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并必须有法律依据

一、企业兼并必须有法可依（论文文献综述）

董少明^[1]（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单新国^[2]（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胡浡洲^[3]（2018）在《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文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支撑。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完善国防工业产业组织基础,优化国防工业市场结构,以确定最优市场集中度为重点。这既是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提高国防实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课题。基于此,论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国防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围绕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及优化这个主题,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与估算、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及启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首先,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进行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绝对集中度与相对集中度的测度手段,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资本、销售以及利润集中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不高,属于低、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产业内不存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企业,排名前几位企业的规模相近,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不明显,产业内不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然后,对影响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主要受到市场需求、企业技术、市场进入壁垒、历史和政治因素、国际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本文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通过选择合理的指标数据,构建了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市场需求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较大的负相关关系,市场需求的增加会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阻碍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企业技术与市场集中度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大型军工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掌握核心科技;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集中度存在较大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航空工业自身的产业特点所决定。第三,在分析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并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标准,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模型表明,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不仅由我国国防支出需求函数、国防工业企业的需求与成本函数的参数决定,还受到上期国防支出、其他国家（地区）当期国防支出、当期实际国民收入和上期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并以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为基础,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对其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最优企业数量应少于现有企业数量,即市场最优集中度高于现在的市场集中度,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结构优化必须首先提升其市场集中度。第四,对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与特征,发现美国国防部为使其国防工业在美国国防经费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保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与实现规模经济,不断推动军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也随之不断提升,从而得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改革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建议。在上文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增强大型军工企业实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几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操作性与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论文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提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判断标准。论文以是否同时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判断是否实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标准,综合考虑了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国防工业的社会效益。二是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与拟合得出的参数得到一个明确的最优企业数量的值,可以十分清晰地得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三是得到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精确数值。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较为精确地得到了其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

钟洪亮^[4]（2015）在《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不断深化,我国工业领域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短缺不断演变为产能过剩,并从消费品生产领域蔓延到投资品生产领域,产品市场结束了短缺供给态势,开始不断遭遇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一般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优胜劣汰作用机制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开始发挥作用,循环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产能过度过剩、绝对过剩、行政性过剩等矛盾层出不穷,经济规制式微与行政干预渐强并驾齐驱,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和绝对产能过剩交织并存,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顽疾。进入新世纪以来,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一直是国务院与国家有关部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但至今仍未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困局。后改革时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转型阶段,产能过剩矛盾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扩展,从传统制造业、重化工业到一些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有全面性、长期性、顽固性的趋势,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产能过剩治理的长效机制,系统深化产能过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一致共识。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派生物。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不断丰富了产能过剩内涵,也深化了对产能过剩的认识,较好地辨识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过度投资、过度竞争等相关概念关联演化。在对不同过剩经济理论解读、评介中,汲取诊断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的理论资源,以形成更科学地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历史演进与治理政策绩效,厘清产能过剩矛盾的波动特性与演化特征,从而更好地剖析当前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分别从国家治理转型、地方政府竞争、厂商能力特征与世界市场结构中,深入解析了不同产能过剩形成的一般机理。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治理经验与教训分析基础上,从宏观经济问题的微观视角和微观经济问题的宏观视角出发,提出新时期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的五大方略。

梁荣^[5]（2011）在《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以山西为例》文中认为煤炭资源是中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山西省是煤炭大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依赖于煤炭产业,一直以来山西依托在煤炭产业方面的突出优势,大力发展煤炭工业,山西因煤而兴,但许多社会矛盾、经济障碍也因煤而生。近年来,政府管理部门按照国家煤炭产业政策确定的发展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完善体制、强化管理、扶优汰劣、保障安全,优化结构,促进升级,加大深度加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力度,对促进全省煤炭工业转型发展、安全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整合力度和层面还比较低,煤矿企业水平依然良莠不齐,产业集中度仍然较低,煤矿安全事故依然时有发生,这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此,从2009年起,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山西作为我国主要的产煤大省,首当其冲。本文就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为什么要进行煤炭资源整合,通过整合对山西乃至全国有哪些影响,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界定是否形成垄断,如何从反垄断豁免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及国外主要产煤国家是如何对煤炭资源进行管理的等问题。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国外煤炭管理制度和此次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剖析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现状、企业合并和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理论,为国家在山西范围内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找到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并提出完善我国煤炭行业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建议,以便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更加顺利进行。全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首先对兼并重组工作的背景进行简要的阐述,梳理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其次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已取得的成果进行简要介绍,特别是经过整合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给山西经济带来的影响；第三分析了在推进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为下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主要从企业合并中反垄断法律规制理论角度,提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适用反垄断除外制度的理论依据。通过对企业合并和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分析,将此次整合纳入到反垄断豁免的范围中来,并提出通过程序来避免其滥用。第三部分,通过对国外三个主要产煤国家煤炭管理制度的介绍与分析对比,找出其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以期为我国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下一步工作开展提供依据。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的是通过对继续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提出一些措施建议以便更好地开展今后工作。在这一部分,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央政策,通过对煤炭改革法律问题的分析,就未来煤炭资源整合的后续工作如何完善以及山西作为典型如何对其他省的煤改做出示范效果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山西应当继续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加快煤矿企业整合,提高煤炭的产业集中度,突出抓好反垄断豁免制度的构建,并逐级逐层制定配套措施,切实做到兼并重组工作在国家层面上有法可依,在地方政府方面措施详实具体,以此为契机,推进山西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邱业伟^[6]（2007）在《企业兼并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构想》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兼并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是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加快放开搞活企业步伐,健康、有序地进行企业改制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在实现企业资产重组、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壮大、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特别是私营企业作为兼并企业时,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导致了被兼并企业的资产流失和自身发展受挫,影响了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还造成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紊乱。对企业兼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进行研究,这对消除企业兼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和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蔡烨琦^[7]（2006）在《浙江民营企业兼并的冷思考——兼谈浙江民营企业兼并发展的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人,在我省,已有越来越多的民臂企业积极参与到国企改革的大业中。近年来,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进行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几次较大的呐并行动,已在社会上弓I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如穗力西集团兼并杭州西子集团. 人本集团兼并杭州轴承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兼并杭州电缆厂等,对推动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兼并经历．就民营企业兼并后双方的文化,品牌,法律等方面进行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后来者不乏借鉴和启发作用。

王慧军^[8]（2004）在《对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探讨》文中认为 一、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产权边界模糊,主体难以确认企业兼并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发生产权的转移,那么明晰的产权界定应该是兼并的基本前提。然面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实际上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企业只是经营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界限是模糊的。相关的集体企业的产权,由于

周世中^[9]（2001）在《企业兼并的若干法律问题》文中提出企业兼并是企业间的吸收合并，是一个企业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自身独特的法律特征，受法律规范调整。尽管我们已有一些法律和法规在调整企业兼并，但是，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兼并的法律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急迫问题。

吴进良^[10]（2000）在《中国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并购自从80年代在我国出现以来，便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它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发展。我国的企业并购理论的研究明显滞后于企业并购的实践，企业并购的迅速发展对理论研究提出了严重挑战。目前的企业并购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论基础上的，它无法合理地解释和解决我国改革时期的企业并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研究改革时期的企业并购问题是企业并购实践的客观需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紧迫性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择我国改革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渡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并购作为研究课题，选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我国企业并购实践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是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并购未曾有过的，有其特殊性和阶段性，如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导致的政府行为如何界定，产权转让收入如何处置，被并购企业职工如何安置等。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加以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我国企业并购就难以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最终将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可见，选择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分为八章和一个附录共九个部分。第一章 企业并购概述 对企业并购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对西方的企业并购理论作了简要介绍。西方企业并购的两大动因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竞争压力的结果。企业并购效应首先是经济协同效应，它包括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和人力资源协同效应，其次是提高企业发展效率，再次是市场份额效应，最后是实现企业发展的竞争战略，正是因为企业并购有如此多的好处，西方的企业并购高潮才一波接一波不断。第二章 改革时期中国企业并购的起源与特点 我国企业并购的兴起，既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企业并购经历了从单纯的政府甩包袱消灭亏损企业到企业为了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而主动进行并购、重组的过程，通过并购、重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三章 并购的主体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关系表现为：“全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多层次代理的产权结构模式，<WP=3>这种产权结构安排，造成了企业产权的条块分割，使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变得模糊不清和混乱，既构成了企业并购的体制障碍，又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国有经济产权结构的重组和治理结构的重塑，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职能分开。第四章 并购中的政府行为 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职能的二重性，决定了我国企业的并购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行政范围，政府对企业并购能否实现起决定作用。各级政府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利益共同体，国有企业的并购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各方面利益发生改变，这势必造成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许多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被掺杂到企业并购中来，使企业并购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并购成本非常高，同时，也造成了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的矛盾冲突。政府职能的二重性，使政府在行使管理者职能和行使资产所有者职能时容易产生混淆和职能的重叠，导致了政企无法分开。政府职能的混淆使企业并购行为行政化而非经济化。政府在企业并购中应发挥规划作用、规范作用和协调作用。政府的资产所有者职能应分离出来，政府只管政府的事，即只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第五章 并购的社会环境 企业并购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任何的企业并购都不能脱离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并购首先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这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行业管理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其次是法律的支持与保护。目前既需要建立统一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也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并购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逐步实现普遍化、社会化、规范化。第六章 并购的中介机构 企业并购能否高效率除政府的影响外，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有并购的中介机构。并购中介的作用长期被西方并购理论和我国并购实践所忽视。成熟的企业并购需要成熟的中介服务，缺少并购中介的并购市场是不健全的。企业并购运作的实践表明必须尽快培育我国的并购中介机构，它包括：投资银行、并购顾问公司、并购经纪人、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第七章 跨国并购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成为第五次并购浪潮的主流。各国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跨国并购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一致是跨国并购的另一重要原因。近年来外资投入少量资本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并在境外上市，已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必须加强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和法律，鼓励对外投资，推动我国的跨国?

二、企业兼并必须有法可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兼并必须有法可依（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2）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以山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企业兼并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7）浙江民营企业兼并的冷思考——兼谈浙江民营企业兼并发展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兼并必须有法可依（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2]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3]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D]. 胡浡洲.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4]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研究[D]. 钟洪亮.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1)
• [5]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以山西为例[D]. 梁荣. 山西大学, 2011(05)
• [6]企业兼并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构想[J]. 邱业伟.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3)
• [7]浙江民营企业兼并的冷思考——兼谈浙江民营企业兼并发展的对策[J]. 蔡烨琦. 当代经理人, 2006(04)
• [8]对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探讨[A]. 王慧军. 2004年对外经济财会论文选论文集, 2004
• [9]企业兼并的若干法律问题[J]. 周世中. 广西社会科学, 2001(05)
• [10]中国改革中的企业并购问题研究[D]. 吴进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00(01)

标签：产能过剩论文;  市场集中度论文;  市场监管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