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

一、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唐丕跃^[1]（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指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游启明^[2]（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赵佳^[3]（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将构建国富民强的国内大局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大势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的发展创新。在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并作出了具体的工作布局,引领了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包含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统一的美好夙愿,更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了为之奋斗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有利于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完善。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利于不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尝试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力争对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全文共七章,拟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特征、定位、目标,原则、内容、战略,成就、经验、挑战,功能、价值、展望等具体方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进行系统的全景式梳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难点与创新、基本概念界定等内容。第二章展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主张其建立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吸收、对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继承、对国外现代和平思想借鉴的合力基础上。第三章解读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重点强调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与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使命的历史定位,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目标。第四章发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阐明其如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事业进行实践创新。第五章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以增强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运行现状与发展环境的直观理解,及对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宏观审视。第六章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强化理解当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现实基点、历史必然及未来走向,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第七章为结束语。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这一宏观命题进行回顾、探讨、思考。

杜俊奇^[4]（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黄忠^[5]（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周媛也^[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龙头,而解决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着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献计献策。首先,本研究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文献法和历史研究法追溯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渊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回顾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然后,用规范分析法、质性分析法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进行具体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和科学观点进行分析,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归纳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再者,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精准扶贫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质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对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的多维举措。党在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骤降、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展现出新特点: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着重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清晰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着力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注重权责清晰与规划整合式扶贫。最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赵丹丹^[7]（2019）在《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战线是我党的法宝,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相关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实现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根植于特定的背景。从国际上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浪潮,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大国抱着冷战思维,企图把中国屏蔽于滚滚向前的世界文明大潮之外。就国内而言,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是,国情、党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利益多元化、诉求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临着经济上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摆脱“塔西佗陷阱”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源于深厚的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统战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的和谐要义、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统战理论。十八大以来,党提出了一系列统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在统一战线基本理论方面,阐明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揭示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在统一战线具体工作方面,一是提出了要增强政党制度自信,提升制度效能;明确了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二是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解决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确定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本质、阐述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凝练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原则。四是指明了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新的凝聚力。五是规定了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的范围和作用,确定了对“新三种人”进行统战工作的方针。在统一战线工作方法方面提出了新思路。一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新局面;二要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三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用最大公约数凝聚人心;四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理论与法治思维相结合、统一战线工作对象更加多元化、统一战线工作方式更加多样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宝库,有利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学科建设;在实践上,有助于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最大程度地凝聚民心、汇聚民智,加快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王祥宇^[8]（2018）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联络工作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其任务不仅仅是领导和指挥南方国民党统治区、部分沦陷区及新四军党组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国统区复杂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始终高举抗战、民主的旗帜,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民主党派、外国友人和广大群众沟通联络,向他们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方针,最大限度的赢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及理解。因此,以统战、宣传、外交和隐蔽战线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联络工作在南方局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络工作的研究,梳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络工作的主要内容、工作策略和贡献,归纳总结其联络工作的历史意义,提出借鉴性的现实启示。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明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详细介绍我党我军不同时期联络工作的定义和内容,提出本文的预期创新点。第二章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的背景和历史演变入手,论述其战略地位、管辖范围和工作分工,并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对联络工作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络工作所包含的情报、统战、宣传、群众、秘密交通建设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并系统梳理其开展联络工作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贡献。第四章在论述基础上,归纳总结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期成功开展联络工作的历史意义,并对我国新时代联络工作的开展提出几点启示。

冯双^[9]（2018）在《“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再研究》文中认为1992年11月16日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就“一个中国”问题达成共识。2000年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起将其概括为“九二共识”。此后,“九二共识”逐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并将这一核心意涵付诸实践。因此,两岸关系是否平稳发展,变数在于台湾当局。当前,蔡英文模糊“九二共识”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使两岸官方沟通的渠道处于停摆的状态、使两岸民间的交往受到冲击,而且给美日染指台湾干涉中国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引发中美日俄在东北亚地区的新一轮角逐和较量,从而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因此对“九二共识”核心意涵进行再研究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本文把“九二共识”的达成放到了一个大的国际、国内的背景中,着重对“九二共识”的达成以及核心意涵进行了探讨,并对比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不同时期台湾岛内执政党对“九二共识”的认识,努力探索“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性,以期找到化解两岸关于“九二共识”核心意涵争议的方法,从而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本文正文总共涵盖以下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九二共识”达成的背景及过程。这一章主要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大陆对台政策的变化、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等三个方面着手研究“九二共识”达成的背景。“九二共识”的达成过程则是根据“九二共识”达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进行的分析。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双方争议最大的部分,本章着重对当时两岸来往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发现并找出了“九二共识”真正的核心意涵,进而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证。第三部分探讨和分析了台湾岛内执政党对“九二共识”核心意涵的认识。这一章着重分析了李登辉、马英九、蔡英文对“九二共识”核心意涵的认识及其认识对两岸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九二共识”核心意涵的坚持与实践。这一部分主要抓住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共产党对“九二共识”核心意涵的坚持和实践,即围绕“九二共识”制定对台政策、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底线处理两岸关系、依靠台湾人民共谋国家统一。第五部分主要就推动当前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核心意涵,提出了四条对策,即暂停两岸事务性商谈呼吁回归“九二共识”、压缩以“台独”为目的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需求、进一步增强政治和军事的威慑作用、继续推动祖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的发展繁荣。

于洋^[10]（2017）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追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渊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于今日中国的建设事业,助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探索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统一关系,不仅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触碰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本质,又能以最亲密的距离切身感受由革命路径向建设思维转变的曲折与艰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国形态。抗战结束至伪国大召开是联合建国的尝试阶段。中国共产党处于动态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外有雅尔塔体系四方均势,内有国共之间“战与和”的两难抉择,采取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行的策略,意图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迫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真民治”为内核的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的夭折,标志联合建国尝试的失败。伪国大召开至战略决战前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只战不和”与“和而为战”。在这种转折逻辑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影响,一方面在两次民主性反思的作用下,进行了由力量诉求逐渐转向建国探索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受到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构筑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战略决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是全面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美苏冷战格局的背景下选择符合人们意愿和历史潮流的方案实现建国理想。形成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国体与政体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执行机关也在不断具体化,民族问题和国家制度的构思也在日臻完善。而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新中国经济体系之下工业、农业、商业有机结合,城市与乡村兼顾的特征,展示了经济为政治和建国理想服务的逻辑。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地把握了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的脉搏,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建国思想与实践,始终以建立人民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国家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既不是苏联建国模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预设方案的完整呈现,而是一个动态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等思想、理论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二、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联络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台政策的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D]. 赵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媛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十八大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研究[D]. 赵丹丹.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联络工作研究[D]. 王祥宇.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8)
• [9]“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再研究[D]. 冯双.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 [10]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D]. 于洋. 清华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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