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灵魂与泛神论

一、论“气”与灵魂、泛神（论文文献综述）

李雷^[1]（2021）在《“气韵生动”与“感情移入”》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上半期,部分现代学者受移情理论的影响,将"气韵生动"与"感情移入"相提并论,并一致认为前者较后者更复杂、更深邃,也更高级,代表了审美活动与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此种研究方法,或许启发了朱光潜将"气韵生动"应用于黑格尔《美学》的翻译。尽管此种将中西方理论命题互鉴互释的尝试,可能会偏离或遮蔽"气韵生动"的概念所指与理论内涵,甚至存在着将之泛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但对于"五四"之后急切寻求民族文化认同和建构本土化美学知识话语的广大中国现代学人而言,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因此是值得肯定的。

吕文雪^[2]（2021）在《李汉荣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汉荣,当代着名的散文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本文主要从生态书写、地理意象、诗化特色等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李汉荣散文,并对李汉荣散文进行客观的评价。李汉荣散文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彰显李汉荣的绿色情怀。李汉荣在散文中“与天地精神往来”,追寻回归自然与精神家园的路径,具有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展现出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李汉荣散文的生态思想有其广博的渊源,一是缘于李汉荣个人生命体验的灌注,二是深受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陶冶,三是来自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李汉荣散文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地理意象。通过意象统计归纳,可以发现在李汉荣散文创作中存在着意象的泛化现象,他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自然地理意象和人文地理意象同时存在,表达了李汉荣对人与动植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等特点。从意象的发展流变考察,李汉荣散文中的地理意象不仅具有传统性,也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为时代性和个性化特点。李汉荣散文地理意象特征的形成,受到李汉荣“灵魂到场”的艺术构思方式、心物同构的意象构成方式和作家个人成长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李汉荣散文具有鲜明的诗化特色。其独特的诗性内蕴,既表现在自我真情的率性抒发和深透物象的审视与哲思上,也表现在想象力的驰骋与腾飞上。李汉荣散文的诗化还表现在意象的诗化凝练上,形成了充满灵性的自然万物与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乡村旧物两大意象系列。李汉荣散文的语言也贮满了诗意,通过拟人、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形成了柔婉含蓄的语言风格。李汉荣散文的诗化,一方面是作者诗心延续、以诗意化的眼光观照自然万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深受古代山水田园派诗人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另外,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深厚的土地意识也影响了李汉荣散文的诗化。李汉荣散文具有独特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执着叩问与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二是对传统诗化散文的更新与创造,三是抵抗商业文化的喧嚣,坚守纯正的写作立场。李汉荣散文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在艺术构思和结构布局上呈现出模式化与定型化倾向,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偏颇的文化思想与复古的文化情结,在语言、抒情、取材等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史丽娜^[3]（2020）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诗歌举世闻名,流传广泛。乔纳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不仅为浪漫时代与环保主义思想搭桥,也开启了华兹华斯研究的新纪元。美国生态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也声称环境问题将取代种族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问题。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发展的关窍所在,因此,生态批评家们在追溯生态文学的源头时,英国浪漫主义被视为“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诗人,华兹华斯首先进入生态批评视野。他的诗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超时代的生态智慧,对后世的自然生态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重估。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对自然的关注直接引导了后世英美文学创作中对自然的观察、感受和抒写方式。他对诗人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与张扬,也是以大自然为源泉的。在他眼中,大自然永远充溢着激越的生命力量,他对诗学原则的思考,他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背景、人物、风物、语言以及情感、哲学思想等等,几乎一切的要素都是他在大自然的恩泽、启迪与引导下完成的。他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他将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参与社会文学改革的工具,其诗学思想饱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既批判资本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反思批判了资本科技理性对人们心灵的戕害。他终身都在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疗救复元人们被减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而努力。而这种对人与自然间田园式相处的文学构建努力,既与当代生态批评遵循的生态整体论哲学信仰转变、呈现作家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立足生态的“环境想象”等几大批评原则一脉相通、也与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的“家园意识”以及当代生态伦理提出的“管理伦理”有着内在渊源,更是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发展走向和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种启迪与可能。泛神论宗教哲学观是华兹华斯诗学的基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自然万物“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为主要特征,注重在大自然中宣扬上帝的内在性,尊崇自然,以期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提高感受的敏锐度,培养人们的善德,帮人们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泛神论使华兹华斯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先知,他以描写自然世界和自然人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含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较早出现的对人类中心倾向的批判。他诗歌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泛神意识,则是一种信仰纬度的转变,为当代生态哲学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同时,他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与我们当代倡导的“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一脉相通的。感受崇高是华兹华斯的崇高观。他在18世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将心灵在感知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继承前人朗吉弩斯、伯克的崇高思想,同时借鉴了同时代康德、柯勒律治崇高理论,独创了自己的感受崇高思想。他将传统崇高理论中典型的崇高体验对象——自然壮丽景观进一步扩展到一花一木,涵盖了自然万物。他借助想象力去弥合感性与理性间的裂隙,借泛神论思想,将神性内在化,赋予心灵超凡的感受功能。他的感受崇高思想有望唤醒人们为工具理性所麻痹的心灵,借助大自然的支持和培育,恢复心灵的感受功能和想象的自由。这也对转变传统中错误的认识论思想,应对当代的精神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华兹华斯诗歌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风景权威的建立,来疗救人们的为资本妆害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作品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典型的诗人有意识去构建的布伊尔式的“环境想象”。他认为诗乃人与自然之映像,相信诗歌在提升心灵的感动能力和疗救人们精神失衡方面的影响力,相信诗歌可以帮人们重建信仰,获得心灵解放。他尝试通过对湖区风景旅游的介绍和保护以及个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引领与回归,以期建立自己风景鉴赏的权威话语地位,这种对自然风景与人的理想相处模式的“环境想象”引导和改变了人们感受风景的方式,能够提升心灵的感受力,华兹华斯诗歌的治愈力得到了时代的认证。而他的风景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也恰为我们展示了环境文本是如何去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这正是当代的文学生态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所努力的方向。当然,在今天,华兹华斯眼中那个可爱的、能拯救人类的自然好似已经起了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得以重构。针对满目怆然的自然的疯狂报复,在生态整体论指导下的“管理伦理”似乎可以让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看到一丝重归和谐的希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识性词汇之一。华兹华斯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将自然视为培育想象力的源泉与摇篮,认为人类想象之河发源于童年的自然之境。他说随着心灵的成长,为俗世所扰,这条河流可能会意外中断,但只要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并尊崇自然,那减损的想象力就必能接续起来。他还对想象与幻想做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穿越时空场景的能力,而想象的目标则是追求一种情感上的永恒。他认为想象力是心灵的内在之眼,是个体超越世俗、追寻自由的最佳手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将文学想象与自然完美合璧起来,这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中“环境想象”理论原则的滥觞。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他眼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这种强烈却是一种平静中的强烈,是回忆中往昔的情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触发重现。这时的情感不同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宣泄,它已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情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就能触发读者的感受力,收获一种普遍的同情。华兹华斯认为这种永恒的爱之情感也是自然导师赋予他的,他也由对自然之爱引发了对人之爱。华兹华斯的宗教情感虽不单纯却很虔诚。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和诗学建构者,他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人们心灵精神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关爱,正是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较早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语言是华兹华斯进行诗歌实验依赖的直接工具。然而他又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认为语言乃是思想的呈现与化身。他放弃古典传统中既定雕琢的表达习气,将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强调语言的自然与纯朴。他为诗歌语言改革选取的主要是存在于大自然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常人的语言。他打破了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界限,认为散文语言也可以入诗。华兹华斯的诗学以自然思想为线索,将泛神论哲学观、诗歌功能论、情感论、想象论以及语言观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无论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甚或是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和诗学中由“自然”生发的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引起极大的关注,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践范本,也为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原则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佐证,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诗学的构建。他对自然能提升人们感受力的抒写方式、对想象力乃永恒情感追寻手段的定位,都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胡玲^[4]（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提出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郑帅^[5]（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韩云^[6]（2020）在《钱穆宗教观研究》文中提出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生着述宏富、学贯东西,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钱穆热”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而兴起,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对钱穆学术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对其宗教观的系统性研究比较罕见。本文以钱穆的着作为主要依托,在对其中有关宗教的内容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梳理,并在旁参其他学者观点论证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对钱穆晚年最后彻悟的天人合一观亦作了进一步阐发。本文框架由导论、结语、主体部分四章即六大板块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起、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以时间为序概述了钱穆的生平事略,包括家风祖训、师门传承、学界行谊、新亚书院的筹建、耕耘的过程等,重点介绍了钱穆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其品性、情操、学养的影响,良师益友如钱伯圭、吕思勉、华紫翔等对其治学路径、方向、风格、宗旨的影响,与着名学者汤用彤、冯友兰、熊十力之间的切磋交流,对中西教育理念的领悟与实践,对宗教现象的感性认知、切身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影响钱穆宗教观之形成、特征、逻辑的直接或间接因素。第二章主要是辑录一手材料后,按照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道教、民间宗教信仰的区隔,对钱穆论诸教之观点展开的述评。其中禅宗、慧能、法门是其论佛教的关键词,佛教与理学的关系则是其关注点,对道教尤其是新道教的选择性评述凸显了其一贯固有的本位、立场、蕲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乃至于佛教皆被钱穆视为西方宗教,这三大宗教的教主、教徒则被分别比附于中国的孔子、读书人,而在佛道教人物之钩稽、学术史意义上教理之争的着墨中则可见其特有的史心、史识。第三章是以萌发于近世、影响至今的几个有关宗教学术的争议,即宗教有无论、宗教替代说、宗教性以及宗教、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分别就相关概念、提出的背景、民国学者的回应、未来前瞻等作了界定、辨析、论证或阐发,钱穆对此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其宗教观在对这些命题的评判中亦得到了浓缩而集中的展示。本章与第二章形式上是并列的关系,内容上则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即一者关系具体的宗教、一者关系宗教理论,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中心。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涵化（糅合、提炼）,提出了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蕲向、以儒教（儒家、儒学）为本位,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融合、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知行合一以及史地结合分析的路径,并尝试探索了钱穆对宗教之具体与体系的认知逻辑即以心为其宗教观基本观念之内核,以精神不朽沟通神圣与世俗两极端,以知行合一的践履不断契合天人合一境界的思路历程。结语部分则是联系当下世界尤其是西方面临的困境,对天人合一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心教等堪为钱穆宗教观或文化观中之灵魂与核心的要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总结归纳了本文的重点、难点、创新之处,并提出了吁请与展望。本文从钱穆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凝练出近世以来宗教学术界争议、影响比较大的命题对其宗教观进行了集中的揭示,并将其论宗教的具体内容按照派别不同分置在诸教之中,构筑了由具体而抽象,具体与抽象结合统一的框架层次。同时亦借鉴了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寓理于事、寓事于人,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而形成的就理论谈理论、就事论事、空对空的弊病,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故致力于从钱穆的生平事略中发掘出影响其宗教观的因素。联系实际,对钱穆宗教观中蕴藏的学术观点、倾向、宗旨等作了一定的引申与阐发。

崔丹^[7]（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提出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樊晓燕^[8]（2019）在《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份子,他对文学有着独特的思考,他评价自己为“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对政治的远离使文学之纯洁性得以突出,对生命的关注使文学之本质得以归复,以“乡下人”自居强调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动荡混乱的历史阶段,各类政策的要求与文学氛围都与他所醉心于自然、生命、“爱与美”等等的文学审美理想发生剧烈摩擦,在与现实的砥砺下产生的作品皆以直接抒发心灵的杂文、文论为主,蕴藏着他丰富、复杂的文学思想。在风雨如晦的现代环境下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之思,关注文学审美性,维护文学应具有的精神,将文学作为救治弊病的工具。本论文通过细致全面地分析沈从文四十年代的作品,从他对文学审美与文学精神的思考出发,论述其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全文分为绪论、主体章节、结语三个部分。除去绪论和结语,主体章节共三章八节,研究基础建立在文本细读上,通过分析作品、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境况,梳理、提炼、总结出沈从文当时的文学思想与流变。从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研究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创作情况,分析这一时期创作的类型与特点,研究较之于二三十年代发生的转变及原因,并对影响他创作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概括。第二章研究沈从文“美”“爱”“神”的审美理想,分析三者统摄下他对文学表达形式与不同艺术形式的思考,以及对创作艺术手法的探索,挖掘沈从文文学审美理想的内涵。第三章论述沈从文思考时代背景下产生文学精神危机的问题,切入他对文学“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的思考,研究他拯救文学精神堕落的方式,探讨他将文学作为重造人、重造政治、重造民族与国家的理想。

马新亚^[9]（2017）在《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文中认为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和对国民“阉寺性”人格的批判是与鲁迅所开启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的。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又能在美学形态上克服“五四”新文学普遍存在的浅表化、概念化、单一化,把“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使沈从文的文学观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以文学为本位的内在结构又使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关注人的情感、本能、意志,关注人的个体真实性,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神话”,带有一种以复古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感;他对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的重造,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国民性改造”的内涵。基于以上主要观点,本文可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从词源学、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中西方对“启蒙”的反思与建构等几个方面出发,大致厘定“启蒙”的思想文化内涵;二是将聚焦点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定历史时空,以陈思和先生对“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分类标准为依据,引入“文学的启蒙”这一概念。第一章是由沈从文的基本文学观念出发,依次考察了沈从文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的“工具的重造”“抽象的抒情”“爱与美的新宗教”等代表性文学主张,从宏观的层面阐释了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文学的启蒙”的赓续:一方面,他高举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强调要从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建设新的“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将“爱”“美”“生命”等抽象范畴纳入文学的表现领域,极大地拓宽了“五四”新文学哲学与审美的维度。第二章的主要分析了沈从文在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的过程中,是如何对自身进行角色定位,并完成启蒙者的主体建构的:第一节以“乡下人”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为例,阐释了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重构,意在从侧面来考察沈从文在启蒙过程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第二节则以沈从文与文艺主潮、文艺论争的距离为横切面,由此透视他在“名”“实”之间的个体化选择。因为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所以本节内容未将重点放在直观层面呈现出来的启蒙者面对启蒙对象时的精英意识或者民间立场,而是将重心放在启蒙者对“理性”“知识”“科学”（包括流行一时的文学创作观念）等“名词”的态度上;第三节则以观念史的梳理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文化逻辑的层面来分析“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以及“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整体地阐述沈从文的人学思想,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心。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内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强力的呼唤,包括前中期对湘西原始生命强力的颂扬和后期对生命、本能、意志的标张;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沈从文理想人性建构的基石。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而文学只承担了启蒙的一部分任务——个体哲学意义上的人的重建,所以人的全面解放得以实现的外围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粹性,沈从文才能够更加专注地探寻人最内在的心理根基,表现人的诗意存在形式,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人学思想的形上视野。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沈从文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如何消解与启蒙相伴而生的普遍人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何用实感经验、文学想象来还原启蒙对象的具体性、历史性、真实性。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具体化思考,他的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对启蒙对象性别差异的关注和对人的精神、灵魂隐秘之地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启蒙理念的非历史化和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沈从文将“以不齐为齐”“各尽其性”等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对象的阶层差别的理解上的,促进了启蒙向现实语境的降落;沈从文用个体经验与记忆为我们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多方,在共情的立场之上还原了下层人民的个体真实性。第五章侧重分析沈从文的启蒙路径与方式。沈从文主张为国人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那么用怎样的路径与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意志,使他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呢?沈从文首先想到的是“文学革命”,接着他又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主张用多种艺术形式来提升国人的灵魂,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其次,他还对人的情感与本能的瞬间有所留心,并意图从中找寻启蒙的契机。在沈从文看来,思想文化固然重要,但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接受者都是人,因此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如何让“做人观念”落到实处,如何对人的情感、本能进行因势利导,如何用审美的方式净化人的灵魂,重造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就成为启蒙的关键性问题。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阐释沈从文的价值重估标准对东方文化主体建构的启示:沈从文在“生命”基础上对体系、规则、主义的反抗与鲁迅的反抗方式有着相同的理路——不关注西方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关注观念背后的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支撑这种文化体系的精神机制;针对主体精神结构的缺陷,提倡意志品质的重塑。第二部分阐释沈从文的理想人性重建在现实境遇的得与失:沈从文所信奉的“文学革命”,是用文学的手段来完成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变革,相对于社会革命给人带来的变化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深入、彻底的变化。沈从文提倡“文学革命”,意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重建,但却因过分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同一性而失去现实可行性,最终不免走向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

陈中雨^[10]（2016）在《普罗提诺的美善观及其太一论》文中研究指明普罗提诺生活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其专注于柏拉图思想的研读,并在批判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普罗提诺哲学。学界常常称其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然而黑格尔认为也可以称他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国内学者往往将其思想归属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然而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连续性方面,普罗提诺是中世纪哲学开端式的人物,其着作为《九章集》。通观《九章集》全书,美善和太一是普罗提诺哲学的精髓。无论灵魂论,还是理智论,都服务于美善和太一的终极目的。作为身体性的存在,人和动物如何能够抵达终极的美善和太一?普罗提诺给出的答案是:灵魂与肉体分离,以及灵魂独立生活。普罗提诺在生命之外确立起本体界:“太一-理智-灵魂”。万物都处在“太一-理智-灵魂”三本体之中,灵魂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存在是宇宙演化的开端,宇宙、自然、人、动物、植物、形式和质料都是灵魂想成为自己的结果。在灵魂想成为自己的过程中,灵魂遗忘三本体的存在,迷失于肉体和物质的异乡,形成了天地以及万物,我们的生存环境诞生于灵魂自然的向下一跃与灵魂的迷失。普罗提诺认为:在灵魂迷失的世界里,万事万物变得复杂,可见和可分是世界呈现的样态。在人和动物的世界里,可见和可分是具身性灵魂的身体性感知、论证和判断,表现为感知觉、欲望和理性。在具身性的世界里,行动处于感知觉、欲望和理性的牵绊之中,动物和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行动满足于身体性的欲望和理性。在宇宙演化的世界中,普罗提诺认为有两样东西值得追求:美和善。但美和善一定要处于灵魂的视域之下,如果美善处于肉体视域之中,美善就直接转化为欲望,无休止的满足人的贪欲。普罗提诺确立三种美:感性美,德性美和理智美。感性美以身体为中心,通过眼、耳、鼻、舌、身形成身体意识,满足人的低级的需求;德性美具有两个视域:个人和城邦。个人的德性美通过灵魂与肉体分离,抵达理智的视域,最终与神合一;城邦的德性美通过节制个人欲望达到城邦的稳固与和谐,使得个人幸福和安全得到保障。普罗提诺跳过了城邦的维度,因为普罗提诺的时代,城邦并不是人们幸福和快乐的源泉。从个人的感性美和德性美,普罗提诺抵达了个人的理智美。在这一点上,普罗提诺回归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是个人的回归,归于苏格拉底的天命。普罗提诺认为真正的美在理智界,理智美是美的本体,美的下降是与普罗提诺的太一流溢论哲学整体保持同一,丑是美下降的终点,是美无力控制的存在,普罗提诺称其为质料的世界。普罗提诺确立了三种善:个人之善,城邦之善和宇宙之善。个人之善有两个维度:城邦和宇宙。城邦的维度使得个人遵循城邦的律法和习俗,保护城邦的稳固与和谐,使人生活幸福快乐。宇宙的维度使得个人与宇宙大化保持同一,回归善的源头,形成至善论。普罗提诺认为宇宙演化的世界的本体是至善,恶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从美善合一的维度,普罗提诺的哲学超越了个人论和城邦论的幸福、快乐,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并认为宇宙生成于“太一-理智-灵魂”三本体的流溢。普罗提诺对“太一-理智-灵魂”三本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太一是宇宙源源不断地生成的动力,太一即至善,太一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理智是万物的原理,是宇宙演化世界的本原和生成法则。理智是二,理智自身与自身分离,形成数和多。灵魂进入理智的多之中,并将理智的多带入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形成灵魂属于自己的存在。灵魂拥有自己的存在,是有形世界生成发展的原因,最终的动力来自太一至善的流溢。普罗提诺哲学从唯心论角度解释了宇宙生成和万物存在的缘由,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太一-理智-灵魂”三本体的呈现。在奥古斯丁的着作中,太一以及太一流溢问题直接转化为上帝以及上帝创造世界的问题,普罗提诺的美善观和太一论解决了奥古斯丁早期所受的善恶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为中世纪神学解释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普罗提诺之于现代意义是无穷的:第一、他提供了完整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知识,包括:自然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和城邦形而上学。第二、他提供了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再到超精神世界的完满的生成和回归的认知路径。第三、他为现代的身心论哲学提供一种强大的宇宙论背景,将身心论问题,纳入到宇宙论的探索之中,而超越了语言论、意识论、身体论和情感论所形成的物理主义以及主体主义的狭隘性。第四、他为美预留了本体的位置,将艺术提高到自然本体、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位置。太一的流溢,即美本身,即艺术的创造,即宇宙的呈现。

二、论“气”与灵魂、泛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气”与灵魂、泛神（论文提纲范文）

（1）“气韵生动”与“感情移入”（论文提纲范文）

（2）李汉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华兹华斯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钱穆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10）普罗提诺的美善观及其太一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气”与灵魂、泛神（论文参考文献）

• [1]“气韵生动”与“感情移入”[J]. 李雷.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李汉荣散文研究[D]. 吕文雪.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3]华兹华斯诗学研究[D]. 史丽娜. 山东大学, 2020(01)
• [4]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5]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6]钱穆宗教观研究[D]. 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D]. 樊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D]. 马新亚.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普罗提诺的美善观及其太一论[D]. 陈中雨.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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