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同意的“新干预主义”

一、一相情愿的“新干涉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周英勇^[1]（2013）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横扫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造成重创，让许多国家、企业在经济方面蒙受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但是祸福相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提供再一次的认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契机。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依次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在列宁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随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在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上，内容与传统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很大变化和不同，即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也是马克思全球化理论在金融领域的集中表现，这些新的因素是促成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的加速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无论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形式上如何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改变，危机是一定会爆发的；在发展的趋势上看，资本主义终究为自己本身的矛盾所否定，最终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是不容否定的。

周星^[2]（2011）在《二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文中研究表明英美特殊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概指英美两国在国际政治范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英美特殊关系是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二战中、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它的运作和特点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英美特殊关系在二战中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变化和发展,通过论述和分析其发展过程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其本质——英美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的结合,历史及文化因素也起到了连接英美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通过分析将使我们更好地估测英美特殊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许璐^[3]（2009）在《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它对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战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能够提供强大的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同时民族主义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系统地探讨冷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进而寻找如何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引导中国民族主义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与中国和平崛起之路相适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助力,无疑大有裨益。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论文研究的结构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再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一个资料综述。第二章: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本论文围绕中国民族主义新发展的时代背景、表现、原因及特征进行论述,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三章:民族主义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本论文分别就民族主义对中国和平崛起积极影响,以及民族主义中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和平崛起消极的影响,进行论述,以寻求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第四章:中国和平崛起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本论文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指出理性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就如何培育与中国和平崛起相适应的民族主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分析。

林治波^[4]（2006）在《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与中国的对策》文中认为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全球化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发展趋势,其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本文着重探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邱林森^[5]（2006）在《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前景》文中研究说明中亚各国独立后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中亚地区对于世界各大国或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更加凸显。美国作为一超,在企图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认识到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并逐步调整其中亚战略,其成就令其他利益角逐者刮目相看。但是,美国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会受到很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和挚肘。另外,大国在中亚的竞争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就是,它们都不能危害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更不能完全支配中亚。因此,中亚地区的未来不会取决于美国一厢情愿的意图,但是美国依然会将建立和加强在中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作为自身在欧亚大陆综合性地缘战略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全文共分六章,并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为主: 第一章导论。主要涉及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及研究现状,并指出了论文选题的解题及成果预期。 第二章中亚的地缘重要性及其地缘政治格局现状。从对研究范围的界定和中亚地缘的现实变化入手,阐述了中亚地缘的重要性和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现状。 第三章美国进入中亚及其中亚战略目标。通过说明美国进入中亚意味着其中亚战略开始由产生走向形成和成熟,进而指出其全球战略指导下的中亚战略目标的实质和内容。 第四章美国中亚战略的确立及其政策的调整。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其政策的调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模糊的中亚战略与尝试进入的中亚政策（1991年—1996年）,清晰的中亚战略与侧重渗透的中亚政策（1996年—“9·11”事件）,成型的中亚战略与全面高效的中亚政策（“9·11”事件—2005年）和成熟的中亚战略与多点突破的中亚政策（2005年— ）。 第五章美国中亚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挚肘因素。中亚地区的未来不会取决于美国的一厢情愿,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美国自身的因素、其他各种势力因素、中亚五国的内外政策因素等。 第六章美国中亚战略的前景。总的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深度依然有限。概括地说,美国自身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一种“高处能胜寒”的境界,而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为美国在全球和中亚地区谋求一种绝对优势地位设定了一条无形的边界。

赵淑芳^[6]（2005）在《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文中提出论文主要论述普京执政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进程,特别关注俄美战略互动及影响俄美关系发展的因素。论文包括导言和正文。正文共分五章。 导言主要论述选题的意义、目的和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成果,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主要分析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以及俄对美政策的变化。普京执掌国家大权正直俄罗斯社会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关头。在吸取叶利钦外交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京调整了俄对外战略。与前任相比,普京的对外战略更积极、灵活、务实。在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调整下,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普京明确承认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认为俄美关系的不对称是事实,但不是悲剧。从立足国内发展,振兴经济、确保国家安全,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需求出发,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普京以现实主义态度改善对美关系的根本目标在于,将俄美关系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即俄美关系的发展必须符合俄大国复兴的总体战略,必须符合俄切实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俄对美外交战略设想发生转变,不寻求与美发生战略性对抗和竞争,建立稳固的战略信任关系甚至战略伙伴成为俄对美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 第二章主要论述俄美建立新型战略关系以来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进程。“9.11”事件后俄美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改善没有自然地导致俄美战略竞争的消失。俄美签署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该条约主要体现美国的意志,再加上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核战略优势进一步向美倾斜。俄罗斯与北约“20 国”机制建立没有阻止北约第二轮东扩的步伐,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欧洲安全格局中仍居核心位置。美国借反恐之机乘势进入了中亚,俄美在独联体地区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仍在继续。为解决车臣问题和缓解周边安全形势俄积极支持美国反恐,但由于反恐是俄对外战略的重要问题,不是首选问题,以及俄美在反恐认识上的分歧,俄不会一直被美主导和控制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活动所左右。在世界地区热点问题上俄美的冲突时隐时现。伊拉克战争期间,俄罗斯坚持反战不反美,俄美关系经受了考验。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美之间关于俄伊核能合作,特别是俄向伊朗提供核和导弹技术的争议一直不断。在朝核危机中尽管核心是美朝矛盾,但俄罗斯积极发挥斡旋作用,有利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缓和。 第三章主要关注普京执政以来俄美经贸合作进程以及俄美能源合作问题。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俄美互为经贸合作伙伴。在俄美贸易中,

徐彬,万华炜^[7]（2005）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稳定:经验、偏失及其修正》文中指出在我国 ,政治稳定一直被看成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和目标函数之一。在转型过程中 ,一方面 ,政治稳定比较好地配合和支撑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维系着政治的稳定 ;另一方面 ,政治因素介入经济转型的全过程 ,也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些行为若得不到有效地遏制 ,极有可能破坏经济转型的成果。在新世纪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 ,政治稳定尤为重要 ,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转型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徐蓉^[8]（2005）在《冷战后军事干涉的理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军事干涉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以武力介入他国事务以期改变现状的现象或行为。军事干涉的出现与存在,是与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以来所逐步形成的“国家主权”、“不干涉它国内政”、“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已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没有能够充分阻止军事干涉的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由民族种族矛盾、独裁暴政、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多种诱因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问题的一方面,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存在着缺陷是问题的另一个（潜在）方面。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一些国家在拥有超强实力的同时又不受制约,再加上新干涉主义思想的蔓延更是从主观上推动了军事干涉的发生。 军事干涉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军事干涉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决策取向,因此,从干涉主体的角度而言,作出军事干涉的决策是在权衡各种利弊得失之后的理性行为。在实践中,为了推行正义而使用武力是军事干涉的外在表现,而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则是军事行动的内在追求。现实中的军事干涉并没有出现在所有需要推行正义的事态中,而是表现出以国家利益为指向的明显的选择性倾向。这样,正义就成了实现国家利益的名义和工具,军事干涉也因其利益的指向而可能失去了表达正义的基础。 缺乏正义性的军事干涉是通过挑战并跨越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而走向实践的,这种跨越在事实上进一步削弱了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的国际法律制度,并以其不断重复的实践提出了修正制度的要求。从跨越制度以后军事干涉的形态来看,既有一国单独的行动,也有多国合作的行动。而且,干涉主体还往往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以政治压力、经济制裁等作为辅助手段使军事干涉成为一种复合的行动。可以说,在军事干涉的具体运行中更为凸显的是干涉者全方位的价值追求。 军事干涉并不是一个纯粹使用武力的过程,军事行动还受到行为主体政治目标的支配。从结果来看,军事行动几乎都能有效地制止危机,但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真正和平与安定的局面并不一定出现。军事干涉增强了干涉者对被干涉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从而改变了一定范围的地缘政治结构。军事干涉的多次出现所形成的挑战,修正着现有国际制度的运动轨迹。军事干涉强化了干涉者各方面的权力和影响力,既改变着干涉者自身,也改变着原有的国际政治结构。

姜安^[9]（2004）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国家间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是中国所有涉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考虑到影响中美两国关系诸多元素的非平衡性，鉴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非凡价值，以及意识形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存在意义，同时照顾到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特点，本篇论文将主要以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为研究之切入点，重点考察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梳理、测度和评价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逻辑动因、运行机制和政治影响，并试图为中国对外战略和相关外交政策提供理论咨询。益。其中，（1）“美国主导”的外交模式和文化定位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下列文化来源和利益动机:美国例外论;美国天赋使命论;美国万能论。（2）美国政治价值观念自由和民主，具有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根源。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为美国自由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形成制造了社会历史前提。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政治实践:移民运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十独立战争+美国思想家的精神贡献和政治家的政治贡献等推动了民主与自由运动的开展。（3）政治制度思想:“反共主义”。它既来自宗教因素的影响，也与美国特殊的阶级结构存在密切联系，而社会制度的对抗和“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了社会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意识形态的整个链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核心或终极归宿点，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既是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当然内容，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和修正的逻辑原点。三、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 论文以177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长河作为研究的时间界定，按照四种逻辑思路或技术路线，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进行测度和研究。第一，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线索宏观性研究;第二，美国外交历史传统微观性分析;第三，根据美国外交政策价值取向或外交政策模式进行研究;第四，以案例方式考察美国外交政策。最后得出基本结论: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浓重的外交风格和外交传统。它集中表现为: （1）美国利益高于一切，是其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外交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终极动因。（2）美国的外交风格具有霸权特制性，孤立主义只是其整个外交的次要选择，其主体性或主导性外交选择是扩张主义、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3）以所谓民主、安全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基石和文化根源，与此相联系，历史使命性使美国外交总被赋予文明神圣性的光彩。（4）受外交政策功利性、务实性和价值取向的影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外交模式交互选择。探索和评价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传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依靠历史发展本身固有的强大逻辑，追问美国原始外交情境和以往外交经历，帮助本课题解释和回答一些现实命题。 四、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关系及逻辑机理 在这里，论文试图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考证和研究:第一，围绕意识形态与理性决策模式、意识形态与组织过程模式、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模式进行研究，确认意识形态与外交决策模式的内在联系。第二，通过“意象”与美国外交决策关系的考察，确认当“意象”对外交政策决策产生作用时，个人价值和信仰体系等与其发生必然联系。第三，通过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案例研究，寻找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机理。 第二部分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一、意识形态与“反共主义”、“反华政策” 论文将美国对华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越南战争）。第二时期（越南战争到苏联解体）。第三时期，（冷战后时代）。然后，从三个维度，即美国政党政治与反共主义;美国国会与反共主义;美国意识形态历史传统与反共主义，进一步研究并确认意识形态与美国反华反共政策的密切关联性。二、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论文以最惠国待遇问题为案例，对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权问题既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第二，国会是美国政府实施对华人权政策的政治资源，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使它们在对华政策上演绎出“政治双簧”的闹剧。第三，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论文强调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属于霸权行径:第一，强调国家主权神圣性不可动摇，反对人权大于主权的观念。第二，美国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第三，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法理霸权”。这是当代霸权主义实施软霸权战略的常用手段。三、冷战思维与新冷战政策 论文在探讨中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三种对应性模式或前景:结成同盟关系、新冷战结构、中美对抗模式后，重点围绕“中国威胁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第一，所谓“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政治精英的“政治杰作”。第二，所谓“中国威胁论”正由民间向政府决策层过渡。第三，所谓“中国威胁论”将对中国的国际生存安全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论文强调: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以及两国间关系模式和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和论证是一项当然的历史使命。 第三部分意识形?

贾健^[10]（2004）在《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系统地梳理、分析、研究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描述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变化、发展过程，总结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和总体特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走向。 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不同历史时期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微观个案分析，不仅是对宏观研究的补充，而且反过来也印证了宏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本文认为，英国的联合国外交，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性阶段，每一阶段的特征都非常明显。 一、从联合国创建到四十年代后期 英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也是联合国之父们设想中的维护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世界四警察”之一。但是，各种不利因素使英国的战车难以驶上雅尔塔体制规定的世界五强的轨道。首先，国力的衰竭不能为英国提供充当世界大国的资源和支撑；第二，经过二战的洗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大英帝国的殖民领土，建立在殖民统治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英帝国的复兴。第三，在美、苏全球扩张的挤压下，英国国际地位迅速下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难以成为支撑帝国复兴的有力支柱。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围绕着联合国的组成框架、组织机构等问题，英国与美、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有些方案为美、苏所接受，而有些则遭到了拒绝，“英国式联合国”方案最终破产。为了使联合国变成对英国有利的工具，英国支持法国加入五大国俱乐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经历了联合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事件的巨大冲击，在殖民地独立要求不断高涨和美、苏全球扩张浪潮双重压迫下，英国在联合国中频频遭受挫折。英国的联合国外交开始执行抵制和利用的“两手”政策。 二、五十年代的联合国外交 在五十年代，战争几乎成为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英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苏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伊士运河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朝鲜战争“不是一场英国的战争”，英国参战主要是为了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朝鲜战争的影响维护其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但是，英国又不愿意因为支持美国的朝鲜战争而影响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从而破坏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搭便车”行为注定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参与者”。最终这种骑墙政策使艾德礼工党内阁倒台。1956年10月13到n月24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可以被看作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的高潮和结束。英、美关系跌落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联合国启动了“团结一致，共策和平”程序，英国两次使用否决权，艾登内阁就此垮台，英国对联合国“两手”政策走到了尽头。 三、在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行动的冲击下，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战略调整 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机制日臻完善，联合国加快了反殖民行动的步伐;同时，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尽管英国使用了各种手段应对来自联合国的沉重压力，但是仍然不得不调整其殖民地政策乃至全部的全球战略，英国开始了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步伐。1958一1968年间，有27个英属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宣布独立，遍布亚洲、非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仅在非洲大陆，从1960一1968年间，就有巧个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到1971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体系己经土崩瓦解了。 四、英国寻找角色定位的自我探索和“东西方桥梁”政策:七、八十年代 “失落一个帝国，寻找一个角色”，是整整二十年间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在七、八十年代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面临着极为困难的选择。首先是在美、苏对峙的前提下，如何确定联合国外交的角色定位;其次，随着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如何协调与欧洲国家的立场也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方面;第三，如何避免联合国对英国海外利益造成损害，并且尽量利用联合国保卫英国的全球利益。 总体来说，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英国在联合国外交中执行的东西方桥梁政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总的特点始终是: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反对苏联;二，避免东西方关系恶化到第iv页共X页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不可收拾的地步;三，争取利用美、苏缓和，强化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以及福克兰群岛殖民战争的胜利，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急剧右转:它一方面努力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坚决回击任何对英、美利益有损的联合国行动，另一方面，以大国首脑外交取代联合国外交，改善与苏东集团的关系，加紧进行“和平演变”。从此，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逐步走上了追随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路线。 总结以上四个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认为，英国联合国外交是在沿着一条特征鲜明的道路逐渐蜕变的:即维护独立的大国地位、到?

二、一相情愿的“新干涉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相情愿的“新干涉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二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3）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6）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稳定:经验、偏失及其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军事干涉的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英国的联合国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相情愿的“新干涉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问题研究[D]. 周英勇. 云南师范大学, 2013(05)
• [2]二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J]. 周星. 学理论, 2011(07)
• [3]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D]. 许璐. 湘潭大学, 2009(S2)
• [4]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与中国的对策[J]. 林治波. 社会科学论坛, 2006(06)
• [5]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前景[D]. 邱林森. 兰州大学, 2006(09)
• [6]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D]. 赵淑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7]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稳定:经验、偏失及其修正[J]. 徐彬,万华炜. 社会主义研究, 2005(02)
• [8]冷战后军事干涉的理论分析[D]. 徐蓉. 复旦大学, 2005(07)
• [9]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D]. 姜安. 东北师范大学, 2004(01)
• [10]英国的联合国外交[D]. 贾健. 外交学院,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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