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共享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国留学记录

一、信息与资源共享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国留学见闻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宁芳^[1]（2021）在《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专业协会,于1915年在北京成立。学会由美国外交官、政治学家芮恩施联络顾维钧等倡导设立,旨在研究国际法与外交等社会科学知识。学会会员包括当时外交界和知识界中外知名人士,形成一个沟通思想的平台。《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是中华政治学会的会刊,创刊于1916年,终刊于1941年,共出版24卷。该刊以英文发表,内容包括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研究,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学术刊物。本文通过以学报为中心的学人论着,结合历史档案、时政评论、新闻报道、个人回忆等材料,研究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背景和交涉策略的运用,尤其侧重以北洋时期修约为中心的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和外交实践,从而丰富我们对民国外交史的认识。全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论组成。导论主要回顾了学界关于中华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学会主要法政人物和民国外交史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在梳理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刊载的相关论着和以中华政治学会为核心的法政学人群体在国际法研究和外交实践中的表现为中心,展现民国外交和国际法研究互动的一个断面。第一章,概要介绍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协会——中华政治学会的成立、发展、组织和活动开展情况。本文重点对20世纪20年代欧美留学归国学人为主体的外交界和教育界人士的人际网络进行分析,包括他们与美国外交界、政界人物的师承关系和私谊,以及中华政治学会作为中美沟通平台发挥的隐性力量等。本章还将梳理学会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中覆盖的国际法基本主题,包括国际法史、国际法原理、国际组织介绍,以及书评栏目中对国际法重要着作的评介等。第二章,结合北洋时期外交的重大事件,即中国参加“一战”及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这一时期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运用国际法开展的理论论辩与外交实践。1915年日本趁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以及袁世凯企图称帝之际,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中国力图利用列强间矛盾予以折冲解决。国内舆论和外交政策群体围绕参战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中国以协约国阵营参与战后巴黎和会。美国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十四点计划”为全世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中国外交界也希望借助外力打破日本步步紧逼的外交僵局。法政学人们对国际联盟等战后新秩序的构想抱以热情,然而巴黎和会带给他们沉重打击。尽管如此,他们的外交努力仍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第三章,关于修约外交的理论探讨。北洋时期正值一批条约修订之际,按照中外约定,随着中国法治的完善,可以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此,外交部专门组织专业研究会,分门别类整理不平等条约相关问题,希望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换取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国家权利。尽管在“革命外交”的风暴下,“修约外交”的价值曾被遮蔽,但通过这批法政学人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研究集,仍能再现当时他们在国际法法理和外交实践上所做的积极努力,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外交史的认识和评价。第四章,关于外交和法制改革的关系。近代西方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个理论根基便是当时中国法制不完备,缺少符合现代文明的立法制度和专业的司法人才,而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从而迈入“文明国家”行列。在这一目标引导下,我国对外争取平等的重要条件就是国内司法的改革。为此我国付出了相当努力,包括聘请外国法学专家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派遣留学生学习法律,编纂新的法典,积极参考日本等国司法改革经验等。民国在国内法制建设和外交机构、理念方面的变革,也是我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部分,而其外部推力更多来自我国追求平等的国际地位,加入世界大家庭的目标。第五章,关于民国法政学人的学术视野与现实政治外交的关系。民国初年这一批法政学人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际法知识和理论,也有改变中国地位的决心。这些在近代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外交官群体和学者,通过他们的学术主张和对现实政治外交的影响力,在近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留下独特印记。一方面作为先驱者,他们试图打破国际间实力与均衡原则下“弱国无外交”现状的束缚,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也在最大限度利用国际法的前提下,以辗转曲折的方式寻找合适中国的外交道路。结论部分,民国法政学人群体中有的是术业有专攻的外交官,有的是重要的国际法学者,也有的兼具外交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外交官和学者经历了艰难的摸索,也见证了“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他们积极宣传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成绩,努力运用国际法来打破强加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通过外交渠道和策略来维护国家利益。尽管很多时候面对外交的困局,他们清楚认识到外交问题的背后还是政治问题,是国家间实力的抗衡和国际间力量的平衡,但他们的努力和经历也是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慧儒^[2]（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周小渟^[3]（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李铃^[4]（2021）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中日关系发生质的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转变。本论文试图通过游记文本研究,检视游记文本中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如何改变。本论文在统计现存明治时期日本人游记书目和概述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了 1862年“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9部游记、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1875年）、宗方小太郎的《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1887年）、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1900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1907年）作为个案,挖掘这些不同年代文本中的相同主题,发现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共性,也注意分析各旅行者源于各自旅行目的和兴趣的个人关注点。本论文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序章,第二章是先行研究综述。第三章统计了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整体情况并分类,选出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分别细读了明治之前、明治前期和明治后期的游记个案。第七章为终章。通过对明治之前和明治时期游记中中国认识的考察,本论文有以下发现:1)各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既有共同的关注点,也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时期日本人在游记中的共同关注点是:中国人、中国的外国势力、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时间较长的旅行,游记中会对中国会有相对全面的观察和记录;而以奔赴名胜古迹或某些固定旅行点为目的的旅行,旅行者较为偏向于把局部事实概括成中国的整体特征。2)整体而言,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正在走向衰败,对中国人、中国卫生、中国名胜古迹、中国的鸦片问题等,都是类似评价。在明治以前和明治前期的游记中,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境遇仍怀有同情和理解,日本间谍则始终对中国怀有恶意。明治后期的游记中,日本人以日本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远不如日本。3)明治之前和明治前期,旅行者以社会上层、某领域的精英人士、间谍和军人居多,他们接触的多是中国下层人士。到了明治后期,普通日本人也能访华。明治维新的成功、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阶段性胜利,使日本人国民身份意识加强,他们在游记中常以维新成功国和战胜国国民的心态凭吊、评估中国。随着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多,日本人越来越依靠在中国的日本人获取信息,笔谈的作用发生改变,不再只是了解中国的方式,也成了他们向中国人传达中国认识的方式。

曲晓燕^[5]（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提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何珍^[6]（2020）在《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传统“乡政村治”模式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在社会改革不断推行的过程中,“乡政村治”模式在新时代面临城镇化、行政化和管理科学化等挑战,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如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过程缺乏活力。新时期党和政府不断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始终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开始逐渐合作参与治理工作,因此,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创新,构建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这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主体的参与活力,全面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努力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营造良好的农村宜居环境。本文以安徽省W县为研究对象,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来研究县域范围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情况。研究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主体职责履行不到位,市场主体参与治理程度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不深入,多元主体治理协同性不足。原因包括:行政规则体系不健全,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确;企业经济人倾向明显,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环境治理参与动力不足;主体利益存在失衡,综合治理价值导向不足。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尝试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联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始终坚持政府有限主导、倡导市场积极介入、引导社会精准参与,构建多元协作机制,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合作实效,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刘露霞^[7]（2020）在《拓展性学习视角下教师成长的叙事探究 ——基于“中—加跨文化互惠学习项目”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也为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机会。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素养以适应跨文化合作的新趋势,并在其中获得成长,成为了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针对教师发展的跨文化合作也在日益增长,各种项目层出不穷,教师出国学习屡见不鲜,但同时存在经济成本高昂、资源向高等院校倾斜等问题。如何在基础教育阶段,以更加成本低廉、便捷有效的方式实现不同文化教师之间的合作学习,十分值得探索。在此背景下,中国-加拿大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合作研究项目应运而生,上海闵竹小学与多伦多森瑞学校（均为化名）结对成为姊妹校,自2013年开展了为期七年的互惠合作。两校参与教师结为姊妹教师,以日常生活为主要载体进行互惠学习,成果颇丰。本研究以此互惠学习项目为背景,在叙事探究方法论的指导下,采用拓展性学习的理论视角,以一次国际会议为关键事件,以上海闵竹小学与多伦多森瑞学校参与跨文化互惠学习项目的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跨文化互惠学习对教师成长的影响。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姊妹教师在跨文化互惠学习中获得了怎样的成长?分支问题是:1.姊妹教师如何叙说和展示自己的收获?2.姊妹教师是如何进行反思的?3.教师如何回应各种声音提出的挑战?4.她们对中加教育的理解是什么?5.如何从个体角度和集体角度理解和分析姊妹教师的成长?作者不仅作为研究者而且是项目助理,通过参与式观察法、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本研究共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意义,核心概念界定,在文献综述中阐述了跨文化学习对教师成长的影响。第二章介绍了叙事探究的研究方法论,拓展性学习的理论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伦理说明。在研究思路中绘制了本研究的框架并阐述了研究方法。第三章的内容包括本研究的重要背景,即中国的闵竹小学和加拿大的森瑞学校,研究对象所处的关系和研究对象。在叙事探究方法论的指导下,第四章讲述了作为关键事件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的“故事”,以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姊妹教师参与会议的经历,详细地描绘了会议的前中后的安排与行程,展现了姊妹教师以论文为载体的自我反思,她们如何应对不同声音提出的挑战,合作教学的实践与讨论和会议后的进一步合作,以此回应本研究提出的前四个分支问题。第五章是跨文化互惠学习中教师成长的分析,也是对第五个分支问题的回应。最后一章则是余论,对互惠学习项目中的困难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促进教师成长的相关建议。研究发现涵盖两个部分。1.从个体角度来看,跨文化互惠学习对教师成长的影响包括对教师专业发展和对个人成长两方面的影响。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东西方教育思想的碰撞促进了教师意识层面的发展,对两国教育异同的认识促进了知识层面的进步,东西方教学实践的融合则体现了实践层面的提升。在教师个人成长方面,跨文化互惠学习则促进了参与教师跨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跨文化友谊的建立。2.集体层面的教师成长分析则借助了拓展性学习理论。以拓展性学习理论为视角,教师成长的过程就是教师集体学习的过程。闵竹小学与森瑞学校分别以学校为单位形成了自己的活动系统,并通过跨文化互惠学习构成了活动系统网络。研究发现,学习的主体是闵竹小学的跨文化学习活动系统中的教师、森瑞学校的跨文化学习活动系统中的教师,以及两校的活动系统本身。“跨文化”的矛盾是学习的主要驱动力。学习的内容是两校如何构建各自的跨文化学习活动系统与共享的网络,以及如何拓展两校活动系统网络中的共享客体。学习的过程则是由抽象到具体,姊妹教师通过一个又一个以拓展周期为形式的实践,将“通过跨文化互惠学习实现教师成长”这一共享客体的内涵不断拓展,其中伴随着多重声音的彼此交织、文化边界的相互跨越,最终实现集体跨越最近发展区。

许可^[8]（2019）在《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琉球地处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中国和日本所在的东亚交汇之地,自公元1372年向明王朝奉表入贡后,琉球即成为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中琉封贡关系存续的五百年间,尽管两国关系曾先后遭遇日本、西方势力的冲击,但琉球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自汉唐盛世以来,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东亚各国几乎都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内,琉球也不例外。明、清两代,琉球曾大量派遣留学生赴华学习,不论是入学南、北国子监的官生或是于民间延师受业的“勤学”,从琉球方面的申请、派遣、渡华、请归,到明清政府的接收、教育或福建地方的安置、培养,凡此种种,无不置于中琉之间的册封——朝贡体制之下。在华接受教育的琉球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报效,官居要职者亦不在少数,或办理入贡、辅佐政事,或传授汉学、兴办教育,或推广技术、发展经济。在琉球从“商贾不通”、“俗无文字”之国一跃成为“万国津梁”、“守礼之邦”的历史进程中,留学生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强化中琉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增进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两国民众的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沟通东亚诸国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琉球王国时期的琉球赴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琉宗藩关系发展以及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视域下,主要从琉球留学生派遣制度的成因与嬗变、明清政府对其接待政策与培养模式的完善、琉球官生与勤学在华学习与生活的面貌、留学生为琉球社会变革与进步做出的贡献、留学生在琉球与中国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事实上,琉球留学生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离不开中方的重视关切和悉心栽培,因此本文也将进一步探讨传统“华夷”观框架下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藩留学生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政策,从而揭示明清政府如何通过官办与民间两种教育模式,以琉球留学生为载体,使中华文明得以远播东亚。

韩艺宽^[9]（2019）在《童寯建筑写作研究》文中指出童寯（1900-1983）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因此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然而目前研究大多针对其工程设计实践,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思考和借鉴,关注其长期被忽略的建筑写作文本,具体包括其建筑评论、建筑史写作和园林史写作三种写作产品类型。论文反思了以往研究中过度关注作者生平本身的历史研究范式,转而决定采用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童寯的写作文本与其他建筑学者及建筑师的文本并置,关注它们之间的意义重叠、冲突和交织,进而深入理解童寯建筑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对童寯建筑写作的知识建构与知识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关注其写作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理论预设,对其历史思考的方式提出发问。并将这种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放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殊脉络下予以解读。本文共分为六大章节。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内容、方法和意义,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作者生平事迹的缺憾,并确定了多文本阅读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概括地呈现了童寯建筑写作的特征、分类、分期,以及历史脉络等。第三章是童寯的建筑评论,包括评论内容、写作空间、评论对象、评价的范畴与标准,以及建筑评论与建筑实践的关系。本章还列举了同时期其他团体及个人针对同一对象的评论意见,与童寯的评论进行对照研究。第四章是童寯的建筑史写作,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包括西方建筑史、苏联及东欧建筑史、日本建筑史、建筑教育史、中国建筑史等写作文本的分析,指出这些建筑史写作在层次、体裁、义例、程序、文笔等方面的编纂特点,以及历史论述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第五章是童寯的园林史写作,与上一章类似,依然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对《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造园史纲》等代表作的分析,并通过与刘敦桢等其他园林史学者的研究对比,揭示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等方面的独特特征。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本章除了总结全文外,还指出以上三方面的写作文本大都体现出实践导向、形式主导和现代性追求的特征,这和童寯的建筑师身份关系密切。同时本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从思想史到观念史研究转变的可能性。

聂选华^[10]（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二、信息与资源共享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国留学见闻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与资源共享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国留学见闻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6）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拓展性学习视角下教师成长的叙事探究 ——基于“中—加跨文化互惠学习项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童寯建筑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息与资源共享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的关键—美国留学见闻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D]. 张宁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3]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D]. 李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6]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D]. 何珍. 苏州大学, 2020(03)
• [7]拓展性学习视角下教师成长的叙事探究 ——基于“中—加跨文化互惠学习项目”的研究[D]. 刘露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8]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D]. 许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9]童寯建筑写作研究[D]. 韩艺宽. 东南大学, 2019(01)
• [10]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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