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勺子风暴”的思考

一、由“勺子的风波”所想到的（论文文献综述）

王凤羽^[1]（2021）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喜剧电影作为最具活力和最具有民众基础的电影类型之一,始终在电影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为中国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村喜剧电影作品,其电影理论对推动中国农村喜剧电影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主要以从文化语境角度对电影“叙事分析”、“人物分析”、“审美特征”等方面的分析作为切入点,运用电影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因此,文章运用喜剧理论,对于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论述。第一章着眼于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基本概况。从概念的界定和建国以来作品的梳理来对基本概况进行叙述。通过厘定喜剧、喜剧电影、农村题材电影的相关概念,从而发现农村题材喜剧电影概念的界定是农村题材电影和喜剧电影概念的提取合并;8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经济变革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社会语境给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发生机会。第二章为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类型分析。在概况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电影文本内部,从题材分类的角度将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类型划分为改革喜剧、爱情喜剧、生活喜剧。该时期的农村题材喜剧从针砭时弊和抚慰人们心灵的“伤痕电影”走向多元化发展。第三章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叙事进行分析。从叙事主题和叙事策略两方面进行。纵观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作品,发现在改革开放这种特殊的社会语境下促使其产生歌颂农村新生活和揭露农村残留弊病的叙事主题。指出单一的叙事模式链,二元对立叙事手法、贴近现实的叙事风格等对当时受众群体来说都是有效的叙事策略。第四章是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人物分析。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多元化的农民形象的塑造,改变了以往农村题材喜剧片在人物塑造时的概念化、平面化的特点,变得更加关注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心理诉求,同时人物喜剧性格和趣味性的人物语言为电影增添了喜剧性。第五章通过上述概况与三方面的分析,总结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审美特征。喜剧电影审美是从审美主客体两方面进行的,本文从笑的发生机制与电影本体固有的特性来分析其审美特征。以此产生了不协调状态下触发的笑;在笑声中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张扬的歌颂与贬抑的讽刺;大众化的审美取向五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独特的审美特征。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的梳理了其发展脉络,并对其分类、叙事、人物进行归纳总结,深入剖析了其审美特征。文章的不足之处是,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研究的层面较为单一,在研究角度上存在局限性。

巫钰洁^[2]（2020）在《漂泊与苦难的歌 ——有代表性的汉族移民题材民歌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族民歌是中国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移民题材民歌是以中国近代为主的汉族移民史为依托而形成和传播的,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因此,将“下南洋”“过台湾”“闯关东”“走西口”四个时间较长、参与人数较多、影响较深的四个移民事件作为研究背景,以反映四个移民事件各方面内容的汉族民歌为研究对象,进而揭示出其内在文化特点和联系。首先,梳理了四个移民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而分析移民题材民歌即兼具时间跨度长、参与人数多、涉及范围广等共性。其次,通过对大量移民题材民歌歌词和谱例的整理和分析,梳理、归纳出四类移民题材民歌在歌词内容和音乐表现上的不同特点,并通过各个移民题材民歌呈现出的形态,与当地的地理、历史、劳动人民的心理等方面相融合,挖掘其背后所蕴含人文特点。再者,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进一步看移民题材民歌为顺应历史潮流变化,转变内涵、提升思想,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和表现方式。最后,在前三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四个移民题材民歌在安土重迁大背景下所蕴含的矛盾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研究,揭示四个有代表性移民题材民歌的独特性和共性,从而为丰富民歌研究和音乐视角看中国移民史的相关研究添砖加瓦。

俞巧珍^[3]（2018）在《195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隐微写作》文中研究指明自1980年代大陆出版第一部《台湾文学史》以来,由于论述视角的不同,两岸在关于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叙述中存在着颇多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尹雪曼、刘心皇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学者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文学成就与价值的高峰;以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为代表的台湾“本土派”学者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全由大陆去台的知识分子把持,未扎根于台湾本土的民众真实的现实生活及其内心生活的理想和心愿,脱离民众日常生活的悲苦和欢乐,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是空中楼阁,在文学史上交了白卷;大陆学者普遍认为1950年代台湾文学由于深受国民党“反共复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多作品严重歪曲历史与真实,具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而是女性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等“处于意识形态边缘”的文学形式中尚有一定价值。以上观点,无论是肯定派还是否定派,对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认知,几乎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定论”。而这种“定论”的形成,似乎都没有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时至今日,经过近四十年的海内外学术积累,伴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更多研究视角的拓展,关于台湾文学的评价,特别是关于发生于1950年代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风行时期的文学现象的解读,与其匆忙地将其剥离或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不如暂时搁置政治或认知的分歧,重回历史现场,去发现文本本身所承载的文学经验和日常经验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拟以1950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共复国”政治意识形态下倡导的“反共”文艺兴起、到1950年代中后期“反共”文艺式微近十年时间的文学创作为讨论范畴,选取“反共文学”、迁台女作家创作以及战后第一代乡土文学创作这三种文学现象为讨论对象,引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隐微写作”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家国话语系统当中阶级、性别、民族认同等三个重要的叙述面向为讨论重点,从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发展史的视野出发,去重新阅读那些几乎被“经典化”的各类题材代表作,在明确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压抑确实存在的同时,试图追溯出在那个政治立场分裂的时代,文学文本中隐含的逻辑与情感上的矛盾和纠缠、以及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碰撞、承续和变异,以重新理解文学叙事与国家历史之间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刘艳^[4]（2014）在《陈潭秋生平史事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所研究的中共党史人物陈潭秋作为中共创党时期的先驱者和中共“一大”代表,在革命事业中有着很多闪光的思想,由于历史的遮蔽,并没有闪现其应有的光芒。本篇论文在收集、整理、充实陈潭秋生平事迹的基础,以历史事件评述和思想理论研究为重点,通过六个章节的内容展开,比较全面系统地描述陈潭秋的成长历程以及建党和革命事业中的主要思想。第一章,主要考察陈潭秋的家世及其早年读书、参加革命的经历,并着力挖掘新的档案资料和过去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料,如详细梳理了陈潭秋家乡陈策楼村的村史,同时参考武汉文史资料等来厘清一些基本史实,客观反映陈潭秋在这一阶段的生活、学习和革命历程。第二章,主要考察陈潭秋在一大以后至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的革命历程。这一阶段是陈潭秋革命活动较为活跃时期,包括他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等的活动。陈潭秋的教师生涯对于湖北青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先驱者；陈潭秋与董必武一起创立了湖北早期党组织,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安源路矿从事工人教育活动等,这些对于中国早期党组织的创立发展以及推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第三章,主要考察大革命失败后至1933年从满洲获释陈潭秋的革命活动。在全国革命形势相对处于低潮阶段,陈潭秋主要作为巡视员到顺直、青岛、满洲参与领导地方党组织的重建、整顿等的工作,同时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中央组织部负责党的组织工作。陈潭秋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最早对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并进行较为系统论述的领导人之一；陈潭秋在巡视过程中善于结合实际、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以及注重听取基层意见,形成了丰富的党内巡视思想、党内斗争思想,对把地方党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中重新整肃起来做出了贡献。第四章,主要考察1933年陈潭秋到达苏区以后直到1935年离开中国以前的革命活动。包括陈潭秋任福建省委书记,遭受打击的革命经历；陈潭秋任苏区粮食部长忍辱负重、千方百计为红军筹粮的艰难历程；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下来在赣南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第五章,主要考察1935年8月至1939年5月陈潭秋在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旦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从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学校教学工作,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实际负责在莫斯科党的干部的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并在国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理论和主张,撰写大量理论文章。其关于党的一大的回忆是较早较完整回忆一大历史史实的重要着作。第六章主要考察从1939年5月至1943年9月陈潭秋在新疆直至最后壮烈牺牲的革命经历。这一阶段,陈潭秋临危受命,为维护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费尽心力。他积极贯彻新疆“六大政策”,坚持斗而不破的斗争策略,巩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共中央与苏联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并培养了大批军事和干部人才。虽然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破裂,但其中有着中共、苏联、共产国际、国民政府、新疆盛世才统治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历史必将永远铭记可敬的烈士们。

任玲玲^[5]（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单林,凡脑^[6]（2012）在《罪罚之旅 下》文中研究指明前情介绍刚刚加入冒险队伍成为一名游荡者的叶茶,从没想过本来只是祛除森林中瘟疫这样简单的任务,会变成与亡灵法师邓恩的遭遇战。然而,事情还远远不是险中得胜这么简单。邓恩这位火焰龙骨的主人一死,垂涎这支神奇法杖的家伙们立刻将目标转向了手刃邓恩的

蒙星宇^[7]（2010）在《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研究（1988-2008）》文中指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是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源头,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本研究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第一,梳理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发展历程,发掘与研读北美最早的网络原创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北美最早的华文网络电子刊物、华文网络纯文学交流群、华文网络论坛,以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网站、代表作家作品等,论述北美华文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三个时期及主要特色。并通过对少君和图雅等文学个案研究,论述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两个总体特征：精英情结的大众写作,终极关怀的自由涂鸦。第二,从文学与网络互动的角度,归纳与论述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三种典型写作模式：“自足写作”、“开放写作”、“网纸两栖写作”及各写作模式的主要特点,结合文本分析各模式在写作主体、写作载体、写作受体、写作客体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带来的文学范式的种种转变,及其对纸质文学写作方式与文学观念的冲击。第三,从文学精神层面,论述北美华文网络文学带来的三种新精神的表现及内涵。北美华文网络文学诞生与发展的外驱力：“技术精神”；处于双重边际和自由语境之中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既深刻又纯粹的内驱力：“游戏精神”；渗透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独特的“个体精神”,并阐释这三种文学新精神在“网络时代”的先锋意义和重要启示。第四,从文学脉络、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精神等方面论证北美华文网络文学源自海外、反哺中国的总体特点,并从“游戏与使命”、“拿来与拿出”、“创作与批评”等方面对网络时代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夏一雪^[8]（2010）在《“文”“学”会通 ——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现代学者型女作家为研究课题,以20世纪前期陈衡哲、袁昌英、苏雪林、冯沅君、林徽因、沈祖棻、杨绛等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群体为整体研究对象,重点观照陈衡哲、袁昌英、苏雪林和林徽因等女作家,通过对她们精神世界和创作世界的深入分析,力求揭示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带给她们的独特之处,为沟通文学与学术,进而促进文学发展和学术进步提供具有建设意义的参考样本,同时也为现代知识女性解决家庭与事业相冲突的角色困境提供值得参照的人生典范。陈衡哲等现代学者型女作家,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女性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中的非凡创造力。一方面,凭借着女性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助推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世界在“五四”时期真正形成,女作家们开始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参与到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也在20世纪初期新旧思潮的激荡碰撞中肇始并发展,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女性首次进入到这一历来由男性所垄断的学术研究领域,在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确立其主体性的同时,也在逻各斯（理性本质）世界中留下了女性拓荒者的足迹。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正是在这样两个层面上具有丰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女作家和女学者,作为古老中国的现代新身份,不仅以其“女性”的姿态昭示出女性解放运动的进展,更以其多领域的综合创造力体现出中国女性确立自我、实现自我的多种途径。她们不同于男作家和男学者,因为她们有着女性人格所带来的独特困惑和独特追求；她们也不同于单纯意义上的女作家,因为她们以求真的学者本质和建设的学者使命,展示出更为豁达超越、稳健平和的文化观念和人生理想。同时,她们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学术素养、学术思维、学术追求等学者特质与其文学创作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一种融合与互动。因而,当以作家为出发点来观照她们的文学人生时,必然要将她们的学问人生作为一种关键的影响力量,来完成对她们整体人生的深入了解。集女性、作家、学者三种身份于一身,学者型女作家有着她们值得探讨的独特价值。本文分别从女性、学者和创作三个方面对学者型女作家展开研究。第一章阐述了学者型女作家研究的角度和背景,即中国文化中“文”“学”兼修的传统和现代知识分科的专业化趋势下“文”“学”互动的追求,进而对“女学者”这一现代新身份进行评述。学者型女作家研究是一种会通文章与学问,在“文”“学”互动视角下进行的女作家研究。“文”“学”兼修,这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现代知识的细化分科和专业化,文章与学问之间存在着诸多在知识资源和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但是,“文”“学”兼修的传统还是得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文”“学”大家。此时,“文章”“学问”兼修体现的是现代知识者对专业化趋向的一种补充和制衡。其次,“兴女学”使女性获得了接受社会化教育的权利,在“女学生”这一现代新群体中,有志于学者努力于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和专业学术训练——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致力于专门之学。中国女性由此开始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女学者”成为传统中国的现代新身份。另一方面,女性从事学术研究,是向一直以来被男性所占据的理性领域的进发与挑战。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女性创造力的体现,那么理论创作是对女性缺乏创造力的更深入的反驳。陈衡哲等女学者在学术领域中展开创作,显现着女性的卓越创造力,初步实践着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思和质疑；由此,她们开辟了确立女性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向为男性牢固把持的逻各斯世界——学术研究领域进发,向被视为男性专属的理性思辨能力和学术创造能力进发。第二章重点评述了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与抗争,她们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为争取种种“天赋人权”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作为较早觉醒的知识女性,她们的奋争更体现出一种对于文化控制的反抗和对于知识真理的执着,同时她们所受到的压制也更多是精神上的创伤体验。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与男作家、男学者相比,面对着女性所特有的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的角色困境。她们对学术事业的追求与其为妻为母的家庭责任产生了冲突,乃至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困境,而这却是男性很少遭遇到也很难体会到的角色困境。对此,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在新旧思潮碰撞中采取均衡协调的态度,构建起一个新贤妻良母的女性人生形象：既反对旧式家庭女性的依附与无知,要求拥有现代文明知识与独立自主能力,又反对新女性中以操持家务为无价值无前途的偏激认识,建设和谐健全的家庭生活,承担为母为妻的家庭责任。坚忍的品格和奉献的精神帮助她们从这一角色困境中成功突围,既获得圆满的家庭生活又取得学术事业上的成就,这对现代职业女性的人生规划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同时也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范本。第三章对学者型女作家以文化方式践行学者使命的“学者”特质展开了论述。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秉持着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过渡时代中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以建设和贡献的人生信念,默默进行着艰苦持久的“造桥”工作,为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进步铺设基石,增砖添瓦,实践并完成着自身的社会使命和人生追求。首先,在理想与现实断裂的过渡时代中,她们克服了“无桥可渡”所带来的种种失望与痛苦,以批判精神为建设工作扫清障碍,更承受了敢说敢做所带来的毁谤。进而,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将这个神圣庄严的学者使命落脚为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设工作,既以积极的姿态通过文化的方式勇敢担当起自身的建设使命,又在建设的工作中遵循着均衡合理的建设准则。其次,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承诺与实践其社会责任的方式也有其特殊性,学者应当以学问的方式,道德的方式来服务社会和造福社会。因而,从培养人格和完善道德的角度来践行其学者使命,是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介入现实担当责任的重要方式,她们将坚贞独立的人格作为一切社会改良和社会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另外,她们还在自身的研究领域中以一种真正富有使命感的科学研究,这样一种学问的方式来完成着她们作为学者的人生追求。她们以一种世界眼光,自觉肩负起中国文化守卫者和代言者的责任,致力于专业学术领域的整理积累和建设创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中国现代女学者的努力与贡献。第四章主要对学者型女作家的创作特质展开论述。首先,学者型女作家,较其他专业作家而言,体现出一种“随遇而作”的创作姿态。她们更多地立足于学者的身份,从事专门之学的研究,因而更多地将文学创作视为治学之外的“余事”,情有所感,心有所得,不可不抒,发之为文。这样的主次之别,决定着她们的创作方式多是在心有所感时随事即兴,在生活之中随遇而作。其次,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和袁昌英的小说《玫君》表现了一个共同的创作主题：为学问而独身。这是她们作为女性学者的独特关注,叙述了有志于学的青年女性所面临的学业与婚姻相冲突的两难处境。相较于其他作家的形象化叙述,在陈衡哲和袁昌英的创作中,这个主题是作为一个需要得到论述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因而她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人物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对话,作者自身针对这一问题的见解阐述,以及对解决方法的分析探讨等等。在此,学者型作家的独特创作思维得以显现,她们的关注重心在于描述问题,展开分析,寻求解决,是学术研究中的思维过程在小说创作中的复现。最后,从学者身份的角度切入作家研究,所关注的是学者创作特质与作家创作特质的不同,包括学者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学术思维与文学思维的冲突与融合、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互补与互动等问题。具体而言,学者型女作家“文”“学”互动的方式,一种表现为以学入文,以文释理,通过作品来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以阐述论辩的方式结构作品,以独出机杼、发人深省的思想价值见长；另一种则是以文入学,将深湛的艺术修养倾注到学术论着中,既体现为语言表达上的流丽多彩,又有艺术情怀对学术建构的滋养丰润。同时,“文”“学”之间的互动,也会表现为互相的束缚和遮蔽。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每位作家,既有“文”“学”的相互渗透,又有各自的偏重之处。第五章主要对学者型女作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论述。首先,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是现代知识女性值得尊敬与借鉴的人生典范,她们以一种更健全合理的生活轨迹,完成着更平实切近的人生梦想——家庭生活的和谐圆满,个性才能的充分发展和社会价值的成功实现；她们的独特价值在于兼容并蓄,在于均衡平和,她们的难能可贵在于当女子教育和女性解放的起始阶段,身为为数不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学者、女教授,她们在顽固的性别偏见和艰难的社会处境中,尽力圆满地解决了家庭责任与事业追求的冲突。另一方面,她们的平衡兼顾和牺牲奉献,也阻碍了她们对女性独自承担家务的传统习俗和社会心理中的性别歧视进行更本质更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次,学者型女作家研究在学科“会通”的层面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知识系统分化和学科分类细化的背景下,学科会通与互动对20世纪以来文学与学术分途发展的中国知识界具有补偏纠弊的价值。具体到陈衡哲等学者型女作家,她们都在其学术论着中融入进了超越于知识传播和理论表述之上的民族国家情感,不仅以文学家的笔触为学术论着的叙述风格开辟新路,更在根植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的精神指向中袒露着她们赤忱真挚的心灵世界,实现着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沟通交融。另外,学者型女作家研究,意在提示一种“文”“学”会通互动的为文与治学的理想境界,这一理想境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知识界的一种主动追求,并由此衍生出两个方向上的倡导与努力：学者作家化与作家学者化。前者主要是指学者通过对形象思维的加强,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以更生动轻盈的形式来表现其学术观点,将会使其观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建立于真诚与热情之上的学术研究,以敏锐的感受力和充沛的灵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也会更好地达到理性升华的层面,从而有助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满。后者主要是指作家需要培养学者所特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借鉴其严谨客观的观察视角和治学态度,涵养深厚扎实的学问功底,以此作为展开文学创作的精神基础和知识背景。由此,学者型女作家研究指出了会通“文章”与“学问”的重要性：即对作家和学者而言,不同精神特质和不同知识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会同时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带来提升与深化的发展空间。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创新：第一,是在“文”“学”会通的切入角度上,对同时具有学者身份的作家而言,对其学术创作的了解和研究,有助于对作家的创作世界进行综合性的把握和整体性的分析。在这个方面,学者型女作家研究做出了一定的开拓。第二,是对文学与学术之间互动关系的阐述,学者型女作家研究指出了以文入学和以学入文两种互动方式,并对各自的优长与缺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三,是学者型女作家研究通过对“文”“学”互动的创造性分析,指出了在专业化趋势下会通“文章”与“学问”的重要性,从而对文学发展和学术进步有着一定的推动意义。论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研究的整体性有待提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为陈衡哲等四位学者型女作家,对其他学者型女作家的论述不够充分,对学者型作家的整体研究也不够深入。原因主要是对其他学者型作家的把握还不到位,对学者型作家这一作家类型的研究还不够完整。改进方法是扩充研究范围,提高研究的概括性和整体性,并通过对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不同创作规律的分析,来深化学者型女作家研究的内涵意蕴。

李军^[9]（2006）在《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属于文艺副刊研究。在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根据地,文艺刊物有限,文艺副刊成为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文艺副刊是把握文艺路向的有效途径之一。《解放日报·文艺》是解放区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创刊于1941年9月16日,终刊于1942年3月30日,共出111期,发表各类体裁的作品243篇,60余万字。《解放日报·文艺》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却是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正如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提到《解放日报》改版时所说,报纸“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解放区文艺正处于由不完全的党的文艺转向完全的党的文艺的历史时刻。论文以较为详实的文艺史料,并结合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有力地论证了《解放日报·文艺》在解放区文艺转折时期的转换特征。对《解放日报·文艺》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论文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论述《解放日报·文艺》的生成语境。《解放日报·文艺》的创刊立足于解放区现实的文化土壤,在苏区文艺副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苏区文艺传统成为该刊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大批左翼文人涌入解放区改变了苏区文艺稚嫩的审美表达,左翼创作理念成为初创期解放区文艺的又一重要思想资源。延安前期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为“文艺”栏提供了相对广阔的话语空间。第二章论述了主编丁玲的编辑思想。《解放日报·文艺》的发展与主编丁玲创建的文艺平台是分不开的。丁玲在办报思想上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在坚持文艺政治方向的基础上,重视文艺的审美追求;她实行大度与宽容的编辑方针,团结成名作家,培养青年作家,注重发表具有不同思想、不同风格的作品;她主张展开原则性批评,反对“温吞水”式的批评。第三章进入文本分析。解放区现实生活在“文艺”栏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徐菊凤^[10]（2001）在《迎隆隆“入世”之声 铸百年“春秋”大业——春秋国旅总经理王正华访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旅游业的四大支柱产业 （旅行社、饭店、景点、交通 ）中 ,旅行社是与旅游产业渊源关系最深 ,也是最久远的。这从现代旅行社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现代旅游业的产生这一点即可清楚看出。然而遗憾的是 ,中国旅游业经过20多年的历程 ,到今天蓬勃发展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时 ,作为旅游业“龙头”环节的中国旅行社业依然处于小、散、弱、差的状况中 ,旅行社业也成为旅游行业中所受管制较多 ,所遭诟病也较多的领域。这其间自然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然而不管怎样 ,中国即将加入WTO ,我国旅游业最先遭受冲击的将是旅行社业。我们的企业是否做好了准备 ?应该如何应对 ?提及这一点 ,笔者自然想到了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正华早在1998年化名为“煜炜” ,发表在《旅游学刊》1998年第2期上的一篇文章———《面临加入世贸组织的我国旅行社业》。作者未雨绸缪 ,今天人们所想到的入世将带来的影响 ,以及如何迎接入世挑战 ,早在该文中全面涉及。更为可贵的是 ,他不但这样想 ,而且还在他的春秋国旅中加以实践。如今 ,春秋已悄然织就了自己的全国网络 ,建立了自己的批发—零售垂直分工体系。就业务结构和组织形式来说 ,春秋国旅已基本上与国际接轨 ,可以说较充分具备了与“浪”共舞的资格。还不仅如此。不久前 ,在春?

二、由“勺子的风波”所想到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勺子的风波”所想到的（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漂泊与苦难的歌 ——有代表性的汉族移民题材民歌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5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隐微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4）陈潭秋生平史事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7）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研究（1988-2008）（论文提纲范文）

（8）“文”“学”会通 ——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迎隆隆“入世”之声 铸百年“春秋”大业——春秋国旅总经理王正华访谈（论文提纲范文）

四、由“勺子的风波”所想到的（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研究[D]. 王凤羽. 扬州大学, 2021(09)
• [2]漂泊与苦难的歌 ——有代表性的汉族移民题材民歌文化研究[D]. 巫钰洁.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195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隐微写作[D]. 俞巧珍. 厦门大学, 2018(07)
• [4]陈潭秋生平史事与思想研究[D]. 刘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
• [5]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6]罪罚之旅 下[J]. 单林,凡脑. 飞(奇幻世界), 2012(04)
• [7]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研究（1988-2008）[D]. 蒙星宇. 暨南大学, 2010(09)
• [8]“文”“学”会通 ——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研究[D]. 夏一雪. 山东大学, 2010(08)
• [9]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D]. 李军. 河南大学, 2006(11)
• [10]迎隆隆“入世”之声 铸百年“春秋”大业——春秋国旅总经理王正华访谈[J]. 徐菊凤. 旅游学刊, 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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