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城镇化是县(市)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论文文献综述)
孟令冉[1](2020)在《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发展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保障乡村生态系统健康,促进乡村功能协调是保护乡村本底、改善乡村生活、增进农民福祉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同时也是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矛盾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实地调研数据和年鉴统计等数据,采用RS、GIS空间分析、模型评价、地理探测、拟合诊断和统计分析等技术方法,归纳完善了乡村生态系统构成与理论框架,对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演变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时空分异,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特点、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其耦合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实地调研梳理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乡村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明确了乡村生态系统的概念,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乡村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与功能。梳理总结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从地理学的范畴归纳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在研究区乡村发展背景方面,以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为主线理清了江苏省乡村发展的生态过程及其响应特征。首先,根据全生命周期理论将江苏省乡村发展过程划分为5个不同阶段,剖析了江苏省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演化特征。然后,从农业资源区划、经济区划视角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人口、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等生态系统多要素发展现状及空间分异,总结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的响应特征。(2)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构建了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和评价模型,提出了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等级划分与类型识别方法,剖析了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时空分异特征。2015年,江苏省57个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总体得分介于0.6856-0.8818之间,健康状况总体较好,自北向南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乡村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各子系统健康等级空间分布集聚性较好,团簇分布明显。在13种不同健康类型中,健康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苏南和苏中地区,非健康型则以苏北县域为主,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对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影响最为显着。就镇域尺度来看,1984-2017年,吴中区乡村发展总体表现出由工业主导型到农业主导型并逐渐向服务主导型转变的历史发展路径。各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得分在0.5562-0.8417之间,总体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乡村景观和自然子系统是造成近年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得出,不同发展类型乡村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因子与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类型具有显着一致性,说明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乡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乡村性质和功能正逐渐衰退。(3)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评价体系、评价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剖析了江苏省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揭示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与作用机制。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总体较弱,处于良性耦合的发展阶段,但乡村“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一般,多以初级和中级协调为主,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乡村生活功能对乡村“三生”功能的影响最为显着。相比而言,吴中区各镇域乡村“三生”功能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但乡村生产、生态功能相对较弱,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发展较为均衡。基于此,选取地理探测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测度了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拟合关系,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耦合”与“内部要素-功能-系统层级耦合”两方面剖析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同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和原理,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动力模型,揭示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主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4)梳理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乡村生态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首先,根据江苏省乡村自然资源要素、地貌类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历史文化等特点选取24个典型调研乡村并划分为5种类型,分析了不同类型乡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空间格局特征,并以乡村产业结构为依据将江苏省乡村发展模式归纳凝练为3大类、8个亚类,总结了不同模式乡村发展的特点。然后,围绕乡村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情况,政策认知,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发展预期4个方面,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分别对江苏省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5个典型乡村开展调查问卷与访谈,剖析了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分别从功能协调和产业融合层面提出了乡村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策略和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是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以乡村自然要素为代价的社会经济提升必然会导致乡村功能失调和景观退化。本文以乡村生态系统综合理论框架为指导,创新性地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评价模型,剖析了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时空演变特征,揭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与作用机制,并通过实地调研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契合实际的乡村生态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本文研究为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提供了可行性的思路与方法,研究结果对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肖哲[2](2020)在《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空间范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已进入新型城镇化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该阶段的重要目标,县域连接城市和乡村,县域城镇化是实现以上目标的重要手段。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作为中部地区一种典型县域类型,其城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该地区长期以来发展较为滞后,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观察发现,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在人口、产业、空间等方面都表现出显着的“自极化”特征,其背后原因和发展趋势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城镇化自组织理论,研究其发展特征、动力机制、空间结构,提出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空间范型,以丰富中国特色城镇化地域空间理论,为当地规划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文章主体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采用综合社会经济数据统计的定量分析方法及GIS空间分析方法,从人口、产业、空间三个方面,探讨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总体特征;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的方法,从外部作用(动力输入)、边界作用(激励抑制)和内部作用(竞争协同)三个方面来分析了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动力机制,发现在外部动力输入作用薄弱、边界作用抑制下,其县域内部出现消极的极化作用;第三部分主要采用城镇体系分形测度的方法,从城镇等级结构、空间结构、职能结构三个方面,测算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维数,分析了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结构特征;第四部分主要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的方法,在趋势判研下,归纳总结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在城镇等级结构、职能结构、交通结构、空间布局四个方面的表现,从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空间范型。
牛晓花[3](2019)在《基于GIS的洱海流域农村城镇化进程评价》文中指出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呈现城镇化进程速度加快之趋势。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国将深化农业改革,振兴农村经济”战略,“在未来5年里,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步伐将加快”。伴随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资源快速消耗、水体污染及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明析农村城镇化进程、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协调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以云南大理洱海流域为研究区,以GIS和RS技术为主要手段,基于1985、1995、2005、2015年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和流域各乡镇社会经济等基础数据,1)分析了流域土地利用景观的动态演变特征;2)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空间扩展和生态环境方面构建了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引入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城镇化综合指数,定量评价了研究区农村城镇化进程;3)基于生态位理论,从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方面构建了农村景观生态位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综合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分析了流域各乡镇景观生态位适宜性的动态演变,并进行了乡镇景观功能定位和分区调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1985年至2015年,洱海流域林地、农田和建设用地面积呈增加趋势,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就各地类转出而言,未利用地转出率最高,为74.08%;在转入方面,建设用地转入率最大,为74.44%,其次为农田和未利用地;研究区建设用地重心向东南移动,距离为7.32km。(2)通过计算流域各乡镇土地利用的单一动态度、综合动态度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建设用地的重心变化可以看出,茈碧湖镇、右所镇和邓川镇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与整个流域范围变化一致;各乡镇年综合动态程度多数高于平均水平,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重心变化方面,流域16个乡镇中,双廊镇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南移动,距离最远,为2.89km。(3)根据城镇化评价指标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均年收入、建设用地面积比重、林地面积比重等指标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未利用地面积比重则与城镇化水平呈负相关;凤仪镇和喜洲镇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邓川镇城镇化水平下降最为显着;1985-2015年,流域平均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达2.544%,流域各乡镇的城镇化水平被分为5个等级,即:低水平城镇化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城镇化水平中等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及高水平城镇化地区;各城镇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多属于勉强协调类型;除经济城镇化外,其余子系统在流域各乡镇间的协调度均处于勉强协调到中等协调的范围;通过城镇化导向型分析,2015年属于生态环境导向型的乡镇有7个,数量最多。(4)基于生态位理论,大理镇和邓川镇的综合生态位适宜度呈先升后降之趋势,牛街乡、湾桥镇等乡镇的变化则与之相反。其中,大理镇所处的生态位适宜性级别有所下降,适宜度由0.542下降至0.495,与此同时,流域各乡镇的生态位适宜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依据各类型的生态位适宜度值高低,2015年定位为农业生产功能的乡镇有7个,社会经济功能的乡镇有2个,生态涵养功能的乡镇有7个;根据综合生态位适宜度,将众乡镇分为多种控制方式:重点开发区、适度开发区、限制扩张区和优先治理区4种,并根据各种模式,尝试提出了相应的乡镇城镇化优化建议。
刘伍洋[4](2019)在《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文中指出在精准扶贫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加快提升我国中西部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水平以及如何引导其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道理上的重要问题。而目前已有的文献中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研究偏多,对于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研究偏少;而在城镇化动力机制方面,对于贫困山区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去分析,从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以贫困山区县宣恩为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研究宣恩县城镇化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空间规划与发展对策思考,有利于破解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困局,为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提供帮助。第一部分,对我国的扶贫历程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由来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本文所讨论的贫困山区县,主要是指位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山区县;接下来,分析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域的整体现状,主要是从自然环境、政策环境、经济产业、社会文化、城镇空间等五方面展开。第三,从扶贫背景下分析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历程与特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缓慢发展阶段(1978-1993),第二阶段是稳步发展阶段(1994-2010),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11-至今)。然后,具体探讨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县域城镇化现状发展特征和制约其发展突出问题,为认识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现状困局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结合绪论部分文献综述,所提出的初步研究命题与思路,即将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动力因子进行重新组合,从城乡规划学角度,构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初步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研究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整体思路与逻辑缘由,为后面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有利于下一步的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是以宣恩县为典型实证案例,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在宏观层次上,通过分析对政策制度对其城镇化的影响,来探讨其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宏观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宏观的政策制度上,特别对于贫困山区县域而言,国家的扶贫政策与扶贫资金投入,对其城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它政策制度因素,主要有生态补偿政策、对口帮扶政策、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土地、户籍制度等。中观层次上,由于政策制度是在宏观层面上起到保障与调控作用,在其转化和推动城镇化发展方面,是通过产业经济等中观层面的指标实现其城镇化发展。因此,构建了产业经济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剖析其主要城镇化发展动力。研究表明,资源环境是基础力,是城镇化发展基础;山区农业是初始力,一方面为城镇提供农业产品,另一方面为城镇提供剩余的劳动力;新型工业是主导力,以农特产品加工业为工业主导,其他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是后续发展力,以基本公共服务业为主,教育城镇化是其重要推力,旅游业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微观层次上,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从微观层面上需要剖析其农村居民的需求与迁移意愿,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访谈,运用统计性描述和二元逻辑模型的分析,探讨哪些因素是推动农村居民迁居城镇,哪些因素阻碍其迁居城镇,以及农民的城镇化行为动机是怎样的,是从微观的人口要素层面研究其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个人因素在迁移城镇中主要与年龄存在负相关,与学历、打工年限是正相关;在读学生数量存在负相关性,家庭收入水平存在正向关联;社会制度因素上,如户籍制度、计生政策等,对农民的迁移存在负相关性;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其中教育因素的正向关联最大,其次是工作因素,医疗和文化娱乐这两个变量也对其产生正向影响;生活成本产生最大负向影响,其次是生活方式等。最后,是对宣恩县空间规划体系与发展对策研究。第一,基于这三个层次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探讨了基于“综合观”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通过逻辑框架分析,得出它们相互之间是具有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宏观政策制度的各种动力之间具有相互的促进、调控、制约、释放等相互关系,中观产业经济上,是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会被微观的农民主体行为产生干预与影响,微观人口要素上,从农民的主体行为受到宏观政策和中观产业经济的引导与反馈,但是,农民的行为动机也会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分析了动力机制与空间规划的关系,城镇化动力机制影响并作用于空间,空间的建设行为是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表象。并提出了宣恩县县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逻辑思路,即按照“现状问题分析—动力机制探讨—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思路模式,分别从宏观政策制度、中观产业经济、微观的人口要素三个层面,提出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逻辑。第三,针对宣恩县的情况,从宏观、中观、微观分别提出相应的空间规划体系研究与思考:第一,亟需“立法”的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宏观动力机制思考;第二,注重“空间优化”的特色小镇规划——基于中观动力机制思考;第三,探索“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基于微观动力机制思考。第四,提出贫困山区城乡空间发展的对策思考,主要是思考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转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动力机制视角,提出贫困山区县域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对策;并且,初步构建了贫困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理论框架。以期能够为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和相关空间规划编制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郑燏圣[5](2019)在《湖北省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基本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速。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县域经济已被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截至2017年底,我国共有2851个县级城市,县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2%,县域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0%,县域GDP和社会消费总额却只占到全国总量的53%,县域经济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发展速度缓慢,县级城市成为现阶段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如何协调城镇化与县域经济之间的发展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其经济的发展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壮大,甚至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关键。截止2017年底,湖北省县域面积占比为82.2%,县域人口占比57%,县域GDP占比60.4%,县域经济已然成为湖北省整体经济的基础和支撑,因此研究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对维护湖北省县域经济的稳定,促进湖北省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乃至对促进湖北省、中部地区以及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目的是在准确把握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基础上,深入探究湖北省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作用,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合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此,本文选取2008-2017年纳入湖北省县域经济工作考核范围的80个县(市、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面板数据体系,并对80个县级单位进行分类,采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式,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的角度探讨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及不同经济指标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城镇化对于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2)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不同,对于经济落后县域的正向推动作用最大,对经济发达的县域促进作用最小,对经济中等水平县域的影响则介于前两者之间。(3)城镇化率、县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第二产业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显着,县域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以及县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样是正向显着的,但是促进效果相较于其他指标略显不足。(4)对于经济发达的第一类县域来说,第二产业份额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相较于其他指标会较为显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第二类县域来说,第二产业份额与城镇化的促进效果较好;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第三类县域来说,城镇化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比其他经济指标,效果较为显着。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城镇化稳步发展,打造县域特色产业新增长极。(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3)改善县域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4)优化各项制度,改善县域政策环境,为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创造软环境。(5)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加大县域内人才培养力度。
邓沁雯[6](2019)在《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核心行为主体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研究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逻辑,有助于解释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机制。在我国政府多层级行政组织结构和逐级发包的治理制度下,行政层级对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影响重大。目前学术界从行政层级视角对地方政府进行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其对城镇化作用的相关性,而大量相关城镇化的研究则对地方政府的层级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因此,本文选择从层级关系视角重新审视作为城镇化行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并以极具样本意义的广东顺德展开对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角色与行为研究。本论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行为主体进行层级关系划分,将介于顶层中央和底层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地方政府常常表现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糊性角色概括为“中间者”角色,并提出“中间者”在城镇化过程中“上下浮动”的行为特征,由此建立起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首先,地方政府无论是作为与市场、社会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主体,还是在其所处国家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关系中,都扮演着一种介于上层主体和下层主体之间的“中间者”角色,并表现出“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其次,由于地方政府的整体“中间者”角色系统内部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分化,可以进一步将各级政府划分为上层地方政府(省级)、中间层地方政府(地级和县级)与下层地方政府(乡镇级)。其中,地级和县级的中间层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特征最为显着,是“强中间”状态;而省级的上层地方政府和乡镇级的下层地方政府则属于显着偏上和显着偏下的“弱中间”状态。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受到上层主体的制度框架约束、中间者自身利益追求和下层主体的地方主义渗透,以及包括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其中,上层制度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影响中间层和下层因素作用发挥的同时,通过界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权限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中间层逐利性因素作为主导性因素,其利益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下层地方主义渗透因素作为调节性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风格与路径。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背景性情境或宏观发展趋势,其作用缓慢、渐进且深远,通过对上、中、下层主体的分别作用,进一步对“中间者”行为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促成了我国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上下浮动、复杂灵活”的行为特征。基于不同外部环境特征和相应条件下的上、中、下各层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各层级主体间的行为关系具有上、中、下三者融合、三者分离、中间者偏上和中间者偏下四种基本模式。而伴随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作为“中间者”的地方政府,其推动城镇化的方式经历了从间接推动向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并通过资源经营、区划调整和增长式规划制定的三大主要行为手段推动城镇化发展。作为我国珠三角地区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典型代表,广东顺德的城镇化过程具有其特殊的参考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广东顺德为实证案例,对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在总结顺德城镇化各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框架,解释并分析顺德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行为手段;并在分析顺德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各级政府间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总结顺德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得出:顺德的城镇化过程,经历了1978-1992年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到1992-2002年市场化体制改革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再到2002-2009年经济主导向兼顾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最后到2009年至今综合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四个阶段。空间演进方面,前两阶段的城镇化过程以农村地区为主导,后两阶段则以城镇地区为主导。人口方面,经历了以本地劳动人口非农化转变为主向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转变过程。经济社会方面,从集体企业向本土民营企业的转变与发展过程,带动了顺德产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亦逐渐趋于完善。空间形态方面:第一阶段,乡村初级工业化形成了以生产空间扩张为主的土地非农化使用转变,并表现出点状分散式的整体空间形态;同时,县域城镇体系结构也呈现出县城中心不突出,各小城镇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格局。第二阶段,村镇建设用地进一步扩散蔓延,呈现出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整体格局;同时,村级工业用地的大肆扩张,造成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第三阶段,集约工业园区与佛山都市功能承载等建设,促使顺德城镇建设用地进一步蔓延成片,在空间上呈现出片轴聚核式的整体形态格局;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亦开始从过去的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第四阶段,顺德土地资源的开发使用已达生态承载底线,城市建设转向存量土地再利用的面域空间修补;同时,区域一体化的片区式规划布局促使城乡空间开始形成组团网络式的整体形态格局;而各镇街也在巩固各自特色优势的基础上,更趋向于区域化的相互协作。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顺德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总体上经历了“间接推动-间接推动与直接推动共同作用-直接推动”的转变过程。具体行为手段方面,首先,基于各城镇化阶段中不同上级主体的政治意图,顺德区划不断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其次,顺德政府的资源经营手段不断升级,经历了“企业经营-土地与品牌经营-工业复兴”的演变过程。最后,规划手段方面,从早期注重城市中心的培育及强化,发展为后期的区域化融合。总体来看,顺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强大,自上而下的力量则伴随发展进程逐渐增强,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经历了从游离到融合的上下关系,并在城镇化空间表现上也呈现出大致的对应关系。而对应于顺德的四个城镇化阶段,顺德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模式经历了“中间者”向下靠拢,“中间者”抗衡上下,“中间者”受制上下,到最后“中间者”融合上下的过程演变,这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
霍小霞[7](2018)在《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资源型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与限度研究 ——以山西省A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在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方面提出了三大重要举措:一是免除了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二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然而,在一个历史极其悠久、情况极其复杂、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进行城镇化建设实属不易,必须摆脱对已有经验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资源型地区作为国家城镇化建设中的难点地区,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关系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也关系资源型地区自身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的资源开采模式长期以来忽视了矿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使资源型地区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矿区农村的发展,也制约了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步伐。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在现有的体制机制模式下,广大资源型地区如何走出困境,谋求发展?矿区农民如何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山西省A县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县域,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煤矿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煤炭开发规模的扩大,经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地方发展问题十分严重。为了走出立体性发展困境,A县创新了发展理念、调整了发展思路,创造性地运用行政力量将煤炭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煤矿企业经营与农民生活富裕结合起来,通过煤矿企业和煤炭收益带动和促进矿区农村城镇化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府主导与煤矿企业参与的城镇化之路。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发展路径,是资源型地区探索地方发展的勇敢尝试和有益实践,为矿区农村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同类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深深启发着我们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更多问题展开认真的思考与深入的分析。文章采用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城镇化理论、府际关系理论、政府与企业关系理论、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等,对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发展路径进行系统的规范研究,总结其经验的同时,揭示其面临的困境与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国内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以期这条独具特色的资源型地区农村城镇化之路能够继续顺利前行。
段瀚[8](2016)在《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乡镇企业已逐步从社区式的范围经济转化形成为国际、区域以及城市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从农村地区演化形成的新产业区,其内生性的柔性特质与外部性的嵌入发展共同推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工深化与网络组织。但是,受制于县域经济地区传统的“二元”结构,尤其是西部后发县域地区的发展引擎动力不足,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亟需通过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的融合发展突破传统的路径锁定,形成基于城乡一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论文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目标性、可行性与地域性为逻辑主线,运用多学科交叉、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整体的组织结构,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论文认为分工与融合是产业演进过程中的统一体,产城融合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产业分工的演进而不断形成的一种从分离、协同到融合的状态。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农村地域形成的产业区,伴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其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的累积效应提高交易效率与分工水平。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然后,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现状分析与研判。当前,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园区的典型类型主要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类产业园区;以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为核心的涉农类产业园区;以资源利用为核心的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但由于区域工业化水平发展缓慢,综合竞争力薄弱,导致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通过运用AHP法,分析得出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基本处于成型期与成长期的发展阶段,部分初步迈入了成熟发展期。其次,论文以融合目标—发展阶段(AHP)—地域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实证测度。总体上看,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基本属于临近融合失调、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严重融合失调以及极度融合失调等类型,主要集中于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的区间。而不同典型类型的工业集中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工业类产业园区存在以上所述各种类型;涉农类产业园区,主要为轻度融合失调型,且产业发展水平普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基本属于轻度融合失调与中度融合失调等类型。同时,通过结合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内涵,针对不同典型类型的县域工业集中区提出了适宜的产业路径选择,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工业类产业园区应当分别以创新发展、集聚发展为升级路径,并形成相应的城乡产业互动机制;涉农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关键路径,并形成以“农”为核的城乡产业融合机制;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生态园区为转型路径,并形成多元构成的城乡产业联动机制。最后,论文认为县域经济系统的资源禀赋是融入全球、国内以及区域价值链的重要优势。作为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将逐步形成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价值链。价值链的增值过程会不断促动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融合发展,更会不断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整个县域地区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单元的产城空间群落,并根据与核心单元互动频率、互动强度的不同,形成相应的关联单元、协调单元。而基于工业集中区发展过程中产城的动力转换,论文针对关中不同类型典型园区探索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空间发展模式,尝试性的从空间规划目标、空间规划路径及规划编制重点三个方面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规划框架,同时对典型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相关探讨,并提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保障措施。
张荣天[9](2016)在《转型期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文中提出县域城镇化是当前我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县域城镇化是城镇化体系中基础组成部分,伴随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县域城镇化日益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底座与重要载体。中部地区安徽省总体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欠发达区域,其县域城镇化发展程度、模式及机制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因此,研究转型期以来我国中部欠发达典型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论文基于县域城镇化本质内涵之上,构建县域城镇化测度理论模型,利用19782014年安徽县域数据,测算出1978年以来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运用HP滤波法、GM(1,1)模型、发展差异指数、ESDA模型、重心模型等定量方法,分析1978年转型期以来安徽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分异与演变的基本特征;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等多视角分析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调控政策建议。论文紧紧围绕“内涵界定-体系构建-综合评价-时空分异-影响机理-调控策略”研究思路,以县域城镇化时空分异及其影响机理为2大研究核心,侧重于探索各因素对19782014年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的时空效应。论文主要结构分为三大部分:(1)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论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2)实证案例研究,主要包括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3)提升与应用研究,主要包括第七章、第八章。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转型期以来县域城镇化发展是受到环境、人口、产业及制度等多重因子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阶段性演变;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及空间格局分异显着,并且发展的驱动因子及影响机制不尽相同。以产业演变、人口迁移、制度变迁及城镇化时空过程为理论建构转型期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核心理论框架。(2)1978年以来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总体呈提升趋势,但存在显着的“阶段性”规律,且皖南、皖中及皖北三大区域内部县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由南向北递增。工业、服务业主导型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速度总体高于农业主导型。未来近10年安徽县域城镇化呈上升态势,但仍处诺瑟姆城镇化曲线初级阶段。(3)19782014年安徽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皖北、皖中内部差异贡献率表现增大态势。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全局上表现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H-H集聚分布在“合-芜-马”核心区,而L-L集聚分布在“阜-亳-宿”塌陷区。19782014年安徽县域城镇化重心位于东经117.58118.05和北纬31.7831.24间波动,空间主要分布在合肥、芜湖等县(市)范围,重心格局演化整体上以东南方向偏移为主。(4)县域城镇化发展受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产业演进及农民迁移等多因素综合作用。宏观层面上,制度变迁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核心动力,经济增长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基础动力;中观层面上,产业演进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根本动力;微观层面上,农民迁移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主体动力,综合作用形成转型期以来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及演变影响机制。(5)结合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及其差异,重构出“现代农业主导型、新型工业主导型、特殊资源主导型、都市边缘主导型、绿色生态主导型”五种典型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初步解析各模式适宜县域与发展策略;并从“科学规划、人口转移、产业转型、制度创新”四大维度上提出了未来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可能的特色之处主要有三点:(1)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之上,提出了转型期我国县域城镇化研究的理论核心体系,并构建了转型期县域城镇化时空分异研究基本框架。(2)考虑到当前微观层面研究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不足,论文从宏观、中观及微观多视角建构了转型期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理综合分析框架。(3)结合转型期安徽县域特征及发展差异,重构不同类型县域发展典型调控模式,以及不同目标导向的路径策略与政策指引。
严寒[10](2015)在《江汉平原乡镇“四化同步”发展的动力、路径及模式》文中指出推进“四化同步”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也将城乡一体与加快农村地区发展列入关注重点。湖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始终难以迈入全国前列,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省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显着。位于湖北省腹地的江汉平原曾是广袤富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却成为了省内发展的洼地,传统农耕模式对于其农村地区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大。因此,促进江汉平原地区乡镇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对推进湖北省区域经济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缩小城乡二元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的主体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充分的文献调查和数理量化分析的手段,对江汉平原地区12个县154个乡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体把控,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设施配套这四个维度阐述江汉平原地区的乡镇发展特征。基于现状特征,深入推导该地区现状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第二部分基于“新四化”的视角,跳出协同理论下的四化互动惯性思维,以四化本身作为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施力主体,明确乡镇发展的重点在于农村,城乡和谐的根本在于农民,由此提出基于农业现代化的乡镇“新四化”集聚转移驱动机制。第三部分是江汉平原地区乡镇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现状分析的维度,结合“新四化”的集聚转移动力机制,以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作为主题词,笔者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口集聚路径,“产镇互动”的产业发展路径,“功能优先”的空间优化路径和“城乡均等”的设施配套路径。江汉平原地区的乡镇分为农业产业型、工业链群型、旅游特色型和工贸结合型四大类。第四部分笔者基于“四化同步”理念对该地区乡镇发展的普适性模式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不同类型乡镇发展的模式指引。
二、农村城镇化是县(市)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城镇化是县(市)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论文提纲范文)
(1)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2 乡村生态系统构成与理论框架 |
2.1 乡村生态系统的结构 |
2.2 乡村生态系统的特征 |
2.3 乡村生态系统的功能 |
2.4 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3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演变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
3.1 研究区概况 |
3.2 乡村发展历史脉络及其演变特征 |
3.3 乡村生态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空间分异 |
3.4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响应与问题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基于复合评估框架的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4.1 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分析方法 |
4.2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得分与空间梯度特征 |
4.3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布特征 |
4.4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类型划分 |
4.5 本章小结 |
5 不同发展类型典型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演变 |
5.1 典型镇域研究的目的与选取依据 |
5.2 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分析方法 |
5.3 吴中区土地利用及乡村发展类型时空演变特征 |
5.4 吴中区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特征 |
5.5 吴中区乡村生态系统健康与乡村发展类型关系及影响因子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基于“三生”功能视角的乡村生态系统耦合机制分析 |
6.1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过程分析 |
6.2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评价体系与耦合分析方法 |
6.3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 |
6.4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
6.5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
6.6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机制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江苏省乡村发展模式与生态系统健康调控 |
7.1 不同类型乡村发展调研与模式凝练 |
7.2 村民认知的乡村发展问题分析 |
7.3 功能协调的乡村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策略 |
7.4 产业融合的多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空间范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来源与研究背景 |
1.1.1 课题来源 |
1.1.2 研究背景 |
1.2 相关概念解析 |
1.2.1 平原、农业区和平原农业区 |
1.2.2 平原县域 |
1.2.3 自组织系统与自极化 |
1.2.4 空间范型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1 城镇化自组织研究 |
1.3.2 城镇化发展特征研究 |
1.3.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1.3.4 城镇化空间组织研究 |
1.3.5 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6.1 研究内容 |
1.6.2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总体特征 |
2.1 城镇人口“自极化” |
2.1.1 县域人口密度整体较高,但城乡差异大 |
2.1.2 城镇化率县域高、乡镇低,异地城镇化显着 |
2.1.3 人口等级规模呈“大县城+小城镇”非均衡极化结构 |
2.2 城镇产业“自极化” |
2.2.1 整体产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出口持续增长 |
2.2.2 产业结构呈现:“二产强势、三产缓慢、一产滞后” |
2.2.3 工业型城镇地位突出,产业集群化发展 |
2.3 城镇空间“自极化” |
2.3.1 城镇分布相对密集、非均衡 |
2.3.2 城镇沿交通干道、沿河拓展,呈“点—轴”状形态 |
2.3.3 城镇空间布局向县城及优势城镇集聚 |
2.4 小结 |
第三章 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动力机制 |
3.1 城镇化“自极化”动力机制 |
3.2 外部作用:财政力度缺乏,市场引力不足 |
3.2.1 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够,县域经济缺乏基础保障 |
3.2.2 县域市场引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净流出 |
3.3 边界作用:交通轴线依赖,土地制度限制 |
3.3.1 县域发展依赖大交通轴线,交通网络密度不足 |
3.3.2 土地管理制度对农村城镇化的影响 |
3.4 内部作用:等级、职能、空间极化 |
3.4.1 县城吸取资源能力增强,城乡差距拉大 |
3.4.2 工业城镇快速扩张,农业城镇逐渐衰退 |
3.4.3 城镇空间向优势城镇极化 |
3.5 小结 |
第四章 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结构分析——以潜江、沙洋、洪湖等为例 |
4.1 典型县域与分形测度 |
4.1.1 典型县域的选取 |
4.1.2 城镇化分形测度 |
4.2 等级结构:首位分布,极化加剧 |
4.2.1 首位度:整体较高 |
4.2.2 Zipf维数:呈变大趋势 |
4.3 空间结构:中心强集聚、非均衡性较强、高度关联 |
4.3.1 空间向心性:中心强集聚 |
4.3.2 空间均衡性:非均衡性较强 |
4.3.3 空间关联性:高度关联 |
4.4 职能结构:职能分化,“特化”显着 |
4.5 小结 |
第五章 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趋势判研与空间范型 |
5.1 趋势判研 |
5.1.1 趋势一:人口向中心城区及优势镇强集聚,城乡差距拉大 |
5.1.2 趋势二:产业集群化、现代化、高端化,城镇职能更分化 |
5.1.3 趋势三:大交通带动下城镇线性分布态势凸显,城镇集聚发展 |
5.2 空间范型 |
5.2.1 城镇等级结构:中心城市+副中心城镇+重点镇+一般镇 |
5.2.2 城镇职能结构:职能再分化,“特化”明显 |
5.2.3 道路交通结构:中心放射+主交通轴带+网络状 |
5.2.4 城镇空间布局:城-乡两极分化,形成城镇密集区和乡村协调区 |
5.2.5 空间范型的构建 |
5.3 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创新和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6.3.1 研究不足 |
6.3.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A:图片目录 |
附录 B:表格目录 |
附录 C: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基于GIS的洱海流域农村城镇化进程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土地利用动态分析 |
1.2.2 农村城镇化评价 |
1.2.3 农村景观功能及适宜性评价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概况 |
2.1 自然概况 |
2.2 社会经济状况 |
3 研究方法 |
3.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3.1.1 图形数据 |
3.1.2 社会经济数据 |
3.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动态变化模型 |
3.2.1 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 |
3.2.2 土地利用程度模型 |
3.2.3 土地利用转移模型 |
3.2.4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 |
3.2.5 景观格局分析 |
3.3 城镇化进程评价 |
3.3.1 熵权法 |
3.3.2 熵权法计算步骤 |
3.4 生态位理论 |
4 洱海流域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
4.1 土地利用的时间变化特征 |
4.1.1 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特征 |
4.1.2 土地利用的速度变化特征 |
4.1.3 土地利用的强度变化特征 |
4.2 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征 |
4.3 各乡镇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
4.3.1 单一动态度方面 |
4.3.2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方面 |
4.3.3 土地利用程度方面 |
4.3.4 各乡镇土地资源空间变化方面 |
4.4 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4.4.1 景观级别的时序变化 |
4.4.2 类型级别的时序变化 |
5 洱海流域农村城镇化进程评价 |
5.1 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1.1 构建思路、理论依据及原则 |
5.1.2 评价指标选取及解释 |
5.1.3 指标数据标准化与赋权 |
5.2 城镇化动态演变特征 |
5.2.1 时间变化特征 |
5.2.2 空间变化特征 |
5.2.3 相关性变化特征 |
5.2.4 子系统城镇化动态分析 |
5.3 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性 |
5.3.1 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特征 |
5.3.2 乡镇间耦合协调特征 |
5.4 城镇化导向型的时序变化特征 |
6 洱海流域生态位适宜性评价 |
6.1 乡镇景观适宜性评价 |
6.1.1 生态位适宜度模型 |
6.1.2 评价因子选取原则与体系构建 |
6.1.3 评价因子解释与数据处理 |
6.1.4 乡镇景观土地利用适宜性综合评价 |
6.2 流域乡镇生态位适宜性特征分析 |
6.2.1 生态位适宜度时间变化 |
6.2.2 生态位适宜度空间变化 |
6.3 流域乡镇功能定位分析 |
6.4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分区调控 |
6.4.1 洱海流域乡镇用地整理模式 |
6.4.2 流域乡镇分区调控及优化建议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1.1 流域乡镇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及景观评价 |
7.1.2 流域乡镇城镇化进程评价 |
7.2 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图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致谢 |
(4)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精准扶贫政策,为贫困山区提供宏观政策保障 |
1.1.2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贫困山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
1.1.3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扶贫工作提供动力支持 |
1.1.4 贫困山区滞后的城镇化现状,尚需探索新的城镇化道路 |
1.2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1.2.2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 |
1.2.3 城镇化相关基础理论 |
1.2.4 城镇化的减贫效应研究 |
1.2.5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1.2.6 研究评述 |
1.2.7 研究命题与思路的提出 |
1.2.8 小结 |
1.3 研究目的、意义与课题支撑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3.3 课题支撑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设计 |
1.5.1 研究区域 |
1.5.2 研究方法 |
1.5.3 技术路线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2 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框架建构 |
2.1 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现状 |
2.1.1 我国的扶贫历程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历史由来 |
2.1.2 我国贫困山区县域的整体现状 |
2.2 扶贫背景下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历程与特征 |
2.2.1 1978 —1993年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起步发展 |
2.2.2 1994—2010 年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稳步发展 |
2.2.3 2011年—至今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快速发展 |
2.3 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特征 |
2.3.1 人口要素的城镇化特征 |
2.3.2 产业经济的城镇化特征 |
2.3.3 空间格局的城镇化特征 |
2.3.4 社会生活的城镇化特征 |
2.3.5 资源环境的城镇化特征 |
2.4 制约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
2.4.1 山区城镇化建设与生态保护问题 |
2.4.2 产业经济滞后与消除贫困问题 |
2.4.3 社会文化趋同与少数民族问题 |
2.4.4 山地乡镇支撑系统落后与城乡要素转换问题 |
2.5 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构建思路 |
2.5.1 整体思路 |
2.5.2 构建逻辑 |
2.6 本章小结 |
3 政策制度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宏观动力机制分析 |
3.1 引言 |
3.2 国家政策对宣恩县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3.2.1 扶贫政策的保障力 |
3.2.2 财政转移支付的拉动力 |
3.2.3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力 |
3.2.4 少数民族政策的稳固力 |
3.2.5 税收政策的还返力 |
3.2.6 对口帮扶的帮扶力 |
3.3 地方政府政策对宣恩县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3.3.1 地方政府的空间政策分析 |
3.3.2 易地扶贫搬迁的推动力 |
3.3.3 产业园区的引擎力 |
3.3.4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力 |
3.3.5 返乡创业园区建设的回流力 |
3.3.6 教育培训的投入力 |
3.4 土地制度发展的创新力 |
3.4.1 “增减挂钩”对山区土地用地难的整理力 |
3.4.2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的规范力 |
3.5 户籍制度改革的聚合力 |
3.5.1 户籍制度改革对城镇集聚的提升力 |
3.5.2 户籍制度改革对“半城镇化“的破解力 |
3.6 宣恩县城镇化宏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3.7 本章小结 |
4 产业经济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分析 |
4.1 引言 |
4.2 产业经济驱动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 |
4.3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4.3.1 研究方法 |
4.3.2 数据来源 |
4.4 结果与分析 |
4.5 产业经济的驱动力 |
4.5.1 资源环境的基础力 |
4.5.2 山区农业的初始力 |
4.5.3 新型工业的主导力 |
4.5.4 第三产业的后续力 |
4.6 宣恩县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5 农民主体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微观动力机制分析 |
5.1 引言 |
5.2 研究方法 |
5.2.1 分析模型 |
5.2.2 研究假设 |
5.3 数据来源 |
5.3.1 调研范围及问卷发放 |
5.3.2 基本情况统计 |
5.3.3 变量设定 |
5.4 结果分析 |
5.4.1 个人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5.4.2 家庭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5.4.3 社会制度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5.4.4 外部环境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5.5 宣恩县城镇化微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动力机制视角下宣恩县空间规划体系与发展对策研究 |
6.1 引言 |
6.2 基于“综合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运行逻辑 |
6.2.1 “自上而下”的宏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6.2.2 “中轴枢纽”的中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6.2.3 “自下而上”的微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6.2.4 基于“综合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
6.3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思路 |
6.3.1 城镇化动力机制与空间规划的关系 |
6.3.2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逻辑 |
6.4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再思考 |
6.4.1 亟需“立法”的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宏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6.4.2 注重“空间优化”的特色小镇规划——基于中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6.4.3 探索“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基于微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6.5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县域城乡空间发展对策 |
6.5.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转型 |
6.5.2 贫困山区县域城乡空间发展的规划对策 |
6.5.3 构建贫困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理论的初步构想 |
6.6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主要工程实践项目 |
C 农村居民迁居意愿调查问卷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5)湖北省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城镇化 |
2.1.2 县域经济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口流动理论 |
2.2.2 增长极理论 |
2.2.3 非均衡增长理论 |
2.2.4 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3 湖北省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3.1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现状 |
3.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
3.2.1 湖北省县域总体情况 |
3.2.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3.3 湖北省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4 湖北省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4.2 面板数据说明 |
4.2.1 数据类型 |
4.2.2 数据来源 |
4.2.3 数据分类 |
4.3 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Hausman检验 |
4.4.2 固定效应模型 |
4.4.3 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 |
5 结论与建议 |
5.1 主要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议题的确立 |
1.1.1 研究背景 |
1.1.2 议题的确立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既有研究综述 |
1.3.1 既有相关理论基础 |
1.3.2 既有相关研究进展 |
1.3.3 既有研究总结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对象界定 |
1.7.1 相关概念解释 |
1.7.2 研究对象界定 |
1.8 广东顺德的实证研究 |
1.8.1 顺德简介 |
1.8.2 顺德城镇化发展概况与阶段划分 |
1.8.3 顺德城镇化研究的内容构成 |
第二章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与行为逻辑建构 |
2.1 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与治理行为的制度基础 |
2.1.1 条块关系与M型组织结构 |
2.1.2 政府治理的层级发包制 |
2.2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差异 |
2.2.1 利益目标的选择偏好差异 |
2.2.2 各级政府的行为权力差异 |
2.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角色发现与理论建构 |
2.3.1 城镇化模式“上”“下”之争与地方政府的“模糊”角色 |
2.3.2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角色提出 |
2.3.3 “中间者”的角色理论建构 |
2.4 地方政府作为“中间者”的行为逻辑 |
2.4.1 “中间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
2.4.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
2.4.3 地方政府的“中间者”行为选择模式 |
2.5 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手段 |
2.5.1 间接推动到直接推动的方式转变 |
2.5.2 资源经营手段 |
2.5.3 区划调整手段 |
2.5.4 增长式规划制定手段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乡镇企业主导农村就地城镇化起步(1978-1992):顺德县政府“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3.1 社会发展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工业 |
3.1.1 国家社会背景 |
3.1.2 顺德的乡镇企业发展 |
3.2 城镇化特征: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乡村就地非农化转移 |
3.2.1 人口方面:离土不离乡的就地非农化转移 |
3.2.2 经济社会方面:乡镇企业造就经济奇迹 |
3.2.3 土地空间方面:生产空间扩张下的点状分散式格局 |
3.2.4 小城镇发展:差异化发展下的相对均衡 |
3.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3.3.1 资源经营:扶持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起步 |
3.3.2 区划调整:县政府的“强中心”策略 |
3.3.3 发展规划:姗姗来迟的“良容桂经济中心区”设想 |
3.3.4 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
3.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3.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3.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镇主导下的“省-县-镇”联合 |
3.4.3 顺德县政府的“中间者”向下靠拢型行为模式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市场化改革下城镇化快速发展(1992-2002):顺德市政府“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4.1 社会发展背景:市场化转变与配套制度改革 |
4.1.1 国家社会背景 |
4.1.2 顺德的试点建设与市场化体制改革 |
4.2 城镇化特征:村强城弱的城乡混杂格局 |
4.2.1 人口方面注:本地人口就地非农化与外来流动人口激增 |
4.2.2 经济方面注:市场经济转制下工业化大发展 |
4.2.3 社会方面:社会公共事业建设起步 |
4.2.4 土地空间方面:城乡混杂的线轴蔓延式格局 |
4.2.5 小城镇发展:村强城弱的村镇关系反转 |
4.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4.3.1 强推市场化改革:备受争议的乡镇企业改制 |
4.3.2 土地为核心的各类城市资产经营 |
4.3.3 区划调整:乡村到城市型的建制转变与中心区扩张 |
4.3.4 增长式规划:城市规模扩张与中心强化 |
4.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4.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4.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4.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县级市为主导与村级力量崛起 |
4.4.3 顺德市政府的“中间者”抗衡上下型行为模式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转向社会的城市化初步协调发展(2002-2009):顺德区政府“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5.1 社会发展背景 |
5.1.1 国家社会背景 |
5.1.2 顺德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 |
5.2 城镇化特征: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城市现代化 |
5.2.1 人口方面:户籍一体化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
5.2.2 经济方面:现代制造业体系建立与高新技术产业兴起 |
5.2.3 社会方面:公共事业建设全面铺开 |
5.2.4 土地空间方面: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5.2.5 小城镇发展与镇街关系:各自为政转向初步联合协作 |
5.3 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5.3.1 区划调整:顺德撤市设区与行政建制的完全城市化 |
5.3.2 工业用地集约化建设下的土地资源争夺 |
5.3.3 从企业到城市的全面化品牌经营 |
5.3.4 规划手段:城市化水平成为直接发展目标与佛山都市功能承接 |
5.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5.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5.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5.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佛山市与顺德镇村的上下分离及对抗 |
5.4.3 顺德区政府的“中间者”受制上下型行为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改革全面深化的城市化内涵发展(2009年至今):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6.1 社会发展背景 |
6.1.1 国家社会背景 |
6.1.2 顺德全面深化的综合改革 |
6.2 城镇化特征:区域化协作与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6.2.1 人口方面: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 |
6.2.2 经济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入融合下新型产业发展 |
6.2.3 社会方面:社会发展规划与各项社会改革及建设 |
6.2.4 土地空间方面:三旧改造推进空间升级与三大片区的区域融合 |
6.3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6.3.1 区划调整:省直管下的城市化行为自主权提升 |
6.3.2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城市化内涵式发展 |
6.3.3 资源经营:从空间生产到科技创新下的工业复兴 |
6.3.4 规划手段:区域化协作中寻求发展 |
6.3.5 顺德城镇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机制 |
6.4 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 |
6.4.1 顺德政府的行为影响因素 |
6.4.2 各级政府行为关系:“省-区-镇”协同与区镇权力重构 |
6.4.3 顺德区政府“中间者”融合上下型行为模式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地方政府的“中间者”理论 |
二、顺德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1.顺德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
2.顺德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演变 |
3.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演变 |
4.顺德政府的“中间者”行为模式及其空间结果演变 |
三、创新点 |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资源型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与限度研究 ——以山西省A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选择调查对象的依据及样本县的简要介绍 |
(三)资料来源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主要内容 |
五、几个需要解释的概念 |
(一)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 |
(二)城镇化模式 |
(三)企业社会责任 |
第一章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缘起 |
1.1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政策要求 |
1.1.1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经济社会背景 |
1.1.2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政策要求 |
1.2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现实需要 |
1.2.1 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1.2.2 规避资源型经济问题的需要 |
1.2.3 解决资源开采引发的社会问题的需要 |
1.2.4 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
1.2.5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 |
1.2.6 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 |
第二章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实践 |
2.1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基础条件 |
2.1.1 自然条件优劣共存 |
2.1.2 经济发展喜忧参半 |
2.1.3 人文环境错综复杂 |
2.2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组织安排 |
2.2.1 煤炭资源开发与地方管理制度失灵 |
2.2.2 “一矿一业一事”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 |
2.2.3 煤矿产权改革与“一矿一业一事”受阻 |
2.2.4 “内留外引”的组织体系及制度安排 |
2.3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项目建设 |
2.3.1 产权改革前的项目建设 |
2.3.2 产权改革后的项目建设 |
2.4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特征 |
2.4.1 国家战略需求的反映 |
2.4.2 政府主导性特征明显 |
2.4.3 政府决定城镇化发展方向 |
第三章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效果分析及经验总结 |
3.1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效果分析 |
3.1.1 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经济支撑 |
3.1.2 村庄环境的改善:城镇化的空间表现 |
3.1.3 利益纠纷的缓解:城镇化的社会基础 |
3.1.4 新型农民的出现:城镇化的人才支持 |
3.1.5 乡风文明的提升:城镇化的文化要求 |
3.2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经验总结 |
3.2.1 政企联手创新发展思路 |
3.2.2 有效运行机制推动城镇化 |
3.2.3 利益共享促进公平正义 |
第四章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困境及问题 |
4.1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面临的困境 |
4.1.1 煤矿对城镇化助推力削弱 |
4.1.2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
4.1.3 产业转型周期长 |
4.2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存在的问题 |
4.2.1 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
4.2.2 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
4.2.3 城镇化资金积累不足 |
4.2.4 城镇化参与主体局限性大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
5.1 构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新模式 |
5.1.1 鼓励企业参与城镇化管理 |
5.1.2 提升公众的城镇化话语权 |
5.2 加强城镇化管理制度的创新 |
5.2.1 消除城乡二元化政策和制度 |
5.2.2 健全和完善矿产资源产权制度 |
5.3 完善城镇化管理机制建设 |
5.3.1 构建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合作联盟 |
5.3.2 确立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格局 |
5.3.3 建立多元化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
结论与讨论 |
一、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城镇化的法律基础 |
二、全新转型背景下的城镇化责任与政府职责 |
三、地方发展中国家权力中央性与地方性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目的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
1.2.1 相关概念 |
1.2.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2 相关基础理论及研究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区域发展理论 |
2.1.2 产业集群理论 |
2.1.3 空间组织理论 |
2.1.4 城乡发展理论 |
2.1.5 城乡规划理论 |
2.2 县域经济及“农三化” |
2.2.1 县域经济的概念内涵 |
2.2.2 县域经济的类型与特征 |
2.2.3 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
2.3 工业集中区的相关研究进展 |
2.3.1 工业区位与工业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2 城市与工业组织关系的相关研究 |
2.3.3 工业集中区的相关研究 |
2.3.4 新型工业化的相关研究 |
2.4 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综述 |
2.4.1 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2.4.2 相关研究对象的“多个类型” |
2.4.3 产城空间研究的“基本视角” |
2.5 本章小结 |
3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内涵解析与实践经验 |
3.1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 |
3.1.1 分工的思想与逻辑 |
3.1.2 分工与融合的辨析 |
3.1.3 产城融合发展的时代诉求 |
3.1.4 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内涵 |
3.2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演化机制 |
3.2.1 分工细化、深化与产业集群 |
3.2.2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区重构 |
3.2.3 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农业产业化 |
3.2.4 区域多样化与地方网络效应 |
3.3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动力 |
3.3.1 政策制度 |
3.3.2 社会协同 |
3.3.3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设施 |
3.4 国内外典型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 |
3.4.1 日本筑波科学城 |
3.4.2 寿光农业科技园 |
3.4.3 德国鲁尔工业区 |
3.5 本章小结 |
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现状特征与发展审视 |
4.1 研究区域本底概况 |
4.2 关中地区县域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
4.2.1 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 |
4.2.2 改革开放时期—20 世纪末 |
4.2.3 进入新世纪以来 |
4.3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现状特征 |
4.3.1 产业发展 |
4.3.2 空间特征 |
4.3.3 基本类型 |
4.3.4 阶段判识 |
4.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发展审视 |
4.4.1 产业规模效应 |
4.4.2 社会发展水平 |
4.4.3 相关困境制约 |
4.5 本章小结 |
5 产城融合视域下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总体发展评价 |
5.1 评价思路与评价流程 |
5.1.1 评价思路 |
5.1.2 评价流程 |
5.2 指标体系设计与原则 |
5.2.1 相关文献梳理 |
5.2.2 指标设计原则 |
5.2.3 指标体系构建 |
5.3 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
5.3.1 评价方法 |
5.3.2 评价标准 |
5.4 产城融合发展评价 |
5.4.1 产城融合发展的总体评价 |
5.4.2 工业类产业园区发展评价分析 |
5.4.3 涉农类产业园区发展评价分析 |
5.4.4 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评价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产业路径选择 |
6.1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发展机遇与目标导向 |
6.1.1 区域发展机遇 |
6.1.2 区域产业网络 |
6.1.3 产业空间结构 |
6.2 工业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6.2.1 产业升级路径 |
6.2.2 产业互动机制 |
6.2.3 典型实践研究 |
6.3 涉农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6.3.1 产业发展路径 |
6.3.2 产业融合机制 |
6.3.3 典型实践研究 |
6.4 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6.4.1 产业转型路径 |
6.4.2 产业联动机制 |
6.4.3 典型实践研究 |
6.5 本章小结 |
7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规划模式 |
7.1 工业集中区规划实践及范式转变 |
7.1.1 规划发展与实践 |
7.1.2 规划认识的更新 |
7.1.4 规划转型的机制 |
7.2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 |
7.2.1 空间布局与形态 |
7.2.2 产城空间的组织群落 |
7.2.3 典型类型的空间模式 |
7.3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规划框架 |
7.3.1 空间规划目标 |
7.3.2 空间规划路径 |
7.3.3 典型类型探讨 |
7.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保障措施 |
7.4.1 加强协同发展 |
7.4.2 统筹产业政策 |
7.4.3 完善服务平台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语 |
8.1 主要结论 |
8.2 创新之处 |
8.3 研究展望 |
致谢 |
附件1 陕西省开发区、县域工业集中区一览表 |
附件2 功效函数计算数据 |
图表目录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9)转型期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转型期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地发展态势 |
1.1.2 县域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载体 |
1.1.3 县域城镇化迫切需在理论层面进行指导 |
1.1.4 中部欠发达安徽县域城镇化具有特殊性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城镇化概念 |
1.3.2 新型城镇化 |
1.3.3 县域城镇化 |
1.4 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1.4.1 转型期县域城镇化理论框架构建与实践启示 |
1.4.2 研究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 |
1.4.3 揭示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机理 |
1.4.4 提出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调控策略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 |
1.5.2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
1.5.3 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相结合 |
1.5.4 多种学科的研究思维相融合 |
1.6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6.1 研究区域 |
1.6.2 数据来源 |
1.7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 |
2.1.1 城镇化概念内涵研究进展 |
2.1.2 城镇化格局过程研究进展 |
2.1.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 |
2.1.4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2.1.5 城镇化优化调控研究进展 |
2.2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述评 |
2.2.1 国外城镇化研究评价 |
2.2.2 国内城镇化研究评价 |
第三章 县域城镇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启示 |
3.1 县域城镇化理论基础及体系构建 |
3.1.1 城乡发展理论 |
3.1.2 集聚与扩展理论 |
3.1.3 城镇化时空理论 |
3.1.4 人口迁移理论 |
3.1.5 产业演变理论 |
3.1.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1.7 县域城镇化研究理论体系 |
3.2 县域城镇化进程矛盾与借鉴启示 |
3.2.1 我国县域城镇化进程与矛盾剖析 |
3.2.2 我国县域城镇化模式与经验启示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时间演变特征 |
4.1 县域城镇化测度理论模型 |
4.1.1 城镇化测度方法模型梳理总结 |
4.1.2 安徽县域城镇化测度理论模型 |
4.2 安徽县域城镇化时间变化综合评价 |
4.2.1 县域城镇化总体特征分析 |
4.2.2 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 |
4.2.3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
4.3 区域维度上县域城镇化时序特征 |
4.3.1 皖南地区县域城镇化时序特征 |
4.3.2 皖中地区县域城镇化时序特征 |
4.3.3 皖北地区县域城镇化时序特征 |
4.3.4 总体特征及其对比分析 |
4.4 类型维度上县域城镇化时序特征 |
4.4.1 县域发展基本类型划分理论模型 |
4.4.2 不同类型县域城镇化演变特征 |
4.5 安徽县域城镇化趋势模拟预测 |
4.5.1 GM(1,1)模型基本原理 |
4.5.2 安徽县域城镇化GM(1,1)模型 |
4.5.3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模拟预测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格局空间分异研究 |
5.1 安徽县域城镇化空间差异格局 |
5.1.1 安徽县域城镇化格局空间总体特征 |
5.1.2 安徽县域城镇化空间差异程度指标 |
5.1.3 安徽县域城镇化空间差异格局演变 |
5.2 安徽县域城镇化关联格局演变 |
5.2.1 ESDA理论模型基本原理 |
5.2.2 安徽县域城镇化全局关联格局 |
5.2.3 安徽县域城镇化集聚格局演化 |
5.2.4 安徽县域城镇化异质格局演化 |
5.3 安徽县域城镇化重心格局演变 |
5.3.1 县域城镇化重心测算理论模型 |
5.3.2 安徽县域城镇化重心区位及移动趋势 |
5.3.3 安徽县域城镇化重心移动方向和距离 |
5.3.4 安徽县域城镇化标准差椭圆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机理分析 |
6.1 制度变迁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 |
6.1.1 制度变迁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6.1.2 制度变迁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影响定量分析 |
6.1.3 不同制度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解析 |
6.2 经济增长对安徽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 |
6.2.1 经济增长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机制 |
6.2.2 经济增长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影响定量分析 |
6.3 产业演进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 |
6.3.1 产业演进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6.3.2 产业演进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机制实证 |
6.4 农民迁移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影响 |
6.4.1 农民迁移进城理论模型及其研究假设 |
6.4.2 农民迁移对安徽县域城镇化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
6.5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综合解释 |
6.5.1 制度变迁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核心动力 |
6.5.2 经济增长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基础动力 |
6.5.3 产业演进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根本动力 |
6.5.4 农民迁移是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主体动力 |
6.5.5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动力因素内在综合关系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转型期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调控策略研究 |
7.1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原则导向 |
7.1.1 以人为本,城乡一体 |
7.1.2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
7.1.3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
7.1.4 统筹协调,绿色发展 |
7.2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 |
7.2.1 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基本分类 |
7.2.2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重构 |
7.3 安徽县域城镇化发展政策指引 |
7.3.1 科学规划——形成完善县域城镇体系 |
7.3.2 人口转移——稳步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
7.3.3 产业转型——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
7.3.4 制度创新——深化城镇发展制度改革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可能特色之处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表名目录 |
图名目录 |
附录 :农民迁移进城意愿问卷调查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江汉平原乡镇“四化同步”发展的动力、路径及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来源与研究背景 |
1.1.1 课题来源 |
1.1.2 研究背景 |
1.2 相关概念解析 |
1.2.1 四化同步 |
1.2.2 江汉平原地区及其乡镇地区 |
1.2.3 乡镇与乡村 |
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范围与对象 |
1.4.1 研究范围 |
1.4.2 研究对象 |
1.5 研究方法 |
1.5.1 文献资料研究法 |
1.5.2 案例比较分析法 |
1.5.3 定量与定性结合分析的方法 |
1.5.4 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的方法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6.1 研究内容 |
1.6.2 研究框架 |
2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及经验借鉴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中的城市发展理论 |
2.1.2 城乡融合理论和思想 |
2.2 已有相关研究 |
2.2.1 国外农业地区城乡发展研究 |
2.2.2 国内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 |
2.2.3 国内乡镇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
2.2.4 国内乡镇发展模式和路径研究 |
2.2.5 国内乡镇“四化同步”相关研究 |
2.3 相关研究述评 |
3 江汉平原地区乡镇发展特征及问题解析 |
3.1 人口特征 |
3.1.1 人口分布非均衡,各市、县乡镇地区人口密度差异较大 |
3.1.2 武汉城市圈辐射范围内的乡镇地区人口集聚趋势显着 |
3.1.3 乡镇城镇化率整体偏低、地域差异显着 |
3.2 产业特征 |
3.2.1 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
3.2.2 产业发展呈现“一二产稳定增长,三产均衡偏弱”态势 |
3.2.3 农业发展水平稳定上升,现代化程度低 |
3.2.4 二产发展形式粗放,产业链厚度不足 |
3.2.5 三产发展能级低端,增速迟缓 |
3.3 设施配套特征 |
3.3.1 区域社会、市政设施覆盖不足,阻碍地区发展 |
3.3.2 城镇地区设施配套不全 |
3.3.3 农村地区设施配套缺失 |
3.4 空间特征 |
3.4.1 各乡镇在区域空间总体格局中呈现均衡密集、网络化发展的态势 |
3.4.2 镇村体系不完善,仅呈现“镇区——农村居民点”二个层级 |
3.4.3 农村居民点呈现高密度均质零散、沿河沿路线性两种分布形态 |
3.5 发展问题及根源解析 |
3.5.1 乡镇发展缺乏动力,异地城镇化态势明显 |
3.5.2 乡镇产业结构失衡,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
3.5.3 城乡设施配套不足,镇村结构缺乏活力 |
3.6 本章小结 |
4 江汉平原地区乡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
4.1 传统农业地区乡镇发展的动力特征 |
4.2 农业现代化的内生核心推动力 |
4.2.1 以规模种植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释放 |
4.2.2 以设施农业推动一产高效精细化生产 |
4.2.3 以高质原材料提供推动乡镇工业发展 |
4.2.4 以耕作半径扩张推动农村空间布局优化 |
4.3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融合集聚拉动力 |
4.3.1 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均等一体化的主导拉力 |
4.3.2 工业化对于城乡人口与空间集聚的主导拉力 |
4.4 信息化的科技嵌入隐形带动力 |
4.4.1 以信息化带动科学文化和劳作素质提升 |
4.4.2 以信息化带动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
4.4.3 以信息化带动乡镇管理一体化 |
4.5 四化同步模式下乡镇发展动力机制 |
4.6 本章小结 |
5 江汉平原地区乡镇发展路径研究 |
5.1 跃迁转移、优化配置——“以人为本”的人口聚集路径 |
5.1.1 坚持就业优先,推动就地就近城镇化 |
5.1.2 就地优化配置,推动人口跃迁转移 |
5.2 差别指引、关联扶持——“产镇互动”的产业发展路径 |
5.2.1 因地制宜、错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
5.2.2 调整结构、关联扶持产业融合发展 |
5.3 统建共享、有序延伸——“城乡均等”的设施配套路径 |
5.3.1 构建全域交通一体化、旅游通道生态化 |
5.3.2 公共服务有序延伸、推进城乡和谐互动 |
5.4 肌理延续、重点集聚——“功能优先”的空间优化路径 |
5.4.1 城镇地区:重点集聚、强化吸引 |
5.4.2 农村地区:延续肌理、以改代撤 |
5.4.3 镇村体系:突破传统、功能优先 |
5.5 本章小结 |
6 江汉平原地区乡镇发展模式 |
6.1 乡镇发展总体模式 |
6.2 分类别乡镇发展模式 |
6.2.1 农业产业化主导的乡镇发展模式 |
6.2.2 工业链群化主导的乡镇发展模式 |
6.2.3 旅游特色化主导的乡镇发展模式 |
6.2.4 工贸结合化主导的乡镇发展模式 |
7 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论文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7.3.1 论文存在的不足 |
7.3.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农村城镇化是县(市)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论文参考文献)
- [1]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D]. 孟令冉.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2]湖北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极化”空间范型研究[D]. 肖哲.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基于GIS的洱海流域农村城镇化进程评价[D]. 牛晓花. 西南林业大学, 2019(08)
- [4]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D]. 刘伍洋. 重庆大学, 2019
- [5]湖北省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燏圣.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顺德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D]. 邓沁雯.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资源型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与限度研究 ——以山西省A县为例[D]. 霍小霞. 山西大学, 2018(04)
- [8]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D]. 段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2)
- [9]转型期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D]. 张荣天. 安徽师范大学, 2016(04)
- [10]江汉平原乡镇“四化同步”发展的动力、路径及模式[D]. 严寒.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