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上海仪电行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刘滢泉[2]（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何美玲[3]（2020）在《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各地政府积极出台政策以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纷纷将地方性金融管理机构如金融办升级为金融局,以加强辖区内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创新和试验。许多省份都提出了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要求,并试图建立产融结合的地方政府金融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地方金控集团”）来保证地方经济发展。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壮大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提高竞争力、降低财政压力以及做大做强地方性金融资源等优势,无疑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新手段。然而,在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竞相推动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较为严重的金融风险。地方金融控股集团作为地方政府金融控制权的最新表现形式,一方面它具有一般金融混业经营企业的特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背景决定其具有特殊的风险特征,与我国金融分权和经济转型现象密切相关。除了传统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风险转移行为外,更重要的是地方金融控股集团与地方国企之间复杂的所有权控制与关联交易,以及地方政府盲目金融扩张而引发的特殊风险。其具体来源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失调和产能过剩导致的地方国企不良资产和高额负债,城市化进程中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承担过多政策性负担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地方金控集团对隶属银行的贷款进行干预导致银行风险上升等方面。如何理解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快速发展和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构建金融监管体制来防范风险,迫切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相较于市场交易,关联交易具有交易主体之间关系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以及交易信息透明度差等特点,往往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利益输送或公司自身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而地方金控集团除了具有一般企业集团的多层次金字塔结构外,还具有地方政府属性和金融属性,这使得其关联交易特征更为复杂。在本文研究的搜索范围内,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文献较为匮乏,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文献,理论和实证都非常匮乏。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关联交易角度,研究其与地方金控集团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基本逻辑如下: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关联交易引发的集团内风险传染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关联交易风险不仅仅限于由互相交易而产生的子公司间风险关联性和传染性,还会引起集团内部资源在母子公司以及不同层级子公司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尽管这种内部资源配置并不会直接影响合并报表结果,但会引起集团内部收益和责任的转移,进而影响子公司和集团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除此之外,地方金控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压力以及经济禀赋等决定了其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关联交易风险应该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地方金控集团发展历程及现状,以使读者能够直观理解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现实。其次,本文研究了关联担保、关联借贷以及附属银行关联贷款产生的风险。这三类关联交易属于非经常性关联交易,但频率和占比相对较高,是关联企业之间利益输送的重要渠道,能够对企业的盈余以及投融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三类关联交易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针对关联交易表现出的风险特征,本文在最后部分讨论了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由于地方金控集团是地方政府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形式,本文进一步将风险防范与化解拓展到地方金融层面,不仅讨论了地方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冲突,还构建理论模型求解中央—地方间激励相容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的观点及结论如下:1.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有多种分类方式,有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新形式。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属于综合型的地方金控集团占比最高。这是由于在地方金融机构股权改革中,地方政府往往将地方财政局直接持有的金融机构股权划归给了综合型的国有企业集团,实现产融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为金融业,这是地方政府整合金融资源,打造地区金融协同效应的结果。其余占比较高的行业类型还包括商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等各地区支柱产业,这与地方金控集团承担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责任相一致。按照金融资产与产业资产融合程度,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可分为纯粹金融型如山西金控、金融主导型如重庆渝富、产融并重型如广州越秀集团、产业主导型如浙江国贸。2.地方金控集团的发展和现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产和负债逐年增长较快,截止2016年平均资产额突破10亿元,是各地区举足轻重的集团企业。第二,负债占资产的规模较高,存在一定依靠杠杆运营的风险。第三,从行政级别看,省级政府控制的地方金控数量要远远高于非省级。第四,地方金控整体地域分布与地区定位以及金融资源分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北京上海广州拥有的直接融资类金融牌照较多,而江苏、山东和浙江拥有的间接融资类金融牌照较多。3.关联担保引发了地方金控集团过度负债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担保方向和母子公司关系是影响该效应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关联担保与地方金控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正相关,也即地方金控内关联担保占比越高,则过度负债风险程度越严重。这是由于地方金控的集团式发展模式使其更容易获得关联担保,在自身融资冲动和银行对担保贷款青睐的双重作用下,很容易导致过度负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关联担保更可能造成地方金控的过度负债风险。这是由于母公司控制资源较多,增信能力更强。这种效应在决策权配置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盈利性较差或成长性较高的地方金控中,表现的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控的政府属性和金融属性也会影响关联担保的后果。具体而言,相比于非省级地方金控,省级地方金控中,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的正向关系更强;相比于非持股银行的地方金控,持股银行的地方金控中,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风险的正向关系更强。4.关联资金借贷与地方金控过度投资风险正相关,并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地方金控内关联资金借贷比例越高,地方金控过度投资风险越大。这是因为,地方金控集团在挑选投资项目时,并不一定遵循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有可能是政治收益最大化。且地方金控集团存在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关联借贷资金的使用受到的监督和约束较少,借贷资金的预算约束很软。本文从相对GDP排名、地方金控集团的相对重要重要性以及地方官员更替等多个角度刻画地方政府对地方金控集团的干预程度,结果发现,当地方金控所在地区的GDP排名较为落后时,地方金控集团的重要性越高,地方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越低时,内部关联资金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正相关关系越显着。也即地方金控集团关联资金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关系受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调节。5.地方金控集团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渠道既有关联贷款的直接影响渠道,又有贷款集中度的间接影响渠道。关联贷款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显着。但是按照对外融资依赖度和融资约束分组后发现,当银行隶属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较高的金控集团时,关联贷款显着提高了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见,关联贷款并不必然代表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当集团紧缺资金而又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融资时,集团会通过关联贷款损害银行利益。贷款集中度提高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但是以上关系受到地区经济禀赋的调节作用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地区工业经济比例以及地区国有经济比例较高,地方政府财政禀赋较差时,贷款集中度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为明显。6.预算软约束和非金融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是影响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协调度的重要因素,硬化预算约束的同时,提高非金融要素流动性是一种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方式。硬化预算约束会促使金融机构选择高努力,提高金融项目成功率;而提高非金融生产要素流动性,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本的相对边际价值,促进金融发展。从硬化预算约束方面,本文提出了建立地方政府金融风险防范基金,具体包括,基金金额的设置应与地方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以及金融风险暴露额等相挂钩;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基金的设立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金融机构也应按照其风险程度进行出资;基金的出资额要经过央行的验资,但其日常运营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并受公众和政府监督。在提高要素流动性方面,本文也从优化制度环境、促进人才流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给出了建议。7.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监管分权取决于监管收益、利益协同程度、以及信息优势等因素。本文从鼓励代理人参与、激励委托人和代理人努力以及加强双方信息交流等三个方面对最优监管分权进行了分析。鼓励代理人参与模型的结果为:若中央政府在该项目中的相对收益较高时,应该实施集权监管;若地方政府在该项目中的相对收益较高时,需要进行分权监管。为保障委托人利益最大化,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较为一致,适合分权监管;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则适合集权监管。激励委托人和代理人努力模型的结果为: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较为一致,此时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应该对该金融项目进行集权监管;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此时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的努力,应该对该金融项目进行分权监管。信息传递模型的结果为:在集权情况下,中央政府总是有激励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告知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是否将信息告知中央政府则取决于利益协调系数。如果利益协调系数较高,则地方政府也有激励将信息告知中央政府;在分权情况下,地方政府总是有激励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告知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是否将信息告知地方政府则取决于利益协调系数。如果利益协调系数较高,则中央政府也会将信息告知地方政府。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首先,本文根据金融机构股权数据,并通过股权关系追溯前十大股东最终控制人性质和持股比例的方式确定了各地的地方金控集团,由此构造了地方金控集团的全样本。在本文搜索的文献范围内,针对地方金控集团的研究都是案例研究或者定性分析,暂没有研究通过金融机构向上追溯股东的方法确定地方金控集团全样本,更毋论对地方金控集团的实证研究。其次,本文对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与传统关注金融控股集团内不同金融机构间风险转移和侧重防火墙建设来防范风险的思路不同,本文认为关联交易引起的集团内部资源在母子公司以及不同层级子公司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会进一步影响子公司和集团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强调地方金控通过关联交易导致权利责任以及资源在不同金融公司和产业公司间转移而产生的风险。再次,本文更加强调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特殊关联交易风险,视角新颖。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公司金融角度,从“效率观”或者“掏空观”的视角讨论关联交易。而本文认为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的经济后果不仅仅受公司治理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地方政府竞争因素的影响。如果忽略了关联交易的政治特征,将难以深入全面了解关联交易风险。最后,本文基于组织监管分权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分级监管体制的理论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提出了监管意见。目前已有监管分权文献仅就事论事探讨监管权限的划分,不仅缺乏从理论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的最优风险分担,而且多为就事论事的应急研究方法,缺乏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向洁[4]（2018）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5年1月提出/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组织,并于2015年5月8日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接合作共识由此达成,其亦开创了欧亚区域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双方对接合作正处在稳步推进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模式选择、机制构建与平台运用等制度性深层对接方面仍缺乏实质性安排,阻力因素依然较多。此时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问题,探寻各国发展新思路,谋求多方合作新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可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双方对接合作规划的制定以及具体务实行动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价值。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国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合作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阐释对接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总结对接成效与问题——识别对接机遇与挑战——剖析对接基本架构——优选对接模式——构建对接机制——探寻对接路径”为基本逻辑框架,结合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历史与逻辑、统计与比较、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等分析方法,旨在探寻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机制及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1.从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两方面阐释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区域一体化潮流以及区域各国国内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客观需要,可行性则是基于双方地缘毗邻、政治互信、贸易互补、发展理念相近、民意支持等优势基础的存在。2.从“五通”视角梳理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早期收获,并指出了相关问题。目前双方对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机制特性差异、深度对接能力和意愿有限、合作依赖关系非对称、技术服务标准迥异、务实合作经验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深度化发展。同时,双方还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3.从发展战略对接与务实领域合作的宏、中微两个层面剖析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指出:发展战略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推进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这两大跨国跨区域性战略对接。务实领域方面,要以设施对接为优先,贸易对接为首要,能源对接为基本,产能对接为重点,金融对接为突破,农业对接为补充。在贸易对接问题研究上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贸易效率,揭示出双边贸易效率水平中等,贸易潜力较大,有必要创新合作模式（如建立自贸区）进一步拓展,同时指出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正向作用,可作为双方对接平台。4.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方视角分别探寻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模式方面:从主体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的“CN+1”（N≥5）、与联盟各国的“C1+1”、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以及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4种模式优难点,并指出具体推进中应综合使用,同步开展;从功能角度提出了自由贸易区、跨国经济走廊、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人文交流基地5种具体推进模式。其中,自贸区,尤以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模式为关键。对此,文章利用WITS-SMART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关税减让对双方贸易、福利效应及关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论证出该FTA建设在经济效应上可行的结论。机制方面:从主体角度提出了以多边领导人高位协商为主的“CN+1”（N≥5）,以双边政府首脑、总理+部长、地方政府、高级别工作组等为主的“C1+1”以及以企业对接、银行对接与融资对接为主的“E+F”3种对接机制;从功能角度提出了智库对话、政府磋商、跨国管理、监督反馈、法律协调、信息交流等6种具体推进机制。5.从主体推力、实体抓手、制度保障和推进原则四方面确立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具体路径。即以政、企、智、媒、民五方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贸易便利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等为抓手,以规则构建、自贸区建设、人文互动为关键,以次区域、多边单项对接为先行,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给予了分别设计。二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系统性分析论证了上合组织作为双方对接合作平台的可行性及其具体功能作用。三是在WITS-SMART模型框架下,基于HS6分位贸易数据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性（短期和长期）关税减让对双方经济效应的影响。
杨昊[5]（2017）在《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文中认为产业转移,指的是一些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市场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引发其由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向另一个国家或者区域进行转移。这种经济行为对中国己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转出地和承接地能借此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新优势,从而推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全国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使命。本文从产业转出方的角度,选取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一是上海作为制造业重地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典型性;二是上海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产业发展阶段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引领性;三是上海空间资源的稀缺事实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紧迫性。在政府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上海许多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区域进行转移。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研究上海向国内其他区域的产业转移现象,旨在摸清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企业在转移过程中的动因和需求,期望推动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形成自身提升与辐射周边区域城市的有机结合,实现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跨区域产业融合、区域产业联动有机结合,统筹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对区域产业转移的激励机制,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依据。从城市角度,通过对上海城市定位、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背景研究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趋势和特点,为后续上海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提升提供现实依据,并给出实际的建议。从企业视角,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上海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拓展转移进程中的时空演化规律,为上海结合产业转移制定企业发展和服务战略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切入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进一步分析。本文主要分为九章,主要由绪论（第一章）、理论和借鉴（第二至第三章）、实证（第四至第七章）和结论（第八至第九章）四大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论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要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对区位论、梯度转移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为代表的相关基础学科理论以及产业转移研究综述进行一定梳理和解剖等;第三章是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对城市有序产业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一步聚焦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此外,对其他国际大都市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进行了阐述和借鉴;第四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上海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上海产业转移的特征趋势;第五到第七章从微观层面,分别以外资企业、国资国企、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梳理企业发展历程,并依托上海市在外地投资企业工商注册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数据对企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态势和动因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由点及面”地研究微观主体——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政策需求,以期为上海政府服务企业、推动企业有序产业转移提供方向;第八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将不同类型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进行了比较,并针对上海与重点区域的制造业转移进行了区位熵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总体而言,本文在对上海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进行分析基础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类型入手,探讨了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模式、机制、态势和规律,为揭示在全球化“时空压缩”背景下具有“中国情境”的产业转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各章节分析发现以下主要结论:（1）从理论角度,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其时空演化的研究必须在多学科响应的基础上多元化地展开。（2）从机制角度,产业转移的产生最终还是落到微观主体企业的转移行为上,受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影响和引导,企业的转移行为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合理化、缩小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上海市的产业转移应证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成本和市场成本削弱的实效,不仅能优化城市自身产业结构,还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3）从形势角度,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升级,上海产业转移成为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转移的产业不再限于低端、区域范围也更广,各地政府、企业间的联动效应不断加强。上海有序的产业转移,将更好地实现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大局,同时在全国起到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4）从实证角度,上海产业转移步伐稳步加快,且梯度化的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以上海为中心“由近及远”圈层式扩散特点,主要的产业转移集中在长三角城市圈,尤其是江浙地区,且江苏偏好制造业,浙江偏好租赁商务服务业。企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在转移动因上存在个性化差异,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上海的外资企业产业转移主要受规模扩张和成本节约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国有企业受市场扩张、成本节约、功能整合和政策驱动等因素影响;上海民营企业的产业转移以节约成本为主,扩大市场为辅。同时,在转移模式的选择上,产业园区成为企业的优先选择。（5）从政策角度,从区域、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围绕区域政策和顶层机制的构建,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对产业转移企业进行利益保障和指导引领三个方面,按照产业有序转移的机理要求,着力强化上海与重点区域特别是江浙的产业有序转移,提出行之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发展策略,从而为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夯实基础。
唐兴军[6]（2016）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张燕[7]（2009）在《中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选取中国大陆的传媒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投融资学的融资理论和投资理论为研究范式,从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两个层面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现状、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并以此为基础从产业经济和媒介经济的视角,指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在融资时存在股权融资的偏好,在投资时存在的结构偏向性和投资的低效率,最后在定性和定量分析、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传媒的企业化运作、上市之举以及传媒概念股的形成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结果。在经历了“企业化→企业→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后,上市为传媒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公募资金,该融资渠道缓解了传媒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制约。但研究发现,传媒上市公司的IPO（全称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高抑价大大降低了融资效率,同时传媒上市公司普遍呈现出的低资产负债率,表明传媒厌恶财务杠杆经营,另外,传媒上市公司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内源融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目前股权融资仍是传媒上市公司首选的融资渠道。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内容产业应是传媒产业的基础,应成为传媒公司的千古基业,传媒公司理当努力保持基业长青。本文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内容业务投资偏低的九大原因,认为由于传媒内容产品的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政府应给予资助和鼓励。作为中国占据最好资源的传媒上市公司更应该时不我待,加紧内容产业的运作,因为内容才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基业和制高点。从投资结构论的研究视角看,传媒上市公司不能拘泥于一己之域,传媒产业与一般产业有一个显着的区别,即传媒提供的消费是一种信息消费,信息消费的高低受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状况影响。所以传媒企业在发达地区的投资是资本追逐利益的本能表现。基于中国现有的体制,中国传媒的跨区域经营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基于与国际传媒市场接轨的需要,中国传媒还应谨慎地试水跨国投资。论文以传媒公司的真实融资情况作为案例,分析了传媒公司的资金成本。本文认为合理设计的融资产品的发行价格能有效降低个别资本成本；在进行融资方案的选择时,必须综合考虑资金的加权平均成本和融资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论文选取电广传媒和中视股份两家公司,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投资效益。同时还进行数据挖掘,深入分析了两家公司的关联交易对其投资效率的真实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新闻集团的相关多元化投资经营过程的梳理发现：并购是其进行扩展的基本投资手段,并且是紧密围绕传媒产业价值链的两大核心——内容和渠道展开,新闻集团投资新设、新建的项目极少,它总是积极寻找目标,然后买来经营,践行“开店不如买店”的投资原则。同时新闻集团还通过售卖资产减轻并购的资金压力,同时又达到投资结构调整的目的。本文认为传媒的多元化投资是对分散投资理论的践行。但一些传媒上市公司的离散投资业务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才、经验基础,往往是惨淡经营或亏损经营,牵扯了传媒上市公司的精力和财力,不利于传媒主业的发展。本文还指出传媒上市公司的一些“类金融公司”的投资行为—金融投资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此本文认为传媒的多元化投资应是围绕传媒主业的相关多元化经营,并提出了传媒上市公司在进行相关多元化投资时,必须遵循一些投资战略：·基于“开店不如买店”的并购投资战略·基于“1+1>2”的联盟投资战略·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横向一体化投资战略·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战略·基于“新组合”的创新投资战略·基于“技术领先”的新技术投资战略针对我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论文从政府融资、企业融资、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层面对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提出了改进建议。本文认为：传媒产业还只是个幼稚产业,但同时又是国家的战略产业,应争取国家投融资对传媒上市公司的扶持；为了更高效的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应加强传媒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与合作；鉴于传媒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传媒上市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投融资是一个可行的融资渠道；鉴于传媒上市公司是由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原来他们是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而股份制单位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这两种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传媒上市公司应注重对财务管理能力的培育（主要是金融关系能力的培育和财务预警能力的培养）；为保证传媒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健的成长,应加强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控制。
田素妍[8]（2008）在《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生产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耕地后备资源又相对不足的国家,她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以说化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化肥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和改善农产品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化肥年生产量由解放初的3.9万吨上升到2005年的4897.5万吨,化肥施用量在解放初期为1.3万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化肥的需求,化肥消费量以年均16.5%的速度提高,到2005年为5000多万吨,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中国化肥的进口量由1980年的544万吨上升到2005年的1397万吨,其中1995年进口量曾达到最高峰为1991万吨。随着中国人口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食物结构的不断变化,耕地将不可避免地减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这进一步推动了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生产资料一一化肥的需求。然而化肥生产面临的资源约束越来越强,虽然我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剂化肥余缺,但作为一个大国,我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政治稳定的特殊商品。中国国内的化肥生产与一些发达的化肥生产国相比,在资源及原材料价格、生产成本、规模及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营销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张红宇、高铁生,2005）。那么如何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效率,直接关系到增加中国国内化肥市场的有效供给,对全社会化肥供需平衡产生非常积极深远的影响。同时实现化学肥料制造业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有文献缺乏对此深入和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方面。因此本文将以化学肥料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以其生产率及效率分析为起点,考察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生产率及效率的变动趋势,并探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等将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回顾生产率理论、生产率测算方法和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基于DEA的SBM超效率模型从传统三大地带,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类型的角度考察了1998—2005年问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情况,随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技术装备水平、资本.劳动密度、所有制、企业规模、地理位置、管理水平和时间等因素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再以收敛理论为基础,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及Barro的回归方程等进一步考察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各地区差异的变动态势;然后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行业总体和不同地区方面考察了1998—2005年间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找出肥料制造业增长的源泉:生产效率的改善或是技术进步,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部分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生产成本和供给理论,探讨化肥供给的影响因素,给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论文根据1998—200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及其它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必要的实证分析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使用非参数方法从总体、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等角度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全国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虽有波动,但总体是上升的,从1998年的0.8525上升到2005年的0.8882,年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8626,与可变艄艮酬下的纯技术效率水平0.8703相比,不变规模报酬下的技术效率水平要低0.77%。再从传统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年均技术效率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且技术效率水平分别是0.8768,0.8599和0.8519。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都相对较低,且低于当年的平均水平。技术效率水平由低到高依次是股份合作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其他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且外商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平均水平高达0.3062,是国有企业的1.75倍。（2）本文考察了不同技术装备水平、资本-劳动密度、所有制、企业规模、地理位置、管理水平和时间等主要变量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它们对技术效率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资本-劳动密度、企业规模、集聚水平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技术效率产生明显的反作用,而时间、企业销售费用和地理位置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技术效率产生显着的积极作用,其他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均无统计上的显着性。（3）在分析收敛定义的基础上,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和Barro的回归方程来验证了全国范围内和三大地区内部技术效率的收敛情况。在1998—2002年间,东部、中部、西部乃至全国的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随时间的推移均呈现非常明显的收敛迹象。在2002—2005年间,只有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出现了收敛迹象且不明显,东部、中部和全国的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都出现了发散趋势。在样本的整个研究期间即1998—2005年间,总体看来,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全国,其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都出现不同明显程度的收敛态势。（4）从行业总体考察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生产率变动,研究显示,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98—2005年间,除1998—1999年度有所下降外,其他年度均表现为持续提高。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与全国相似;中部地区除了2000—2001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了提升;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在1998—1999和2002—2003两个年度表现为下降。从总体平均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6%,技术效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技术进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2%,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由技术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更主要地取决于技术效率的明显提升。（5）从不同地区角度来看,中国肥料制造业生产率变动的结果显示,在1998—2005年期间,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与全国相似;中部地区除了2000—2001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了提升;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在1998—1999和2002—2003两个年度表现为下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国肥料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60%、0.33%和0.89%,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各省市,只有北京和吉林两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且分别为0.9872和0.9772,其他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北京、广东、山西、吉林和甘肃省的技术效率指数小于1,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指数大于1;上海和青海的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6）本文检验了资本-劳动密度、化肥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所有制结构变化、企业规模、企业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市场占有率等主要变量对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及构成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及构成都有显着的影响;资本-劳动密度和市场占有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均产生显着的负影响,对技术进步有积极作用但不明显;化肥零售价格和管理费用对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却有显着的负影响,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明显;企业的销售费用也是只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产生明显的正、负影响,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明显;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对生产率增长及构成都没有显着的影响作用。（7）实证分析了化肥供给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原材料、燃料动力等价格变化、化肥税收政策与进出口政策对化肥供给的变化均产生负面影响,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而技术效率的变化、化肥零售价格的变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惠农政策对化肥供给的变化产生正向作用,也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化肥供给的变化产生正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我们可看到,在化肥供给的影响因素中,技术效率的变化对化肥供给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且技术效率每提高1%,化肥供给量就增加4.7057%。
李宝峰[9]（2008）在《入世保护期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公司国际化是公司的一种成长战略和多元化战略,因此“国际化能否为企业带来盈利”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结论。同时,这些研究基本上以发达国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针对中国入世保护期内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证研究,更缺乏有中国特色的变量,本文提出以入世保护期的视角进行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绩效的研究。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保护期、国际化、特定优势转移、国有企业和公司绩效构成一定逻辑关系,提出4组10个假设,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2001、2004和2006年符合统一条件的上市公司进行包括多元回归在内的实证研究以及4家公司的结构性案例分析。在对研究结果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保护期内公司国际化程度呈U型变化;二、保护期内公司绩效呈倒U型变化;三、因中国国际化尚处于初级阶段,未达到“门槛值”,因此保护期内公司国际化与绩效呈现复杂的交互和交替状态;四、保护期内,国有企业与国际化程度呈现负相关;五、保护期内,特定优势对公司绩效影响不显着;六、保护期内,海尔绩效仍处与J型的左边;七、国际化要考虑成本和时机,不要急于国际化,但要明确国际化战略,形成特定优势,注意“门槛效应”和“破窗理论”。本文针对我国入世保护期这一特殊环境,研究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以及国际化程度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结论,出现了新的解释。首先,这是新的情景嵌入下的研究,参与了国际相关学术研究的对话,丰富和补充了该领域的研究;第二,得到的结论对指导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借鉴意义;第三,有助于对保护期内中国公司的战略和国际化进程进行评估,作为政府出台相应措施的参考;第四,对国际化中的中国特色变量—是否为国有控股进行实证研究,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民经济质量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五,运用比较规范和国际通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弥补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的不足,同时采取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中国公司国际化的内在特征,可能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
饶德江,莫梅锋[10]（2004）在《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 媒体发展理论研究述评媒体发展宏观研究述评广播电视发展研究述评报刊业发展研究述评出版业发展研究述评网络发展研究述评广告经营与媒体发展研究述评2003～2004年中国的媒体发展态势凶猛。改版、合作、合并、交流、推广等媒体活动层出不穷。同样,在媒体发展研究上,各种媒介思想相互激荡,并产生火花,呈现出媒体发展研究更加深入、专门化和务实的特征。两年来,在研究过程中,媒体研究专家学者纷纷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媒体发展理论、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结合我
二、入世对上海仪电行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上海仪电行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2.1 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逻辑框架与章节安排 |
| 1.3.1 逻辑框架图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2.文献综述 |
| 2.1 关联交易 |
| 2.1.1 关联交易表现形式与类型 |
| 2.1.2 关联交易产生原因 |
| 2.1.3 集团关联交易的经济后果 |
| 2.1.4 商业银行关联贷款 |
| 2.1.5 关联交易文献评述 |
| 2.2 地方政府金融控股集团风险 |
| 2.2.1 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及监管 |
| 2.2.2 过度负债风险 |
| 2.2.3 过度投资风险 |
| 2.2.4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2.3 地方金融监管 |
| 2.3.1 组织分权与监管分权理论 |
| 2.3.2 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研究 |
| 2.3.3 地方金融监管文献评述 |
| 2.4 文献评述 |
| 3.地方金控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 地方金控界定 |
| 3.1.1 一般金融控股集团定义及分类 |
| 3.1.2 地方金控定义与统计方式 |
| 3.2 地方金控统计性描述 |
| 3.2.1 地方金控集团参控股情况 |
| 3.2.2 地方金控集团获得金融牌照方式 |
| 3.2.3 地域分布、成立时间、行政级别、行业以及规模 |
| 3.3 关联交易统计性描述 |
| 3.3.1 各类型关联交易年度变化 |
| 3.3.2 各类型关联交易横向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4.关联担保与过度负债风险的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回归模型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基本回归结果 |
| 4.4.2 担保方向与过度负债 |
| 4.4.3 企业集团权利配置与过度负债 |
| 4.4.4 子公司相对盈利能力与过度负债 |
| 4.4.5 子公司相对成长性与过度负债 |
| 4.4.6 稳健性分析 |
| 4.4.7 进一步研究 |
| 4.5 本章小结 |
| 5.关联借贷与过度投资风险的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制度背景 |
| 5.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4.2 指标说明 |
| 5.4.3 回归模型 |
| 5.4.4 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1 基本回归结果 |
| 5.5.2 关联资金借贷、GDP增长压力与过度投资 |
| 5.5.3 关联资金借贷、地方金控集团重要性与过度投资 |
| 5.5.4 关联资金借贷、政策不确定性与过度投资 |
| 5.6 稳健性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6.地方金控集团控制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制度背景 |
| 6.2.1 银行进入地方金控集团的制度背景 |
| 6.2.2 关联贷款和贷款集中度的相关限制 |
| 6.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4 研究设计 |
| 6.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4.2 回归模型及变量介绍 |
| 6.4.3 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 |
| 6.5.1 关联贷款基本回归结果 |
| 6.5.2 关联贷款异质性分析 |
| 6.5.3 贷款集中度基本回归结果 |
| 6.5.4 贷款集中度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分析 |
| 6.6.1 关联贷款的稳健性分析 |
| 6.6.2 贷款集中度的稳健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地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地方金控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
| 7.2.1 金融机构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7.2.2 产业公司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7.3 中央及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历史演变 |
| 7.4 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冲突的模型解释 |
| 7.5 中央和地方最优监管分权体制 |
| 7.5.1 基于代理人参与的角度 |
| 7.5.2 基于委托人激励的角度 |
| 7.5.3 带有交流的激励模型 |
| 7.6 本章小结 |
| 8.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论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防范 |
| 8.2.2 地方金融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4）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阐述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阐述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区域一体化理论 |
| 三、区域合作理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特点 |
| 二、欧亚经济联盟的内涵、特点 |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
| 一、“一带”共建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二、“一盟”摆脱内部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 三、区域一体化潮流推动的客观使然 |
| 四、中俄等国实现自我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基础 |
| 一、对接合作前提：覆盖区域重叠交叉,地缘基础明显 |
| 二、对接合作保障：双/多边机制丰富,政治互信良好 |
| 三、对接合作关键：贸易联系紧密,互补优势显着 |
| 四、对接合作动能：发展理念相近,战略规划高度契合 |
| 五、对接合作基石：人文基础坚实,主流社会亦普遍支持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状 |
| 一、政策沟通已达初步共识 |
| 二、设施联通成效显着 |
| 三、贸易畅通稳步发展 |
| 四、资金融通进展明显 |
| 五、民心相通日益深化 |
| 六、其他领域务实合作势头强劲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问题 |
| 一、机制特性差异问题 |
| 二、深度对接能力与意愿问题 |
| 三、经济对接前景问题 |
| 四、技术服务标准迥异问题 |
| 五、务实合作经验不足问题 |
| 第三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机遇 |
| 一、中国加快“一带”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
|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 三、受西方经济集团挑战下俄罗斯“向东看”的发展机遇 |
| 四、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推进下的区域合作机遇 |
| 第四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挑战 |
| 一、“一盟”内部发展挑战 |
| 二、“一盟”成员国对“一带”认知挑战 |
| 三、“一带一盟”区域内部安全挑战 |
| 四、来自西方世界外部挑战 |
| 五、多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
| 一、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及远东开发战略相对接 |
| 二、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相对接 |
| 三、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相对接 |
| 四、与白俄罗斯2030年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相对接 |
| 五、与亚美尼亚2014~2025发展战略相对接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务实合作领域对接 |
| 一、以设施对接为优先工程,构筑交通物流网 |
| 二、以贸易对接为首要标志,扩大经贸联系 |
| 三、以能源对接为基本内容,稳定供求关系 |
| 四、以产能对接为重点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 |
| 五、以金融对接为关键突破,搭建跨国服务体系 |
| 六、以农业对接为重要补充,强化物质基础 |
| 第六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模式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对接模式 |
| 二、与“一盟”各国的“C1+1”对接模式 |
| 三、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对接模式 |
| 四、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对接模式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模式选择 |
| 一、自由贸易区模式,深化贸易联系 |
| 二、跨国经济走廊建模式,完善交通体系 |
| 三、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丰富投资方式 |
|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创新企业合作 |
| 五、人文交流基地模式,构筑人文平台 |
| 第三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机制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的对接机制 |
| 二、与“一盟”各国政府的“C1+1”对接机制 |
| 三、各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E+F”对接机制 |
| 第四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机制构建 |
| 一、多元化智库对话机制,凝聚各方智慧 |
| 二、常态化政府磋商机制,引导高位决策 |
| 三、长效化跨国管理机制,协调各国利益 |
| 四、动态化监督反馈机制,防范各类风险 |
| 五、多边化法律协调机制,强化制度优势 |
| 六、通畅化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增进各方对接共识 |
| 一、坚持政府高位引导,对接规划编制先行 |
| 二、强化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市场联动与融合发展 |
| 三、联合各方智库学界研究探讨,适时启动数据库建设 |
| 四、加强媒体互动交流,推进各方认知与理解 |
| 五、深化民间人文合作,培育国家价值共识 |
| 第二节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深化务实领域合作 |
| 一、着力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
| 二、有效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 |
| 三、继续深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 |
| 四、积极打造多元融资平台 |
| 五、进一步优化项目参与方式 |
| 第三节 以规则对接与自贸区建设为关键,强化制度保障功能 |
| 一、加快标准体系的互认与构建,力促规则对接 |
| 二、坚持自贸区建设长期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 |
| 三、适时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制度发展 |
| 第四节 以次区域合作为突破口,逐层拓展,逐步推广 |
| 一、率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
| 二、以毗邻周边对接为着力点,逐层拓展 |
| 三、以多边单项合作为示范蓝本,逐步推广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界定 |
| 1.2.1 产业转移界定与分类 |
| 1.2.2 产业转移的宏观作用:产业结构优化 |
| 1.2.3 产业转移的微观表现: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 |
| 1.3 研究思路及总体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总体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和主要数据说明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位论 |
| 2.2.2 梯度推移理论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4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产业转移综述 |
| 2.3.2 国内产业转移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 |
| 3.1 产业转移的形成及作用机理 |
| 3.1.1 效应分析 |
| 3.1.2 形成要件 |
| 3.1.3 驱动机制 |
| 3.1.4 核心要素 |
| 3.1.5 演进路线 |
| 3.2 产业转移区域视角:中心城市 |
| 3.2.1 中心城市区域定位 |
| 3.2.2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城市群的形成 |
| 3.2.3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产业结构演进 |
| 3.2.4 中心城市经验借鉴:国际大都市的产业转移 |
| 3.3 产业转移企业视角:基于不同所有制 |
| 3.3.1 企业转移的一般行为分析 |
| 3.3.2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企业动因研究 |
| 3.3.3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动因分析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 |
| 4.1 上海产业发展演化历程研究 |
| 4.1.1 城市功能演化历程 |
| 4.1.2 产业结构演化历程 |
| 4.1.3 产业布局演化特征 |
| 4.2 上海产业转移的外部影响:政策导向 |
| 4.2.1 国家层面的政策背景 |
| 4.2.2 上海市级的政策导向 |
| 4.3 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态势 |
| 4.3.1 总体规模 |
| 4.3.2 空间特征 |
| 4.3.3 目标形式 |
| 4.3.4 发展趋势 |
| 4.4 上海产业转移区域载体演化研究:园区层面 |
| 4.4.1 国内园区合作共建的发展历程 |
| 4.4.2 合作共建园区行为模式的演化 |
| 4.4.3 上海与异地合作园区的主要形式 |
| 4.4.4 上海园区异地合作案例:漕河泾开发区 |
| 4.5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产业层面 |
| 4.5.1 时间维度 |
| 4.5.2 空间维度 |
| 4.6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企业层面 |
| 4.6.1 时间维度 |
| 4.6.2 空间维度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外资企业视角 |
| 5.1 上海利用外资的进程及基本特征 |
| 5.1.1 起步探索阶段:以直接投资为主 |
| 5.1.2 快速发展阶段:外资来源渠道多元化 |
| 5.1.3 稳步提高阶段:总部经济初显成效 |
| 5.1.4 新常态化阶段:调整结构保持增长 |
| 5.2 外资对上海国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 |
| 5.2.1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
| 5.2.2 有效弥补资金缺口 |
| 5.2.3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
| 5.2.4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
| 5.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3.1 时间维度的总体态势:稳步向外转移 |
| 5.3.2 空间维度的总体态势:趋向东部的圈层式扩散模式 |
| 5.3.3 产业维度的总体态势:向外转移产业以制造业为主 |
| 5.3.4 转移企业的主要区域:浦东新区和中心城区 |
| 5.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4.1 以长三角地区为集聚地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2 以东部省份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4.3 以东部地区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5 重点案例研究:巴斯夫集团 |
| 5.5.1 案例选择原因 |
| 5.5.2 案例简介 |
| 5.5.3 区位选择 |
| 5.5.4 动因研究 |
| 5.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外资企业 |
| 5.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5.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国资国企视角 |
| 6.1 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历程 |
| 6.1.1 探索启动阶段 |
| 6.1.2 先行先试阶段 |
| 6.1.3 不断突破阶段 |
| 6.1.4 提高再探索阶段 |
| 6.2 国有企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 6.2.1 生产总值占据主导地位 |
| 6.2.2 经济效益显着提升 |
| 6.2.3 经济社会效益联动发展 |
| 6.2.4 引领服务产业结构调整 |
| 6.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3.1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内 |
| 6.3.2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外 |
| 6.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4.1 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6.4.2 重点行业的区位选择态势 |
| 6.5 重点案例研究:上汽集团 |
| 6.5.1 案例选择原因 |
| 6.5.2 案例简介 |
| 6.5.3 区位选择和布局 |
| 6.5.4 动因模式 |
| 6.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国资国企 |
| 6.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6.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6.6.3 功能整合型产业转移 |
| 6.6.4 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民营企业视角 |
| 7.1 上海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
| 7.1.1 萌芽阶段 |
| 7.1.2 快速发展阶段 |
| 7.1.3 提速腾飞阶段 |
| 7.1.4 新常态化发展阶段 |
| 7.2 上海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
| 7.2.1 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
| 7.2.2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
| 7.2.3 科创建设的有力支撑 |
| 7.2.4 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力量 |
| 7.2.5 保障就业的关键渠道 |
| 7.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3.1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特征 |
| 7.3.2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问题 |
| 7.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4.1 以三大经济圈为集聚地的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7.4.2 以主要经济区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4.3 以长三角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7.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5 重点案例研究:复星集团 |
| 7.5.1 案例简介 |
| 7.5.2 区位选择 |
| 7.5.3 动因模式 |
| 7.6 基于近400份问卷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民营企业 |
| 7.6.1 问卷设计及发放 |
| 7.6.2 问卷描述性统计 |
| 7.6.3 民营企业三阶段产业转移动因分析:Logit模型的建立 |
| 7.6.4 民营企业转移模式的交叉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 |
| 8.1 基于企业视角和重点区域的比较研究 |
| 8.1.1 企业视角下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的比较研究 |
| 8.1.2 基于区位熵的上海与江苏制造业比较研究 |
| 8.2 强化区域政策构建与机制安排:区域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1 落实国家政策发挥上海龙头引领作用 |
| 8.2.2 加强促进产业转移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建设 |
| 8.2.3 加强上海向重点区域产业转移规划的引导作用 |
| 8.2.4 把握国家战略推动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开放市场体系建设 |
| 8.2.5 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构建多层次行政协调机制 |
| 8.2.6 加强上海与重点区域间的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 |
| 8.3 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3.1 加强体制改革为上海产业转移夯实基础 |
| 8.3.2 以价值链整合为方向明确上海产业转移定位 |
| 8.3.3 不断探索园区共建的产业利益共享机制 |
| 8.3.4 学习国外经验进一步为上海产业转移服务 |
| 8.4 企业行为与发展的保障引导: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4.1 以明确重点为抓手提供服务保障和支持 |
| 8.4.2 以企业联盟为纽带鼓励企业创新合作模式 |
| 8.4.3 以对接平台为基础建立企业跨区域合作体系 |
| 8.4.4 以园区合作共建为方向推动企业集聚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基本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述评 |
| 一、从商会到行业协会：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扩展 |
| 二、从控制到治理：国家对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变迁的研究 |
| 三、政治嵌入：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新命题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嵌入性治理现实背景与理论假设 |
| 三、嵌入机制：几个核心要素界定 |
| 四、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业协会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总体性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 |
| 二、调适与互动：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 |
| 第二节 全能型政府的转型:自上而下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从划桨到掌舵：执政党与政府权力的收缩 |
| 二、从部门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自由竞争的市场治理机制需要行业协会参与 |
| 二、多元分化的利益结构促成行业协会的生成 |
| 第四节 上海行业协会产生及其发展变迁 |
| 一、恢复起步：政府主导下上海行业协会的萌芽 |
| 二、快速成长：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下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逐步完善走向成熟阶段：嵌入性治理下上海协会的转型 |
| 第四章 从全面管控走向嵌入型监管：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有色金属产业及其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同业公会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管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有色金属行业 |
| 第二节 政府转型与市场成熟：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诞生 |
| 一、政府放权：管理体制调整与管理权限下放 |
| 二、市场的成长：企业自主经营权限与能力提升 |
| 三、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市场自组织的生成 |
| 第三节 嵌入性治理：政府与有色行业协会伙伴关系的构建 |
| 一、上海有色行业协会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互动协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
| 三、从伙伴关系到相互嵌入 |
| 第五章 嵌入机制：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制度、组织与利益互动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制度环境与行业规制 |
| 一、行业协会的制度体系与制度环境 |
| 二、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嵌入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治理与规制中的制度嵌入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协会党建与枢纽堑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中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二、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嵌入 |
| 三、业务主管部门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嵌入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政府购买服务与行业协会评估 |
| 一、思想建设与争先创优中的利益观念引领 |
| 二、行业协会评估与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嵌入过度：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过度:制度供给过剩与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一、制度供给过剩 |
| 二、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过度：组织吸纳与行业协会内卷化 |
| 一、执政党与政府的全面组织吸纳 |
| 二、行业协会行政化 |
| 三、行业协会组织趋同与“内卷化”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过度：利益失衡与代表性缺失 |
| 一、国家与单一会员的控制：集体行动的困境 |
| 二、代表性缺失：会员利益还是行业利益 |
| 三、利益媾通：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嵌入性治理：行业协会治理现代化的抉择 |
| 第一节 嵌入与脱嵌：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 |
| 一、脱钩而不是脱嵌 |
| 二、嵌入程度：适度抑或过度 |
| 第二节 制度嵌入优化：供需平衡与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 |
| 二、适量的制度供给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组织嵌入调适：枢纽型党组织与有限政府的构建 |
| 一、回归行业：枢纽型党组织的构建 |
| 二、服务替代行政：有限政府的构建 |
| 第四节 利益嵌入调整：代表性与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 |
| 一、提升行业协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
| 二、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7）中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导论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视点及相关理论资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传媒产业 |
| 二、传媒上市公司 |
| 三、融资、再融资、连续融资 |
| 四、投资 |
| 五、投融资 |
| 第二节 投融资理论 |
| 一、投资理论 |
| 二、融资理论 第二章 传媒上市公司融资与再融资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传媒企业与中国证券市场 |
| 一、传媒的企业化运作与上市之举 |
|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与传媒概念股的形成 |
| 第二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首发融资 |
| 一、IPO的募集资金额度和募集资金投向 |
| 二、传媒上市公司的IPO高抑价 |
| 第三节 传媒上市公司再融资途径选择 |
| 一、传媒上市公司的权益融资:配股、增发 |
| 二、债务融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债券 |
| 三、混合融资:可转债 |
| 第四节 对传媒上市公司融资的现实评价 |
| 一、IPO的首日涨幅偏高 |
| 二、股权再融资是传媒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途径 |
| 三、借贷融资少，短期借贷与长期借贷倒挂 |
| 四、传媒上市公司内源融资能力有限 |
| 五、不同融资结构存在的理由 |
|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能力分析——以电广传媒为例 |
| 一、电广传媒的收入水平分析 |
| 二、电广传媒的融资能力分析 |
| 三、电广传媒的投资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分析 |
| 一、重渠道投资轻内容投资 |
| 二、重物质资本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 |
| 第三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空间结构变化 |
| 一、投资空间结构的概念 |
| 二、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空间结构变化特点 |
|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效益考量 |
| 第一节 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 |
| 一、资本结构分析 |
| 二、资本成本分析 |
| 第二节 传媒上市公司投资效益分析 |
| 一、经营效率分析 |
| 二、盈利能力分析 |
| 三、偿债能力分析 |
| 四、投资收益分析 |
| 五、增长分析 |
| 第三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真实性的影响 |
| 一、关联交易的概念及有关法规规定 |
| 二、传媒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必然性和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
| 三、传媒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类型 |
|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传媒投融资的经验借鉴和多元化投资问题 |
| 第一节 多元化投资问题 |
| 一、新闻集团的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启示 |
| 二、多元化投资是对分散投资理论的践行:离散投资与相关投资 |
| 三、相关多元化投资战略 |
| 第二节 传媒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的问题 |
| 一、传媒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与实业投资风险 |
| 二、传媒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与金融投资风险 |
| 三、传媒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危险的游戏 |
| 四、处理好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关系 |
|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的改进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利用政府投融资的引导和助推作用 |
| 一、传媒产业还只是个幼稚产业 |
| 二、争取国家投融资对传媒上市公司的扶持 |
| 第二节 建立传媒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与合作 |
| 一、认识投资银行的角色:提供专业咨询和服务 |
| 二、传媒公司应选择对口投资银行以保证有效沟通和高效服务 |
| 第三节 加强传媒上市公司与企业的联合:合作投融资 |
| 一、股份合作成立新公司 |
| 二、项目合作的投融资形式 |
| 三、战略合作框架内的合作 |
| 第四节 强化传媒上市公司财务管理能力的培育 |
| 一、金融关系能力的培育 |
| 二、财务预警能力的培养 |
| 第五节 传媒上市公司应注重风险的分散与控制 |
| 一、营业风险的分散和控制 |
| 二、财务风险的分散和控制 |
| 第六节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后记 |
（8）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的目标、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工作假说 |
| 1.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综述与研究回顾 |
| 2.1 生产率理论的发展与度量 |
| 2.1.1 生产率的概念及研究进展 |
| 2.1.2 索洛(Solow)的生产率理论与方法 |
| 2.1.3 肯德里克(J.W.Kendrick)的生产率理论与方法 |
| 2.1.4 丹尼森(Denision)的生产率理论与度量 |
| 2.1.5 乔根森(Jorgenson)对生产率理论的发展 |
| 2.1.6 生产率度量的主要方法 |
| 2.2 有关生产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有关生产率的研究 |
| 2.2.2 国内有关生产率的研究 |
| 2.3 关于化学肥料制造业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发展概况 |
| 3.1 化肥生产方面 |
| 3.2 化肥流通方面 |
| 3.3 化肥进出口方面 |
| 3.4 化肥消费方面 |
| 3.5 化肥价格管理方面 |
| 3.5.1 我国国内化肥价格变化特点 |
| 3.5.2 化肥价格上涨对“三农”产生的影响 |
| 3.5.3 我国国内化肥价格管理体制 |
| 3.5.4 近年来我国国内化肥价格调控实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6 本章小结 |
| 4. 生产率测算方法与数据选择 |
| 4.1 生产率测算方法的选择 |
| 4.2 莫氏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
| 4.2.1 距离函数 |
| 4.2.2 莫氏生产率指数的几何意义 |
| 4.2.3 莫氏生产率指数的分解 |
| 4.3 数据包络分析(DEA)的基本模型-CCR和BCC |
| 4.3.1 传统DEA模型的缺陷与SBM模型 |
| 4.3.2 超效率模型 |
| 4.4 非径向SBM超效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 4.5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技术效率及其收敛 |
| 5.1 方法与数据 |
| 5.2 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2.1 不同地区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
| 5.2.2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效率水平 |
| 5.3 技术效率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主要影响变量及原因 |
| 5.3.2 估计方法的选择 |
| 5.3.3 估计结果及解释 |
| 5.4 技术效率水平的趋同(收敛)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
| 6.1 方法与数据 |
| 6.2 实证分析结果 |
| 6.2.1 行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析 |
| 6.2.2 省份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析 |
| 6.3 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主要影响变量及模型建立 |
| 6.3.2 估计结果及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化肥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主要影响变量及原因 |
| 7.2 实证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及建议 |
| 8.1.1 关于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及其收敛 |
| 8.1.2 关于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
| 8.1.3 关于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化肥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1.4 建议 |
| 8.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入世保护期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入世保护期的概念及其界定 |
| 1.3.2 中国公司的概念及其界定 |
| 1.3.3 公司国际化的概念及其界定 |
| 1.3.4 公司国际化战略的概念界定 |
| 1.3.5 公司的特定优势与竞争优势 |
| 1.3.6 公司绩效的说明 |
| 1.4 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流程 |
| 1.6 本文的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世界贸易组织概述 |
| 2.2 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 2.2.2 现代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基础理论 |
| 2.2.3 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3 公司国际化战略进程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际化阶段论(U-M模型) |
| 2.3.2 与创新相联系的国际化进程理论(I-M模型) |
| 2.4 战略管理研究视角的文献综述 |
| 2.4.1 战略、环境与组织视角的国际化研究 |
| 2.4.2 资源视角的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 |
| 2.5 企业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6 国内学者对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外公司国际化的发展历程比较 |
| 3.1 公司国际化总体趋势 |
| 3.2 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历程 |
| 3.2.1 我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几个阶段 |
| 3.2.2 我国公司国际化取得的主要成绩及成功经验 |
| 3.3 国外公司国际化发展历程 |
| 3.3.1 主要发达国家公司国际化发展历程 |
| 3.3.2 其他发展中国家公司国际化发展概述 |
| 3.4 我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国际化发展趋势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的模型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入世、国际化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 4.1.2 公司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 4.1.3 入世、国际化程度、特定优势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 4.2 模型的建立 |
| 4.2.1 入世的影响 |
| 4.2.2 国际化的影响 |
| 4.2.3 公司特定优势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数量分析 |
| 5.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1.1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变量的测量与统计方法 |
| 5.2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库的统计结果及分析 |
| 5.2.1 保护期内公司国际化程度与公司绩效的比较分析 |
| 5.2.2 保护期内公司研发密集度和广告密集度的调节作用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案例研究 |
| 6.1 研究对象与案例选择 |
| 6.2 案例描述 |
| 6.2.1 海尔集团 |
| 6.2.2 联想集团 |
| 6.2.3 中国石油集团 |
| 6.2.4 万向集团 |
| 6.3 案例综合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结论及其对策建议 |
| 7.1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
| 7.2 研究结果讨论 |
| 7.2.1 保护期内中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与绩效的讨论 |
| 7.2.2 保护期内国际化程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的讨论 |
| 7.2.3 保护期内公司特定优势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讨论 |
| 7.3 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 |
| 7.4 思考与建议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详细摘要 |
四、入世对上海仪电行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我国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风险的研究[D]. 何美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D]. 向洁. 新疆大学, 2018(12)
- [5]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D]. 杨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6]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中国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问题研究[D]. 张燕. 武汉大学, 2009(09)
- [8]中国化学肥料制造业生产率研究[D]. 田素妍.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8)
- [9]入世保护期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研究[D]. 李宝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08)
- [10]上下求索中创新开拓——2003～2004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J]. 饶德江,莫梅锋.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4(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