的异质性企业资本流动模型。该模型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两地区集聚水平变化时的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2)不同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模式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3)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异质性行业以及产业内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固定成本边际投入存在产业间差异,随着两地区经济集聚水平的改变,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将打破典型的中心—边缘式经济结构。固定成本边际递减行业向中心地区集聚,而固定成本边际递增产业行业开始向边缘地区扩散。第二,在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过程中,高生产率企业的迁移动力强于低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扩散并非是逃避竞争,而是异质性行业在集聚经济和比较优势影响下的“择优而栖”。第三,市场一体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先决条件,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阻碍了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为“落后产能”提供了生存空间。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实证检验。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一和命题二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包含集聚经济的非线生产函数——成本份额函数方程组模型;构建要素集聚弹性指标和要素产出弹性指标。(2)采用似不相关估计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生产函数——成本份额函数方程组进行回归,并进行稳健型检验。(3)基于行业聚类的结果,计算不同类型行业的要素集聚弹性以检验行业异质性;利用要素产出弹性检验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利用回归残差作为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代理变量,采用分为数回归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发现:第一,技术密集型1行业具有资本边际投入随集聚水平递增的特征,而技术密集型2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边际投入随集聚水平递减。第二,对产出集聚弹性和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2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是递增的,且经济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的促进作用高于低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表现出集聚趋势。第三,对于技术密集型1行业,集聚水平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是递减的,且在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为负,总产量出现下降,表现为扩散趋势。集聚经济、地方政府干预与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该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三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内容包括:(1)阐述主要研究思路和理论切入点,简要介绍企业选址的实证方法,以及实证研究中有关集聚经济对企业选址影响的结论。(2)建立包含个体异质性、集聚经济和政府干预因素的泊松回归模型。(3)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新建企业”为样本,简要分析不同产业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异质性企业选址特征。(4)利用泊松回归、滞后的面板负二项回归和两阶段负二项回归检验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选址的影响。(5)根据企业选址的行业、空间和效率特征,将企业划分为四个子样本,研究集聚经济和政府干预对异质性行业和异质性企业选址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化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是导致东部地区企业选址数量大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集聚经济因素,专业化经济有利于吸引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东部地区企业选址数量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因素,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量增长主要依靠地方保护。第三,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绝对优势与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行为相“配合”,造成东部地区集聚了大量低生产率企业。集聚经济影响下企业空间选择的效应分析。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识别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分析框架,构建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的识别模型。(2)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改进的LP半参数生产率计算方法重新估计企业生产率。(3)采用面板固定效应、GMM和面板Tobit模型识别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采用CLAD分为数回归模型识别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分类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集聚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生产率分布普遍表现出尖峰长尾的特征。在该分布影响下,集聚经济的集聚效应不显着,而分类效应显着。第二,在分类效应下,本地市场效应则是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表现为企业向大市场地区集聚。第三,专业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效率水平的企业上:专业化经济影响下,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效率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效率企业表现出集聚的偏好;城市化经济影响下,高生产率企业普遍表现出逃避倾向,表明多样化经济地区不利于高生产率企业成长。
梅鹤轩[3](2019)在《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剧烈,中国企业除了要在国内面对进入本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激烈竞争外,还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更加惨烈的全球竞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广阔的国际市场来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目前中国企业广泛地参与国际化经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为本国技术进步、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帮助本国经济最大化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国际化,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政府积极贯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的双向投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充足资金、高端人才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潜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但是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与集聚也为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集聚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国OFDI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又能够提高其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为其占据有利外部网络位置,间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升级自身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对于大多数缺乏国际化经验,自身研发能力不足且不具备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从集聚经济中提升专业化程度培育企业竞争力,积极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占据网络有利位置,间接吸收国际市场知识,依靠外部网络合作研发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实现高水平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主要探讨了三大问题:一、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存在性及其驱动因素;二、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及其内部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行为;三、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后通过占据的不同网络结构位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通过研究以上三大问题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缺乏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限制下,如何借助外部网络资源间接实现高水平的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同时能够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结合企业知识结构理论、基础资源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嵌入理论、关系强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在战略管理学“S-C-P”研究范式框架下运用整体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首先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事实以及空间集聚存在性问题,在明确中国OFDI企业城市层面存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形成空间集聚现象的内在机制,明确了中国境内各城市间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差距以及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其次,本文将企业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企业外部环境结构变量与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结构变量同时纳入战略管理学领域的“S-C-P”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空间集聚及其知识结构如何影响其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中国OFDI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起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出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结构嵌入指标:即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来分别研究了企业在网络中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以及结构洞位置等网络结构嵌入变量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至此,本文通过以上一系列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完整地揭示中国OFDI企业通过占据有利网络节点位置,借助外部网络资源,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全部动态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本文通过计算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对2005-2015年的12771家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中国境内282座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全局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性;局部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主的“钻石型”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域;同时通过对其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市场潜力、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显着正相关;而与城市劳动力成本、城市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显着负相关;且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存在显着联系。其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内部知识结构、企业外部空间集聚程度对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程度(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的企业内外部结构变量对企业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教育水平以及企业技术知识深度并不会显着促进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而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企业高管团队海外工作经验、企业技术知识广度以及企业海外市场经验会显着促进其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再次,基于中国OFDI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各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网络结构嵌入指标,并研究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如何影响其国际化绩效表现。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直接联系)、中间中心度(结构洞位置)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而接近中心度(间接联系),并不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最后,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政府机构应注重提高城市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端驱动能力;优化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单核驱动”向“多极并举”演化;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应当继续把“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投资”双向投资战略结合巩固好,为企业国际化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保障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扩大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素质人才在当地工作生活提升当地高端劳动力储备;企业应更多的参与国际合作,提高自身国际声誉,提升企业技术知识专业化程度,优化企业知识结构,充分借助外部网络资源,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表现。
巨虹[4](2019)在《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就是工业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托探讨了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交互影响,按照“空间统计—空间分析—原因探究”的层级逻辑,以陕西省为例,对其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选取陕西工业企业变化最快最集中的十余年(2003-2013),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爬虫技术获取工业企业的位置坐标,并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分别以点数据和面数据对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空间自相关等地理信息工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之后的十余年间陕西省的工业企业空间格局从原来的单一核心转变为双核心结构——即西安市与榆林市两个增长极,且产业发展重心不同,为差异化的双核心发展模式。传统核心区西安市的工业企业向外围疏散的趋势非常显着,且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但是仍然以近郊疏散为主;西安与咸阳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已经形成,辐射带动整个关中及陕南地区;关中平原继续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式发展格局,在原有东西向点-轴空间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向带状网络空间模式演化,产业结构明显向高新技术的专用设备制造和生物制药等倾斜;十余年间陕北的工业企业空间格局变化最为显着,从原来的边缘区一跃成为了核心区之一。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陕北形成了以能源化工为主的产业集群,主要以榆林市的神木-府谷区域为核心。(2)陕西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区域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生产率高的企业竞争力也会比较强,因此,其无论是对企业的存续和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陕西省各区县的工业企业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其中DEA超效率的结果表明:各区县之间横向比较显示生产效率差异比较大,处在明显非有效区间的区县比较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DEA-M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这十余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较快增长,且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保持了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步增长趋势。(3)全要素生产率对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为了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内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将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自变量之一,与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空间分布的因素一起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着,但是与企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存在相关性,只是其相关系数的空间差异很大,西安咸阳及其外围区域为负相关,陕北区域则为正相关。进一步采用地理探测器对企业分布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索,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其具有比较显着的解释力,这个结果证实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企业空间分布演化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建构。(4)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各二位数产业的区位商的变化代表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变化,即自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因变量建立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陕西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区位商存在正向相关性,即专业化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同时具有空间关联的其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会引起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方向变动。总之,本文通过一系列相关性研究,验证了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空间结构的演变可能会受到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而区域内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又会受到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这个结论对区域工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工业发展是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式还是产业转型的路径突破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联系。
庞燕清[5](2019)在《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对产业空间分布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规划一直是城市发展规划体系的重要部分,产业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用地布局的调整和改善。近些年广州工业发展迅速、产业体系逐渐完善,但产业用地利用仍存在低效甚至空置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和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探讨产业用地供应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为产业用地效益提升和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建议参考。本研究以土地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以产业用地供应和企业数据为支撑,从时空变化角度探讨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和产业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深入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首先,在总结国内外产业用地和产业空间研究现状、梳理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数量统计分析方法对广州产业用地供应状况进行总体分析,探讨广州产业用地供应数量、结构和空间的分布特征;第二,对广州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重点探索广州制造业的变化规律和行业结构特点;第三,根据上述分析结果,选取汽车制造业进行具体的用地供应与企业时空对比分析,深入探讨该行业用地供应对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先利用ArcGIS等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空间化和矢量化处理,建立广州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数据库和企业数据库,再采用核密度估计和重心转移路径等方法,分别对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和企业空间分布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探讨二者的空间分布、空间集聚、空间重心演变等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最后综合研究二者的时空演变关系:对二者的时空演变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对照总结二者时空演变过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利用空间吻合性分析方法对二者进行空间分布吻合度分析,利用空间集聚吻合度模型对二者进行空间集聚吻合度分析,考察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和企业分布的空间吻合情况及时空变化趋势一致度。研究结果表明:1)广州产业用地整体和各类型用地供应量均呈波动变化趋势,用地供应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城市外围区域供应较多,供应类型以工业用地为主,供应行业以汽车制造业为主。2)广州制造业企业数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行业类型多且数量差距较大;企业数量分布较多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3)广州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整体呈宽W型周期波动变化;用地供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阶段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密度集聚区从城市西南部和中部逐渐向南、北、东三个方向转移;用地供应空间重心转移幅度较大且方向反复。4)广州汽车制造业企业数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高密度区从中部往北移、从西部往东移,单一密度中心逐渐向多密度中心转变;企业空间重心变化方向反复,大部分阶段移动距离都较为明显。5)广州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与企业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整体差异较明显,高密度区和较高密度区的空间重合度很低,二者的空间分布集聚并未达到阶段性一致,用地供应的空间集聚变化趋势与企业的趋势差别较大;用地供应和企业空间重心变化路径并不相似;二者的产业用地空间吻合度大都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呈波动变化态势,企业空间吻合度比前者更低,且变化方向和趋势基本相反;用地供应与产业的空间集聚吻合度总体偏低,且在各阶段均处于较低水平。
陈艳华[6](2018)在《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动分工的层次和水平日益深化。全球生产网络因其在更广泛的研究体系下解释了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全球产品产业内分工格局以及世界生产组织的新变化,成为当前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以台资企业为载体,通过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产生的空间关联网络,在促进两岸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为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后进国家(或地区)自主构建的跨界生产网络提供了良好契机,而且由于台海局势不断变化,这一研究在体现跨界生产网络一般性特点的同时,又将凸显其特殊性。同时,进行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机理的研究,是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区位论、企业空间组织理论、价值链理论、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复杂模型理论等进行融合与发展的有益尝试,可拓展全球生产网络地域性集聚的研究范畴,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构筑和实证分析方法,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亦可为我国实现由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到自主构建次级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战略提供经验借鉴。本研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延续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理论优势与传统,基于时间维、空间维、结构维等多种尺度,分析了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文章首先从全球维度上定量界定了台商投资大陆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出研究大陆台商投资的问题确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分别选取在大陆台资制造业比重居前三位的电子信息、机械、石化产业以及台资服务业中占比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尤其是收集整理了 11853家台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ESDA、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系统全面地刻画了台资电子信息、机械和石化等三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陆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924家两岸母子联系企业、518家上市(上柜)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12家福建台资典型企业等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典型案例分析、深度调研与访谈等方法,从企业母子联系、制造业价值链、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视角切入,揭示了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模式及其关联规律。
郭细根[7](2017)在《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分权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群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为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市群确定为城市化主体形态,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自戈特曼大都市带学说建立以来都市圈、都市连绵区、超级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等城市群相近术语不断出现;当前从技术形态上识别与规划城市群成为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空间的生产角度研究城市群近年逐渐增多。论文从空间的生产与空间关系出发,运用空间多维综合TPSNF(Territory 领域、Place 地方、Scale 尺度、Network 网络、Function 功能)分析框架抽象概括出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揭示城市群多维空间内在关系,认为实体空间是极核,网络空间是通道,功能空间是结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成为城镇体系主要形态,起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论文以区县(含市辖区)为基本单元,运用多维综合TPSNF分析框架对政府作用明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展开实证研究,包括都市区视角的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劳动功能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探讨了TPSNF框架下政府如何运用尺度重构实现城市群空间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发现:(1)在都市区视角的实体空间识别中,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15个都市区,在此基础上识别城市群实体空间,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核心区、扩展区、边缘区以及核心区内部的绿心组成,核心区包括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九江都市区以及环线内所有地市,扩展区为除核心区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规划地域,边缘区为除核心区和扩展区外的湘赣鄂全境。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跨省域、多中心、环状圈层特点,这与2013年湘赣鄂三省内工矿、餐饮、银行大量POI数据核密度拟合结果高度吻合。(2)在分支企业投资的网络空间联系中,运用2013年湘赣鄂经济普查数据分离出母子公司并匹配地址,构建268×268联系矩阵,从区域内、全国以及行业层面,其中行业又细分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性服务业),研究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并用Arcgis软件将其可视化。联系以省内为主独立组团,武汉、长沙、南昌核心作用显着;跨省联系稀疏且以服务业居多、制造业联系并不明显;地理邻近性、行政等级和区位交通等在投资联系中起决定作用,对区外省域在长江中游及湘赣鄂投资作用更加突出,湖南与珠三角、江西与长三角、武汉与京津冀联系最为紧密。(3)在劳动空间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中,通过城市(地市、省会)、开发区(国家级、省级以及新区新城)以及产业企业(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500强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等不同尺度、不同主体展开分析;空间成本作用下开发区、产业、企业显着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利用空间成本差异时功能定位存在竞争,关键在于形成合理化分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4)在城市群治理与协调发展中,立足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认为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累积叠加以及政府差异化政策的推行。272区县1999-2015年人均GDP的Theil指数2010年后逐渐变小表明城市群战略促使区域差异缩小,空间Markov转移概率表明区域发展马太效应的存在。TPSNF框架下包括柔性区域规划以及刚性行政区划在内的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的工具手段;网络化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政府间合作、非政府组织培育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优化,有效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的统一。
杨亮洁[8](2017)在《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世界经济向网络化、扁平化格局演进,形成复杂多样的城市网络。企业区位选择是推动城市空间重构的核心力量。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加速,推动了企业空间组织的变化与调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地方走向全球,并将更多的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议题。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行动者载体”,而城市是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流动空间”中,人类的各种重要活动通过“行动者载体”以各种要素流的形式在“空间载体”中完成,将大大小小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的城市网络。企业区位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格局之间、企业联系网络与城市网络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从微观层面表征着城市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那么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什么?怎样构建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概念模型及其数理分析模型?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全行业和分行业)联系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差异、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因此,本论文立足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研究企业联系对比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差异性。尝试融合社会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以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taylor的连锁网络模型和Alderson的总部-分支机构模型为基本模型,构建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耦合的数理分析模型,从产业维度探讨区域尺度、城市群尺度和城市尺度上的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差异性。本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首先,以嵌入性理论、流空间理论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理论基石,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和图论方法为基本方法,根据Taylor连锁网络模型和Alderson的总部-分支机构模型,尝试构建了连锁-隶属网络的数理分析模型。其次,对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全行业、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网络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全面对比分析;采用了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多层次的分析方法,结果更精确。再次,从西部地区、西部城市群和城市内部(成都)三个嵌套的空间尺度,用多时相数据(2005、2010、2015)进行城市网络时空特征系列研究。全文共分为七章对上述研究内容开展深入探索。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基础、研究假设和数量分析模型的构建。第三至六章为实证部分,主要进行了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格局及演变研究;从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三个尺度对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最后一章为结论和展望部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分支企业在中国西部城市的分布格局呈现差异性、趋同性两大基本特征。西部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少,空间集聚明显,区位选择上更倾向(特)大城市,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多,分布相对分散和均衡。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区位选择趋同,企业空间分布均呈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即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城市始终保持绝对优势,形成明显的集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群尺度上,成渝、关中、兰西、滇中和北部湾五大城市群以成渝城市群为核心,形成菱形空间结构;企业密度分布以呼和浩特-银川-兰州-成都-昆明一线为界,分为东部高密度区和西部低密度区。第二,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联系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差异性、趋同性明显。基于世界500强的城市网络的发育程度低,密度小和集聚明显,对称性低,等级化强,均衡性差,邻近扩散效应较弱,但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城市网络结构形态由星形结构向类鸟巢状结构演进;基于中国500强的城市网络联系紧密、网络发育程度高和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网络密度高,对称性高,均衡性高,等级化和邻近扩散效应明显,城市网络结构形态由类鸟巢状向鸟巢状结构演进。同时,以成渝为核心,呼银兰成昆线以东区域形成明显的扩散区,跨行政地域联系特征明显。与此相对应,两者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中,成都、重庆、西安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始终处于强核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根据点出度和点入度,节点城市可分为四类:高点出度-高点入度的综合全能型城市、低点出度-高点入度的黑洞型城市、低点出度-低点入度的世外桃源型城市、高点出度-低点入度的太阳型。第三,基于制造业网络的城市网络趋同性强。制造业与全行业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的中心度的“趋同性”非常高,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制造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结构趋同性较大,强者恒强的极化现象显着。基于中国500强制造业联系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比世界500强的高,城市网络联系紧密,结构复杂,均衡程度较高。第四,基于中国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远高于基于世界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基于世界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的中心度极低,网络密度极低,处于网络初建期,其结构形态是简单的放射状或放射状与星形状的组合,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基于中国500强产生服务业的城市网络与全行业城市网络格局“趋同性”极高,发育相对成熟,层级性显着,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呈现大城市流出、小城市流入的非对称性,重庆、成都、西安、南宁、昆明五城市始终处于强核心地位,网络结构由类鸟巢结构向鸟巢结构演变;二者都呈现点出度高的城市点入度也高,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第五,基于世界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远低于基于中国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基于世界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极低;基于中国500强生活服务业联系网络的城市网络联系增强,等级效应明显,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对称性增加,呈现大城市流出、小城市流入的非对称性,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省内、城市群内邻近扩散效应明显,网络结构由放射状向星状再向类鸟巢状演进。第六,西部城市群城市网络差异性显着。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的中国西部的9个城市群网络空间维度的拓扑结构差异大,发育程度差异大,但在时间维度上的网络拓扑结构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西部9个城市群的拓扑结构的差异较小,在时间维度上其差异也在缩小。基于世界500强企业网络的9个城市群内部网络的拓扑结构发育不完善,联系矩阵呈现稀疏矩阵特征,网络对称性低,层级性明显,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城市群城市网络拓扑结构发育较好,网络联系矩阵由稀疏矩阵向完全矩阵演变,对称性较高,网络联系分散效应明显。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的西部城市群网络中,只有成渝城市群的内部网络联系较紧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双核心的一体化网络特征,其余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较弱且相对较为松散,即大多呈现以省会为核心的离心式联系,整体城市群网络发育程度低;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紧密程度增加,成渝、兰西、关中城市群城市网络存在明显的集聚核心。城市群的网络拓扑结构关系生成有两个关键的过程:一是城市间不同等级的企业分支机构的异地分离所形成的直接联系动力;二是发育较好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的高等级的分支机构的空间集聚。第七,成都城市网络呈多核心结构,权力和威望空间极化不明显。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网络的城市内部网络联系较弱,网络密度很小,结构稳定性差,对称性低,层级性不突出,自溶性较大,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属于低水平上的分散均衡状态,逐渐向复杂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变。相对应,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对称性较好,发育程度高,拓扑结构趋于完善和相对均衡;企业联系活动呈现较好的对称双向流动,呈现多核心网络结构,武侯、金牛、青羊始终处于网络核心地位。
朱江丽[9](2014)在《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以“造城模式”和“工业园模式”共同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集聚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GDP增长,但是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大操大办,严重妨害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程度远远跟不上空间扩张,集聚经济陷入低效化粗放型的发展瓶颈。这一现实问题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对空间集聚的认识不足,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基本规律与属性,尤其是效率属性。因此,本文以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选择为线索,解释具有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不仅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而且从中国企业和人口空间集聚以及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特征、把握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规律、合理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分析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与演变机制,发现:(1)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同样具有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特征,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以及区位黏性。(2)高、低技术企业在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需求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影响下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高、低技术企业具有不同的流动选择,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竞争更加敏感,低技术企业更加依赖劳动力资源;普通劳动力在自身异质性偏好以及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流动。(3)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会影响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改变会出现决定企业集聚与分散的突破点和持续点,突破点和持续点受到工业品效用权重、普通劳动力对地区异质性的偏好、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经济体普通劳动力比重等经济条件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变动对普通劳动力影响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合力。(4)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仅劳动力的流动依赖于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且高、低技术企业的流动与集聚受到普通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以及普通劳动力与企业家占比的影响。第二,通过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拓展模型,指出地区政策和户籍制度对企业与劳动力集聚具有重要的政策效应。(1)鼓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促进地区集聚具有积极意义,但限制普通劳动力流入的管理政策对经济集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2)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减速度递增的趋势,有助于缩小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效应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效果受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贸易自由度的制约。第三,基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统计与实证结论如下:(1)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产业经济呈现出由东向西阶梯型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而且传统工业和流通部门的规模与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二是虽然传统产业集聚测算指标显示绝大多数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多数产业地区聚类集聚程度没有变化或下降了。三是制造业次级产业中,以资源开采或加工类产业为代表的低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但中高技术产业出现了扩散的趋势。(2)通过分析2003-2011年行业数据,验证了异质性企业集聚是造成中国集聚规模提高但集聚效率低下的原因。具体来说一是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角度验证了越是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越容易受到优惠政策刺激而集聚发展,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二是从地区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证明了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虽满足倒U型曲线特点但是位于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下滑的一端;水平中等的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导致集聚效率提升潜力较好。(3)进一步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指导下,分别利用2008-2012年全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2005-2007年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指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财税政策与户籍政策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进而影响空间集聚效率的重要因素。第四,基于人口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人口分布、流动与集聚特征是:一是中国呈现出人口密度自东向西阶梯性递减的“带状”格局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块状”集聚特征。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不断向东部人口集聚地区流动。三是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和劳务输入大省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四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分别面临着人口集聚不足和经济集聚不足的客观困难。(2)按照理论模型所提供的结论,利用2000-2011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公共投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绿化水平等影响人口异质性偏好的因素,都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深化出口开放将放大企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3)在人口空间集聚中人力资本越多,人口空间集聚效率越高,因而以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财政对教育的人均投入、中高等院校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地区人力资本培育规模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包括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地区人力资本就业规模。这折射出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更在于“吸引与利用”。另外,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造业FDI空间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增加,服务业FDI空间集聚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提升。第五,基于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空间集聚效率,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产业发展为主要驱动力,人口与空间系统开发相对滞后的特征。二是中国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协调水平不高,尤其是产业与空间两两协调度偏低,直接拉低了空间经济协调度与集聚效率,这也反映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当。三是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一差距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研究的启示是,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资本与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同时合理引导经济要素向更广的内陆地区转移,还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推进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真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启示会在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新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较强的政策指引与参考价值。
陈延斌[10](2013)在《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景观。以外商投资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力量对区域经济与社会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表现为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的持续演化。地处东部沿海的山东省,是我国主要的外资流入地之一。这些外资在山东省城市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城市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新生因素。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外商投资在山东省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城市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论文以山东省域为研究范围,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计量经济学、GIS、社会网络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山东省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评估了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两组影响因子,借鉴社会网络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特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该部分从国际投资理论、外资的区位选择、外资对投资地的影响、服务业对外投资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同时阐述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区位理论、经济地域运动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基础理论,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外资企业发展的宏观背景。该部分主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政策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为理解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格局演变提供宏观背景。其中,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改革与地方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外资企业的发展最为相关。第三章: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在分析山东省外资企业时空分布的基础上,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空间统计方法对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分析,并识别了制造业外企与服务业外企的“热点”地区演变。运用变差函数研究了外资企业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分析了随机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对外资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第四章:外资企业的区位影响因素。以新古典主义的企业区位理论为基础,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评估影响外资企业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研究中通过空间非均质性变量与集聚经济变量两组区位因子来解释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区分了先天属性作用与后天属性作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不同影响。第五章:外资企业对城市体系的影响。以世界500强企业在山东省的投资企业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中心性、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网络派系结构等三个角度研究了山东省城市网络体系的结构与特征。从经济发展、市场化、制度等三个方面选取指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城市网络发展的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空间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空间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园区发展 |
1.1.2 产业转移背景下西部城市发展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研究区选择与概况 |
1.5.1 研究区的选择 |
1.5.2 西安市的概况 |
1.5.3 西安市园区的概况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2.1 理论基础 |
2.1.1 企业空间动态相关理论 |
2.1.2 园区发展相关理论 |
2.1.3 城市空间重构相关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2.1 企业空间动态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研究 |
2.2.2 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系研究 |
第三章 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模式 |
3.1 作用主体 |
3.1.1 企业 |
3.1.2 园区 |
3.1.3 城市 |
3.2 企业空间动态与园区发展模式 |
3.2.1 企业空间动态模式 |
3.2.2 园区发展模式 |
3.2.3 园区效应 |
3.3 企业空间动态与城市空间重构模式 |
3.3.1 企业空间动态与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 |
3.3.2 企业空间动态对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的影响 |
3.3.3 企业空间动态对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 |
3.4 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模式 |
3.4.1 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 |
3.4.2 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3.4.3 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第四章 西安市空间演化过程分析 |
4.1 西安市空间扩张分析 |
4.1.1 城市扩张方向 |
4.1.2 城市空间扩张强度 |
4.2 制造业空间演化分析 |
4.2.1 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 |
4.2.2 制造业空间演化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 |
5.1 企业退出特征 |
5.1.1 退出企业空间特征 |
5.1.2 分行业退出企业特征 |
5.2 企业进入特征 |
5.2.1 进入企业空间特征 |
5.2.2 分行业进入企业特征 |
5.3 企业空间动态与城市空间重构的机制分析 |
5.3.1 企业空间动态与制造业空间演化模式 |
5.3.2 企业空间动态对制造业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市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 |
6.1 西安市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 |
6.1.1 园区空间扩张及对城市空间扩张的贡献 |
6.1.3 园区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6.2 西安市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
6.2.1 工业园区化 |
6.2.2 城市次中心培育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内容 |
1.2.1 内容安排 |
1.2.2 技术路线 |
1.3 主要创新 |
1.4 研究意义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集聚经济 |
2.1.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2.1.3 新古典主义:集聚经济的外部性理论 |
2.1.4 新经济地理:集聚经济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
2.1.5 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基本思路 |
2.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评述 |
2.2.1 企业异质性的界定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基本框架 |
2.2.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效应研究 |
2.2.3 选择效应、分类效应与集聚效应 |
2.2.4 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外生因素 |
2.3 小结 |
3 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分析 |
3.1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 |
3.1.1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空间重心演变 |
3.1.2 中国制造业在三大经济地带的空间分布 |
3.1.3 基于E-G指数的产业集聚演化 |
3.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 |
3.2.1 生产率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
3.2.2 生产率分布特征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现象 |
3.2.3 生产率空间差异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 |
3.3 主要结论 |
4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理论分析 |
4.1 引言 |
4.2 理论模型构建 |
4.2.1 消费者行为 |
4.2.2 生产者行为 |
4.2.3 均衡分析 |
4.3 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 |
4.4 行业内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4.5 贸易自由度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 |
4.6 主要结论 |
5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实证分析 |
5.1 计量模型 |
5.1.1 基础模型 |
5.1.2 行业异质性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识别 |
5.2 数据处理与基础回归结果 |
5.2.1 数据处理与指标选择 |
5.2.2 基础回归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
5.3 异质性行业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5.3.1 集聚经济和行业异质性检验 |
5.3.2 异质性行业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检验 |
5.4 主要结论 |
6 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干预下的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 |
6.1 引言 |
6.2 模型设定、变量设定与统计描述 |
6.2.1 企业选址的实证模型 |
6.2.2 模型设定 |
6.2.3 变量设定与统计描述 |
6.3 主要回归结果 |
6.3.1 稳健性检验 |
6.3.2 主要回归结果分析 |
6.4 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 |
6.5 主要结论 |
7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效应分析 |
7.1 引言 |
7.2 集聚经济与异质性企业选择分析框架 |
7.2.1 集聚经济与企业生产率模型 |
7.2.2 集聚效应与分类效应识别 |
7.3 集聚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生产率估计 |
7.3.1 数据说明与指标描述 |
7.3.2 企业生产率估计结果与分布情况 |
7.4 集聚效应与分类效应识别 |
7.4.1 代表性行业生产率分布特征分析与企业选择识别模型 |
7.4.2 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分析 |
7.4.3 集聚经济影响下企业空间选择的分类效应分析 |
7.5 主要结论 |
8 结论、政策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3)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表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基于SCP范式的理论模型构建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2.文献综述 |
2.1 传统企业国际化理论简要回顾 |
2.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2.3 企业知识结构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 |
2.4 企业社会网络嵌入机制及效应相关研究 |
2.5 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2.6 相关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
3.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3.1 本章概述 |
3.2 样本选取 |
3.3 研究方法 |
3.4 OFDI企业母公司统计分布特征 |
3.5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3.5.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3.5.2 不同所有制OFDI母公司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
3.5.3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3.6 本章小结 |
4.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研究 |
4.1 本章概述 |
4.2 研究方法 |
4.3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4.3.2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4.3.3 不同所有制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4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4.4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4.5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4.6 OFDI 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 |
4.7 本章小结 |
5.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
5.1 本章概述 |
5.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理论假设 |
5.2.1 城市创新能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5.2.2 城市市场潜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5.2.3 城市政策支持与企业空间集聚 |
5.3 样本选取 |
5.4 变量测度 |
5.4.1 因变量 |
5.4.2 核心变量 |
5.4.3 控制变量 |
5.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5.5.1 描述性统计 |
5.5.2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5.6 研究方法 |
5.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5.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 |
5.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5.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5.8 本章小结 |
6.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知识结构、股权网络嵌入行为实证研究 |
6.1 本章概述 |
6.2 企业内外结构及其股权网络嵌入理论假设 |
6.2.1 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6.2.2 高管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6.2.3 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6.2.4 国际市场经验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6.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6.3.1 样本选取原则 |
6.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6.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4 变量测度 |
6.4.1 因变量 |
6.4.2 核心变量 |
6.4.3 控制变量 |
6.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6.5.1 描述性统计 |
6.5.2 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6.6 研究方法 |
6.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6.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6.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6.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6.8 本章小结 |
7.OFDI企业母公司股权网络结构嵌入及其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 |
7.1 本章概述 |
7.2 股权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理论假设 |
7.2.1 网络度数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7.2.2 网络接近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7.2.3 中间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7.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7.3.1 样本选取原则 |
7.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7.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7.4 变量测度 |
7.4.1 因变量 |
7.4.2 核心变量 |
7.4.3 控制变量 |
7.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7.5.1 描述性统计 |
7.5.2 国际股权投资整体网络构建 |
7.5.3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7.6 研究方法 |
7.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7.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7.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7.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7.8 本章小结 |
8.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本文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4)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理论基础 |
1.2.1 经典区位理论 |
1.2.2 现代区位理论 |
1.2.3 产业集群主要理论 |
1.2.4 新经济地理学 |
1.2.5 演化经济地理学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研究进展与本文研究框架 |
2.1 工业企业空间结构及演化 |
2.1.1 关于度量企业空间集聚方法的研究 |
2.1.2 基于大尺度的研究 |
2.1.3 基于小尺度的研究 |
2.2 全要素生产率 |
2.2.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2.2.2 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2.2.3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2.2.4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2.3 研究框架构建 |
2.3.1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 |
2.3.2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 |
2.3.3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路径突破 |
2.3.4 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 |
第三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
3.1 自然地理特征与三大经济区划 |
3.1.1 陕西省的自然地理特征 |
3.1.2 三大经济区域 |
3.2 西部大开发前陕西省工业发展概况 |
3.2.1 工业化初期 |
3.2.2 工业化结构调整期 |
3.2.3 起飞发展期 |
3.3 西部大开发以后的快速发展期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演化分析 |
4.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 基于POI数据的工业产业空间结构演化分析 |
4.2.1 基于标准差椭圆的分析 |
4.2.2 全体工业企业核密度变化 |
4.2.3 按企业控股情况分类的企业核密度变化 |
4.2.4 按行业分类的企业核密度变化 |
4.2.5 制造业细分行业企业的核密度变化 |
4.3 县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 |
4.3.1 县域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
4.3.2 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空间分布 |
5.1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 |
5.2 基于DEA超效率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5.2.1 分区县的DEA超效率测算 |
5.2.2 分行业的DEA超效率测算 |
5.3 基于DEA-M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5.3.1 DEA-M指数模型 |
5.3.2 分年度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5.3.3 分县域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5.3.4 分县域分年度的DEA-M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5.4 二位数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全要素生产率对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 |
6.1 影响工业企业空间结构的因素 |
6.2 地理加权回归 |
6.2.1 筛选显着性变量 |
6.2.2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分析 |
6.2.3 探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6.3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分析 |
6.3.1 q统计量分析 |
6.3.2 交互作用探测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陕西省工业企业空间结构演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7.1 模型与变量 |
7.2 数据处理 |
7.2.1 区位商 |
7.2.2 产业关联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5)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对产业空间分布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1.4 突出特色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说明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1.5.2 数据说明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产业用地 |
2.1.2 产业用地供应 |
2.1.3 产业 |
2.1.4 产业空间分布 |
2.1.5 制造业 |
2.2 土地和产业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土地供给理论 |
2.2.2 土地需求理论 |
2.2.3 土地供需关系 |
2.2.4 产业发展理论 |
2.3 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基础 |
2.3.1 核密度估计 |
2.3.2 重心转移路径 |
2.3.3 吻合性分析 |
2.3.4 空间分析模型与建模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分析 |
3.1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量分析 |
3.1.1 广州产业用地总体供应量分析 |
3.1.2 广州工业用地供应量分析 |
3.2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结构分析 |
3.3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空间分布分析 |
3.3.1 广州产业用地总体供应空间分布分析 |
3.3.2 广州工业用地供应空间分布分析 |
3.4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行业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州产业发展分析 |
4.1 广州产业发展及行业结构分析 |
4.2 广州制造业行业结构分析 |
4.3 广州制造业变化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对产业空间分布影响分析 |
5.1 数据预处理 |
5.2 分析测算与模型构建 |
5.2.1 核密度估计 |
5.2.2 空间重心转移计算 |
5.2.3 空间吻合性分析 |
5.2.4 空间集聚吻合度模型构建 |
5.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5.3.1 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时空分析 |
5.3.2 汽车制造业企业时空分析 |
5.3.3 汽车制造业用地供应对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1.结论 |
2.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中文文摘 绪论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2 研究意义 |
2.1 理论意义 |
2.2 实践意义 |
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3.1 研究内容 |
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3.3 技术路线 |
4 研究数据与方法 |
4.1 研究数据 |
4.2 研究方法 |
5 研究创新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1.2 理论基础 |
2 文献综述 |
2.1 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 |
2.2 台商投资大陆的时空分布与格局演化的相关研究 |
2.3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的相关研究 |
3 研究述评 第二章 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在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 |
1 数据与样本 |
1.1 样本选择 |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2 模型构建与检验 |
2.1 VAR模型构建 |
2.2 变量序列的协整检验 |
3 台湾在大陆外商投资中的地位 |
3.1 TDI与大陆经济增长波动之脉冲响应函数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3.2 全球背景下TDI在大陆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经济贡献地位 |
4 大陆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地位 |
4.1 台湾OFDI与台湾经济增长波动之脉冲响应函数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4.2 大陆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经济贡献地位 |
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大陆台资企业的时空分布与格局演变特征 |
1 数据与方法 |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2 方法与模型 |
2 台资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阶段及特征 |
2.1 台资制造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 |
2.2 台资服务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 |
3 台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3.1 台资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3.2 台资三大类型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3.3 台资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 |
4 大陆台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
4.1 台资企业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
4.2 台资企业热点区域的演变 |
5 本章小结与讨论 第四章 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 |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1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1.2 研究假设 |
2 数据 |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2.2 数据来源 |
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 变量结构效度检验 |
3.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3.3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
4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
4.1 台资电子信息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4.2 台资机械企业驱动机制模型之面板模型估计 |
4.3 台资石化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4.4 台资生产性服务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5 讨论 |
5.1 基于行业的大陆台资企业空间分布驱动机制对比 |
5.2 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及其理论解释 |
6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特征 |
1 数据与方法 |
1.1 数据与空间化处理 |
1.2 研究方法 |
2 台商千大企业在大陆的时空演变特征 |
2.1 总体分布 |
2.2 行业分布 |
3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
3.1 网络联系覆盖地域广泛 |
3.2 网络联系呈三轴放射状的空间结构 |
3.3 网络联系键的空间异质性显着 |
4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其复杂性的实证分析 |
4.1 度及强度分布特征:无标度网络过渡期 |
4.2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小世界网络 |
5 讨论 |
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 |
1 跨国企业价值链“切割”及其组织模式 |
2 上市(上柜)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切割”与组织模式 |
2.1 数据与空间化处理 |
2.2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切割” |
2.3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组织模式 |
3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时空分布与空间组织 |
3.1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时空分布特征 |
3.2 研究案例 |
4 讨论 |
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及驱动机制 |
1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全球生产网络 |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2.1 案例企业的典型性 |
2.2 访谈与问卷设计 |
3 台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 |
3.1 价值链嵌入式融合模式 |
3.2 价值链延伸和嵌入式共存的融合模式 |
4 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与本地制造业的融合 |
4.1 以本地台资制造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融合模式 |
4.2 以本地外资制造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融合模式 |
5 讨论 |
6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2 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
2.1 宏观层面:台商投资在两岸 |
2.2 微观层面:台商投资在福建 |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附录1: 大陆地区相关区域政策 附录2: 关于台资制造业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访谈提纲 附录3: 福建台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调查问卷 附录4: 福建台资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
(7)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 |
1.2.2 研究内容框架 |
1.2.3 研究数据方法 |
1.3 主要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城市群研究综述与进展 |
2.1 城市群的涌现 |
2.1.1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 |
2.1.2 城市群涌现的原因 |
2.2 城市群研究脉络与相近概念辨析 |
2.2.1 城市群研究脉络 |
2.2.2 相近概念的辨析 |
2.3 当前城市群研究主要内容与热点 |
2.3.1 当前研究主要内容和重点 |
2.3.2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进展 |
2.4 存在的不足与新的方向 |
第三章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TPSNF分析框架 |
3.1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1.1 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
3.1.2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2 城市群TPSNF分析框架与多维空间建构 |
3.2.1 传统区域研究的多维线性分析 |
3.2.2 区域空间关系TPSN多维综合 |
3.2.3 TPSNF框架下城市群多维空间建构与抽象 |
3.3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与统一 |
3.3.1 动力源自城市群增长极功能发挥 |
3.3.2 尺度重构是空间统一的工具手段 |
3.3.3 网络成为空间统一的路径通道 |
3.4 小结 |
第四章 都市区视角下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 |
4.1 研究区概况 |
4.1.1 自然地理环境 |
4.1.2 社会经济发展 |
4.1.3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 |
4.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及内在关系 |
4.2.1 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的统计 |
4.2.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分布 |
4.2.3 都市区是城市群产生基础 |
4.3 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范围与结构特征 |
4.3.1 15个都市区界定及其空间集聚分布 |
4.3.2 城市群跨省、多中心、圈层化特征 |
4.3.3 实体空间高度吻合POI数据的拟合 |
4.4 小结 |
第五章 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 |
5.1 城市群网络空间与企业投资 |
5.1.1 网络社会崛起与城市群网络空间 |
5.1.2 企业投资联系与企业网络构建 |
5.1.3 分支企业投资联系数据处理与方法 |
5.2 城市群多尺度分行业的分支企业投资联系 |
5.2.1 城市群区域内省域组团化显着 |
5.2.2 城市群与全国省域差异化联系 |
5.2.3 行业总体与细分的多样化网络 |
5.3 城市群网络空间结节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5.3.1 网络空间结节性呈核心边缘格局 |
5.3.2 影响企业投资结节性的原因分析 |
5.4 小结 |
第六章 劳动空间分工下城市群功能空间分析 |
6.1 劳动空间分工与城市功能定位 |
6.1.1 劳动空间分工 |
6.1.2 城市差异化功能定位 |
6.1.3 省会核心增长极功能 |
6.2 开发区劳动空间分工 |
6.2.1 开发区的区内集聚分布 |
6.2.2 空间成本主导产业发展 |
6.2.3 开发区合作与转型发展 |
6.3 地方化特色产业企业集聚发展 |
6.3.1 产业集群要素类型的梯度发展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 |
6.3.3 龙头企业与创新企业的空间集聚 |
6.4 小结 |
第七章 TPSNF框架下城市群空间治理与协调发展 |
7.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不平等及其原因 |
7.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 |
7.1.2 自然、历史、经济差异累积叠加是内在动力 |
7.1.3 政府差异化政策制订实施成为强大外部推力 |
7.2 TPSNF框架下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1 尺度重构是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2 柔性空间规划政策的引导塑造 |
7.2.3 刚性行政区划调整成制度保障 |
7.3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网络化策略 |
7.3.1 政府合作网络平台搭建 |
7.3.2 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培育 |
7.3.3 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优化 |
7.4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实体空间跨省、多中心、圈层化显着 |
8.1.2 网络空间省域组团与差异化外部联系 |
8.1.3 功能空间成本差异产生要素空间集聚 |
8.1.4 尺度重构促进城市群多维空间的统一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利用城市群的集聚扩散、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 |
8.2.2 加强跨省社会经济联系、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
8.2.3 发挥各级政府积极作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基于企业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化发展不断强化 |
1.1.2 基于企业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化发展趋势 |
1.1.3 基于企业联系的中国西部城市的网络化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1.3.1 企业网络 |
1.3.2 城市网络 |
1.4 研究进展 |
1.4.1 节点等级结构—城市要素规模等级研究 |
1.4.2 节点经济联系—基于属性数据的传统经济地理理论方法的网络化 |
1.4.3 节点联系结构—城市设施与要素流联系研究 |
1.4.4 节点网络结构—城市网络研究范式 |
1.4.5 研究评述 |
1.5 研究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研究区界定及数据来源 |
1.6.1 研究区界定 |
1.6.2 数据来源 |
第二章 理论基础、研究假设和数量分析模型的构建 |
2.1 理论基础 |
2.1.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网络的根本动力 |
2.1.2 流动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的理论基石 |
2.1.3“嵌入性”理论—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的纽带 |
2.1.4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城市网络关系的定性描述 |
2.1.5 社会网络分析(SNA)—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的定量表征 |
2.1.6 图论—城市网络的模型化与可视化呈现 |
2.1.7 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城市网络的模型实现 |
2.1.8 连锁-隶属城市网络理论模型构建 |
2.2 科学问题与研究假设 |
2.2.1 科学问题 |
2.2.2 研究假设 |
2.3 数量分析模型的构建 |
2.3.1 城市联系网络模型—连锁-隶属网络模型 |
2.3.2 城市网络节点城市分析模型 |
2.3.3 城市网络拓扑结构分析模型 |
2.4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西部城市的企业分布时空格局 |
3.1 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的总体分布格局 |
3.1.1 世界500强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3.1.2 中国500强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3.1.3 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比较 |
3.2 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
3.2.1 全行业的空间格局 |
3.2.2 分行业地域结构分析 |
3.3 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的空间相关分析 |
3.3.1 全局自相关整体特征分析 |
3.3.2 局部自相关特征分析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
4.1 全行业中国西部城市网络分析 |
4.1.1 城市网络联系时空特征分析 |
4.1.2 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 |
4.1.3 西部城市网络拓扑结构分析 |
4.2 分行业西部城市网络结构分析 |
4.2.1 基于制造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结构分析 |
4.2.2 基于生产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结构分析 |
4.2.3 基于生活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结构分析 |
4.3 西部城市网络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影响因素的选取与理论假设 |
4.3.2 全行业城市网络影响因素分析 |
4.3.3 分行业城市网络影响因素分析 |
4.4 小结 |
第五章 西部城市群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
5.1 西部城市群界定 |
5.2 城市群网络拓扑结构研究 |
5.2.1 网络拓扑结构的各项特征 |
5.2.2 城市群空间网络的类型特征分析 |
5.3 城市群空间网络的联系特征分析 |
5.3.1 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2 关中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3 北部湾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4 天山北坡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5 兰西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6 呼包鄂榆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7 黔中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8 滇中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3.9 宁夏沿黄城市群网络联系结构特征 |
5.4 小结 |
第六章 成都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
6.1 成都市企业时空格局分析 |
6.1.1 成都市企业的总体分布格局 |
6.1.2 成都市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
6.2 成都市城市网络结构分析 |
6.2.1 城市网络联系特征 |
6.2.2 城市网络节点中心性特征 |
6.2.3 成都城市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分析 |
6.3 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创新点和研究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空间经济学之前区位理论的发展综述 |
第二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进展 |
第三节 异质性理论与空间集聚研究的新方向 |
第三章 空间集聚效率: 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性分析 |
第二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 |
第三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演变机理 |
第四节 模型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继承与发展 |
第四章 制度约束与空间集聚效率: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拓展模型 |
第一节 政府宏观调控与中国空间经济发展 |
第二节 地区政策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三节 户籍改革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四节 拓展模型的主要发展与应用价值 |
第五章 基于异质性企业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空间经济的格局与集聚特征 |
第二节 中国集聚经济高规模与低效率并存之谜 |
第三节 中国上市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中国通信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六章 基于人口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特征 |
第二节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以长三角为例 |
第三节 中国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FDI对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提升效应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七章 基于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评估与方法 |
第二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估 |
第三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地区差距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已发表科研成果 |
后记 |
(10)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问题与意义 |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 |
四、 研究数据与方法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三、 外商投资研究述评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支撑 |
一、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
二、 区位理论 |
三、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 |
四、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第二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发展的宏观背景 |
第一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制度背景 |
一、 区域导向型开放策略 |
二、 地方分权 |
三、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 |
第二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产业背景 |
一、 经济结构调整 |
二、 产业结构转换 |
第三节 外资企业发展的所有制背景 |
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
二、 国际贸易的发展 |
三、 产业部门中的外资企业结构 第三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 |
第一节 外资企业的时空分布 |
一、 外资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二、 外资企业的距离分布特征 |
三、 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
第二节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变 |
一、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总体特征 |
二、 外资企业热点区域的演变 |
第三节 外资企业格局演化的空间变差 |
一、 空间变差函数 |
二、 外资企业的空间变差演化 第四章 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变量分析 |
一、 空间非均质性变量 |
二、 集聚经济变量 |
第二节 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构建 |
一、 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
二、 实证研究模型构建 |
第三节 结果分析与讨论 |
一、 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总体机制 |
二、 分行业外资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
三、 讨论 第五章 基于外资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体系变化 |
第一节 山东省城市网络联系 |
一、 跨国企业分支机构的城市分布 |
二、 基于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 |
第二节 城市网络节点的中心性 |
一、 中心性概念界定 |
二、 节点中心性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层次性 |
一、 核心–边缘结构理论 |
二、 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
第四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派系结构 |
一、 派系与凝聚子群 |
二、 城市网络的派系划分 |
第五节 城市网络体系的影响因素 |
一、 影响因素分析 |
二、 回归结果与讨论 结论与展望 |
一、 主要研究结论 |
二、 主要创新点 |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空间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企业空间动态、园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D]. 李恩龙. 兰州大学, 2020(01)
- [2]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D]. 张鑫.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3]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D]. 梅鹤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区域工业企业空间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关系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D]. 巨虹. 西北大学, 2019(01)
- [5]广州产业用地供应对产业空间分布影响研究[D]. 庞燕清. 广东工业大学, 2019(02)
- [6]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D]. 陈艳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7]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D]. 郭细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8]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D]. 杨亮洁. 兰州大学, 2017(12)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D]. 朱江丽.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山东省外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城市网络体系变化[D]. 陈延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