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营企业家的剥削与入党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

一、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剥削及入党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江亚洲^[2]（2019）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量官员纷纷落马反映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出现了重大问题,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环境正在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如何才能不断提高传播效应,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健康、稳定、繁荣的思想文化环境和提供精神动力呢?本研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详细剖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和整合的深层机理,最终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从结构和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文章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既要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功能,又要切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构安排,另外还应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其政治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具体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概括并剖析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认为:可以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和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三个环节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这三个环节分别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和作用过程。其中: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包括价值论证、逻辑论证和事实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则有身份建构、规则嵌入和政策输出这些主要途径。另外,这三个大环节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前后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并无先后性,这三个环节是整体统一而又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并向前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使命。研究发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被建构,而且这一建构过程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本身具有开放性,它的各个环节并不是僵化和单向的,它包含的各个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中存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构的新动能,这将我们带入到了一种具有反思和创造性的传播主义思潮。即不能再单以那种受控制论、文化遗传主义的传播学观点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它的运转也是一个开放阐释和建构的过程。研究还发现: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存在实际传播对象范围没有被有效覆盖、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互动性不强、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行为存在偏差和党媒传播媒介的空间逐渐受到侵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所以需要针对性的推动传播对象向广大工人和农民阶层延伸、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有效互动、强化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和实践和加大对新型媒介生态的调控力度。这一发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的建构完善非常具有针对意义,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称为开放式的传播机制。那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有效传播,仅靠单向度的宣传是不够的,更是要让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开放式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借助于这一开放式的传播机制,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再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

吕剑枫^[3]（2017）在《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文中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作出积极贡献。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论文通过以广西玉林市为个案,对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专题研究。全文由导论部分和五章正文组成。导论部分,通过对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分析,提出选题缘由,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得出有待研究方面,并介绍选题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基础理论。阐述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的背景,指出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要求下,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发展及创新了党的建设思想及其理论。这一章还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特征及衡量标准。回顾了改革开放初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十八大以来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从中可见中央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日益重视的发展历程。结合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特点,论述西部地区非公有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包括规律性、导向性、全面性、发展性、区域性、民族性等,既有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的一般要求,又有其区域性和民族性的鲜明特点和要求。研究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衡量标准。第三章,新时代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价值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述,包括: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党在西部地区的阶级力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公信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第四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主要成效及困境—以广西玉林市为例。玉林市是广西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示范城市,也是广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示范市。本章以玉林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开展访谈,围绕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科学化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总结了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工作的实践探索,指出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困境,并分析了原因。第五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路径探索。针对从玉林市个案中找出的存在问题,提出要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明确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的科学定位,并提出了防止非公有制企业基层组织边缘化,警惕非公有制企业基层组织“家族化”倾向,加强非公有制企业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避免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群众化”倾向等方法和路径。本论文主要采取了个案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一是个案研究,以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示范市的名片---玉林市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生动实践为例,运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科学规律。二是理论分析,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梳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在对党建科学化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对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研究,总结西部党建科学化的特殊规律。三是比较研究,对发达省区和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的特点及企业党建工作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出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特殊性。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广西玉林市为个案,立足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抓住其中的关键性突出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借鉴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采取了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对比研究等多种具体研究方法。

董大伟^[4]（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国晓光^[5]（2016）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孙明增^[6]（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杨帆^[7]（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举动,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腾飞的经济变革,更是一次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不仅仅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之中走完西方国家历经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而且要使中国这个传统的文明古国迈进现代社会的大门。短促的时间和巨大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一方面体验到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繁荣,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现代社会的某种阵痛,“社会失范”就是这种阵痛最为明显的表现。“社会失范”呼唤着社会整合的出现,可以说社会冲突越激烈,社会整合的紧迫性就越强烈。某种意义上,社会整合既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但是,由于这一概念的功能主义的传统,导致了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过分强调,使它饱受批评。事实上,社会整合概念完全不需要设定一个和谐一致的乌托邦,完全可以在正视冲突下保留社会整合的科学内涵,而无需所谓“神性社会”的担保。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变迁之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在中国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性,使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经验,而是要在批判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理论自主之路。中国伟大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深化改革的需要,要求尽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发展的前面,因此,当前重要的任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系统地理论探索,提升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理解。本文首先会分析社会整合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从社会整合相关理论的历史沿革入手,通过对比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理论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社会整合在理论上做更进一步的理解。其次,会重点叙述政党和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观点,对政党的地位做一个更加深入、科学的定位。最后,结合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理论的多种不同观点,找出一个能够相对科学合理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工具。以理论的辨析为铺垫之后,将简要介绍和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凭空产生,改革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通过构建—个系统的社会政治权力网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政治利益表达形式和渠道,国家支配和控制着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面对建国之后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总结革命战争期间的主要经验,采取了一种以“政治运动”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方式。这种整合方式有着其历史合理性,也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特殊的整合方式本身蕴含着着一个悖论,正是这一悖论的发展,导致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波折,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逐渐让位于市场；社会阶级阶层的不断分化使曾经“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传统社会结构日趋多样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这些问题都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又在社会中引发了无数从前没有的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两方面回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执政能力的建设和提升。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冲击,使得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方式上都要做出调整。这既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相关、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十分重要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结构方面,针对市场经济改革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加强党员素质,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要求加强反腐败的工作,认为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情。社会冲突的不断加剧,使得政治体制也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掌握着政治输出的主要渠道。因此,党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去缓和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团结。由于社会阶层和团体他们本身掌握的社会资源很不相同,利益目标也很不一致,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逻辑也很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不同对象需要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待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兴经济精英也就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共产党更多是采取一种吸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党的统一战线组织,比如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吸纳。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敞开了组织的大门,欢迎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待新的社会团体的策略上,中国共产党大致经历了一个“控制——规范——引导——整合”的过程。事实上,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行动框架。而对于大量散布于中国社会的抗争性的利益诉求行为,中国共产党尽量的将他们引向合法的制度化渠道,防止他们的各种政治诉求演化成激烈的非理性行为。

弓联兵^[8]（2012）在《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中国的执政党与社会呈现出“政党统合”的关系形态。这一关系形态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逻辑共同形成。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需要一支可以凝聚和统合社会的组织化力量主导和推动现代化进程,从而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展开。一般认为,具有现代性的政党组织是充当这种组织化力量的最佳选择。从执政合法性的逻辑来看,任何政党都需要从社会汲取执政资源以维系和巩固执政地位,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按照现代政治规则对分化的甚至分裂的社会进行必要的统合,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在“政党统合”形态里,执政党构建了一套以党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包括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及外围组织体系。依靠组织的力量,执政党通过吸纳和嵌入两种基本的路径和方式统合社会。其中吸纳侧重于政党自下而上对社会力量的笼络和征募,将社会精英群体吸收到党的组织体系或执政体系；嵌入则侧重执政党的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向社会空间的渗透和覆盖。通过吸纳和嵌入社会,使社会紧密围绕在执政党周边,从而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本文基于“政党统合”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共产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对中国的政党与社会关系展开论述。放权式改革后,社会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快速成长,时至今日,私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私营企业的成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打破了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对政党国家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事实下,如何将私营企业纳入政党国家的控制范围以内,发挥其建设性功能,抑制和防止其潜藏的反对性政治能量,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面对的战略性和策略性命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对于作为新兴经济社会精英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执政党采取政治吸纳的策略有选择性地将一批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纳入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执政体系,使其成为政党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体制外的反对者。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共产党开放组织体系吸纳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二是通过政治安排的方式把私营企业主安排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部门等机构。在吸纳私营企业主的同时,执政党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党的组织网络向私营企业进行渗透和延伸,在社会自组织没有成型之前党组织率先占领了政治真空地带,从而保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拥有坚实的组织基础。从现代政党政治的逻辑来看,政党回归社会是政党扩大社会基础,争取社会支持的应有之意,从中国执政党的领导逻辑来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也是保证党在新兴社会领域领导优势的必然选择。但在社会成长成为不可逆的事实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的方式需要作出必要调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党组织的背景和方式不同,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时受到外在组织环境的影响,在结构上转变为一个“无权力依托组织”,与此相应的是,在功能上,党组织的功能也不得不从政治功能转化为社会功能,即政治领导核心功能转化为社会服务和关怀功能。因此,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回归社会”,转化组织功能,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社会的有效支持。

郭沅鑫^[9]（2012）在《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处于维护稳定、服务群众、调解处理矛盾的第一线。发展地区经济,建设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都要靠基层党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奋斗和拼搏。因此,无论是从新疆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高度出发,还是巩固党在新疆各民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的现实出发,都必须重视和加强新世纪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论文着眼于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介绍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回顾了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过程,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层组织建设的现状,总结了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考察了农牧区和城市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状况。通过分析和研究,试图回答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根据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要求,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应该如何改革和创新观念意识、领导方式、组织设置等,以建设成为具有相当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的坚强领导核心。论文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建构和历史考察,主要阐明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新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历程,包括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为现实研究,主要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新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并分别考察了农牧区和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在第一部分中,绪论从基本概念入手,简要叙述目前学术界对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研究状况,并介绍了本文的逻辑结构与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学界关于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公共组织建设等理论,以便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还特别阐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新贡献。第二章主要回顾了新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历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新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状况。通过这些分析,既能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有所了解,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的建设为当前新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奠定的基础。第二部分中,第三章总体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当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新形势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对农牧区、城市社区、高校和企业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重要性、建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结束语部分在总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思路。

苗加清^[10]（2010）在《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当代中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等传统阶级、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需求,相应地,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新现象,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摆脱不了私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本质属性,但他们从来都是中国的社会公民,目前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前提、政策依据、主观需求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党和政府要在政治上容纳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而不能将其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政治冷漠与政治体制之外徘徊、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与无序有限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强化与有序扩大参与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呈现出政治参与目的多重性、政治参与方式多样性、政治参与效果差别性等总体特征。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也存在着立意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并且还存在着务虚性政治参与、非常态政治参与、非法性政治参与等现象,因而,党和政府又必须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加以引导,把它控制在现有政治制度许可和容纳的范围之内。政治参与是把双刃剑,有效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抑弊兴利,促进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合法化、有序化、制度化,一方面,要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必须主动加强自我认知,自觉规范财富运行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努力创造出良好的政治参与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自律规范,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有序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面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变化及其政治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在塑造良好的社会舆情条件和合理协调社会各个阶层政治参与格局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党和政府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合法、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及时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这股社会力量导入现有政治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二、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剥削及入党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剥削及入党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5）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剥削及入党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D]. 江亚洲. 苏州大学, 2019(06)
• [3]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D]. 吕剑枫.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4]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03)
• [6]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D]. 杨帆. 山东大学, 2014(04)
• [8]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D]. 弓联兵. 复旦大学, 2012(03)
• [9]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D]. 郭沅鑫. 武汉大学, 2012(05)
• [10]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研究[D]. 苗加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标签：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  民营经济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