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科举制度的形成与建立

一、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罗继岩^[2]（2021）在《金代禁榷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总结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的禁榷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金代的禁榷制度主要借鉴于唐、辽、宋三代,然而在真正的贯彻中又呈现出与历代不同的特点。在金以前的历代禁榷制度中多为盐铁并举,即盐、铁皆为禁榷商品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是金代的禁榷制度中仅以榷盐为主,铁的禁榷仅存在于金初的地方经济体系中,在海陵确立禁榷制度后,铁的禁榷已经不复存在;唐宋时期盛行的榷茶制度在金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官商合营的榷盐与榷铜制度中,以政府定价来保证政府收益、限制物价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属于其首创。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崛起之后积极汲取汉地的制度文化以之完善自己的统治,并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形成适应自己发展的制度,这是难能可贵的。本文第一章对学界关于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的管子“官山海”还是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存在的争议进行了考证,得出“官山海”在春秋时确实存在并得到贯彻的结论,由此确定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禁榷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从而梳理出金代以前禁榷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指出了不同时期诸政权采取禁榷制度的原因与目的。第二章在对金代禁榷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的论述中,指出在金初地方的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部分商品的政府专卖,但并未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制度,金代作为国家层面的禁榷制度确立于海陵时期。本章还就世宗至宣宗时期禁榷制度的变革以及变革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指出金朝中后期社会的动荡、政府财政的窘迫是促使金朝变革禁榷制度的重要原因。第三章对金代的榷盐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在官商合营的禁榷制度中,由政府制定禁榷商品的价格是金代的首创;同时还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存在着民族歧视因素。第四章对金代铜、铁等矿产资源的禁榷进行了论述,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铁的禁榷仅作为一种经济管理形式存在于金初,在《金史》所载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的榷货十目之外,金、银、铜、碱亦在禁榷范围之内,并对金、银、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分布进行了考证,同时分析了各类矿产资源禁榷的特点。第五章对金代关于生活物资类商品酒、茶、香、醋的禁榷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对酒、香的禁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章宗以后频繁调整禁榷制度是为了解决因动荡导致的国用不足问题。第六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金代禁榷制度的特点与影响进行了分析,把金代禁榷制度的基本特征呈现出来。结语部分对研究金代禁榷制度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本文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今后研究的方向作出简单的表述。

张倬^[3]（2021）在《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人事行政管理是行政管理制度体系中的核心构成部分。它的优势和不足,成为一个国家发展强盛兴衰的先决条件。人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应有之义,是政治繁荣和国家兴衰的重中之重。在汉武帝时期,人才频出,进而开创了了“人才兴旺、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一切得益于汉武帝执政时期先进的人事思想的指导。汉武帝在执政时期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结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的人事行政制度,进行积极的思考和创新,探索出一条富国强兵、政治稳定的管理道路,正是因为汉武帝的卓越政绩,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发展的领先者,汉朝的统治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探索改革,为政体改革、贤能选用,提供了历史借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汉武帝的人事行政思想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探讨汉武帝时期人事行政发展的原因,而且可以对当前的人事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将继续对汉武帝的人事和行政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力争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系统。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行政分析与历史探论相统一、文献征引和阐发相结合、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和个案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探析汉武帝的人事行政思想。在内容上,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通过梳理文、景二帝在位时的人事行政思想及其存在的问题来论述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二,通过汉武帝的高层、中层、基层官僚人事任命论述了汉武帝人才选拔之道;第三,通过汉武帝任用文臣、武将和酷吏三方面论述了汉武帝的人才任用之道;第四,通过考核评价体系、奖惩激励机制、行政矛盾的处理论述了汉武帝人才管理之道;第五,剖析了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对当今行政思想的启示。

刘波^[4]（2021）在《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朝鲜国家机构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前贤考察议政府和备边司等机关的职能与沿革运作,又阐述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典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机构的组织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且选择的对象仅局限在各职事机关。此外,研究者往往将朝鲜国家机关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制度史框架内,未曾放置于更宏大的明清时代中朝政治秩序结构内进行探讨。本文旨在梳理朝鲜政治组织架构和权力支配结构的总体面貌,并以“藩封体制”视角审视中朝政治秩序对朝鲜国家机构建置和权力运行产生的影响。学界通常以“华夷秩序”“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朝贡贸易关系”或“朝贡贸易体制”等作为诠释明清时代对外交往性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不同侧面,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惜在过分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框架下的行为活动,既未指明朝贡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未界定朝贡主体的范围界限,因而使用模糊的或统摄性的概念去考察中朝关系的基本属性时,反而会冲淡所得结论的严谨性,甚至会将明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混为一谈。鉴于“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等概念削弱了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关系性质的独特性,故本文提出和采用藩封体制概念。本文认为,明清中国与朝鲜通过政治和军事活动确立了君臣名分,二者共同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带有权力秩序性质的藩封体制。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朝鲜遵循以明清中国为权威中心的政治秩序,有藩屏天子和事大中国之任,而明清中国视朝鲜为藩属国,积极履行“字小”和怀柔远人之责。本文运用藩封体制视角对朝鲜国家机构进行系统考察后,认为朝鲜不在明清中国管辖的行政范围内,可以“自为声教”,其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却深受藩封体制下“上国”典制文化的影响,权力结构间也渗透着藩封体制的政治秩序。朝鲜国王的统治名义主要通过明清皇帝颁赐王爵、赐金印、赐舆服和赐谥号等途径获取,其又充分利用在藩封体制攫取的名分,以诸侯名义确立多项礼制法规,由此确立域内的统治合法性。王储权力与王权强弱紧密相关,国王通过请求明清皇帝册封王储爵位、自行制定和颁布王储的礼仪制度等方式,确立王储在藩封体制权力秩序中的礼制名分,以提高和强化王储在境内的权威。国王和王储以下的诸司百官并不受爵于明清皇帝,国家庶务和官员任免自理,这使得朝鲜政治制度建设和运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诸司百官的设置与权力运作保持本国“土俗”特征之余,作为国王的“陪臣”,也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朝鲜政务统领机关经历了都评议使司—议政府—备边司的转变。都评议使司被改置成议政府,是李芳远在藩封体制恢复后,为进一步伸张王权,仿照明朝废黜宰相之法对国政运营格局进行改制的结果。16世纪中叶,明朝和朝鲜同时陷入“南倭北虏”困境。在藩封体制边疆危机背景下,议政府署理和审议国政形同虚设,而备边司作为临时统筹边地军务的机关崛起,并最终在“壬辰倭乱”后确立统领国政之权。朝鲜中央政务执行机关围绕“六曹”展开,即“六曹”及分率的各属司具体执行庶务,承政院等阙内机关协助国王掌控和调整“六曹”施政,监察和谏诤机关纠察“六曹”政务过失,军政分离的军事机关独立于“六曹”之外,宗亲府等机关优礼宗亲勋贵,汉城府专管王京事务。“壬辰倭乱”后添设“六曹”行政体系之外收支“大同法”米谷的宣惠厅等机关,但目的是解决此前六曹分理政事时权力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以上机关的总体布局,是太宗至成宗时期君主加强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认同和效仿明朝制度,进而改造国初承袭高丽旧制的结果。朱元璋赐朝鲜国号,郑道传等人把明朝与朝鲜比作成周与箕子,这造就了朝鲜君臣模仿周代六官和明代六部之制编纂国家政典,并按“六典”体例运营国政的政治思维。朝鲜地方政务分理机关分作行政和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和土官衙。它们的职能是为国王代行守土,在朝鲜制定的在藩封体制官爵序列中有其名分,但因处于外方而不直接参与事大活动,受藩封体制的直接影响要弱得多。朝鲜国家机构的体系布局固然与王权伸张或收缩、权力支配结构、政务运作方式等因素相关,但它亦受藩封体制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且权力支配结构间渗透着藩封体制的层级性政治秩序。明清中国并不直接干涉域外藩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这使得朝鲜设计、组织和变革国家机构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通过梳理,朝鲜国家机构的变革损益与周边局势的变动存在密切关联,权力结构总体呈现出完整的金字塔式特点,但其组织方式过于繁冗,政务运作不时出现“统而失序”,而且还存在两班职官阶层固化和“贵族政治”等基本特征。

李超^[5]（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周洁莹^[6]（2020）在《论明朝监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监察制度历史悠久,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和确立于秦汉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充分发展,隋唐时期逐渐成熟,宋元时期进一步强化,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朝监察制度吸收历代监察制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完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监察体系,对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前的监察制度相比,明朝监察制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监察系统更加严密,监察范围更加广泛;监察机关相对独立,监察权限有所扩大。正是由于这些独特性,明朝的监察制度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也为明朝澄清吏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明朝监察制度在当时已经很完备,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政治腐败的影响,其监察制度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最后随着明朝的消失而灭亡。尽管明朝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明朝君主统治,维护了明朝政治的稳定,其成功之处,对完善和发展我国当今监察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纪检监察部门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推进监察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组建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全面监督。随后《国家监察法》的制定为监察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虽然我国的监察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如地方监察机关缺乏独立性、监察机制不够完善、监察队伍有待加强等不足。本文通过对明朝监察制度的分析,总结其经验和不足,为我国当前监察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些建议。本文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整顿吏治腐败的需要、保障权力运行的需要、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等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明朝监察制度产生的缘由;从垂直的领导体制、独立的组织建制、严密的监察体系、秩卑权重的监察机制等四个方面总结了明朝监察制度的特点。第二部分分别论述了明朝监察制度实施的机构及保障。明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而严密的监察体系,中央主要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通政使司,地方主要包括提刑按察使司、巡按御史、总督和巡抚制度。为了确保监察制度的有效实施,明朝从监察官员的选任条件、选任方式、考核方式等三个方面规范了监察官员的管理;又从立法、行政、人事、司法、经济、军事、仪制、教育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监察。第三部分从监察效果评价和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对明朝监察制度的实效性进行了分析。从纠劾官邪、澄清吏治,整肃纲纪、维护法制,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督促地方官吏、提高行政效率,谏诤皇帝、避免决策失误等五个方面对明朝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的监察效果进行评价;又从指导思想、监察法制、组织队伍、配套制度建设等角度对其形成原因进行论述。第四部论述了明朝监察制度对我国当前监察体制建设和完善的启示。前文从明朝监察制度产生的缘由及特点、监察制度的实施机构及保障、监察制度的实效性等方面分析总结了明朝监察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明朝监察制度对我国当前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有重大启示。

唐学军^[7]（2020）在《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是对全体文官的政绩、才能、品德等进行考核评价并进行相应奖惩的法律规范。作为明代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集前代考课制度之大成,更系统、严密。本文首先介绍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明代之前历代考课制度的发展沿革以及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建立和演变。然后通过介绍考满、考察、考成法三种考课模式和与之配套的奖惩制度来具体呈现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运行机制。最后归纳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具有形式多样、体系严密,区分等级、分类考课,考课制度与监察制度紧密相结合的特点。它为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和加强皇权,为加强官吏管理和澄清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缺乏公正性、考课标准不明确等弊端。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发展历程还启示我们,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建设要与时俱进。

任立尧^[8]（2020）在《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文中提出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兴盛的王朝,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唐代之所以能够在后世各个朝代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离不开其建立的一套完备且系统的政治制度,也正是这些制度为唐代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唐代文官考课制度是这套政治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无论是在唐代的政治制度中还是对于其国家建设与治理中均是意义非凡。有关于唐代文官制度中涉及到考课方面的内容,无论是文官考课制度的确立,亦或是涉及文官考课制度的设计,还是在文官管理过程中考课制度的运用,均要优于唐代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的考课制度。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着手,通过史料的整理挖掘出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特点的,并深入的分析唐代文官考课制度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积极作用与历史局限性,以及对唐代包括唐代以后专制历史时期的影响。希望以此来找出唐代文官考课制度有借鉴价值之处,从而达到更好的为中国当代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完善提供帮助的目的。

邵方赞^[9]（2020）在《两汉官吏孝行研究》文中指出两汉官吏的孝行,对落实孝治政策、带动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孝方式、行孝特点、典型事例等方面,对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和整体考察至今还比较薄弱。故从“前四史”中梳理出有孝行记载的两汉官吏203人,运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孝道实践、社会关系、地域分布及影响逐步予以探讨。两汉官吏的行孝对象包括先祖、父母长辈等血亲以及师长和君主;行孝方式有“养生”、“丧死”、“祭祀”、“述志”多种;还具有政治性、功利性色彩浓厚,重礼节,行孝身份冲突等特点。汉代官吏的孝道实践受家族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的影响。在汉代家族中,孝德教育贯穿始终,从生活礼仪习惯、经学教育、家风家学等方面,以长辈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氛围陶染等多种途径产生作用。师生关系主要通过日常礼仪、儒学经典研习与传承,加之名利上的连结,影响着官吏的孝道实践。交游规范和交游群体文化对之亦有激励、督促、强化的作用。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亦影响官吏的孝道实践。政治、经济越发达,儒学文化越兴盛,尊老重孝之风越浓厚的地区,行孝官吏人数则越多。察举制度及其他倡孝措施、儒学的传播等,无疑是两汉官吏践行孝道的人数增加的原因;至于行孝官吏密集区发生变化,主要缘于京师、帝乡所在地的变动;江南行孝官吏人数的快速增长,则与其经济发展不无关系。总之,两汉官吏的孝行对其个人仕途、当时的社会风尚及后世的孝文化传承,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现代公务员选任、考核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梁娟^[10]（2019）在《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家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农村“蝇贪”之害仍然突出,甚至呈高发态势,基层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村干部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如何有效治理这类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是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对村干部犯罪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预测这类犯罪趋势的相关指标,梳理出刑事风险防控点,凸显应用法学领域研究方向;针对当前村干部犯罪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的实际,运用系统论和现代治理理论,构建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提出治理的目标、原则、结构、方法等,弥补当前对基层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研究的不足;将程序主义法律观引入村民自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通过完善制度从根本上预防村干部犯罪;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探索村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有效控制村干部犯罪,对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风险、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代禁榷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论文提纲范文）

（5）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明朝监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两汉官吏孝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金代禁榷制度研究[D]. 罗继岩. 吉林大学, 2021(01)
• [3]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研究[D]. 张倬.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D]. 刘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6]论明朝监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D]. 周洁莹.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7]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D]. 唐学军.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D]. 任立尧.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9]两汉官吏孝行研究[D]. 邵方赞. 兰州大学, 2020(01)
• [10]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D]. 梁娟. 南昌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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