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婚姻家庭形式与妇女贫困

一、藏族婚姻家庭形态与妇女贫困（论文文献综述）

马雪莲^[1]（2020）在《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文中认为婚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土族婚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不仅反映着土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更是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意识。2006年,以其独具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三川地区传统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包括提亲、定亲、认亲、要亲、娶亲和回门六个环节。随着土族社会发展,土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行动方式发生变革,婚俗从内容与形式上也随之变迁。三川地区土族婚俗的发展和传承,与其生存的环境密不可分。三川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灿烂的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为土族婚俗提供了生存土壤和民俗语境。土族婚俗的形成和发展,结合土族先民的迁徙、重组和盛衰的历史演变脉络,发现土族婚俗的文化源头为鲜卑婚俗,逐渐形成与羌融合、与吐蕃共融后的婚姻习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受汉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土族传统婚俗。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包括提亲、定亲、认亲、要亲、娶亲和回门六个环节。土族婚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儿女到一定年龄时,父母便开始为其考虑婚嫁,男方家物色到合适的女方家时,便请媒人前往女方家提亲;双方家庭满意这门婚事后,男方家会选择吉日派媒人前去女方家定亲,商议聘礼;定亲之后,男女双方家庭选择吉日相互认亲,这一天,新“女婿”同父亲和媒人携带一部分聘礼,一同前往女方家拜访,认识女方家的亲戚;之后便是要亲,通常在女方家村庄举行“纳顿”会或农历双日子时,新“女婿”同母亲和媒人拜访女方家,主要希望将婚期尽早确定下来,并将剩余聘礼全部送到,如果女方家同意,男方家接下来开始准备娶亲的事宜;土族娶亲仪式通常要用三天时间,即收客、宴席和贺喜,过程繁荣而隆重;直至第四天,新娘回门仪式结束后,整个土族婚俗的仪式过程圆满结束。土族婚俗的变迁,受法律制度、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土族婚俗的各个环节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变迁,既有扬弃又有传承,更与他文化重构,进而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审美艺术。在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土族婚俗文化在传统婚姻观念、女性社会地位、生育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人口的变化改变了社会组织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婚俗文化传承的稳定性;经济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制约并决定着土族婚俗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婚俗的时间结构和物质结构;教育的普及则影响着青年一代的婚姻观念和信仰观念;在文化重构中,土族婚俗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更多内容折射着土族长期受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丰富了婚俗仪式过程的记录方式,也增加了仪式中的互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族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变迁的各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综合影响土族婚俗的变迁。土族婚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相适应,需要提升土族民众的文化自信和认同、加大传统婚俗的认知和延续、注重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育、以及利用多媒体进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的措施。

杨隆^[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甘南藏区村民生产生活变迁研究 ——以卓尼县卓逊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甘南藏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选取卓尼县的卓逊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对田野点的追踪调查,力图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卓逊村居民生产生活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此来管窥藏区村落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轨迹。卓逊村,是一个有89户家庭组成的藏汉杂居村落,现行政隶属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申藏镇旦藏行政村。历史上,该村是卓逊土司衙署所在地,这里经历了600多年的土司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卓逊村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是全方位的,首先体现在生产方式上,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导致了卓逊村居民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归因于国家体制政策方面的推动,其次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介入也是其变迁的主要驱动力。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从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出发,主要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手段展开研究,详细考察描述改革开放后,卓逊村居民在农牧业生产、衣食住行、闲暇生活、婚姻家庭、宗教生活、节庆民俗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力图比较系统、深入地探讨甘南藏区村民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变迁问题。

卢桢^[3]（2020）在《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从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迈进。中国大地上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形态等方面都发生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潮流逐渐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大中小城市（城镇）聚集,逐渐形成城市（镇）化。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使基层乡村形成空心化。传统的马蹄牧区也紧随时代发展趋势,在政策引导、教育推动、草原生态保护的需要、牧区人们生活需求等不同因素的合力推动下,马蹄藏族转变原有的生计方式向城镇转移定居,逐步实现牧区社会的城镇化,传统游牧文化也随之变迁。婚姻家庭是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递社会文化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婚姻是家庭成立的前提,家庭是婚姻的延续。人类繁衍发展的进程中,婚姻家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密切相关,社会文化的变迁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婚姻家庭的构建、形成、变化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马蹄藏族在面对婚姻时个人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从择偶标准、择偶形式、通婚范围、族际通婚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婚配方式从自我选择和父母做主之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的过程;离婚与再婚也逐渐被牧区群众接受和认可;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马蹄藏族求学、工作、婚恋观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初婚年龄后延,婚龄差减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马蹄藏族家庭结构、家庭模式、家庭关系、家庭功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对此笔者对建国70年来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变迁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剖析,在城镇化视角下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试途找出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变迁的原因、影响和利弊,对我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观念的趋向做出展望。本文旨在通过对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游牧民族安居住宅楼进行田野调查。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下,当地生计方式转变、政府政策引导、传统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蹄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的现状和变迁进程。

赵婧汝^[4]（2020）在《“女娶男嫁”：陇南入赘婚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文中指出陇南地区的婚姻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并且区别于其他汉族村落及地区,主要受到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等影响,当地的入赘婚法律文化有着其明显的特征,在历史不断地更迭中留下了独特的婚姻习惯。本文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中主要阐述了选题的原因与背景,对于陇南地区的历史概况及地理位置进行了介绍,并且对于本篇论文的写作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第二章主要对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的历史概况和当地习惯法,并着重对陇南地区的“入赘婚”婚姻的成立、婚姻禁止条件以及婚礼的具体过程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其中主要是对于目前陇南当地的“女娶男嫁”法律文化的调查情况的阐释,包含了婚姻的订立、家庭财产关系、婚姻的解除以及对于财产的继承等内容。其中还对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中的特点和变迁进行归纳总结,对这种婚姻家庭法律文化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第三章总共用以三个要点对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今后的发展和调整进行了讨论,首先对于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与制定法冲突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学术思考,其次对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与国家法中的一致性进行了阐释,最后对陇南“女娶男嫁”婚姻法律文化与国家法之间调适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鄢雯斐^[5]（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婚姻家庭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婚姻家庭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理论对当代人的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确的婚姻价值观不仅关系到个人是否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青海农村女性的婚姻价值观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研究通过界定核心概念,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理论渊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婚姻思想的基本内容,梳理已有的对婚姻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后,以青海农村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在青海农村地区对女性的婚姻价值观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思想为指导,将从青海农村部分男性和女性群体中获取的调查问卷结果和访谈内容作为研究重点,从整体上分析了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的现状。第二部分立足于青海农村实际,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对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寻找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第四部分在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对青海农村地区如何树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张波^[6]（2019）在《父辈因素对子辈夫妻离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婚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危机事件,离婚不仅是认识中国社会变迁和婚姻家庭变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探索婚姻稳定性规律、减少不合理离婚与降低离婚后果的重要路径。离婚本质上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性终结,而离婚自由则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相对自由。本研究基于个体特征I—家庭过程F—社会结构S总体离婚风险分析框架,坚持家庭过程分析维度,试图把离婚研究带回到“家庭”这一场域,在宏观层面系统阐述父辈因素与离婚风险之间逻辑关系以及详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人口的总体态势与人口学、社会文化和空间地理特征基础上,分别从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父辈异质性以及与父辈关系（代际关系）三个层面实证分析父辈因素对子辈夫妻离婚风险的影响,最后简要回顾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以此对离婚本质与新型父权再生逻辑进行扩展性讨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离婚呈高水平、稳增长、年轻化、非均衡特征。从离婚总量看,1978年以来,中国离婚总数呈稳步缓慢上升态势,离婚峰值迄今并未出现;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粗离婚率位居世界靠前位置,且增长态势不可忽视;从离婚结构特征看,离婚人口的年龄峰值随时间出现波动,目前出现在35-44岁之间,其中男性离婚高峰年龄段趋向年轻化、女性则呈现向后推移;不同文化水平者离婚率呈“倒U”型模式且高学历者离婚率逐年下降;中上等职业阶层女性离婚率普遍高于男性,而下等职业阶层男性离婚率高于女性;城市女性离婚率高于男性、农村男性离婚率远高于女性。离婚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呈现由西向东梯度分布与“北高南低”的总体分布格局,东北、西北地区是中国离婚的“两大高地”,而华南和黄河中下游沿线地区则是“两大洼地”。第二,父辈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由强变弱再变强的U型波动。虽然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力在减小,但父权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家庭。母亲对夫妻离婚风险的影响总体要强于父亲,即母亲效应大于父亲效应,其中父亲拥有中高等职业声望或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子辈离婚风险较高、母亲拥有高等职业声望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子辈离婚风险较高;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子辈离婚风险的影响经历了由强变弱再变强的U型波动过程,其中父亲效应逐渐增强、母亲效应呈现由弱到强再变弱的倒U型趋势;男方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要大于女方父辈,即男方父辈效应强于女方父辈效应,但随着女性在夫妇制核心家庭地位的不断提升,预测未来女方父辈效应会进一步增强。第三,父辈异质性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要小于夫妻异质性。夫妻后致性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夫妻异质性）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力要显着强于夫妻先赋性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父辈异质性）,但这两种异质性的解释力都在不断增强。其中,基于夫妻先赋性的同质匹配婚姻稳定性要强于异质匹配婚姻,即父辈同质性婚姻稳定性强于父辈异质性婚姻;在1960年之前出生群体或者农村社会中,女性父辈家庭收入高于男性父辈家庭收入的婚姻离婚风险要高于男高女低婚姻与同等匹配婚姻;在城市社会中,不同时期男性父辈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声望高于女性的婚姻离婚风险都要高于女高男低婚姻与同等匹配婚姻。第四,亲密有间型代际关系对婚姻稳定性具有保护效应。夫妻关系的好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夫妻双方情感亲疏,还会受到代际关系亲密程度的影响。与父辈保持亲密有间型的代际关系能够降低夫妻离婚风险。其中主要包括:与男性父辈同住会提高离婚风险,而与女性父辈同住会增加婚姻稳定性;夫妻离婚风险会随着与父辈居住距离呈V型变化,其中与父辈居住距离保持在车程0.5-1小时内离婚风险较低;与父辈见面、通讯、互动频率过高或过低,夫妻离婚风险都会显着提高,二者之间呈U型的关系模式;城市父辈对子辈初婚进行强干涉与无干涉离婚风险较高,而农村父辈进行无干涉婚姻稳定性表现较好;为父辈提供经济支持过多或过少夫妻离婚风险都较高,提供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过多会增加夫妻离婚风险;父辈提供子辈夫妻经济支持、家务照料以及情感支持过多子辈夫妻离婚风险较高,但女性父辈提供家务照料和情感支持过多则会降低离婚风险。

苏慕瑜^[7]（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尼玛曲珍^[8]（2017）在《藏北牧区“打狗”习俗变迁研究 ——以当雄县NZ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学者对藏北牧区的生活方式、婚姻等各方面的研究较多,婚姻和游牧生活一直是民族学的热点之一,引起人们持续关注。但是,对牧区“打狗”习俗的变迁与发展趋势而言,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这方面的文献却较少有系统的研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火热实施的今天,关注牧区的发展现状,研究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传统习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以当雄县NZ乡为调查地点,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调查法、文献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等社会学民族学方法,对藏北地区“打狗”习俗进行全面分析。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国内外相关研究成就,对文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必要梳理和解释;第二部分田野点选取缘由及基本情况;第三部分藏北“打狗”习俗调查,以藏北“打狗”习俗的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藏北“打狗”习俗的主要程序、基本特征、形成和存续的原因,并与其他地区的类似习俗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以实地调查为依据,深入探讨藏北“打狗”习俗变迁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揭示和分析“打狗”习俗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对未来“打狗”习俗可能产生的变化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第五部分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以小见大,以管窥豹”,说明研究藏北牧区“打狗”习俗的学术与社会意义。“打狗”习俗在传承的同时发生了变迁,变迁的过程中引发了社会问题,而党的十八明确提出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将更加迅速。2014年又提出精准扶贫,然而,精准扶贫的前提是识别谁是贫困户,从而制定适合贫困户的措施去帮扶,使扶贫更有效的深入到村、户、人上。因此正确分析总结藏北牧区“打狗”习俗,对藏北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对症下药的作用,必将助扶贫一臂之力,并有利于科学引导“打狗”习俗发展趋势,促使藏北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步入良性轨道同时,传承当地的传统习俗,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泽绒拥珍^[9]（2017）在《论一夫一妻制 ——以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原则。但是,在一夫一妻原则的立法视域下,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依旧存在着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模式（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四川省甘孜地区的一妻多夫婚姻模式）,这类婚姻模式与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明显相悖。并且,当地于1982年7月1日颁布实施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施行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甘孜州婚姻法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也明令禁止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模式,诚然,出于对藏民族传统民族婚姻习俗予以尊重的考虑,该补充规定写明对于该补充规定实施之前（即1982年7月1日前）就已经形成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关系,如果当事人不提出解除的,准予维持。然而,究竟其实施效果如何?2015年2月以及2016年2月的寒假期间,笔者通过个人访谈进行实地调查,对四川省甘孜地区一妻多夫婚姻模式存在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在一夫一妻原则视域下考量如何引导和推动我国四川省甘孜地区少数民族逐步全民选择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这对于推进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在民族地区贯彻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在写作方法上,论文主要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笔者从实地调研的典型案例出发,引出一夫一妻制原则和一妻多夫婚姻模式的法律疑难,提出问题;通过对一夫一妻基本理论的探讨,分析并研究其功能价值,从实证调查的角度研究分析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的现状和原因,提出该婚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从贯彻我国一夫一妻制原则和保障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民众的实际,提出推进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实施的对策建议,解决问题。本文除引言和致谢之外,全文共计四万余字,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从实际调研的典型案例出发,引出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的相关法律问题;第二部分是“一夫一妻制基本理论概述”。主要通过对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文献的梳理和研究,界定“一夫一妻”的概念及相关内容,对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功能进行考察,以了解和认识一夫一妻制度的科学性;第三部分是“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现状和原因及危害分析”。以笔者个人访谈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辅以国内外学者对共妻婚姻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四川甘孜地区一妻多夫婚姻模式的现状,分析当地藏民族选择其婚姻模式之主要原因,进而剖析该婚姻模式存在的危害;第四部分是“中外一夫一妻制立法的考察与评析”。通过对我国内地和域外相关国家及地区对“一夫一妻”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及对重婚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处理方式等进行比较考察,研究分析域内外一夫一妻制的立法现状及异同,以期更好的借鉴相关的立法经验;第五部分是“推进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一夫一妻制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我国一妻多夫婚姻存在的社会现实发生之变革,从法制宣传、经济基础、立法完善以及司法保障等方面,提出在四川省甘孜地区推进实现一夫一妻制的对策建议。

索郎泽里^[10]（2017）在《迭部农区一妻多夫制婚姻的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婚姻家庭是文化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专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目前,世界上多种婚姻形态中,最普遍的为一夫一妻的单偶婚姻,其次为一夫多妻制婚姻,而一妻多夫制婚姻则较少。藏族的婚姻家庭形态也主要以一夫一妻制,同时也存在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两种多偶婚姻家庭形态。本论文对藏族一妻多夫制婚姻形态较为典型的迭部农区降扎乡热陇村为具体田野调查地点,利用笔者对迭部农区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较为熟悉的相对优势,拟结合梅尔文·戈尔斯坦的一妻多夫制婚姻的社会-经济理论和南希·列维妮对于兄弟共妻的一妻多夫制婚姻的文化理论,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后,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参与观察、访谈等形式对迭部农区一妻多夫制婚姻家庭形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笔者认为,开展热陇村多偶制婚姻的研究,有助于拓展迭部农区藏族文化研究的范围及其内容。本论文共分为前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前言从三个方面全面阐释了本论文研究的选题背景及其意义,对藏族一妻多夫制婚姻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对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等作了必要的说明。正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重点介绍研究地点迭部农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与历史变迁过程;第二章主要分析热陇村的婚姻和家庭形态;第三章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分析村民们对一妻多夫制婚姻的态度;第四章对热陇村一妻多夫制婚姻中的兄弟个体角色等文化观念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本论文的四个章节对迭部农区一妻多夫制婚姻家庭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二、藏族婚姻家庭形态与妇女贫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藏族婚姻家庭形态与妇女贫困（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甘南藏区村民生产生活变迁研究 ——以卓尼县卓逊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3）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女娶男嫁”：陇南入赘婚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父辈因素对子辈夫妻离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藏北牧区“打狗”习俗变迁研究 ——以当雄县NZ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论一夫一妻制 ——以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迭部农区一妻多夫制婚姻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藏族婚姻家庭形态与妇女贫困（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视角下的土族婚俗变迁研究 ——以民和三川地区为例[D]. 马雪莲.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2]改革开放以来甘南藏区村民生产生活变迁研究 ——以卓尼县卓逊村为个案[D]. 杨隆.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3]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D]. 卢桢. 兰州大学, 2020(01)
• [4]“女娶男嫁”：陇南入赘婚传统法律文化研究[D]. 赵婧汝. 兰州大学, 2020(10)
• [5]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青海农村女性婚姻价值观研究[D]. 鄢雯斐. 青海大学, 2019(04)
• [6]父辈因素对子辈夫妻离婚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D]. 张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7]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8]藏北牧区“打狗”习俗变迁研究 ——以当雄县NZ乡为例[D]. 尼玛曲珍. 西藏民族大学, 2017(07)
• [9]论一夫一妻制 ——以四川省甘孜地区藏族一妻多夫婚姻模式为例[D]. 泽绒拥珍. 西南政法大学, 2017(10)
• [10]迭部农区一妻多夫制婚姻的人类学研究[D]. 索郎泽里. 西南民族大学, 2017(02)

标签：土族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中国习俗论文;  婚姻价值观论文;  婚姻与家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