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是国力最重要的因素

一、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佀咏梅^[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探索中推进,在推进中日益成熟,不仅丰富了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也推动文化民生建设在多方面展开,取得了卓越成绩。同时,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文化民生建设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探寻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推进文化民生建设的措施,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民生建设展现出来的重大意义,并系统总结文化民生建设的经验,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构筑民族精神家园的需要;不仅是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而且是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特定的现实需要、理论依据和历史前提的。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在动力。虽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文化民生建设”这一概念,但是经典作家的思想中一直包含着文化民生建设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人的需要理论、文化发展的人民主体性思想是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致力于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并通过文化民生建设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并不断丰富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文化民生建设从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出发,在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为民族凝聚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家园,进而孕育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并培育高素养的国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终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归宿。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中,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公共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注重群众的文化娱乐休闲需要、引导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并以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文化是否繁荣兴盛作为文化民生建设效果的评判标准。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深入推进中逐步建立了动力机制、评价反馈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长效机制。文化民生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改革赋予动力。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也解放了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人,激发了人在文化创造和享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保证文化民生建设的成效以及建设的深入推进,探索建立了文化民生建设的评价反馈机制,通过多方参与,形成文化民生建设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为保证人们在文化民生建设中的各项权利,出台各项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文化民生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各项机制的配合互动为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提供了保证。但是,文化民生建设要出实效,还需要运用多元化的载体,探索具体推进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运用文化惠民工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网络信息化事业作为文化民生建设的载体,并以这些载体为基础,通过植入政治仪式、融合地方文化资源、利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利用文化新业态等具体形式,推进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基本文化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多元文化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党的文化民生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文化民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有效供给不充分、主体需求释放不充分、法律保障不充分;文化民生建设理论指导实践的力度不足、内容创新力度不够、资源整合不深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文化民生建设水平、思想多元化对文化民生建设的冲击以及文化人才队伍的质量影响文化民生建设效果。因此,要继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预判力、引领力和整合力,培养适应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和文化强国需要的高质量文化人才队伍,改革文化民生建设的财政投入路径,并且要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意义深远、经验丰富。在理论上,党的文化民生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在实践上,文化民生建设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对于筑牢民族复兴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表现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党的领导统领文化民生建设,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民生建设协调推进,以经济发展奠定文化民生建设的基础,通过文化民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才保障;始终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并积极运用市场的力量,吸收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其是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要求提高文化民生建设的水平;始终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回归文化育人化人的本质,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党的文化民生建设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决定了对文化民生建设的研究没有终点。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特点的研究,并深入研究文化民生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探索文化民生建设的规律。通过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研究推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深入,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智赋能赋力。

董俊^[2]（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王光荣^[3]（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王晓军^[5]（2020）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文化认同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发展力的基础,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根基。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以文化认同为视角,探索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而提升文化向心力、感召力、协同力、影响力和聚合力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法、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以文化认同为视角,对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系统研究文化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基础上界定了双方关系:文化认同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内在源泉。梳理我国文化认同和软实力建设历程,总结了我国软实力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文化获得感提升;社会主义文艺活动日渐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业持续繁荣,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族整体与认同意识增强,民族团结事业得到发展。有待提升之处在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缺乏协同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分析对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效做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文化认同视角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法:巩固文化认同核心意识,提升文化向心力。增强文化认同道德基础,提高文化感召力。强化文化认同利益根基,增进文化协同力。创新文化认同传播手段,增强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认同凝聚力,增强文化聚合力。本论文（除引言外）一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是对文化认同和软实力理论研究进行探析。通过对文化认同及功能的解析,明确文化认同的作用,即文化认同可形成个体身份识别、可建立凝聚的社会群体、能够实现人类精神需要的满足;通过对软实力理论历史脉络的梳理,明确软实力理论发展现状,并进一步探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梳理,挖掘文化软实力内涵;通过文化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梳理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化认同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标指向,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保障。二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历程进行梳理,阐述我国文化认同在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以及此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历程和建设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文化认同与文化软实力建设阶段,党和政府逐步在理论上较好的解决了方向性和时代性协调的问题,在实践上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主要经历了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等阶段。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全方位的理论拓展。综上,这一部分主要论证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呈现的文化认同观关系密切。三是探析文化认同视角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及不足,肯定了我国在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交流和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文化获得感提升;社会主义文艺活动日渐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业持续繁荣,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族整体认同感增强,民族团结事业得到发展。阐明十九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发现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基础有待巩固、道德基础有待增强、经济基础根基有待强化、文化传播渠道有待完善、民族凝聚力有待提升,并针对每一层面逐步展开讨论具体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四是分别研究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四个文化软实力强国的有效做法。主要从文化产业即文化认同利益根基,核心价值观即文化认同思想防线,传播手段和方式即文化认同传播渠道等三方面探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做法。深入挖掘各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即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英国的“创新、冒险、崇尚自由、尊重民主”、日本的“重义、重秩序、知礼、爱国、民主”、和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四国各自社会核心价值观理念,全方位探索其软实力建设,进一步发现国外在文化产业、核心价值观建设和传播手段等方面具有创新前沿的做法,批判性吸收和借鉴。五是在系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成就与问题,以及梳理国外文化软实力建设有效做法之上,提出在文化认同视角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途径,即巩固文化认同核心意识,提升文化向心力。增强文化认同道德基础,提高文化感召力。强化文化认同利益根基,增进文化协同力。创新文化认同传播手段,增强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认同凝聚力,增强文化聚合力。针对文化认同的核心意识、文化认同的道德基础、文化认同的利益根基、文化认同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认同的凝聚等层面进一步提出具体的做法,以期能够对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韦笑^[6]（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对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探索进行了认真的经验总结之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强国思想的基本认识有六个要点:一是文化强国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二是文化强国思想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三是文化强国思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四是文化强国思想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五是文化强国思想必须坚持传承弘扬,六是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则有三点:一是文化强国思想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二是文化强国思想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三是文化强国思想强调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思想的现实价值来看,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明确了方向;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文化基础根基;为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增添中国元素。在促进我国文化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有利于更好地协调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在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有利于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更好的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与亲和力;有利于不断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刘婧^[7]（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王江波^[8]（2020）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现实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本选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指的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带来的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促进的影响、效果及能力。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视野,对于加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以下简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改进的需要、立德树人的高校之本守正创新的需要、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具体来说,本研究聚焦于从研究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迫切需要到探究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挖掘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源;再研究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而剖析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发挥机制,再结合现实对其现状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优化作用发挥的策略。归结起来,本研究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的探讨。第一,挖掘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从国家核心竞争力、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立德树人发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切入点,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中外思想资源。“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因素、心理与精神因素、态度因素、民族性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性影响是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第二,厘清了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在对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要素、地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而把握“时代新人”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实践主体。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则表现为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筑于形成国家开放战略中相互渗透,共建于互为对方营造环境中相互协调,共构于实现人全面发展目标中相互支撑。第三,剖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实现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等则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机制。第四,分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现状及优化路径。根据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排名和总结立德树人的表现,构建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指标体系。用显示性指标概括分析了两者常年的整体状况,用解释性指标详细分析了两者近年的具体状况,得出需要继续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论。最后从加深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等维度探讨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优化路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弥补了立德树人促进国家发展缺少实证研究的短板,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统计（共计21年）,并与国际数据进行结合,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孙斐^[9]（2020）在《《管子》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等硬实力而言的一种无形的却又巨大的力量。随着当代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战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研究《管子》中各个学派的思想精髓,概括其政治、军事、外交等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探究其如何融百家之言、化无形的力量运用到治国之中,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对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对《管子》和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概述。论述了《管子》的由来,概括了《管子》主要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以及其他思想,探究出《管子》软实力思想精髓对当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阐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概括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概括《管子》政治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探究其思想精髓对当代我国政治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管子》政治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有顺民心、张四维、树人才等。汲取其软实力思想精髓运用到提升政府形象、增强法治氛围、提高国民素质等我国政治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概括《管子》军事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探究其思想精髓对当代我国军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管子》军事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得兵心、强军威、善用谋略、坚守道义等。汲取其软实力思想精髓运用到凝聚军心、提高军事震慑力、坚持和平思想等我国军事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概括《管子》外交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探究其思想精髓对当代我国外交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管子》外交文化软实力思想的主要内容有遵循规律、和乃生、坚守仁义等。汲取其软实力思想精髓运用到增强民族自豪感、发展外交新理念、提升国际引领力等我国外交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结语部分提出:《管子》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鉴别。

段辉琴^[10]（2019）在《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华民族精神培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综合展示,更是主权国家的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提升国家地位、促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意识和心理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在回应环境挑战时所特有的精神信念和价值选择。民族精神事关思想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力量源泉,是国家统一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的思想基础。培育民族精神就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和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可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精神培育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支撑,国家形象塑造是民族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国家形象塑造和民族精神培育相互渗透,互为促进。论文从如何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这一现实的任务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和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共生共进、相互促进。文章从研究二者之间通用的特色符号、相同的主要载体、公用的传播渠道和相通的实现路径出发,找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之间的契合点,并最终提出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方法和实现路径。论文在批判性地运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和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特色文化、民族品牌、国民和国家行动等载体是如何展示国家形象和传递民族精神的,并结合全球化背景和时代要求,总结得出当前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四种方法,即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用匠心打造民族品牌、提升国民素质为国家添彩、以积极的国际行动显示大国担当传递民族精神等。同时,本文还依据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和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从国家形象塑造的机制出发,将国家形象塑造分解为信息符号化、信息传播、制造认同和形象塑造等几大步骤,进而提出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路径,即“打造中国符号——传播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传递中国梦”四位一体的路径图。

二、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管子》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华民族精神培育（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D]. 佀咏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D]. 王晓军.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思想研究[D]. 韦笑.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7]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D]. 王江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2)
• [9]《管子》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D]. 孙斐. 山东理工大学, 2020(02)
• [10]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华民族精神培育[D]. 段辉琴. 北京科技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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