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省农作物病虫测报站2001年度工作总结（论文文献综述）
张倩[1]（2021）在《新中国成立后苏北地区的蝗灾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陈鹃,邰得良,吴泽杨,陈秀红[2]（2021）在《浅谈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新思维》文中提出从植物检疫、农业措施、绿色防控和化学防治方面介绍了新时期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业化综合防治技术,以达到化学农药减量增效,病虫草害防治安全、环保,农作物增产提质。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夏君[4]（2018）在《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演变历来不乏名家学者的垂注,“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这一指导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更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虫害防治技术为切入点,以山西省为考察范围,运用历史学、技术社会史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致力于探讨集体化时期国家在技术改进的历史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国家、技术干部、农民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图景。首先,通过思想动员,山西民众科学的“害虫”观念普遍树立,为除虫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思想基础。其次,植保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为山西省虫害防治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再者,由技术干部、农民技术员、妇女儿童等构成的灭虫队伍,为建国初期群众性的除虫运动提供充足的人员补给。最后,化学农药的引进,为农民消灭害虫提供有效武器,虫害防治方法由传统农业防治转为现代化学防治。在时间序列上,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基本实现了其现代化转变。但是,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渗透下,农业技术进入乡村,扎根乡土,其意义早已超出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物质表征,而需与当地的文化观念、耕作传统、人情关系等发生联系。国家对技术干部的支持与引导、技术干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对农民传统耕作习惯与现实利益诉求的认同以及技术干部虫害防治水平与实践能力等均将影响农民对除虫技术的选择。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从时间序列上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变。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虫害防治的技术话语体系则建立在群众性的除虫实践、国家政权的制度化建设、现代化学防治技术的引进以及酝酿已久的互助合作化运动相互交织、互为依托的整体性历史进程之中。
李进纬[5]（2018）在《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政策与实践研究（1949-1978年）》文中认为当前,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备受政府与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选育推广抗性良种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降低农药用量,具有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和稳定农业产量的三重作用,因此愈加受到重视。但时至今日,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制度和体系仍未能真正建立起来,非常不利于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回顾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历程,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进一步完善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制度和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1949-1978年是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早期探索时期。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有鉴于此,本文环境经济史的角度入手,分三个时段系统考察了 1949-1978年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政策与实践。1949-1957年为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起步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农药工业基础薄弱、农药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抗性良种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五”计划时期,随着农药产量增加,植保方针逐渐转变为“药剂防治”为主,抗性良种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一时期通过推广抗性良种,有效控制了小麦锈病、小麦吸浆虫、稻瘟病等病虫为害。同时,在抗性良种选育推广过程中也暴露出急于求成、科研机构的育种工作未能与群众选种相结合、忽视了已推广良种的复壮提纯等问题。1958-1971年为曲折发展阶段。“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植保工作中出现了片面依赖药剂防治的倾向,但抗病良种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受“大跃进”影响,抗病良种选育推广工作更加急于求成,不仅未能实现目标,抗病育种成果寥寥,还使推广工作出现倒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逐渐恢复,全国小麦产区通过更换抗锈品种再次控制了小麦锈病为害。“文革”开始后,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再次出现倒退,片面依赖化学农药带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病虫害防治工作陷入困境。1972-1978年为突破性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环保意识开始觉醒。70年代中期,植保方针实现了向“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转变,抗性良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种子工作再次得到恢复,同时育种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实现了若干突破。通过以上考察,本文认为:1949-1978年中国的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总体进展缓慢;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成效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对抗性良种的环保意义认识不足;制度体系建设是开展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的关键所在。
柯铭华[6]（2016）在《标准化视域下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农产品质量问题是制约农业发展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问题,没有农业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判定农产品质量优劣的方法是通过对产品开展检验,而产品检验的依据是产品标准;农产品出口的验货依据也大部分按照国际标准。如果能规范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加工企业的行为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和加工,尤其是按无公害标准组织种植或养殖,就有助于提升农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从而降低农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基于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以农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基础作为切入点,对福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普及率开展调查分析;采用灰色模型预测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及质量安全趋势;分析农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产生问题的原因;实证研究四类特色农产品案例;根据上述研究,构建农产品质量管理对策,以期在标准化视域丰富区域农产品质量管理理论。本研究以政府、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为主体,以标准化视域下的福建特色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对农产品质量管理的理论进行评述。主要包括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等内容。包括分析对农业标准化原理、信息不对称理论、农产品质量全程控制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应用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第二,对农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基础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农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基础,以及农产品生产各阶段质量标准化管理分析。第三,对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及质量管理现状开展分析。主要包括: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及质量管理现状分析,对生产资源基础、生产现状、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问题及其成因、对质量管理成效及其管理问题开展分析。第四,对福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包括:福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普及率的调查分析,并计算出五类特色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普及率数值,综合分析得出福建特色农产品的综合标准化普及率是47%,其中茶叶、蔬菜、水产品、水果、食用菌的标准化普及率分别是:38.81%、30.12%、45.55%、30.15和35.75%。第五,对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及质量安全趋势进行预测。主要包括:以灰色模型预测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及质量安全趋势,并对预测结果开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到2019年,福建特色农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均为2014年的1.3倍左右,产值也逐步提升,各方面预测数据都向好,福建省发展特色农业潜力较大,而且发展的态势较为稳健;二是在分析期内,其中农业标准化水平发展指数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标准覆盖率等重要指标亦取得明显提升;三是在分析期内,福建省内导致农产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因素还在,比如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率不高,无公害农产品规模大但发展不平衡。五类农产品中蔬菜的未来产量和价格都上不去,扣除物价因素,甚至可能倒退,由于蔬菜以个体农户经营为主,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集约性较差,因此质量受控能力弱,造成该产业竞争力弱且农产品质量问题频发。茶叶和食用菌整体向好,水果种植面积在萎缩,水产品的质量趋势显示质量走势不乐观。第六,开展案例研究,主要包括:基于标准化视域的南靖双孢蘑菇标准化示范区的做法与经验;基于标准化视域的平和蜜柚质量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标准化视域的龙海青葱蔬菜质量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标准化视域的平和白芽奇兰茶质量管理的做法与经验。通过对上述4个案例的研究得到启示第七,标准化视域下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对策构建,主要包括:理顺政府管理机构,整合政府管理队伍;完善福建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落实标准化管理机制;强化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补贴保障;构建特色农产品信息平台;强化政府监管责任,消除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加强生产者方面的质量管理;完善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排查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风险点。
朱世桂[7]（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侯雅芹[8]（2012）在《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借鉴一般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理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问题。自然灾害通常是指地震、火灾、洪水、台风、海啸,泥石流或气象灾害等,林业生物灾害（病虫害）也是自然灾害,把一般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理论运用于林业生物灾害这一特殊灾种,可为传统上隶属于森林保护学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一般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理论体系做出基于林业人独特视角的学术贡献。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近年来,除森林火灾、风灾或冰雪灾害以外,包括昆虫、病原体、啮齿动物和杂草等在内的各类外来或本土林业有害生物所引起的突发性林业生物灾害更是对森林和林业构成了巨大威胁。深入研究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问题,对于保护森林资源,加快林业发展步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运用文献阅读、经验研究、案例分析以及理论演绎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综述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概念以及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引入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概念,并论述了其特点和基本思路。分析了作为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主要关注对象的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及其入侵全过程。特别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概念,分别运用定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定量方法构建了相应模型,并结合北京市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实例演示。2.在参考其他灾种的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借鉴几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针对北京市的特殊情况,论述了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现状、问题所在和改进思路。3.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管理的理论框架,对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预案的编制过程和北京市现有的相关预案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方案。4.针对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物资储备与资金保障问题,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治理等方面入手对北京市目前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方略。5.概述了北京市近年来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实践,以作者亲身经历的密云县应对美国白蛾应急管理案例,运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结合北京市市情和致灾风险对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了分类。6.提出了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法制化问题,重点分析研究北京市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不足,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改进策略。本文的创新或具有特色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首次把自然灾害应急理论运用于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问题。2.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的概念,并分别运用定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定量方法建立了分析模型。3.进行了基于北京市市情和致灾风险的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类。
刘春兴[9]（2011）在《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与法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极少数外来或本土的昆虫、病原体、啮齿动物或杂草等林业有害生物直接或间接地危害森林中的木本植物,进而损害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或功能,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损失。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森林生物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在森林生物灾害的基础研究、灾害管理与灾害法制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亟待改进。本文运用自然灾害科学基本原理,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认为森林生物灾害是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稳定性和承灾体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客观的自然表象与主观的人为评价的统一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分为内生和外生致灾因子两大类。内生致灾因子与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组分一起构成了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管理论域,外生致灾因子（外来种）则是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管理的主题。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的危险性从历史上看呈现日益加重的趋势,其评估方法主要有田野调查法、遥感评估法、形成机理评估法、专家访谈法、邻域类比法等,并据此可把林业有害生物划分为四级。引起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发生的致灾行为具有负的外部性,应通过多种内部化措施予以矫正。消除或降低致灾因子危险性的管理对策主要包括森林植物检疫措施和致灾因子种群灭除或控制措施等。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依不同标准可有针叶林与阔叶林；天然林与人工林；乡土林与非乡土林等划分。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的稳定性从历史上看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其评估方法主要有生态系统稳定性、近自然度和森林健康等思路。森林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具有正的外部性,应通过多种内部化措施予以改进。提高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主要有生态系统管理、近自然林经营和森林健康措施等生物孕灾环境管理对策,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污染控制等非生物孕灾环境管理对策。森林向人类提供经济价值（狭义）、社会和生态价值等多种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系,依其可拥有性的不同,相关受益人群分为特定受益人、不特定受益人和人类整体三类,由此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就有了特定承灾体、区域承灾体和全球承灾体之分。人类对森林的各类依存行为导致了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它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总体上逐渐升高的趋势,这种脆弱性可由物理暴露性（Ve）、灾损敏感性（Vs）和应灾能力（Vd）等指标来加以评估。降低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应针对三类承灾体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针对特定承灾体的森林生物灾害保险、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等；针对区域承灾体的区域合作、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等；针对全球承灾体的国际合作、发展援助和国际志愿者行动等。森林生物灾害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先后经历了主要针对致灾因子、兼顾孕灾环境以及灾害系统管理三个阶段。在对森林生物灾害成因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自然灾害系统管理的一般原理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森林生物灾害的管理客体进行了详细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基本框架,它由森林生物灾害管理目标、管理主体（体制）、管理客体、管理环境、管理过程和管理法规等六部分组成。法律是森林生物灾害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宪法、法律（狭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国际法律文件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部分或全部条款是森林生物灾害法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共同组成了一个可分解为立法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概念、主要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森林生物灾害法制体系,在当前的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应通过基于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现有法律解释性适用、现有法律修改以及制定新法律等三种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法制化的方法予以改进。法律在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中的局限性、森林生物灾害法制落实的困难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森林生物灾害不可避免性是森林生物灾害法制中应注意的三个边缘问题。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把一般意义的自然灾害学原理应用于森林生物灾害这一特殊灾种,为一直局限于传统的森林保护学科视域内的森林生物灾害（病虫害）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框架,是一种典型的“旧现象新方法”的研究范式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基于自然灾害系统分析的森林生物灾害成因新解释；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管理的森林生物灾害管理新思路；基于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森林生物灾害法制的新框架。
张曼[10]（2010）在《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我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太平洋季风影响下,冬夏季风的交替活动及其不稳定性,造成中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季节分布不均,东中西部空间差异明显。北方干旱,南方易涝;黄土高原、黄淮海地区、粤东和闽南沿海及云南中北部易发干旱,长江、珠江与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则多发洪涝;风灾袭击沿海,沙灾困扰西北;东北和华北在早春和初秋易受霜冻低温危害;而病虫害则遍及全国。农业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破坏是惨重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我国要大得多,如日本每年因水、旱、洪、涝等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仅占GNP的1‰,而我国高达57‰。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是指在农业生产或经营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因素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与农业生产决策者的预期目标会有偏离或差异,这种偏离程度通常被用作衡量再燃灾害风险程度的指标。农业自然灾害风险也蕴藏着潜在机会和利润,农业经营者可通过认识、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采取正确的决策,从而控制和驾驭自然灾害风险,减少自然灾害风险损失并获得风险收益,做到在承受同样的自然灾害风险下获得最大的收益或在同样收益水平下承担最小的风险。因此,千方百计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灾害损失,对于确保农业稳定增长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稳定,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各级政府和部门,要用抓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大的劲头来抓农业的抗灾减灾工作,使抗灾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保证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抗灾方略上,应坚持以防为主,力争化大灾为小灾,化小灾为无灾,把农业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到最小程度。本文是研究关于农业风险中关于自然灾害因素的风险及其因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后果及其对策。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在整个再生产循环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风险,是典型的风险产业。由于各种风险的影响,对于农业生产结果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自然灾害风险如果处理风险得当,农业将获得稳定发展,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激励,特别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诸如德州市这样的农业大市显得更为重要;反之,农业会出现停滞或者倒退,影响生产顺利进行。根据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分析,结合山东德州当地的实际,对山东德州区域性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提出的思路。
二、江苏省农作物病虫测报站2001年度工作总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省农作物病虫测报站2001年度工作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2）浅谈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新思维（论文提纲范文）
| 1 加强植物检疫 |
| 2 大力推行农业防治 |
| ⑴推广抗逆性强的优良作物品种 |
| ⑵适当调整播栽期 |
| ⑶改进耕作措施，实行轮作换茬 |
| ⑷科学栽培管理 |
| 3 巧用绿色防控技术 |
| 4 科学合理运用化学防治 |
| 4.1 掌握最佳适期施药 |
| 4.2 选用高效对路药剂 |
| ⑴“对症”用药 |
| ⑵农药减量使用 |
| ⑶轮换交替用药 |
| ⑷合理混配用药 |
| ⑸积极推广应用新农药 |
| 4.3 狠抓施药质量，提高防治效果 |
| ⑴选用性能良好的新型施药机械 |
| ⑵要科学稀释配制药液 |
| ⑶在天气晴好、风小(2级风以下)、作物或杂草上露水干燥之后施药 |
| ⑷采用合理科学的施药技术方案 |
| ⑸坚持对“靶”施药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二)传统时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三)民国时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四、研究资料、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认识害虫：建国初期山西省主要虫害及除虫动员 |
| 一、山西省主要作物害虫及其为害 |
| 二、民众对害虫的认识 |
| (一)不在乎不要紧 |
| (二)等待依靠 |
| (三)悲观失望 |
| (四)迷信思想 |
| 三、害虫形象的塑造 |
| (一)思想动员 |
| (二)模范评比 |
| (三)田间示范 |
| (四)庙会宣传 |
| (五)文艺宣传 |
| 第二章 制度建设：虫害防治机构与除虫人员构成 |
| 一、全面设网：虫害防治机构体系的建立 |
| (一)虫害防治网与示范区 |
| (二)病虫预测预报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植物检疫制度的确立 |
| 二、除虫队伍：除虫人员的构成与培养 |
| (一)技术干部 |
| (二)农民技术员 |
| (三)妇女儿童与全民防治 |
| 第三章 消灭害虫：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实践 |
| 一、传统的延续：农业防治 |
| (一)选种育种 |
| (二)多作种植 |
| (三)田园清理 |
| (四)人工扑打 |
| 二、科学的威力：农药登场 |
| (一)化学农药的利用 |
| (二)土农药、械的发掘 |
| 三、以虫治虫与生物防治 |
| 四、除虫运动中的干群博弈 |
| 第四章 由神虫到害虫：建国初期虫害防治成效及其缺陷 |
| 一、农业的发展：防治面积与粮食产量 |
| 二、观念变迁与农药中毒 |
| (一)观念变迁 |
| (二)农药中毒事件 |
| (三)以农药中毒为中心的污染防治 |
| 三、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 |
| (一)建国初期的农业发展方向 |
| (二)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的具体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 |
（5）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政策与实践研究（1949-1978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和分期 |
| 三、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起步(1949-1957年)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政策 |
| 一、抗病性被确立为良种选育的三大标准之一 |
| 二、抗性良种选育推广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一五”计划时期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政策 |
| 一、“以药剂除治为主”的植保方针对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
| 二、抗性良种选育推广的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1949-1957年抗性良种选育推广的绩效与不足 |
| 一、抗性良种推广的绩效 |
| 二、抗性良种选育推广中的不足 |
| 第二章 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曲折发展(1958-1971年) |
|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的抗性良种选育推广政策与实践 |
| 一、植保工作继续向“重治轻防”转移 |
| 二、农业科技“大跃进”对抗性良种选育的影响 |
| 三、种子工作的倒退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抗性良种选育推广的政策与实践 |
| 一、对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调整 |
| 二、对综合防治措施的初步探索 |
| 三、推广药治小麦锈病面临的困境和全国性抗锈小麦品种的更换 |
| 四、水稻良种选育推广工作出现重高产轻抗性的偏向 |
| 第三节 1966-1971年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政策与实践 |
| 一、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再次倒退 |
| 二、病虫害防治工作陷入困境 |
| 三、20世纪50-60年代抗性良种培育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
| 第三章 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的突破性发展(1972-1978年) |
| 第一节 1972-1978年抗性良种选育推广的政策与实践 |
| 一、种子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
| 二、“综合防治”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1972-1978年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取得的成效 |
| 一、育种成果 |
| 二、推广绩效 |
| 结论与启示 |
| 一、改革开放前的抗性良种选育推广工作总体进展缓慢 |
| 二、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成效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 |
| 三、对选育推广抗性良种的环保意义认知不足 |
| 四、制度体系建设是开展抗性良种的选育推广的关键所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标准化视域下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R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产品质量管理 |
| 1.1.2 中国越来越重视农产品质量管理 |
| 1.1.3 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是福建农业管理的核心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农业标准化与生产效益分析研究 |
| 1.3.2 农产品质量管理信息不对称研究 |
| 1.3.3 农产品质量管理问题的农残研究 |
| 1.3.4 农产品质量标准的技术壁垒研究 |
| 1.3.5 农产品质量管理的政府规制研究 |
| 1.3.6 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管理对策研究 |
| 1.3.7 农产品质量问题的调查研究模型 |
| 1.3.8 文献评述 |
| 1.4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界定 |
| 1.4.1 相关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总体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法 |
| 1.6.2 实地调查 |
| 1.6.3 案例研究法 |
| 1.6.4 灰色预测模型分析法 |
| 1.6.5 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法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7.1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1.7.2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农产品质量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1 理论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
| 2.1.2 理论的应用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 |
| 2.2 灰色系统理论 |
| 2.2.1 理论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
| 2.2.2 理论的应用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 |
| 2.3 农业标准化原理 |
| 2.3.1 原理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
| 2.3.2 理论的应用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 |
| 2.4 农产品质量全程控制理论 |
| 2.4.1 理论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
| 2.4.2 理论的应用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 |
| 2.5 环境外部性理论 |
| 2.5.1 理论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
| 2.5.2 理论的应用及对本研究的指导作用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产品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基础 |
| 3.1 标准的基本分类 |
| 3.1.1 农业标准管理的对象和内容 |
| 3.1.2 标准的分类、制定与使用 |
| 3.1.3 标准的综合效应 |
| 3.2 农业标准化基本联系 |
| 3.2.1 农业标准化学科的独立性与联系性 |
| 3.2.2 标准化与农业标准化的关系 |
| 3.2.3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产品标准的关系 |
| 3.2.4 农业标准化管理与质量管理的关系 |
| 3.2.5 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标准化的关系 |
| 3.3 农产品生产各阶段标准化管理分析 |
| 3.3.1 农产品产前标准化管理分析 |
| 3.3.2 农产品产中标准化管理分析 |
| 3.3.3 农产品产后标准化管理分析 |
| 3.4 无公害标准与农产品质量管理 |
| 3.4.1 无公害标准关键点控制 |
| 3.4.2 无公害全程质量管理 |
| 3.4.3 无公害生产过程追溯 |
| 3.5 无公害标准用药要求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现状分析 |
| 4.1 福建特色农产品的资源基础分析 |
| 4.1.1 土地资源 |
| 4.1.2 气候资源 |
| 4.1.3 水资源 |
| 4.1.4 林业资源 |
| 4.1.5 海洋资源 |
| 4.1.6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 |
| 4.1.7 福建特色农产品资源 |
| 4.2 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现状分析 |
| 4.2.1 生产面积 |
| 4.2.2 单位面积产量 |
| 4.2.3 农产品单位价格 |
| 4.2.4 农产品产值 |
| 4.3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成效 |
| 4.3.1 政府管理方面 |
| 4.3.2 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 |
| 4.3.3 检验体系建设方面 |
| 4.3.4 农产品规模化组织生产方面 |
| 4.4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问题现状 |
| 4.4.1 农药残留量超标问题 |
| 4.4.2 食品添加剂含量超标问题 |
| 4.4.3 重金属等污染物超标问题 |
| 4.4.4 水产品药物残留超标问题 |
| 4.4.5 特色农产品假冒伪劣问题 |
| 4.5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问题成因 |
| 4.5.1 政府管理规制问题 |
| 4.5.2 农业投入品持续大量投入 |
| 4.5.3 农产品标准化普及率较低 |
| 4.5.4 特色农产品信息不对称 |
| 4.5.5 食品添加剂违规超标添加 |
| 4.5.6 标准化主体利益驱动不足 |
| 4.5.7 小微食品企业的质量隐患 |
| 4.6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问题分析 |
| 4.6.1 生产者质量管理方面 |
| 4.6.2 企业质量管理方面 |
| 4.6.3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方面 |
| 4.6.4 政府部门监管方面 |
| 4.6.5 法律法规执行方面 |
| 4.6.6 检测体系建设方面 |
| 4.6.7 农业标准化管理方面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福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调查与分析 |
| 5.1 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调查方案设计 |
| 5.1.1 标准化生产项目简介 |
| 5.1.2 标准化生产普及率的指标设计 |
| 5.2 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调查与数据处理 |
| 5.2.1 调查目的 |
| 5.2.2 调查对象 |
| 5.2.3 调查方法与内容 |
| 5.2.4 调查数据处理 |
| 5.3 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调查结果与分析 |
| 5.3.1 茶叶 |
| 5.3.2 蔬菜 |
| 5.3.3 水产品 |
| 5.3.4 水果 |
| 5.3.5 食用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与质量趋势预测研究 |
| 6.1 生产趋势预测 |
| 6.1.1 指标选取与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生产趋势预测 |
| 6.2 质量趋势预测 |
| 6.2.1 指标选取与预测模型选择 |
| 6.2.2 趋势预测 |
| 6.3 福建特色农产品生产与质量趋势比较分析 |
| 6.3.1 茶叶比较分析 |
| 6.3.2 水产品比较分析 |
| 6.3.3 食用菌比较分析 |
| 6.3.4 水果比较分析 |
| 6.3.5 蔬菜比较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案例实证研究 |
| 7.1 标准化视域下南靖双孢蘑菇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经验与启示 |
| 7.1.1 南靖双孢蘑菇基本概况 |
| 7.1.2 南靖双孢蘑菇质量管理的做法与经验 |
| 7.1.3 主要启示 |
| 7.2 标准化视域下平和蜜柚质量管理经验与启示 |
| 7.2.1 平和蜜柚基本概况 |
| 7.2.2 平和蜜柚质量管理的做法与经验 |
| 7.2.3 主要启示 |
| 7.3 标准化视域下龙海青葱蔬菜质量管理经验与启示 |
| 7.3.1 龙海青葱国家级种植标准化示范区基本概况 |
| 7.3.2 标准化视域下龙海青葱蔬菜质量管理做法与经验 |
| 7.3.3 主要启示 |
| 7.4 标准化视域下平和白芽奇兰茶质量管理经验与启示 |
| 7.4.1 平和白芽奇兰茶基本概况 |
| 7.4.2 平和白芽奇兰茶质量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
| 7.4.3 主要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标准化视域下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对策建议 |
| 8.1 推进特色农产品实施标准化的机制 |
| 8.1.1 农产品市场准入倒逼机制 |
| 8.1.2 农产品出口标准导向机制 |
| 8.1.3 农业标准化示范推广机制 |
| 8.1.4 无公害标准认证奖励机制 |
| 8.1.5 食品标准备案程序简化机制 |
| 8.1.6 标准化的国际交流常态化机制 |
| 8.2 推进政府强化农产品质量管理 |
| 8.2.1 开展农业投入品专项整治 |
| 8.2.2 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
| 8.2.3 实施质量认证监督管理 |
| 8.2.4 监督管理农产品全程质量 |
| 8.2.5 强化日常监督抽查与巡查 |
| 8.2.6 保障标准化工作专项资金 |
| 8.2.7 建立质量奖励和财政优惠政策 |
| 8.2.8 引导规模经营提升标准化普及率 |
| 8.2.9 加强种植和加工标准技术培训 |
| 8.2.10 完善政府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 |
| 8.3 推进生产者管理的策略 |
| 8.3.1 生产许可制度引导食品企业实现正外部性 |
| 8.3.2 依法落实生产者和企业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
| 8.3.3 加强对在建省级农业标准示范区的巡查力度 |
| 8.4 推进信息平台建设的策略 |
| 8.4.1 加强生产企业信用平台建设 |
| 8.4.2 构建农产品可追溯管理机制 |
| 8.5 整合政府监管机构与监管队伍 |
| 8.5.1 整合监管机构 |
| 8.5.2 整合监管队伍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7）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 3.1 相关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历史文献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8）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森林与林业概述 |
| 1.1.2 突发事件概述 |
| 1.1.3 林业突发事件概述 |
| 1.1.4 林业生物灾害概述 |
| 1.1.5 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概述 |
| 1.1.5.1 应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措施 |
| 1.1.5.2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措施 |
| 1.1.6 突发性林业生物灾害概述 |
| 1.1.7 北京市林业突发事件概述 |
| 1.2 应急管理研究概述 |
| 1.2.1 公共危机管理 |
| 1.2.2 突发事件管理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基本理论 |
| 2.1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基本概念 |
| 2.1.1 自然灾害 |
| 2.1.2 自然灾害管理 |
| 2.1.3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 |
| 2.2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基本内容 |
| 2.2.1 规范的信息收集与发布体系 |
| 2.2.2 各部门联动救灾体系 |
| 2.2.3 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体系 |
| 2.2.4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
| 2.2.5 灾后恢复体系 |
| 2.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 |
| 2.3.1 生物灾害管理的特殊性 |
| 2.3.2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概念 |
| 2.3.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特点 |
| 2.3.4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基本思路 |
| 2.4 林业外来生物灾害暴发的全过程分析 |
| 2.4.1 林业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背景 |
| 2.4.2 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的全过程分析 |
| 2.4.2.1 前边界(pre-border)阶段的管理 |
| 2.4.2.2 边界(mid-border)阶段的管理 |
| 2.4.2.3 后边界(post-border)阶段的管理 |
| 2.4.2.4 灾后(post-explosion)阶段的管理 |
| 2.5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评估 |
| 2.5.1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的概念 |
| 2.5.2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评估的方法 |
| 2.5.2.1 定性方法 |
| 2.5.2.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 |
| 2.5.2.3 定量方法 |
| 2.5.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的定量评估 |
| 2.5.3.1 选择指标 |
| 2.5.3.2 获取指标值 |
| 2.5.3.3 强度值分级 |
| 2.5.3.4 发生强度评估 |
| 2.5.3.5 评估结果 |
| 2.5.4 实例演示 |
| 2.5.5 问题与讨论 |
| 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
| 3.1 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 |
| 3.2 国外几个典型国家的应急管理体制概述 |
| 3.2.1 澳大利业 |
| 3.2.1.1 澳大利亚灾害管理体制 |
| 3.2.1.2 澳大利业灾害应急管理研究 |
| 3.2.1.3 澳大利亚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
| 3.2.2 泰国 |
| 3.2.2.1 泰国自然灾害管理机构 |
| 3.2.2.2 泰国自然灾害管理规划系统 |
| 3.2.2.3 泰国的减灾教育与国际合作 |
| 3.2.2.4 泰国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
| 3.2.3 德国 |
| 3.2.3.1 德国应急管理的基本体制 |
| 3.2.3.2 德国应急管理的主要特点 |
| 3.2.3.3 德国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
| 3.2.4 日本 |
| 3.2.4.1 完善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
| 3.2.4.2 科学而严密的应急管理体系 |
| 3.2.4.3 极强的公众防灾意识 |
| 3.2.4.4 齐备的应急保障设施体系 |
| 3.2.4.5 日本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
| 3.3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构建 |
| 3.3.1 基本体制框架 |
| 3.3.2 相关部门的职责落实 |
| 3.3.3 联防与联治机制的构建 |
| 3.3.4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工作流程 |
| 3.4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防控队伍建设 |
| 3.4.1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防控队伍人员构成 |
| 3.4.2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防控队伍存在问题 |
| 4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管理 |
| 4.1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概念 |
| 4.2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体系 |
| 4.2.1 总体预案与专项预案 |
| 4.2.2 国家层次预案与地方层次预案 |
| 4.3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编制 |
| 4.3.1 灾害应急预案的基本内容 |
| 4.3.2 灾害应急预案编制的基本前提 |
| 4.3.3 灾害应急预案的框架图示 |
| 4.3.4 灾害应急预案的编制过程 |
| 4.4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体系 |
| 4.4.1 国家层次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的指导作用 |
| 4.4.2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专项预案) |
| 4.4.3 区县突发林木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子预案) |
| 4.4.4 镇乡(街道)、有林单位突发林木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子预案) |
| 5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的物资储备与资金保障 |
| 5.1 相关理论研究 |
| 5.1.1 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主要内容 |
| 5.1.2 公共物品、公共财政与风险责任分担 |
| 5.1.3 森林的公共物品属性 |
| 5.1.4 政府承担应对公共风险责任的支出定位 |
| 5.2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物资储备现状 |
| 5.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储备物资体系建设 |
| 5.4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资金保障 |
| 6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实践 |
| 6.1 北京市林业与园林概况 |
| 6.1.1 园林与林业 |
| 6.1.2 北京市园林概况 |
| 6.1.3 北京林业与园林管理体系 |
| 6.2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现状 |
| 6.2.1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概述 |
| 6.2.2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的新形势 |
| 6.2.3 北京市主要林木有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 |
| 6.2.3.1 检疫性、危险性林木有害生物发生趋势 |
| 6.2.3.2 常发性林木有害生物近年的发生现状与预测 |
| 6.3 基于北京市致灾风险的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类 |
| 6.3.1 已入侵北京并已定殖的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 |
| 6.3.2 尚未入侵北京但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
| 6.3.3 尚未入侵北京且危险性较小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
| 6.3.4 尚未入侵北京且入侵风险很小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
| 6.4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实践 |
| 6.4.1 密云县美国白蛾灾害应急管理 |
| 6.4.1.1 密云县美国白蛾发生状况 |
| 6.4.1.2 美国白蛾在密云县的主要侵袭树种 |
| 6.4.1.3 密云县美国白蛾应急管理措施 |
| 6.4.2 大兴区第二代美国白蛾成虫应急管理 |
| 6.4.3 奥运会前夕草地螟灾害应急管理 |
| 6.4.4 房山区美国白蛾和落叶松叶蜂灾害应急管理演练 |
| 6.4.4.1 案例1:房山区美国白蛾防控演练 |
| 6.4.4.2 案例2:房山区落叶松叶蜂防控演练 |
| 6.5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实践总结 |
| 7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化 |
| 7.1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化的概念 |
| 7.2 北京市现有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立法体系 |
| 7.2.1 法律 |
| 7.2.2 行政法规 |
| 7.2.3 部门规章 |
| 7.2.4 地方法规 |
| 7.2.5 相关政策文件 |
| 7.2.6 其他法律文件 |
| 7.3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体系 |
| 7.4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基本原则 |
| 7.4.1 合法性原则 |
| 7.4.2 应急性原则 |
| 7.4.3 合理性原则 |
| 7.4.4 信息公开原则 |
| 7.4.5 公民权利最低保障原则 |
| 7.5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的基本制度 |
| 7.5.1 灾害应急响应制度 |
| 7.5.1.1 市级响应 |
| 7.5.1.2 区县响应 |
| 7.5.2 灾害信息及时发布制度 |
| 7.5.3 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
| 7.5.4 部门联动救灾制度 |
| 7.5.5 灾后恢复制度 |
| 7.6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律责任 |
| 7.6.1 行政责任 |
| 7.6.2 民事责任 |
| 7.6.3 刑事责任 |
| 8 结束语 |
| 8.1 总结与展望 |
| 8.1.1 林业生物灾害与一般自然灾害 |
| 8.1.2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 |
| 8.1.3 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与林业生物灾害管理 |
| 8.1.4 法律在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
| 8.2 创新或具有特色之处 |
| 8.2.1 首次把自然灾害应急理论运用于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问题 |
| 8.2.2 首次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应急度的概念并进行了定量分析 |
| 8.2.3 基于北京市致灾风险的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类 |
| 8.2.4 构建了完整的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
| 8.2.5 北京市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法制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与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森林生物灾害的缘起 |
| 1.1.2 国外森林生物灾害现状、管理与法制概况 |
| 1.1.2.1 全球概览 |
| 1.1.2.2 美国 |
| 1.1.2.3 日本 |
| 1.1.2.4 德国 |
| 1.1.2.5 新西兰 |
| 1.1.3 国内森林生物灾害现状、管理与法制概况 |
| 1.1.3.1 森林生物灾害现状 |
| 1.1.3.2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 |
| 1.1.3.3 森林生物灾害法制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新颖之处 |
| 1.4.1 基于自然灾害系统分析的森林生物灾害成因解释 |
| 1.4.2 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管理的森林生物灾害管理思路 |
| 1.4.3 基于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森林生物灾害法制 |
| 2 森林生物灾害成因的系统分析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森林 |
| 2.1.2 灾害 |
| 2.1.3 生物灾害 |
| 2.1.4 森林生物灾害 |
| 2.2 自然灾害成灾机制的系统分析 |
| 2.2.1 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
| 2.2.2 孕灾环境的稳定性 |
| 2.2.3 承灾体的脆弱性 |
| 2.2.4 灾害系统分析 |
| 2.3 森林生物灾害成灾机制的系统分析 |
| 2.3.1 致灾因子方面 |
| 2.3.2 孕灾环境方面 |
| 2.3.3 承灾体方面 |
| 2.3.4 灾害系统分析及其进化生物学解释 |
| 2.3.5 具体例证分析 |
| 3 自然灾害系统管理的一般原理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管理 |
| 3.1.2 系统管理 |
| 3.1.3 灾害管理 |
| 3.1.4 灾害系统管理 |
| 3.2 自然灾害系统管理的组成要素 |
| 3.2.1 管理目标 |
| 3.2.2 管理主体 |
| 3.2.3 管理客体 |
| 3.2.4 管理环境 |
| 3.2.5 管理过程 |
| 3.2.6 管理法规 |
| 3.3 自然灾害等级划分 |
| 3.3.1 分级原则 |
| 3.3.2 自然灾害的等级 |
| 3.4 具体灾种的灾害系统管理 |
| 3.4.1 非生物灾害 |
| 3.4.2 生物灾害 |
| 4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管理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自然灾害致灾因子 |
| 4.1.2 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 |
| 4.1.3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 |
| 4.1.4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 |
| 4.2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的分类 |
| 4.2.1 按物理实体划分 |
| 4.2.1.1 昆虫 |
| 4.2.1.2 病原体 |
| 4.2.1.3 啮齿动物 |
| 4.2.1.4 杂草 |
| 4.2.1.5 其他林业有害生物 |
| 4.2.2 按来源地划分 |
| 4.2.2.1 本土种 |
| 4.2.2.2 外来种 |
| 4.2.3 按危害范围划分 |
| 4.2.3.1 全国性 |
| 4.2.3.2 地方性 |
| 4.3 森林生物灾害(外来)致灾因子历史考察 |
| 4.3.1 概述 |
| 4.3.2 物种自然交流与入侵 |
| 4.3.3 人类史早期 |
| 4.3.4 人类史近期 |
| 4.3.5 当代 |
| 4.3.6 趋势 |
| 4.4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
| 4.4.1 评估方法 |
| 4.4.1.1 田野调查评估法 |
| 4.4.1.2 遥感评估法 |
| 4.4.1.3 形成机理评估法 |
| 4.4.1.4 专家访谈评估法 |
| 4.4.1.5 领域类比评估法 |
| 4.4.2 林业有害生物分级 |
| 4.4.2.1 一级林业有害生物 |
| 4.4.2.2 二级林业有害生物 |
| 4.4.2.3 三级林业有害生物 |
| 4.4.2.4 四级林业有害生物 |
| 4.5 森林(外来)生物灾害致灾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
| 4.5.1 分类 |
| 4.5.2 经济学分析 |
| 4.5.3 内部化对策 |
| 4.5.3.1 概述 |
| 4.5.3.2 庇古方案 |
| 4.5.3.3 科斯方案 |
| 4.5.3.4 道德机制 |
| 4.5.4 总结 |
| 4.6 森林生物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管理 |
| 4.6.1 检疫措施 |
| 4.6.1.1 入境检疫 |
| 4.6.1.2 国内检疫 |
| 4.6.2 种群灭除或控制措施 |
| 4.6.2.1 物理防治 |
| 4.6.2.2 化学防治 |
| 4.6.2.3 生物防治 |
| 4.6.2.4 遗传防治 |
| 5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管理 |
| 5.1 基本概念 |
| 5.1.1 自然灾害孕灾环境 |
| 5.1.2 自然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 |
| 5.1.3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 |
| 5.1.4 森林生物灾害学灾环境稳定性 |
| 5.2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的分类 |
| 5.2.1 按物理实体划分 |
| 5.2.1.1 针叶林 |
| 5.2.1.2 阔叶林 |
| 5.2.2 按起源方式划分 |
| 5.2.2.1 天然林 |
| 5.2.2.2 人工林 |
| 5.2.3 按优势树种来源划分 |
| 5.2.3.1 乡土林 |
| 5.2.3.2 非乡土林 |
| 5.3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历史考察 |
| 5.3.1 人类诞生前 |
| 5.3.2 人类史早期 |
| 5.3.3 人类史近期 |
| 5.3.4 当代 |
| 5.4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评估 |
| 5.4.1 评估方法 |
| 5.4.1.1 生态系统稳定性 |
| 5.4.1.2 森林近自然度 |
| 5.4.1.3 森林健康 |
| 5.4.2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分级 |
| 5.4.2.1 森林健康评估指标体系 |
| 5.4.2.2 森林健康程度分级 |
| 5.5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的外部性分析 |
| 5.5.1 森林的公共物品属性 |
| 5.5.2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
| 5.5.3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 |
| 5.6 森林生物灾害孕灾环境稳定性管理 |
| 5.6.1 森林生物灾害生物孕灾环境管理 |
| 5.6.1.1 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
| 5.6.1.2 近自然林经营思路 |
| 5.6.1.3 森林健康思路 |
| 5.6.2 森林生物灾害非生物孕灾环境管理 |
| 5.6.2.1 气候对策 |
| 5.6.2.2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 |
| 5.6.2.3 环境污染控制 |
| 6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管理 |
| 6.1 基本概念 |
| 6.1.1 自然灾害承灾体 |
| 6.1.2 自然灾害承灾体脆弱性 |
| 6.1.3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 |
| 6.1.4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脆弱性 |
| 6.2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的分类 |
| 6.2.1 森林价值体系 |
| 6.2.1.1 狭义的经济价值 |
| 6.2.1.2 涵养水源及保持水土 |
| 6.2.1.3 清洁空气及降低噪音 |
| 6.2.1.4 防风固沙与调节气候 |
| 6.2.1.5 生态系统营养物质循环 |
| 6.2.1.6 保持生物多样性 |
| 6.2.1.7 释氧与汇碳 |
| 6.2.2 森林价值受益人的类别划分 |
| 6.2.2.1 特定受益人 |
| 6.2.2.2 不特定受益人 |
| 6.2.2.3 全体人类 |
| 6.2.3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的类别划分 |
| 6.2.3.1 特定承灾体 |
| 6.2.3.2 区域承灾体 |
| 6.2.3.3 全球承灾体 |
| 6.3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历史考察 |
| 6.3.1 人类史早期 |
| 6.3.2 人类史近期 |
| 6.3.3 当代 |
| 6.4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脆弱性评估 |
| 6.4.1 物理暴露性(V_e) |
| 6.4.2 灾损敏感性(V_s) |
| 6.4.3 应灾能力(V_d) |
| 6.4.3.1 基础应灾能力 |
| 6.4.3.2 专项应灾能力 |
| 6.4.4 问题与展望 |
| 6.5 森林生物灾害承灾体脆弱性管理 |
| 6.5.1 特定承灾体 |
| 6.5.2 区域承灾体 |
| 6.5.3 全球承灾体 |
| 7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 |
| 7.1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的历史流变 |
| 7.1.1 致灾因子管理阶段 |
| 7.1.1.1 简单防治 |
| 7.1.1.2 综合防治 |
| 7.1.1.3 综合治理 |
| 7.1.2 兼顾孕灾环境阶段 |
| 7.1.2.1 生态控制 |
| 7.1.2.2 持续治理 |
| 7.1.2.3 森林健康 |
| 7.1.3 灾害系统管理阶段 |
| 7.1.3.1 灾害科学研究的综合化趋势 |
| 7.1.3.2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概念 |
| 7.2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目标 |
| 7.2.1 根本目标 |
| 7.2.2 具体目标 |
| 7.2.2.1 短期目标 |
| 7.2.2.2 中期目标 |
| 7.2.2.3 长期目标 |
| 7.3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主体(管理体制) |
| 7.3.1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体制的内涵 |
| 7.3.1.1 一般自然灾害管理体制 |
| 7.3.1.2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体制 |
| 7.3.1.3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体制的二元化问题 |
| 7.3.2 森林生物灾害入境管理体制 |
| 7.3.2.1 新西兰模式 |
| 7.3.2.2 美国模式 |
| 7.3.2.3 日本模式 |
| 7.3.2.4 我国现行的管理模式 |
| 7.3.3 森林生物灾害境内管理体制 |
| 7.3.3.1 国外通行的管理模式 |
| 7.3.3.2 我国现行的管理模式 |
| 7.3.4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体制改革 |
| 7.3.4.1 现行体制的历史沿革 |
| 7.3.4.2 现行体制的改革或完善 |
| 7.4 森林生物灾害管理客体 |
| 7.4.1 管理客体系统化 |
| 7.4.2 森林生物灾害等级划分 |
| 7.4.3 森林生物灾害成灾标准 |
| 7.5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环境 |
| 7.5.1 政治环境 |
| 7.5.2 经济环境 |
| 7.5.3 文化环境 |
| 7.6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过程 |
| 7.6.1 灾前管理 |
| 7.6.2 灾中管理 |
| 7.6.3 灾后管理 |
| 7.7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的小结与讨论 |
| 7.7.1 小结 |
| 7.7.2 讨论 |
| 8 森林生物灾害法制 |
| 8.1 法律与森林生物灾害 |
| 8.2 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
| 8.2.1 宪法 |
| 8.2.2 法律 |
| 8.2.2.1 森林法 |
| 8.2.2.2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
| 8.2.2.3 环境保护法 |
| 8.2.2.4 其他法律 |
| 8.2.3 行政法规 |
| 8.2.3.1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
| 8.2.3.2 植物检疫条例 |
| 8.2.3.3 部分法律的施行条例 |
| 8.2.3.4 其他行政法规 |
| 8.2.4 部门规章 |
| 8.2.4.1 林业部门 |
| 8.2.4.2 质检部门 |
| 8.2.4.3 环保部门 |
| 8.2.4.4 农业部门 |
| 8.2.4.5 其他部门 |
| 8.2.5 地方性法规 |
| 8.2.5.1 单行性地方法规 |
| 8.2.5.2 配套性地方法规 |
| 8.2.6 国际法律文件 |
| 8.2.6.1 国际森林文书 |
| 8.2.6.2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
| 8.2.6.3 生物多样性公约 |
| 8.2.6.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 8.2.6.5 其他国际法律文件 |
| 8.2.7 非正式规范性法律文件 |
| 8.2.7.1 政策文件 |
| 8.2.7.2 法律解释 |
| 8.3 森林生物灾害法制体系 |
| 8.3.1 立法目标 |
| 8.3.2 法律概念 |
| 8.3.3 基本原则 |
| 8.3.3.1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
| 8.3.3.2 谁经营、谁防治的原则 |
| 8.3.4 主要制度 |
| 8.3.4.1 检疫御灾制度(消除或降低致灾因子危险性) |
| 8.3.4.2 森林健康制度(提高孕灾环境稳定性) |
| 8.3.4.3 控灾减灾制度(降低承灾体脆弱性) |
| 8.3.5 保障机制 |
| 8.3.5.1 法律责任 |
| 8.3.5.2 激励措施 |
| 8.4 森林生物灾害系统管理法制化的路径 |
| 8.4.1 现有法律的解释性适用 |
| 8.4.2 现有法律的修改 |
| 8.4.3 制定新的法律 |
| 8.5 讨论 |
| 8.5.1 法律在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中的局限性 |
| 8.5.2 森林生物灾害法制落实的困难性 |
| 8.5.3 当代社会森林生物灾害的不可避免性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概况 |
| 2.1 农业自然灾害类型 |
| 2.2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概念及组成要素 |
| 2.3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特点 |
| 2.3.1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有多样性 |
| 2.3.2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分散性 |
| 2.3.3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季节性 |
| 2.3.4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区域性 |
| 2.3.5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伴生性 |
| 2.3.6 农业自然灾害灾害发生频率较高，损失规模较大 |
| 2.3.7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单位大 |
| 2.3.8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事故与自然灾害风险损失的非一致性 |
| 2.3.9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影响具有连锁性 |
| 3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基本理论 |
| 3.1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概念 |
| 3.2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目标 |
| 3.3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程序 |
| 3.3.1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目标 |
| 3.3.2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识别 |
| 3.3.3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衡量 |
| 3.3.4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处理 |
| 3.3.5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评估 |
| 4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现状 |
| 4.1 德州市农业概况 |
| 4.2 德州市农业主要自然灾害类型 |
| 4.3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近年来发生情况 |
| 4.4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及取得的成绩 |
| 4.4.1 建立了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 |
| 4.4.2 积极应对农业自然灾害 |
| 4.4.3 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6 年稳定增产 |
| 4.4.4 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科技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
| 4.4.5 防灾防损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
| 4.5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5.1 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风险产生后的财政救济显得不足 |
| 4.5.2 德州市农业性保险存在覆盖面小、费率高、缺乏法律支持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 |
| 4.5.3 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地认识还不到位 |
| 5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 |
| 5.1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整体思路 |
| 5.1.1 建立综合性灾害风险管理体系 |
| 5.1.2 积极争取更有利的农业保护政策措施 |
| 5.1.3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
| 5.1.4 大力推行农业保险，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 |
| 5.1.5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
| 5.2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措施 |
| 5.2.1 提高政府对抗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认识 |
| 5.2.2 提高农业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水平，重视预防控制 |
| 5.2.3 调整作物布局,合理搭配品种,实行保护性栽培，增加农作物避灾保收能力 |
| 5.2.4 抓好农业抗灾的组织工作 |
| 5.2.5 建立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保障体系 |
| 5.2.6 加强抗灾基础设施的建设 |
| 5.2.7 加强生态保护,使防灾抗灾、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协调进行 |
| 5.2.8 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5.3 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措施的特殊性 |
| 6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江苏省农作物病虫测报站2001年度工作总结（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后苏北地区的蝗灾治理研究[D]. 张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浅谈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新思维[J]. 陈鹃,邰得良,吴泽杨,陈秀红. 世界农药, 2021(01)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D]. 李夏君. 山西大学, 2018(04)
- [5]中国抗性良种选育推广政策与实践研究（1949-1978年）[D]. 李进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6]标准化视域下福建特色农产品质量管理研究[D]. 柯铭华. 福建农林大学, 2016(05)
- [7]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8]林业生物灾害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市为例[D]. 侯雅芹. 北京林业大学, 2012(05)
- [9]森林生物灾害管理与法制研究[D]. 刘春兴. 北京林业大学, 2011(10)
- [10]德州市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D]. 张曼. 山东农业大学, 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