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兴通讯承办国际标准组织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田雨欣[1](2020)在《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与技术演进的不断发展,技术标准竞争已经不再单单以国家作为主导力量,市场与企业逐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获得技术标准优势地位,各企业、政府部门及其他行动者积极利用资源采取行动,配置、协调资源以改变现有制度环境,推动制度向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本研究首先基于Web of Scienc核心合集数据库19902019年发表于技术管理领域顶级期刊的关于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的相关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将已有文献划分为规制理论、技术管理、产业组织和战略管理四个理论视角。经过文献梳理,本研究发现,现有相关文献大多聚焦于技术标准竞争过程中企业如何受到外部环境如政府、市场、标准委员会的影响,对于企业在标准竞争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制度创业视角关注行动者如何利用资源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利益,尤其适合弥补移动通信行业现有理论视角的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制度创业理论视角,对中国移动通信行业TD-SCDMA与TD-LTE技术发展与标准竞争过程进行了案例研究。其次,在对中国3G技术研发背景与大唐电信面临的挑战的相关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回顾了制度创业理论的核心概念:合法性、制度创业行为和制度创业模型。通过将大唐电信公司推动TD-SCDMA成为中国3G技术标准之一所采取的制度创业行为及策略进行阶段性划分,选取了推动制度创业进程的关键事件,并参考其他学者关于制度创业的相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该模型将大唐电信的制度创业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制度创业准备阶段、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及制度再生阶段。进一步地,本研究通过分析4G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中TD-LTE合法性确立验证了该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最后,上述案例分析证实了制度创业理论可以适用于分析技术标准这一特殊“制度”的产生。本研究经过案例分析与模型建立得出以下结论:(1)制度创业动因与情境影响制度创业者行为方式;(2)新制度产生是不同行动者共同推动的结果;(3)新制度不一定代表行业效率最优解,而且制度创业者也并不一定是新制度下的最大受益者。本研究结论为政府及企业在未来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李国敏[2](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陈蕴琦[3](2019)在《企业大学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企业大学发展不足二十年,企业大学建设跟风现象严重,许多企业并未真正清楚创办企业大学的目的。现实中,我国的部分企业大学存在企业知识缺口无法识别、知识联接不顺畅和创新孵化能力弱等问题,这使得企业大学的知识创新活动收效甚微;还有部分企业大学的知识服务能力相对较弱、专业化水平不高;同时,一批成功的企业大学在开展企业员工教育培训时还密切联系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优化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培训资源,采取有效的工具和方式梳理企业内外部的知识流程,成为企业的智库。究其原因在于,部分企业大学仅被认为具有承担培训或知识转移的能力,企业对企业大学应具备何种综合能力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支撑企业大学能力提升的组织资本要素也未被探查。而组织资本的积累与路径选择直接关系到企业大学核心能力体系的建构。探索企业大学组织资本通过何种作用路径和能力体系产生协调共振,能够为企业大学有效培育组织资本继而提升相应的能力体系提供借鉴。在此背景下,企业大学组织资本和能力体系如何匹配升级就成为具有较好现实和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以企业大学为研究对象,基于知识活动全息性理论、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访谈研究、扎根分析、探索性案例研究、组态分析等方法,系统展开企业大学组织资本和能力体系的研究。揭示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构成维度,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组合模型,并基于知识活动视角对企业大学的能力体系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探索企业大学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层级的匹配关系。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首先,通过对若干家技术型企业所属的企业大学中高层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采用经典扎根方法凝炼出驱动能力提升的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构成维度,结合具体案例对企业大学的组织资本进行细致的分析。总结出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构成维度包括“内部师资网络资本”、“外部师资网络资本”、“内部知识流程资本”、“外部知识流程资本”、“有形知识吧”、“无形知识吧”。并探查出支撑企业大学能力体系的组织资本积累路径和作用机制,基于知识活动特征揭示组织资本丰富和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构建了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组合的“方向盘”模型,从而打开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研究的认知“黑箱”。其次,基于企业大学典型案例的程序扎根分析和若干案例的辅助分析,深度解析企业大学具有哪些能力或者说在企业发展中承载何种功能,即面向知识活动提供高层次的各项服务。识别了技术型企业所属的企业大学在传统培训阶段、终身教育阶段、融知接口阶段和知识中心阶段能力体系的构成维度,包括“衔接教育能力”、“知识升级能力”、“知识联接能力”及“知识孵化能力”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大学“能力链”模型,揭示了企业大学能力体系的演进过程和演变规律,即企业大学的能力体系由单一向丰富、从简单向复杂演变,所涉及的知识活动边界从小范围向更大范围演变。通常企业大学的主导能力会切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以“衔接教育能力”为主向“知识升级能力”为主,进一步向“知识联接能力”乃至“知识孵化能力”为主发展演变。四类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低梯级能力是高梯级能力形成的基础,高梯级能力也有利于完善和提升低梯级能力;发现了企业大学所承担的知识活动日益表现出“全息性”的特征。企业大学不仅具有技能培训或员工知识升级等“知识转移能力”,而且同时深度参与到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活动当中。最后,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查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的组态关系。在对三十四所案例企业大学的组织资本进行赋值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运算分析出企业大学在传统培训阶段、终身学习阶段、融知接口.阶段和知识中心阶段与企业大学能力层级相匹配的十种组织资本组合及具体的作用机制,从而揭示出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积累和各组合对能力体系提升的多重作用路径,探析了企业大学能力体系提升的路径不止一条,企业大学能力体系层级的提升是基于组织资本组态的多因素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剖析了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序贯性”演变规律以及组织资本和能力体系协同演化路径,发现了多个组态因素中的内部知识流程资本和内部师资网络资本是影响企业大学能力体系提升的核心要素。本文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积累和能力体系的提高提供理论指导,对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大学提出管理启示。
毕燕茹[4](2010)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通过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不仅拓展了一国产业活动的地域空间,而且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特点。一国产业结构演进日益受到国际分工和他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深刻影响,国家间产业结构演进形成客观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演进趋势。在经济区域化主流发展态势下,产业结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国际区域化特征。随着国家间产业结构互动程度的深入,国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最终形成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演进,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中国是开放的大国,中国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在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背景下,应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立场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立足中国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的视角,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地缘经济战略联系在一起,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范围。在实践中表现为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向的东盟、亚太经济组织等,西向的上海合作组织。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大框架下进行的,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如地理相邻,经济结构强烈的互补,双方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等,但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尚未展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产品结构失衡问题,即中国长期向中亚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从中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这种贸易失衡已经引起中亚国家心理失衡;二是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新疆的综合竞争力并不占优势,尤其是产业竞争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证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将带动产业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区域内产业重新整合,各国(地区)都必将以不同方式和比较优势参与这一进程,谁掌握了产业整合的先机,谁就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显然中国应该力争掌握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产业整合的主导权。本文正是基于产业结构演进国际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进行研究,通过加强双边的产业联系,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产业合作定义、合作机制、内容进行了界定。产业合作是三次产业的全面合作,产业合作需借助贸易、投资、金融等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本文主体内容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通过对中亚国家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具有梯度差异和强烈互补性,具备开展产业合作的动力和物质基础;第二,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的研究分析,得出各种机制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贸易合作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目前最主要的产业合作形式;第三从三次产业层次,梳理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产业合作的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中国与中亚国家三次产业合作都已经起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合作的深度、合作领域亟待拓展。最后本文在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实践和互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目前深化产业合作思路:宏观上要畅通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即贸易自由化、投资扩大化;中观上梳理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以拓宽双边产业合作的领域;微观上提出企业参与产业合作的思路。在分析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特点基础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推进路径:以哈萨克斯坦为产业合作突破口,将中国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落脚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筑中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国家的产业转移雁行模式。最终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使中国的专业化生产在中亚国家区域内若干层次上展开,形成良性互动中的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利共赢。
方放[5](2009)在《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机理与评价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疾发展、国际上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的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技术标准成为高技术产业的制高点,改变了高技术企业传统上仅通过市场化战略和技术战略控制市场的模式,技术标准设定成为高技术企业极其重要的竞争战略工具。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R&D活动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关于技术标准设定背景下高技术企业R&D活动的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技术标准涉及国家经济主权,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缺失已导致我国高技术企业长期缺席于国际技术标准设定。因此,研究技术标准设定背景下高技术企业R&D活动的新特征和规律对提升企业R&D能力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技术标准设定视角切入,以高技术企业R&D能力作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R&D能力的提升机理与评价,有助于支撑我国企业未来参与主动、先导性的标准设定活动,并为我国企业打破国际关键技术垄断和技术低端锁定的困境提供理论依据。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分析了技术标准设定与高技术企业R&D能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企业R&D能力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即R&D战略能力、内部R&D能力和外部协作R&D能力,指出了技术标准设定对高技术企业R&D的特殊的战略与技术要求,而传统的高技术企业R&D能力构成远未达到这些要求,因此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的高技术企业R&D能力需主要针对R&D能力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提升。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这三个能力要素在技术标准设定中的作用,揭示了为达到标准设定目标,需要对这个三个能力要素的提升机理进行深入研究。然后,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理论方法,围绕R&D能力三个主要构成要素,深入和系统研究了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企业R&D能力的提升机理。R&D战略能力是企业宏观战略层次上的能力,它指导企业内部R&D能力和外部协作R&D能力的开展。通过分析技术兼容性选择能力、专利目标选择能力和专利信息搜索和分析能力,识别了R&D战略制定的关键活动;通过构建混合R&D博弈模型,分析R&D项目组合选择与投资能力,探讨了R&D投入的最优规划。内部R&D能力是技术标准开发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能力,也是形成外部协作R&D能力的基石。技术标准开发关键在于对核心技术和关键知识的获取,通过构建R&D竞赛模型揭示了在追求核心技术的专利权时高技术企业最优的内部R&D投资水平,并指出了企业内部R&D网络的构建要点。针对技术标准开发特征,分析了内部模块化R&D重要性及设计要点,提出了技术标准设定中R&D团队的管理者需培养的五个特质。外部协作R&D能力有助于技术标准的推广。外部协作R&D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对潜在成员的选择、协同和管理:对于协作伙伴选择,本文确定了协作伙伴选择标准,构建了伙伴选择博弈模型,为技术标准主导者形成最佳的协作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对于协同技术使用者,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技术使用者,并明确标准开发中技术使用者的协同要点;对于管理R&D网络,需重点关注以R&D网络管理者的身份在以技术标准为纽带的外部协作R&D网络中发挥作用。同时,构建了评价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R&D能力的标杆测试指标体系。根据R&D能力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提升机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按照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建立了涵盖四个测试指标族的高技术企业R&D能力标杆测试指标体系:R&D战略能力的测试指标族、内部R&D能力的测试指标族、外部协作R&D能力的测试指标族、提升了的企业R&D能力测试指标族。该标杆测试指标体系不仅有助于企业识别和发现自身R&D能力的不足,而且可以引导企业根据实践差距,采取相应合理的提升措施进行弥补和完善。最后,以我国信息通讯产业中活跃于技术标准设定和R&D领域的典型企业代表中兴通讯为研究对象,开展案例研究。通过调查中兴通讯的活动及其外部上下游企业,评价了中兴通讯的R&D能力;并且,分别从R&D战略能力、内部R&D能力和外部协作R&D能力三个层面对中兴通讯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的企业R&D能力提升进行了深度剖析,探究其成功的独特经验和实践。该案例研究论证了本文提出的R&D能力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与其提升机理及评价指标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总结案例启示基础上,提出推动高技术企业R&D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刊编辑部[6](2006)在《与时俱进的中国标准化》文中认为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世纪初期的主要特征,贸易、制造过程、科技创新体系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同时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也把标准的竞争推向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前沿。标准的国际化倾向日益突出,标准在维护各国利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的末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迅猛发
周苏苏[7](2005)在《中兴通讯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文中指出高科技企业,面临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行业的激烈竞争,必须不断培育和促进公司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逐步实现由技术追随型企业向技术领先型企业转变的同时,瞄准国际化方向。并要立足掌握核心技术,致力于新技术的研究跟踪和新产品的研发,保持领先优势,才能不断提升产品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
马兵[8](2004)在《稳健经营 高速成长——中兴通讯2004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文中研究指明
周世雄[9](2004)在《中兴通讯标准研究工作硕果累累》文中提出
张长岭[10](2004)在《华为和中兴的发展战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在过去的二十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水平代表了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最高水平。 他们的发展在本文中大致被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成立到1995年,是两家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期间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从农村市场起步,初步站稳脚跟开始进攻城市市场;第二个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0年,这是两个公司高速成长的阶段,从单一的程控交换产品拓宽到全面的通信解决方案,立足国内市场,并开始拓展国际市场;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是两家公司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在调整中发展的阶段,他们巩固了在国内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加大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两家公司的产品差异化增大。 它们的起点大致相当,都有民营经济的成分,从没有电信行业背景的小作坊式企业发展到大型通信设备供应商。在市场方面早期目标集聚在农村市场,然后重点转向城市市场,地毯式地在全国完成了业务布局,后来就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产品方面研制程控交换机取得发展,及时拓宽了产品线,跟上了中国电信行业发展地脚步。它们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销售额的差距是最外在的表现,华为后来居上,保持了10年的领先,但是最近差距开始缩小。中兴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后来引入了民营结构,华为是全部的民营成分。在市场上,华为更倾向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度,中兴则相对稳健务实。华为的管理更有效率,内部有些独特的管理制度,中兴的管理相对平稳,但是效率和执行没有华为那么突出。两家公司在产品上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异,华为专注在3G上投入很大,中兴则在手机、小灵通、CDMA等方面大有收获。共同的外部环境使得两家公司有相似的发展空间,相似的战略目标使得两家公司有相似的业绩,不同的战略执行过程使得两家公司的发展步伐存在差距。
二、中兴通讯承办国际标准组织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兴通讯承办国际标准组织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实践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数据 |
2.2 描述性统计: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相关文献的全景图 |
2.2.1 发文数量与发文机构分析 |
2.2.2 发文期刊分析 |
2.2.3 发文作者和合着网络分析 |
2.3 共词分析 |
2.4 不同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的文献梳理 |
2.4.1 基于规制理论视角的研究 |
2.4.2 基于技术管理理论视角的研究 |
2.4.3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的研究 |
2.4.4 基于战略管理理论视角的研究 |
2.5 已有文献的研究局限 |
第三章 中国3G技术研发背景与大唐电信面临的挑战 |
3.1 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代际更迭 |
3.2 中国政府与企业支持本土3G技术的原因 |
3.2.1 经济原因 |
3.2.2 政治原因 |
3.3 大唐电信开发TD-SCDMA技术标准面临的挑战 |
3.3.1 来自内部技术资源的挑战 |
3.3.2 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 |
第四章 大唐电信制度创业行为与TD-SCDMA合法性确立 |
4.1 TD-SCDMA技术标准发展历程 |
4.2 制度创业相关概念及理论 |
4.2.1 制度创业与制度创业者 |
4.2.2 合法性 |
4.2.3 制度创业行为 |
4.2.4 制度创业模型 |
4.3 数据来源 |
4.4 制度创业准备阶段——制度变化、标准构建及寻求技术可行性 |
4.4.1 直接参与策略与代言人策略 |
4.4.2 协作R&D |
4.4.3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
4.5 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标准的理论化与扩散 |
4.5.1 产业联盟 |
4.5.2 开放型标准战略 |
4.5.3 调动社会力量 |
4.5.4 信息咨询策略 |
4.6 制度再生阶段——TD-SCDMA合法性确立 |
4.7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构建 |
第五章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验证:TD-LTE合法性确立案例 |
5.1 数据来源 |
5.2 TD-LTE发展概述 |
5.3 制度创业阶段划分及模型构建 |
5.3.1 制度创业准备阶段 |
5.3.2 制度创业能动变化阶段 |
5.3.3 制度再生阶段 |
5.4 制度创业三阶段模型:TD-LTE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6.1 结论与启示 |
6.1.1 结论 |
6.1.2 启示 |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四、论文的结构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三、跨国公司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一、后危机时代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一、非政治风险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结论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企业大学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企业大学概念相关研究进展 |
1.2.2 企业大学功能相关研究进展 |
1.2.3 企业大学的研究视角 |
1.2.4 研究述评 |
1.3 本文主要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知识活动系统的全息性理论 |
2.1.2 组织资本理论 |
2.1.3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 |
2.1.4 社会网络理论 |
2.1.5 架构理论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2.2.1 企业大学组织资本 |
2.2.2 企业大学能力体系 |
2.3 研究框架的提出 |
3 企业大学组织资本分析 |
3.1 经典扎根方法与素材来源 |
3.1.1 经典扎根方法 |
3.1.2 素材来源 |
3.2 数据编码 |
3.2.1 内部师资网络 |
3.2.2 外部师资网络 |
3.2.3 内部知识流程 |
3.2.4 外部知识流程 |
3.2.5 硬件平台 |
3.2.6 知识共享平台 |
3.3 组织资本组合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4 企业大学能力体系分析 |
4.1 程序扎根方法与案例选择 |
4.1.1 程序扎根方法 |
4.1.2 案例选择与素材来源 |
4.1.3 样本企业大学素描 |
4.2 数据编码 |
4.2.1 开放性译码 |
4.2.2 主轴译码 |
4.2.3 选择性译码 |
4.2.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4.3 若干其他案例辅助分析 |
4.3.1 海信学院 |
4.3.2 惠普大学 |
4.3.3 宝钢人才开发院 |
4.3.4 TCL领导力开发学院 |
4.3.5 大唐大学 |
4.3.6 国网技术学院 |
4.4 企业大学能力链模型 |
4.4.1 企业大学能力体系构成 |
4.4.2 企业大学能力体系演变规律 |
4.5 本章小结 |
5 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组态关系研究 |
5.1 组态分析法与样本选择 |
5.1.1 组态分析法 |
5.1.2 研究样本筛选 |
5.2 研究假设 |
5.3 变量赋值 |
5.3.1 组织资本的变量构成及赋值 |
5.3.2 能力体系层级变量赋值依据 |
5.3.3 赋值示例 |
5.3.4 样本企业大学赋值结果 |
5.4 四个阶段组态分析 |
5.4.1 传统培训阶段的组态分析 |
5.4.2 终身教育阶段的组态分析 |
5.4.3 融知接口阶段的组态分析 |
5.4.4 知识中心阶段的组态分析 |
5.5 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的组态关系模型 |
5.5.1 组态内多因素作用机制 |
5.5.2 企业大学组织资本的演变规律 |
5.5.3 内部知识流程和内部师资网络资本的核心作用 |
5.6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1.1 研究结论 |
6.1.2 研究启示 |
6.2 创新点 |
6.3 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访谈研究提纲 |
附录B 企业大学组织资本和能力体系研究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导言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一) 国内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二) 国外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要素禀赋互补性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产业结构互补性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具有良好外部条件 |
四、本文研究思路、方法、内容及创新和难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本文研究创新和难点 |
(四) 研究内容 |
第二节 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一) 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 国际区域产业合作 |
二、国际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动机制 |
(一) 国际贸易 |
(二) 国际投资 |
(三) 国际金融 |
三、国际产业合作相关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及互补性分析 |
第一节 中亚五国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 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二) 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 |
(三) 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二、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二)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 |
(三)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三、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二) 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 |
(三) 塔吉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四、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二)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 |
(三)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五、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一) 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二) 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 |
(三) 土库曼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六、中亚五国独立后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评价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互补性分析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梯度差距 |
(一) 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产出结构比较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变动对比分析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互补性分析 |
三、小结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一:贸易合作 |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整体贸易情况 |
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情况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 |
(二)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 |
(三)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贸易 |
(四)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 |
(五)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
(一) 贸易结合度分析 |
(二) 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
(三) 贸易互补性分析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四、小结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二:投资合作 |
一、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特点 |
(一) 外资来源国 |
(二) 投资领域 |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状况 |
(一) 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
(二) 中国在中亚的间接投资 |
(三) 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 |
三、小结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三:金融合作 |
一、中亚国家金融业发展概况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 |
(一)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多边合作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双边合作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特点 |
四、小结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实践与评价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一产业合作 |
一、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一) 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二) 中亚五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概述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棉花贸易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技术与项目合作 |
四、小结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二产业合作 |
一、中亚国家独立初与中国第二产业的合作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二)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 |
(三)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三、小结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三产业合作 |
一、我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 |
(一) 中亚各国电信业发展概况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现状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评价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合作 |
(一) 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发展概况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机制建设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水平评价 |
(五)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前景 |
三、小结 第五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因素分析 |
一、大国对中亚市场争夺 |
二、中亚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环境 |
(一) 中亚国家经济实力 |
(二) 中亚国家经济环境 |
三、中亚国家复杂心态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一、中国与中亚产业合作推进路径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突破点——哈萨克斯坦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战略承接地—中国新疆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一) 完善产业合作互动机制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 |
(三) 企业参与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竞争力分析 |
(一)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相似性 |
(二) 中国新疆工业产品出口能力分析 |
(三)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产业竞争力比较 |
四、构筑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雁行模式 |
(一) 雁行模式的实现前提 |
(二) 雁行模式的构筑方式 后记 参考文献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致谢 |
(5)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机理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插图索引 |
附表索引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1.3 选题来源与基金项目资助 |
1.2 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内容 |
1.2.1 技术标准设定的内涵 |
1.2.2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R& D 能力的界定 |
1.2.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章节结构 |
1.4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网络经济学 |
2.1.2 企业资源与能力观 |
2.1.3 网络组织理论 |
2.1.4 博弈理论 |
2.2 关于技术标准与技术标准设定的研究综述 |
2.2.1 技术标准的经济学属性及其分类 |
2.2.2 技术标准设定阶段的划分 |
2.2.3 技术标准设定的途径与战略 |
2.3 关于企业R&D 能力提升的研究综述 |
2.3.1 R&D 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
2.3.2 R&D 能力的提升 |
2.4 关于企业R&D 能力与技术标准设定关系的研究综述 |
2.4.1 R&D 能力与技术标准设定间的互动影响 |
2.4.2 R&D 能力与技术标准设定间的协调发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技术标准设定与高技术企业R&D 能力的关系 |
3.1 高技术企业R& D 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
3.1.1 技术标准设定对R&D 能力的要求 |
3.1.2 高技术企业传统的R&D 能力与技术标准设定要求之间的差距 |
3.2 国内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设定活动中面临的R&D 困境 |
3.3 R&D 能力在技术标准设定中的作用 |
3.3.1 R&D 战略能力在技术标准设定中的作用 |
3.3.2 内部R&D 能力在技术标准设定中的作用 |
3.3.3 外部协作R&D 能力在技术标准设定中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企业R& D 战略能力 |
4.1 R&D 战略与R&D 战略能力 |
4.2 技术兼容性选择能力 |
4.2.1 兼容性的含义 |
4.2.2 技术兼容性的战略意义 |
4.2.3 企业技术兼容性选择决策 |
4.3 专利目标选择能力 |
4.3.1 专利类型 |
4.3.2 与专利类型相关的高技术企业R&D 活动 |
4.4 专利信息搜索和分析能力 |
4.4.1 专利信息搜索和分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
4.4.2 专利信息搜索和分析能力的建立 |
4.5 R&D 项目组合选择与投资 |
4.5.1 获取创新源的R&D 模式 |
4.5.2 R&D 项目组合选择与投资的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企业内部R& D 能力 |
5.1 R&D 竞赛模型构建与分析 |
5.2 企业内部R&D 网络构建 |
5.2.1 内部R&D 网络的模式选择 |
5.2.2 内部R&D 网络与知识转移 |
5.3 高技术企业模块化R&D |
5.3.1 基于产业链的技术标准模块化R&D |
5.3.2 模块化R& D 设计 |
5.4 技术标准开发团队的管理者特质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企业外部协作R& D 能力 |
6.1 协作伙伴选择 |
6.1.1 协作伙伴选择标准 |
6.1.2 伙伴选择博弈模型 |
6.2 技术使用者协同 |
6.2.1 技术使用者的界定 |
6.2.2 技术使用者参与技术标准设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6.2.3 技术使用者协同要点 |
6.3 以技术标准为纽带的外部协作R& D 网络管理 |
6.3.1 R&D 网络管理者 |
6.3.2 网络管理能力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R& D 能力评价指标构建 |
7.1 R&D 能力评价理论基础与评价目的 |
7.2 关于R&D 能力评价的综述 |
7.2.1 R&D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7.2.2 R&D 能力评价方法 |
7.3 标杆测试法在技术创新管理评价实践中的应用 |
7.3.1 标杆测试法介绍及其应用 |
7.3.2 标杆测试法在R&D 能力评价中的可行性 |
7.4 R&D 能力标杆测试指标体系的设计 |
7.4.1 R&D 能力标杆测试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7.4.2 R&D 能力标杆测试指标体系的构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案例研究 |
8.1 案例研究规范与设计 |
8.1.1 研究方法选择 |
8.1.2 案例设计 |
8.2 案例研究对象中兴通讯简介 |
8.2.1 企业发展概要 |
8.2.2 产品概要 |
8.2.3 企业R&D 基本概要 |
8.2.4 企业技术标准设定活动概要 |
8.3 技术标准设定动因下的中兴R&D 能力水平评价 |
8.4 中兴的R&D 战略能力提升 |
8.4.1 技术开发兼容性选择 |
8.4.2 专利类型选择 |
8.4.3 专利信息搜索和分析 |
8.4.4 R&D 项目组合选择与投资 |
8.5 中兴的内部R&D 能力提升 |
8.5.1 专利竞赛能力 |
8.5.2 内部R&D 网络构建与知识流动 |
8.5.3 模块化R& D |
8.5.4 技术标准开发团队的管理 |
8.6 中兴的外部协作R&D 能力提升 |
8.6.1 伙伴选择 |
8.6.2 技术使用者协同 |
8.6.3 以技术标准为纽带的协作R& D 网络管理 |
8.7 案例启示与政策建议 |
8.7.1 案例启示 |
8.7.2 政策建议 |
8.8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7)中兴通讯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一、公司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的实施 |
二、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
(一) 公司技术创新体系的管理体制 |
(二) 技术创新体系组织建设 |
(三) 技术创新机制建设 |
1.人才激励机制 |
2.研发管理体制 |
3.考核管理 |
4.创新成果评价 |
(四) 合作创新情况 |
三、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 |
(一) 投入和流程上的保证 |
(二) 知识产权建设 |
四、技术创新信息化建设情况 |
五、企业技术中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
(一)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
(二) 取得的成绩 |
(9)中兴通讯标准研究工作硕果累累(论文提纲范文)
国内标准制定成绩卓然 |
国际标准制定初露锋芒 |
(10)华为和中兴的发展战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背景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的意义 |
第二章 研究方法和思路 |
2.1 分阶段的研究方法 |
2.2 研究应用的战略理论 |
第三章 中兴和华为的发展概况和当时的环境 |
3.1 中兴发展简史 |
3.2 华为发展简史 |
3.3 通信产业链 |
3.4 中兴和华为成立之前的产业环境: |
第四章 华为和中兴的分阶段比较 |
4.1 第一阶段 |
4.1.1 第一阶段的外部环境 |
4.1.2 第一阶段中兴和华为的关键战略对比 |
4.1.2.1 第一阶段的产品战略对比 |
4.1.2.2 第一阶段市场战略的对比 |
4.1.2.3 第一阶段人才战略的对比 |
4.1.2.4 第一阶段管理战略的对比 |
4.1.3 第一阶段对比小结 |
4.2 第二阶段:1996-2000 |
4.2.1 第二阶段的外部环境变化 |
4.2.2 第二阶段华为和中兴的战略对比 |
4.2.2.1 中兴和华为的资本运作的观念和战略 |
4.2.2.2 第二阶段产品战略的对比 |
4.2.2.3 第二阶段的营销战略对比 |
4.2.2.4 企业文化的对比 |
4.2.2.5 第二阶段管理战略的对比 |
4.2.2.6 第二阶段人才战略对比 |
4.2.3 第二阶段对比小结 |
4.3 第三阶段:2001-2003 |
4.3.1 第三阶段环境的变化 |
4.3.2 第三阶段的战略对比 |
4.3.2.1 产品战略对比 |
4.3.2.2 国际化战略的对比 |
4.3.2.3 市场战略的对比 |
4.3.2.4 人才战略的对比 |
4.3.2.5 第三阶段管理战略的对比 |
4.3.3 第三阶段的对比小结 |
4.4 对下一步发展的展望 |
第五章 结论和借鉴 |
5.1 结论 |
5.2 借鉴 |
5.3 本文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 谢 |
个人简历 |
四、中兴通讯承办国际标准组织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创业理论视角下移动通信行业技术标准竞争研究[D]. 田雨欣. 山西大学, 2020(01)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企业大学组织资本与能力体系研究[D]. 陈蕴琦.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4]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D]. 毕燕茹. 新疆大学, 2010(11)
- [5]标准设定动因下高技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机理与评价研究[D]. 方放. 湖南大学, 2009(01)
- [6]与时俱进的中国标准化[J]. 本刊编辑部. 世界标准信息, 2006(12)
- [7]中兴通讯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J]. 周苏苏. 中国软科学, 2005(07)
- [8]稳健经营 高速成长——中兴通讯2004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J]. 马兵. 中兴通讯技术, 2004(05)
- [9]中兴通讯标准研究工作硕果累累[J]. 周世雄. 中兴通讯技术, 2004(03)
- [10]华为和中兴的发展战略比较研究[D]. 张长岭. 清华大学, 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