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馆藏报纸风波后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马婉祯[1]（2020）在《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文中认为知青带队干部是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入困境时,由知青派出地区（后逐渐发展为知青家长所在单位）为解决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等问题派驻知青点的在职干部。石家庄地区先后约派出2158名带队干部。他们给予了知青很大帮助,包括房屋建设、食堂整顿、“一种三养”、帮办副业、建立制度、保护知青人身安全以及帮助知青重返城市等。这些都是对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直接反映,更是有关部门维持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尝试。知青带队干部的派遣,充实和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带队干部构架在城乡、厂社、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支援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使知青工作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疾苦、倾听知青呼声,对日常生活“小”事的破解,成为知青心中“大大”的温暖,真正打入了知青内部,并创造了从知青点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奇迹。派遣带队干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退维谷之时的一种补救性政策,但在“文革”既定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带队干部的派遣并不能解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特殊群体在“左”的形势下,在大转折历史关头的人生选择,不仅影响了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带队干部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诸如言传身教、带头苦干;统一战线、融入当地;抓好典型、激励机制等经验,为中国今后派遣干部下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陈玺如[2]（2020）在《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视觉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协调导致的乡村人口流失,“东北乡村”作为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是东北乡村文化与东北乡村曾住民之间的归属断裂问题。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东北地区的乡村居民选择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导致东北乡村人口持续不断的流失,造成东北乡村中传统技艺与民俗文化的传承因无人可传而出现濒临消失的趋势。迁移至经济发达城市圈的东北乡村流民经受着现代文化对其乡村回忆的冲击,东北乡村文化无法遏制住归属感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动摇而日趋式微;反之,持续弱势的东北乡村文化加剧其与人群身份认同之间的断裂,致使东北乡村文化的保护和重建陷入了停滞状态。正是在这种经济与文化面临双重考验的特殊时刻,东北乡村影像档案设计实践活动构成了当代东北乡村文化保护和数字化重构的重要主题。本研究立足于坚实的叙事学理论,透过比较性视野对东北乡村影像档案所处的历史性社会性语境及东北文化自身的内涵将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影像档案视觉元素背后的生产机制与组织关系,归纳与总结东北乡村影像档案在视觉设计中的认知路径及其所应遵循的设计原则,试图从叙事逻辑出发为东北乡村影像档案在移动终端应用的视觉设计提供新思路。
张舒[3]（2019）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闽南为我国着名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繋。《江声报》作为闽南原乡的地方性报纸,发行於闽南、南洋、台湾三地,在闽南人聚集区拥有大量读者。二战时期（1939-1945）,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联繋被迫中断,《江声报》也受战争影响而停刊。战争胜利後,《江声报》复刊。复刊後的《江声报》中载有大量与南洋有关的新闻、评论、广告等内容。本文试图以这部分报道为切入点,通过对1945-1946年《江声报》中有关南洋的报道进行搜集整理,考察其主要内容,结合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华侨志、侨批等资料,探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联系的重新建立,思考流通於闽南与南洋之间报纸的意义,并揭示《江声报》对闽南地方性的建构。本文研究显示,透过复刊後的《江声报》,可以看出:闽南原乡与南洋之间因战争而中断的交通、人员流动及侨汇,在战後初期都开始恢复。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也纷纷开始救济闽南原乡。1946年南洋各国排华风潮渐起,复刊後的《江声报》对此也十分关注,体现出了南洋与闽南信息传递的恢复,以及战後政府和原乡对南洋华侨的关心。复刊後的《江声报》展示了战後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联系恢复的动态过程。《江声报》作为流通於闽南与南洋的报纸,对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情感共享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华侨与侨乡之间的通道作用,也建构了闽南的地方性。
陈雪[4]（2019）在《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出现了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一些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对闲置的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为资源的拥有者与资源需求者架起桥梁,既解决了需求者的即时需要,也为资源拥有者提供了经济回报,可谓互惠互利。我国文化资源在保护和利用中存在大量的文化资源未被有效利用的问题。共享经济的出现无疑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化资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结合共享经济理论和文化资源资源理论,建立文化资源共享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首先,针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现状,总结其所面临的瓶颈。通过研究共享经济的概念、类型,并对其要素和价值进行分析,找出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和共享经济的契合点,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次,以文化资源学基础理论为分析框架,将文化资源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文化资源,其中有形文化资源又可分为可移动文化资源和不可移动文化资源。分别选取古根海姆博物馆、“香港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和今日头条进行案例研究,并对三种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为文化资源有效利用和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周娜[5]（2019）在《数字环境下馆藏报纸采访现状及其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在阐述馆藏报纸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及数据统计,分析图书馆馆藏报纸的发展现状及馆藏变化的原因,以期在数字大环境下提出更适合馆藏报纸的发展方向的评价标准。
张家豪[6]（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江炅坡[7]（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认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朱丽颖[8]（2019）在《《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话语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转型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资源分配不均等,都使得社会矛盾频发,最终演变为社会冲突。在此背景下,政府对社会冲突的治理迫在眉睫,而媒体作为政府与群众的连接点,担负着引导舆论和推动政府工作的重责。因此,媒体如何通过社会冲突报道连接政府与群众,缓解社会冲突是社会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人民日报》社会冲突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同时借鉴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法,从《人民日报》社会冲突议题话语文本、话语实践以及对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研究问题包括:（1）《人民日报》建构了怎么样的社会冲突议题?（2）《人民日报》如何建构社会冲突议题的?（3）《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建构过程与社会、政府和市场存在怎样的互动?（4）《人民日报》通过社会冲突议题想要构建什么样的思维。研究发现,《人民日报》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所强调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它积极回应民众关切,有效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具体来讲,《人民日报》往往通过社会冲突议题文本本身以及社会冲突议题的互文性和转述模式来凸显新闻宣传工作的人民性和党性,《人民日报》站在人民和党的立场上,充分展现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观点。相较于分析冲突事件本身,《人民日报》报道更倾向于分析社会冲突背后所存在的制度、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对政府工作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强调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建构的社会现实即为“并不存在狂躁不安的社会环境,社会冲突是可解决的,解决方法即为制度的完善,而政府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完善。”话语生产过程中存在媒体间的互文性,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报道社会冲突议题时多次引用法律文本这类权威性文本。在转述模式上,《人民日报》社会冲突议题通常选择直接引语以及更多的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语来表达报道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话语消费和阐释过程包括故事讲述、理性平台的搭建、媒体联合和故事扩大,这个过程中存在社会、市场、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即社会群众利用媒体完成自身诉求的同时,媒体利用自身的建构功能引导舆论;市场推动媒体的转型与发展的同时媒体助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政府对媒体报道进行管控的同时,媒体也搭建起政府与群众之间最为有效合理的对话平台,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同时,话语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这三个维度都是为了一定的思维建构服务的:话语文本关注建构什么样的思维;话语实践关注思维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社会实践关注思维建构的影响因素。
邓文池[9]（2019）在《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张元济、王云五是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作为商务印书馆较具影响力的两代主政人,对近代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亦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图书事业参与社会变革、推动近代社会文化风潮提供了舞台和阵地。20世纪前后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张元济、王云五作为跨时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代表,在文化转型与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他们通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造和经营,树立起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旗帜,利用“图书”的生产、加工和传播,吸引和培养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迎合和塑造了大批渴望进步的读者群体,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他们在图书事业中无论是对出版经营的多面性创新,还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探索与实践,都以其出色的能力和丰富的而成就走在了当时的前列,甚至一度达到“北有北大,南有商务”的高度。这样傲人的成绩向我们表明,在张元济、王云五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不仅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承留下浓厚的一笔,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开拓式的、启蒙式的、平衡义利的文化理念为近代社会植下了文化思想的种子。因此,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图书事业实践及其图书事业观,其社会价值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其对社会影响的意义也超过了其文化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张元济与王云五的图书事业历程就是近代中国图书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张元济、王云五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图书事业的典型代表,不仅在于作为主政人的他们自觉地植根于传统,而且还在于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用更新的观念、更新的思维、更新的眼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市场的方式推介到社会的前沿,使之成为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影响社会和传播文化的路径有机结合,再次打通科举制度废除后近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理想通道,为近代知识分子实现文化自觉和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撑和依靠,为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健康道路,对中国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现代化发展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文章从历史学、文化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和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和阐述了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仕途破灭后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在近代的事业选择及价值追求。论文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张元济、王云五的事业历程与近代时代变迁紧密结合,从20世纪前后到民国初期各种社会运动及思潮的勃兴,再到抗战期间思想文化界的交锋及论战等多个时期探讨他们各自主政下图书事业的革新;彼此之间的交谊与分歧;围绕图书事业所形成的图书、作者、读者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图书事业观的分析比较。又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探讨了他们在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异同比较,还对空间系列上的同质问题进行横向异同比较,勾勒出他们更加立体、鲜明的人物特色及形象。
陈娜娜[10]（2018）在《民国北京社会风化问题及其管控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表明所谓“风化”是指在一定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的行为规范或习惯,而“风化问题”则是指违背两性交往规范、引发不良影响并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以“发生空间”之共同属性为依据、从历史主体出发,可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风化问题表相分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部分。对于涉及男女两性规范的现象或话题,民国北京的舆论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卫道士言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新知识分子们解放思想、破旧立新的言论,及其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对两性身体、心理的阐述,加之报刊媒体登载的香艳广告或桃色新闻,都从不同角度陈述着各方对风化相关问题的认知,使风化问题在道德与礼教的层面之外有了更加多维的呈现。风化管控在维持社会秩序、塑造城市形象、保证城市健康发展、稳定统治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官方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风化管控背后的统治诉求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民国北京社会风化管控背后的统治诉求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维持社会秩序以稳定政权;一是维护城市形象以促进城市繁荣。风化问题的行政管控主要针对公共生活范畴,刑法管控则主要针对私人生活中的妨害风化行为。《暂行新刑律》及其补充条例的制定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较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在风化犯罪方面的规定比北洋政府时期的《暂行新刑律》更为细致详尽。从1915年到1939年,官方对于和奸或通奸行为的惩处力度有所减轻。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中不再对和奸无夫成年女子的行为定罪惩处,体现了刑法对传统伦理道德中两性规范的疏离,是民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是民国社会风化从传统保守走向现代开放的一种表征。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社会风化管控,除了在刑法方面的取得了进步之外,大多数是“失效”的结果,即便偶有成效,也往往只是暂时性的。究其原因,风化管控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这决定了它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延续性的过程,需要施政者在尊崇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意“互动”,才有可能收到良好的管控效果。
二、馆藏报纸风波后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馆藏报纸风波后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派带队干部的时代背景 |
| (一)知青生活中遇到困难 |
| (二)知青领导管理出现问题 |
| (三)知青被迫害事件的出现 |
| (四)知青迫切回城的愿望 |
| (五)选派带队干部的酝酿与高层决策 |
| 二、带队干部的选拔与管理 |
| (一)带队干部的选择与动员 |
| (二)带队干部的回应与差异性选择 |
| (三)带队干部群体的构成 |
| (四)带队干部的组织管理 |
| 三、带队干部的工作实践 |
| (一)思想政治工作 |
| (二)破解日常生活难题 |
| (三)青年点的整顿与管理 |
| (四)支援农村工作 |
| (五)青年点的收尾工作 |
| 四、带队干部面对的困难与应对 |
| (一)带队干部面临的困难 |
| (二)带队干部的自我调适 |
| (三)所属单位、知青办及社队的协助 |
| 五、带队干部个案研究 |
| (一)改变人生走向的带队干部 |
| (二)热情鼓励知青高考的带队干部 |
| 六、对带队干部群体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带队干部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
| (二)带队干部的工作经验 |
| (三)带队干部的负面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视觉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相关概念 |
| 1.2.1 当代东北乡村 |
| 1.2.2 影像档案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东北乡村文化的理论研究 |
| 1.3.2 东北乡村影像的实践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设计的基础与阐释 |
| 2.1 作为叙事的视觉设计 |
| 2.1.1 交流的叙事学模式 |
| 2.1.2 叙事交流的媒介 |
| 2.2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中的叙事文本 |
| 2.2.1 东北乡村影像 |
| 2.2.2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 |
| 2.3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设计的叙事意义 |
| 2.3.1 产生叙事意义的互文性 |
| 2.3.2 产生叙事意义的社会与历史语境 |
| 2.4 小结 |
| 3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中的行为逻辑 |
| 3.1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中的行为产生 |
| 3.1.1 产生行为动机的意向性 |
| 3.1.2 用户行为的目的前提 |
| 3.2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中的身份转变 |
| 3.2.1 用户介入文本时的身份选择 |
| 3.2.2 在文本内用户的身份转换 |
| 3.3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中的叙事意图 |
| 3.3.1 传播驱动下的叙事意图 |
| 3.3.2 创作驱动下的叙事意图 |
| 3.4 小结 |
| 4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视觉组织方法 |
| 4.1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设计的组织原则 |
| 4.1.1 不稳定性原则 |
| 4.1.2 张力原则 |
| 4.2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组织关系模型 |
| 4.2.1 行为者的关系模型 |
| 4.2.2 关系模型的组织层次 |
| 4.3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组织策略 |
| 4.3.1 影像的组织 |
| 4.3.2 影像档案的组织 |
| 4.4 小结 |
| 5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视觉设计路径与原则 |
| 5.1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认知路径 |
| 5.1.1 影像档案的感知路径 |
| 5.1.2 影像档案的经验路径 |
| 5.2 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技术路径 |
| 5.2.1 影像档案的数据库路径 |
| 5.2.2 影像档案的可视化路径 |
| 5.3 影像档案设计的基础性原则 |
| 5.3.1 影像档案的身份赋予 |
| 5.3.2 影像档案的视觉核心 |
| 5.3.3 影像档案的属性辨析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限制与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东北乡村民间影像的调研论文——以岫岩皮影戏为例 |
| 附录 B 国内数字档案现状的相关调研数据 |
| 附录 C 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设计实践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3）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资料与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战後交通的恢复 |
| 第一节 轮运 |
| 第二节 空航 |
| 第三章 战後初年《江声报》所报道的南洋排华事件 |
| 第一节 菲律宾排华事件 |
| 第二节 印尼排华事件 |
| 第三节 越南排华事件 |
| 第四章 战後人员流动的恢复 |
| 第一节 华侨归国 |
| 第二节 归侨复员 |
| 第五章 战後侨汇的恢复 |
| 第一节 南洋各国侨汇恢复情况 |
| 第二节 战後闽南侨乡关於侨汇的一些问题及举措 |
| 第六章 战後初年南洋华侨对家乡的救济 |
| 第一节 1946年闽南原乡受灾情况 |
| 第二节 1946年菲律宾华侨对闽南原乡的救济 |
| 第三节 1946年其他南洋华侨对闽南原乡的救济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要素 |
| 一、文化资源 |
| 二、文化资源所有者 |
| 三、文化资源消费者 |
| 四、共享平台 |
| 第二节 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 |
| 一、共享标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
| 二、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 |
| 三、匹配需求,促成交易 |
| 四、正向收益的商业模式 |
| 第三节 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构建 |
| 第二章 有形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有形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 |
| 第二节 可移动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以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例 |
| 一、基本情况 |
| 二、运行机制 |
| 三、案例总结 |
| 第三节 不可移动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以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为例 |
| 一、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基本情况 |
| 二、案例介绍——活化“雷生春” |
| 三、案例总结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无形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无形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状 |
| 第二节 文化版权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以今日头条为例 |
| 一、基本情况 |
| 二、运行机制 |
| 三、案例总结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建议与启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数字环境下馆藏报纸采访现状及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图书馆馆藏报纸概念 |
| 二、图书馆馆藏报纸采访工作的现状 |
| (一) 图书馆馆藏报纸的采选原则 |
| (二) 国家图书馆馆藏报纸采访工作中的困境 |
| 三、馆藏报纸采访工作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 根据报业出版情况的原因分析 |
| (二) 根据我馆馆藏报纸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三) 从电子报纸发展情况的原因分析 |
| 四、数字环境下馆藏报纸的采访工作 |
| (一) 对馆藏报纸进行电子化信息保存 |
| (二) 对不同的馆藏报纸进行区别分类 |
| 五、数字环境下对馆藏报纸的评价标准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周汉反教案的调查与交涉(1890-1891) |
| 第一节 长江教案期间的外国舆论 |
| 第二节 杨格非追查教案的发现 |
| 第三节 列强眼中的周汉反教案 |
| 第二章 周汉与宁乡周氏家族的关系网络(1390-1903) |
| 第一节 宁乡周氏家族的早期发展(1390-1850) |
| 第二节 湘军与周氏家族的际遇(1850-1903) |
| 第三节 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人脉(1861-1890) |
| 第三章 周汉反教案的处置(1891-1892) |
| 第一节 “从缓察办”策略的出台 |
| 第二节 两湖督抚的权力斗争 |
| 第三节 恽祖翼赴湘查办结果 |
| 第四章 周汉反教案的后续交涉(1892-1898) |
| 第一节 英法领事赴湘事件 |
| 第二节 反教风波之后的湖南、周汉与周氏家族 |
| 第三节 周汉案的后续交涉与落幕 |
| 第五章 周汉形象的符号化及其流变(1898-2018) |
| 第一节 排外旧党与湖南维新期间的周汉形象(1898-1900) |
| 第二节 反教士绅与清末民初的周汉形象(1900-1930) |
| 第三节 1930年代以降的周汉形象变化(1930-2018)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周汉的评论资料辑录(1898-2018) |
| 附录二 周汉生平大事年表 |
| 作者简介 |
（8）《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创新 |
| (五)理论基础 |
| 一、研究综述 |
| (一)社会冲突 |
| (二)国内社会冲突报道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社会冲突报道研究综述 |
| (四)本研究社会冲突报道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三、《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话语文本分析 |
| (一)报道结构分析 |
| (二)修辞分析 |
| (三)语法分析 |
| 四、《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话语实践分析：建构过程分析 |
| (一)《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生产过程分析 |
| (二)《人民日报》社会冲突议题消费、阐释过程分析 |
| 五、《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社会实践分析：互动关系研究 |
| (一)《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过程中与社会的互动 |
| (二)《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过程中与市场的互动 |
| (三)《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 |
| 六、《人民日报》社会冲突议题中的思维建构分析 |
| (一)共同想象建构分析 |
| (二)社会现实建构分析 |
| (三)建构过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概念及时限的界定 |
| 二、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转型的时代多舛的命运——张元济与王云五社会经历背景探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前后的中国图书事业 |
| 一、文化交流视阈下的西学东渐 |
| 二、由新式印刷技术引发的出版业转型 |
| 三、“舶来”理念下的藏书楼近代化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崛起 |
| 一、都市上海的人文地理环境 |
| 二、奔向历史文化舞台的商务印书馆 |
| 三、商务印书馆两代主政人——张元济与王云五 |
| 第三节 早年教育和家庭社会环境的异同 |
| 一、家庭环境的比照 |
| 二、早年教育的区别 |
| 三、早期社会经历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二章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张元济与王云五在图书出版经营上的比较 |
| 第一节 关于商务印书馆组织结构的调整 |
| 一、从旧式作坊经营到现代公司制度 |
| 二、从“一处三所”到总经理负责制 |
| 第二节 关于商务印书馆管理营运的革新 |
| 一、从原始资本积累到清理债权债务 |
| 二、从加快技术革新到提升设备利用率 |
| 三、从基础直销到全面营销 |
| 第三节 关于商务印书馆出版战略的把握 |
| 一、大出版观统摄全局,试行文化企业集团模式 |
| 二、小思路作大文章,强化出版主体地位 |
| 第四节 关于商务印书馆出版方向的偏重 |
| 一、以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开拓出版新局面 |
| 二、教科书与一般图书并重,开创出版新品牌 |
| 小结 |
| 第三章 一样的探索异样的表现——张元济与王云五在图书校藏理论与实践上的比较 |
| 第一节 对图书馆渊源的追溯 |
| 一、“涉园”渊源及教育情结 |
| 二、多重渊源及“义利”因素 |
| 第二节 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探索 |
| 一、出版图书馆学专业论着 |
| 二、文献整理与古籍出版 |
| 三、新目录学及图书馆学思想 |
| 第三节 对图书馆实务的助力 |
| 一、以丰富多元的出版成果惠及图书馆馆藏 |
| 二、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实践 |
| 三、从东方图书馆到云五图书馆 |
| 第四节 与图书馆界的交流 |
| 一、张元济与图书馆界的交往 |
| 二、王云五与图书馆界的交往 |
| 小结 |
| 第四章 彼此关系的浮沉——张元济与王云五之间的交谊与分歧 |
| 第一节 事业友谊的建立 |
| 一、事业交集的起点 |
| 二、事业路上的扶持 |
| 三、王云五眼中张元济 |
| 第二节 事业变革中的接力 |
| 一、有着适合从事图书事业的相似品质 |
| 二、有着前后相继的图书事业 |
| 三、有着一脉相承的主政思路 |
| 第三节 时代变迁下的分歧 |
| 一、职业身份的相互掣肘 |
| 二、抗战初期的分歧产生 |
| 三、抗战后期的分道扬镳 |
| 小结 |
| 第五章 多缘聚合的人际关系——张元济与王云五社交网络的比较 |
| 第一节 内部人际关系的消融与重组 |
| 一、亲缘关系 |
| 二、乡缘、地缘、学缘关系 |
| 三、新型职业关系 |
| 第二节 作者群体关系的培养与构建 |
| 一、重视社会文化名流 |
| 二、培养新兴作者群体 |
| 三、与作者关系的维系 |
| 第三节 读者群体关系的迎合与塑造 |
| 一、基础的读者群体——学生 |
| 二、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普通民众 |
| 三、特殊的读者群体——传统文化的拥趸 |
| 第四节 几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
| 一、入馆前的交际圈 |
| 二、与蔡元培关系 |
| 三、与胡适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不同的认识差别的理念——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观的比较 |
| 第一节 对教育普及的差异认识 |
| 一、从精英教育到学校教育 |
| 二、从学校教育到普及教育 |
| 第二节 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解读 |
|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 二、浓厚的西学情结 |
| 第三节 对商品与文化的区别理解 |
| 一、义利兼顾,注重图书的文化性 |
| 二、义利兼顾,注重图书的商品性 |
| 第四节 对从商与从政的逆向把握 |
| 一、从晚清翰林走向文化出版 |
| 二、以实业出版步入民国政坛 |
| 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殊途同归——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及影响 |
| 第一节 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 |
| 一、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志趣 |
| 二、新兴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 |
| 三、殊途同归的文化追求 |
| 第二节 围绕“图书”的文化空间 |
| 一、“图书”本身的文化内涵 |
| 二、“图书”生产营造的文化自觉 |
| 三、“图书”流布激发的文化自信 |
| 第三节 张元济、王云五的事业经验 |
| 一、优秀领军人物——事业发展的核心与灵魂 |
| 二、契合市场激动潮流——引领事业发展的关键 |
| 三、科学管理创新经营——助力事业发展的推手 |
| 四、平衡义利精准定位——提升事业发展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民国北京社会风化问题及其管控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目标 |
| 三、难点与创新点 |
| 四、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风化问题的分类与表相 |
| 1.1 概念与分类 |
| 1.2 所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
| 1.3 公共生活中风化问题的表相 |
| 1.4 私人生活中风化问题的表相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风化的媒体面相 |
| 2.1 批评指责之声 |
| 2.2 解放思想的言论 |
| 2.2.1 男女共处的新声音 |
| 2.2.2 谴责卖淫嫖娼现象 |
| 2.2.3 批驳传统节烈观 |
| 2.3 艺术与科学的视角 |
| 2.3.1 关于裸体艺术 |
| 2.3.2 关于“性” |
| 2.4 广告与社会琐闻 |
| 2.4.1 香艳广告 |
| 2.4.2 桃色的社会琐闻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风化问题的行政管控 |
| 3.1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 |
| 3.1.1 国家层面的管控 |
| 3.1.2 北京地方的风化管控 |
|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 |
| 3.3 日伪时期(1937—1945) |
| 3.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45—1949)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风化问题的刑法管控 |
| 4.1 相关刑律的变革 |
| 4.2 和奸或通奸案件 |
| 4.3 “诱奸”“和奸”还是“强奸”？——一桩妨害风化案件的细致展现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管控者与被管控者之间的互动——以“禁舞”与“取缔理发馆”为例 |
| 5.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的个案——禁舞 |
| 5.1.1 1931 年的“禁舞” |
| 5.1.2 袁良禁舞 |
| 5.2 日伪时期(1937—1945)的个案——取缔理发馆 |
| 5.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馆藏报纸风波后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D]. 马婉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当代东北乡村影像档案的视觉设计研究[D]. 陈玺如.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3]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D]. 张舒. 厦门大学, 2019(08)
- [4]文化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研究[D]. 陈雪.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5]数字环境下馆藏报纸采访现状及其发展[J]. 周娜. 长江丛刊, 2019(15)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7]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8]《人民日报》社会冲突报道话语研究[D]. 朱丽颖.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D]. 邓文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1)
- [10]民国北京社会风化问题及其管控研究（1912-1949）[D]. 陈娜娜. 河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