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厅(局)科教工作的学术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毛和荣[1](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张晓平[2](2021)在《父亲崔月犁与两个中医机构的诞生》文中提出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这场疫情中,有一支队伍以低调而平和的姿态参与了战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就是以国家中医医疗队为首的中医队伍。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的父亲崔月犁曾经领导过整支中医队伍。他主管中医工作9年,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原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19年,为振兴中医书写了精彩的篇章。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高晓峰[4](2017)在《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文中研究表明学校体育政策规定了学校体育的性质、任务、管理实施模式和运行机制。而学术上,对于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梳理,呈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学校体育发展的历程和特征,为研究学校体育变迁的规律提供依据,为学校体育管理提供借鉴。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通过多源流理论对百余年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历程、内容、特征及动因进行研究,结论如下:一、百余年来我国学校体育组织管理机构设置逐步健全、管理逐渐规范。从近代清末的学部开始,发展到现代教育、体育和卫生等国家行政部门为主导,以相关学校体育事业单位、学校体育咨询与指导组织和学校体育社团等为辅的学校体育组织管理体系逐渐形成,构成了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出台的坚实基础。二、清末随着各级学校和教育管理体系迅速建立的同时,学校体育课程和教学也仿照日本逐渐建立起来,学校体育政策体系初具雏形并强调建章立制,政策内容鲜明而单一,但没有相应的考核要求。战争溃败、“西学东渐”、近代国外政策成效的示范效应、陈腐教育等是促使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三、民国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政策颁布机构开始协同工作,政策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对有关机构、制度、人员和设施、标准等都有了相关的法规文件,呈现出了体系比较完备、内容层次比较清晰严谨、制定技术相对规范的特征,但政策中国化程度较弱,实际可行性存疑。对国民身体教育改革诉求、民主革命以及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积极尝试成为政策变迁重要动因。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学校体育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学校体育制度的基础。构建了较完备的学校体育政策体系,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常态化,政策形式多样,但法制化较弱,计划色彩浓厚,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出现学校体育发展数质难以兼顾等问题。苏联学校体育政策模式的引进、政策至上理念、对民国学校体育政策改造、计划体制与经验缺乏等成为此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六、“文革”中后期中断五年的学校体育政策开始恢复,1978年伴随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确认,学校体育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学校体育的法制体系逐步形成与完善。我国的学校体育法制体系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专门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中有关学校体育具有法规性质的要求;政府相关行政部门有关学校体育的专门法规。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的法律法规的体系。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大幅增加,涉及范围广泛拓展,政策质量日益提高,政策制定机制逐渐健全等鲜明特征。但政策强制性较弱,政策重叠过多,政策内容尚需优化。而学校体育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七、借用多源流理论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发现其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各个时期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互动明显,政治流占主导地位;问题源流受客观因素影响显着;精英化决策模式主导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表现在政治力量构成不均衡。国家意志的执政理念,使政治源流贯穿于三条源流的始终,并影响着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的走向,体现了政治流为主导的,三源流高互动性。八、针对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特征和动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健全颁布机制”、“调控政治源流,完善监督制度”、“丰富政策源流,优化政策条款”的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启示。
闫慧茜[5](2017)在《中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发展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统称,是一种学术总称和工作定义。经过世世代代的薪火相传,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医药延续至今,不断成长、强大,已形成一门学科,即民族医学。我国民族医学的传承方式大都经历了口耳相传、以师带徒、寺院教育、现代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等模式培养本民族医药人才,其中师承最为广泛。目前,我国民族医学的教育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并存,以高等教育为主要的培养途径。截止到2016年底,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壮医、瑶医、苗医、彝医、朝鲜医、哈萨克医、土家医跨入高等院校教育。民族医学高等教育至今经历近60年的曲折发展,部分已形成了自身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民族医学的高等人才,梳理其发展脉络,追溯其源流,研究其教育之体制、思想、改革、成果、政策影响及发展之现状、阻碍、特色、趋势等,融合10余个民族,以期丰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的理论内涵,分析民族医学现代传承的影响因素,对少数民族传统科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发展和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民族医学教育史涉及史学、民族学、医学、教育学,研究方法以文献法和实地调研为主。通过搜集相关论文、论着、档案资料、地方志和网络信息等方法,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同时,实地调研了西藏、甘肃、四川、青海、云南、广西、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的高校、医院、研究所、学位办、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制药厂,获取其政策法规、文献整理、科研状况、教育基地、临床教学、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学科专业、教学改革、交流派遣、招生就业等方面的资料;采用访谈法对学科带头人、档案管理员、教师、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等进行访问以获取评价、期望、建议等资料。以历史发展为轴,运用文献学和比较学的方法,根据我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时期(1958-1976年)、成长时期(1977-1997年)和崛起时期(1998-2016年)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对每一阶段民族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分析各自的特点,总结整体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目前我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对民族医学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我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全国有23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与民族医学专业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58年,蒙医率先开展本科教育,藏医、维医、傣医、壮医、朝医、瑶医、苗医、彝医、回医、哈萨克医等紧随其后,共11种民族医学开展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1980年蒙医首批招生硕士研究生1名,虽然最后未能获得学位,但毕竟开启了民族医学研究生教育之先河。目前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朝医、瑶医、土家医、苗医、彝医、回医、哈萨克医共12个民族医学开展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其中的壮医、瑶医、土家医、回医更是以研究生教育这样的高起点跨入高等教育体系。此外,藏医、蒙医和傣医开展了博士研究生教育。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层次从单一化到多元化,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大专教育为辅,研究生教育领跑的民族医和民族药教育共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格局,逐渐形成了教研紧密结合、注重互相交流借鉴、重视传统教育等自身的特色,并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针对我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主要的影响因素,并对医学教育与医学的互助关系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展民族医学高等教育,鼓励民办教育、重视借鉴交流等建议。
吴德全,李莘,黄惠霞,陈小茜,萧蕴仪[6](2015)在《发挥行业组织优势 引领职教改革发展——广东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十年回顾和展望》文中研究指明"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极其重视职业教育,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系列指导性的文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现代职业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7](2014)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接上期)国卫办科教发〔2014〕4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进一步提高住院医师培训质量,我委组织制定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切实提高培训基地建设、认定、管理和培训实施的规范化水平,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8](2014)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卫办科教发〔2014〕4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进一步提高住院医师培训质量,我委组织制定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切实提高培训基地建设、认定、管理和培训实施的规范化水平,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施亚利[9](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指出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郭巧巧[10](2012)在《1956-1966年中医带徒弟运动研究》文中提出鼓励中医带徒弟是培养中医新生力量,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本文通过考察和梳理1956-1966年“中医带徒弟”运动发生、发展的相关文献,旨在还原这一历史时期中医药行业尤其是基层中医医疗工作的基本面貌,进而拂去历史的尘埃,寻求这一“运动”出现的必然,总结其中有益于行业发展的做法,为中医教育和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建言献策。笔者运用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在广东省、市各档案馆、图书馆及地方志馆检阅并搜集到大量的原始史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整理,试图重建历史脉络,着力探求该运动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共领导的中央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的决策依据及其产生的实际作用。历史只是被尘封,但不是断裂的。“中医带徒弟”运动是共和国建立之初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除了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困难,迅速建立医疗保健体系也是当务之急。新中国医药院校第一次扩招之外,第一批中医院校也应运而生。但要在短时期内解决包括占人口总数85%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中医传统的师带徒传承方式也进入政府的视野。中央卫生部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建立中医院校的同一年,倡导和推动“中医带徒弟”运动,培养服务基层的中医新生力量,为广大民众的健康服务。此后,这类话题不断被提起,也不断涌现和存在着各种方式和内容的中医带徒的事实。为期十年的“中医带徒弟”运动,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为此后建立三级医疗保健体系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本,为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由此得以更多地应用于基层医疗,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政府主导方式推行的大规模中医师徒传承,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笔者也发现,由于国初中医工作纳入政府管理尚属首创,相关标准尚付阙如,“中医带徒弟”运动以其多种多样的带徒形式及各地水平参差的师徒构成,也带来了中医学徒带教质量难以控制的问题。无论如何,这种源自文化传统的带徒方式,无疑给了我们更多启示,并由此启发了新的历史时期层次、标准更高的中医师带徒工作,为更好地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服务全民医保条件下的医疗卫生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卫生厅(局)科教工作的学术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厅(局)科教工作的学术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绪论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 选题缘起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1.2 研究意义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2.1 研究对象 |
2.2 概念界定 |
2.2.1 荆楚文化 |
2.2.2 中医药文化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2.2.4 “一带一路”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思路 |
3.2 研究方法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4.1 研究内容 |
4.2 基本框架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5.1 研究重点 |
5.2 研究难点 |
5.3 创新之处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4 本章小结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3 本章小结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1.1 历史基础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1.2 现实因素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2.1 建设过程 |
2.2 建设模式 |
2.3 建设成效 |
2.4 建设困境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5 本章小结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3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致谢 |
(2)父亲崔月犁与两个中医机构的诞生(论文提纲范文)
“文革”结束后,中医现状不容乐观 |
“衡阳会议”使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发生扭转 |
从国家中医管理局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前世今生 |
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强调保护中医固有特色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缘起 |
1.1.1 学校体育政策研究的史学缺失 |
1.1.2 学校体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文献综述 |
1.4.1 相关教育政策研究 |
1.4.2 相关体育政策研究 |
1.4.3 国外对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研究 |
1.4.4 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学校体育政策相关研究 |
1.4.5 对建国后学校体育政策的相关研究 |
1.4.6 有关教育政策分类研究对学校体育政策的分类的借鉴 |
1.4.7 小结及创新点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1 研究论域及时空跨度 |
1.5.2 概念界定和术语选择 |
1.5.3 方法及思路 |
1.5.4 关于本研究的历史分期 |
1.5.5 本研究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 |
2 末世初兴: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初露头角(1904-1911) |
2.1 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环境 |
2.1.1 政策环境概述 |
2.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2.2 政策文件 |
2.3 政策内容:新式教育中学校体育政策的初步提及 |
2.3.1 《钦定学堂章程》的出台与旋即废止 |
2.3.2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
2.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2.4.1 学校体育政策体系略有雏形 |
2.4.2 学校体育政策主题强调建章立制 |
2.4.3 清政府学校体育政策颁布机构的单一 |
2.4.4 政策内容鲜明而单一 |
2.4.5 问题一: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变化无序 |
2.4.6 问题二:学校体育政策并未有效实施 |
3 共和风云: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政策的相对进展(1912-1949) |
3.1 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政策环境 |
3.1.1 政策环境概述 |
3.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3.2 政策文件 |
3.3 政策内容 |
3.3.1 民国前期: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阶段(1912-1927) |
3.3.2 民国后期:南京国民政府阶段(1928-1949) |
3.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3.4.1 立法视角下政策制定初现民主化倾向 |
3.4.2 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的初现 |
3.4.3 学校体育政策制定技术较为规范 |
3.4.4 民国学校体育政策体系初步完备 |
3.4.5 学校体育政策内容层次较为清晰 |
3.4.6 问题一:学校体育政策中国化程度较弱 |
3.4.7 问题二:学校体育政策实际可行性存疑 |
4 计划深痕: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期学校体育政策的进退反复(1949-1978) |
4.1 政策基础:建国前共产党治理下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校体育政策 |
4.1.1 政策环境概述 |
4.1.2 政策内容及特点 |
4.2 建国初期政策环境 |
4.2.1 政策环境概述 |
4.2.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4.3 政策文件 |
4.4 政策内容 |
4.4.1 建国初期学校体育政策的初步构建和探索(1949-1965) |
4.4.2 “文革”至改革开放前期学校体育政策的中断与复苏(1966-1978) |
4.5 主要特征及问题 |
4.5.1 形成了苏联模式的学校体育政策体系 |
4.5.2 政策颁布机构协同工作常态化,政策形式多样 |
4.5.3 法制化较弱,仅部分政策具备法规属性 |
4.5.4 计划色彩浓厚 |
4.5.5 问题一: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 |
4.5.6 问题二:“大跃进”的政策使学校体育发展数质难以兼顾 |
5 法治宏篇:改革开放至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逐步振兴到历史辉煌(1979-2014) |
5.1 政策环境 |
5.1.1 政策环境概述 |
5.1.2 颁布学校体育政策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机构 |
5.2 政策文件 |
5.3 政策内容 |
5.3.1 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期政策的恢复与转变(1979-1992) |
5.3.2 市场经济确立背景下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辉煌(1993-2014) |
5.4 主要特征及问题 |
5.4.1 学校体育政策数量大幅增加,法制化程度大幅提升 |
5.4.2 学校体育政策涉及范围广泛拓展 |
5.4.3 政策质量日益提高 |
5.4.4 学校体育政策制定机制逐渐健全 |
5.4.5 问题一:政策强制性较弱,部分政策尚需完善 |
5.4.6 问题二:部分政策重叠与过多,执行出现偏差 |
6 动因演变:基于多源流理论对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 |
6.1 多源流理论对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
6.2 各阶段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的演变 |
6.2.1 清末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02-1911) |
6.2.2 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12-1949) |
6.2.3 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49-1978) |
6.2.4 改革开放至新时期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动因(1979-2014) |
6.3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动因的认识 |
6.3.1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客观因素影响显着 |
6.3.2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精英化决策模式占主导地位 |
6.3.3 百余年来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政治力量构成不均衡 |
6.3.4 三条源流的关系:互动明显,政治流主导 |
7 余论:历史变迁对当今学校体育政策发展的启示 |
7.1 加强法制建设,健全颁布机制 |
7.2 调控政治源流,完善监督制度 |
7.3 丰富政策源流,优化政策条款 |
8 结论与后续研究建议 |
8.1 结论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A:民国期间全国性教育、体育会议决议案(1912-1949) |
附录 B:建国后学校体育政策文件(1949-2014)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发展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1.1 现实意义 |
1.1.2 科学意义 |
1.1.3 资政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分期及其依据 |
1.2.2 相关概念界定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 |
1.3.2 实地调研 |
1.4 创新点 |
2 萌芽时期(1958-1976年) |
2.1 蒙医的高等教育 |
2.1.1 中蒙医系的设立 |
2.1.2 学制及培养目标 |
2.1.3 课程设置 |
2.1.4 教研室 |
2.1.5 教材编写 |
2.1.6 师资建设 |
2.1.7 蒙医高等教育的特点及意义 |
2.2 藏医的现代学校教育 |
2.3 小结 |
3 成长时期(1977-1997年) |
3.1 民族医药的恢复与发展 |
3.1.1 民族医药机构的崛起 |
3.1.2 蒙医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
3.2 五省藏医的高等教育 |
3.2.1 藏医在五省的分布和概况 |
3.2.2 高等教育前的藏医士教育 |
3.2.3 五省藏区的藏医高等教育 |
3.3 新疆和田维吾尔医专科学校 |
3.4 朝医学的专科教育 |
3.5 教材编写 |
3.5.1 藏医教材的编写 |
3.5.2 第1版蒙医高等教材的编写 |
3.5.3 维吾尔医大专教材的编写 |
3.6 师资培养 |
3.6.1 在职提高 |
3.6.2 机构代培 |
3.6.3 外出进修 |
3.7 先行的研究生教育 |
3.7.1 蒙医的研究生教育 |
3.7.2 壮医的研究生教育 |
3.8 留学生教育的尝试 |
3.9 小结 |
4 崛起时期(1998-2016年) |
4.1 专科与本科教育 |
4.1.1 教育机构的发展 |
4.1.2 傣医的本科教育 |
4.1.3 壮医的本科教育 |
4.1.4 瑶医药教育 |
4.1.5 苗医药的本科教育 |
4.1.6 彝医药的本科教育 |
4.1.7 哈萨克医药的本科教育 |
4.1.8 回医的本科教育 |
4.2 研究生教育 |
4.2.1 研究生教育概况 |
4.2.2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点 |
4.3 民族医学高等教育专业的分科发展 |
4.3.1 民族医专业 |
4.3.2 民族药专业 |
4.3.3 民族医学相关专业(方向) |
4.4 教材建设 |
4.4.1 本科教材 |
4.4.2 研究生教材 |
4.5 教学方面 |
4.5.1 双语教学模式 |
4.5.2 实验室教学——经验教学向科学教学的转换 |
4.5.3 临床教学的重视 |
4.5.4 医德教育 |
4.6 执业医师考试 |
4.7 “引进来”与“走出去” |
4.7.1 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
4.7.2 民族医学教育走出国门 |
4.8 民族医学高等教育的特色渐成 |
4.8.1 突出的教研结合模式 |
4.8.2 传统教育的回归与重视 |
4.8.3 民族医药特色内容的强调1 |
4.8.4 民族医高等教育出现交流 |
4.9 小结 |
5 分析与讨论 |
5.1 医学教育与医学的思考 |
5.2 发展因素——政策、地方政府、人、文化 |
5.3 发展民族医高等教育之建议 |
附录1: 文中图片出处说明 |
附录2: 民族医学相关专业招生情况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发挥行业组织优势 引领职教改革发展——广东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十年回顾和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广东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基本情况 |
1.1 成立背景 |
1.1.1 适应卫生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
1.1.2 适应政府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需要 |
1.2 办会宗旨 |
1.3 会员单位 |
2 十年回顾 |
2.1 搭建平台服务院校 |
2.1.1 组织多渠道多形式校际活动,促进交流共同提高 |
2.1.2 成立学科校际教研会,开展校际教科研交流 |
2.1.3 |
2.1.4 组织全省性技能竞赛,强化技能型人才培养 |
2.1.5 组织教材教辅编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2.2 当好助手服务政府 |
2.3 倾听意见反映诉求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言献策 |
3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诚信自律规范办会 |
4 展望和设想 |
4.1 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职业教育工作方针政策,把握前进方向,提高服务水平 |
4.1.1 更新观念 |
4.1.2 明确目标 |
4.1.3 科学定位 |
4.1.4 就业导向 |
4.1.5 多元办学 |
4.2 坚持办会宗旨努力工作开创广东省卫生职教工作新局面 |
4.2.1 创造条件加快中职向高职转型升级 |
4.2.2 理顺体制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
4.2.3 坚持德育为先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4.2.4 调整专业结构和布局 |
4.2.5 加强教学管理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
4.3 依法办会把协会工作推向新台阶 |
(9)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三、研究述评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五、资料的使用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二、病原与病症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一、发现的过程 |
二、采取的措施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一、治疗 |
二、灭螺 |
三、管理粪便 |
四、水源管理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一、成绩分析 |
二、遗留问题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三、积极治疗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四、组织查螺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结语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1956-1966年中医带徒弟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第二节 全国医疗卫生情况 |
第三节 中医行业情况 |
第二章 中医带徒弟运动概况 |
第一节 一般中医带徒 |
一、中医带徒弟政策出台前后 |
二、中医带徒弟运动蓬勃开展 |
三、中医学徒期满考核 |
四、中医带徒弟政策的转变 |
五、1956-1966年中医药学徒出师后学历认定的遗留问题 |
第二节 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 |
一、集体拜师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 |
二、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成果举要 |
第三节 中药工带徒弟 |
第三章 广东省中医带徒弟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广东省中医带徒弟基本情况 |
一、组织领导的基本框架 |
二、广东省中医带徒弟管理办法的调整 |
三、广州市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概况 |
第三节 广东省中医学徒出师考试 |
一、考前准备 |
二、考试办法 |
三、报名工作 |
四、考试工作 |
第四节 广东省中医学徒出路和待遇问题 |
第四章 对中医带徒弟运动的初步评价 |
第一节 中医带徒弟运动的特点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 |
二、以“群众运动”形式推进工作 |
第二节 中医带徒弟的意义 |
一、有效缓解了当时中医基层后继乏人的局面 |
二、中医传统带徒方式有了新的发展 |
第三节 中医带徒弟运动中的不足之处 |
一、初期计划过于理想化,培养人数没达到预期目标 |
二、中医带徒弟的实际过程与文件要求不尽相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四、卫生厅(局)科教工作的学术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2]父亲崔月犁与两个中医机构的诞生[J]. 张晓平. 党史博览, 2021(04)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1904-2014)[D]. 高晓峰. 北京体育大学, 2017(11)
- [5]中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发展史[D]. 闫慧茜.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7(02)
- [6]发挥行业组织优势 引领职教改革发展——广东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十年回顾和展望[J]. 吴德全,李莘,黄惠霞,陈小茜,萧蕴仪.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15(01)
- [7]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J].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 2014(10)
- [8]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J].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 2014(09)
- [9]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10]1956-1966年中医带徒弟运动研究[D]. 郭巧巧.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