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刍议茅盾文学批评的时代重负（论文文献综述）
霍虹[1]（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高鹏程[2]（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高爽[3]（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肖迪[4]（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邱丹[5]（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王雯莹[6]（2019）在《城市文学中的“乡村表述” ——以晚生代城市小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梳理中国城市文学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晚生代城市小说中的“乡村表述”,进而探究这类创作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本文的“乡村表述”指的是城市文学中有关乡村的叙述和说明,具体包括乡村景观、乡村身份以及乡村喻体等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爬梳二十世纪中国城市文学中“乡村表述”的发展历程讨论晚生代城市小说中“乡村表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进而探究晚生代城市小说中“乡村表述”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乡村表述”的存在说明晚生代的城市小说并非完全质疑过往及现存的一切,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呐喊。他们在时代氛围的混乱以及自己疯狂的嘶吼中,期待与文学历史、与当代人、甚至与未来的对话。6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他们特殊的经历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城市写作。这些影响包括:“文革”给予他们质疑与反叛精神以及对集体温情的渴望。晚生代无法摆脱乡村的影响,他们看似“轻盈”的城市写作,实际上承受着重大的历史压力。一方面,晚生代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乡村表述”表明他们与中国乡村文化、乡土文学历史的对话;另一方面,晚生代城市小说中所传达的质疑与消解的现代情绪,并非毁灭一切,而是试图建立中国式城市文学的形象,这正是本文的论述重点。第一章梳理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中“乡村表述”的发展演变。中国城市文学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五四都市小说、左翼都市小说、海派小说、新时期以来的城市文学等。晚生代城市小说是90年代城市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这类创作在汲取过往城市文学写作经验的同时,呈现出“中国式”城市文学的新特征。第二章整理晚生代城市小说中的“乡村表述”,并将其分为“乡村景观”、“乡村身份”以及“乡村喻体”三个方面。晚生代城市小说中的“乡村表述”是带有多样含义的文化符号。晚生代虽承认作为文化想象的“乡村”对现代城市人的慰藉作用,却拒绝承认永恒的乡村精神家园的存在。此外,由于“乡村表述”的存在,晚生代所坚持的“个人化”写作原则有所动摇。第三章为本文论述的重点,着重探讨了晚生代城市小说中“乡村表述”的内涵。晚生代的特殊“代”遇决定了他们的“乡村表述”资源不仅来源于以乡土文明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记忆,还来自“文革”时期的童年乡村经验。在现实城市与童年乡村的对比中,晚生代渴求当下缺失的集体温情和有序的现实。晚生代对乡村的诉求,使得他们无法拒绝和历史的对话。并且晚生代对“趣味区分”的历史接受说明他们在看似消解一切“无所谓”的城市书写背后,实际上正在建构当代城市身份认同。晚生代以碎片化的方式书写城市中的乡村,并尝试以“乡村表述”展现当代“中国式”的城市面貌。
张德强[7]（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提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曾建辉[8]（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刘霞云[10]（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二、刍议茅盾文学批评的时代重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刍议茅盾文学批评的时代重负（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问题求索 |
| 1.2.1 先锋小说研究综述 |
| 1.2.2 论文相关问题探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西视域:“先锋”“先锋派”及“中国先锋小说”的理论阐释 |
| 2.1 概念与内涵:“先锋”“先锋派”的理论界定 |
| 2.1.1 多义与复杂:先锋词义的历时演绎 |
| 2.1.2 激进与叛逆:先锋派的现代主义本质 |
| 2.1.3 断裂与有限: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中国先锋派 |
| 2.2 转化与消融: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生成、发展及特质 |
| 2.2.1 语境与场域:中国先锋文学发生的历史契机 |
| 2.2.2 潮流与动向:中国先锋文学发展的动态建构 |
| 2.2.3 有限的创新: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质 |
| 2.3 含混与剥离:中国先锋小说的整体指认 |
| 2.3.1 先锋小说的释义:从形式先锋到精神先锋的历史迁移 |
| 2.3.2 先锋作家的指认:不断扩容的先锋群体 |
| 2.3.3 先锋小说的划定:思想突围与形式实验 |
| 第3章 反叛与超越: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多重变革 |
| 3.1 传统的认知:“传统”相关命题的理论阐释与辨析 |
| 3.1.1 传统:“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 |
| 3.1.2 传统文学: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 |
| 3.1.3 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文学的理性现实与社会功能 |
| 3.2 精神诉求: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 |
| 3.2.1 理性与非理性:拒绝宏大的非理性叙事 |
| 3.2.2 真实与虚构:拆解经验现实的心灵真实 |
| 3.2.3 反叛与逃离:规避意识形态话语的个性化叙述 |
| 3.3 主题变革: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主题的现代阐释 |
| 3.3.1 放逐与归宿:逃离“父法”的精神流放与还乡 |
| 3.3.2 欲望与死亡:探究人性深处的罪恶与肮脏 |
| 3.3.3 苦难与存在:勘探生命存在的苦难与缺失 |
| 3.4 叙事策略:先锋小说对传统叙事成规的颠覆 |
| 3.4.1 故事“似真性”的打破与故事的感觉化 |
| 3.4.2 形象“社会性”的脱离与形象的符号化 |
| 3.4.3 时间“线性”的断裂与时间的敞开 |
| 第4章 困境与转机:先锋与传统融合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原因 |
| 4.1 传统本身:传统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
| 4.1.1 叙事传统:丰富的题材类型与多样化的叙事技巧 |
| 4.1.2 抒情传统:抒情言志与意蕴深厚的诗词意象 |
| 4.2 先锋本身:形式实验的创作困境 |
| 4.2.1 叙事限度:有限意义的形式探索 |
| 4.2.2 自我重复:超越自身的艰难跋涉 |
| 4.2.3 晦涩难懂:审美大众的接受阻隔 |
| 4.3 外在语境:语境变化下先锋作家的写作焦虑 |
| 4.3.1 语境变更:先锋小说的边缘化境遇 |
| 4.3.2 心态调整:先锋作家创作心态的转换 |
| 第5章 继承与转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题材与母题的借鉴与革新 |
| 5.1 题材的碰撞:对传统文学题材类型的吸纳与新解 |
| 5.1.1 侠义公案题材的承继与突破 |
| 5.1.2 才子佳人题材的汲取与化用 |
| 5.1.3 武侠题材的整合与改造 |
| 5.1.4 家族题材的借鉴与更新 |
| 5.1.5 历史题材的吸收与转化 |
| 5.2 主题的遇合:对传统文学母题的延揽与升华 |
| 5.2.1 宿命循环构成的命运魅惑 |
| 5.2.2 荒诞悬疑促成的神秘世界 |
| 5.2.3 地域色彩透露的乡土情怀 |
| 第6章 择取与拓新: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改造 |
| 6.1 故事:对传统文学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 |
| 6.1.1 故事讲述:“故事套故事”与“旧瓶新酒” |
| 6.1.2 故事新编:“借笔墨拈出”与“以虚构补充” |
| 6.1.3 故事寓意:“故事新编”的延承与新义生成 |
| 6.2 传奇:对传奇叙事传统的选取与新构 |
| 6.2.1 传奇文体:“传奇”传统及其后世影响 |
| 6.2.2 传奇人物:人物形象的增魅书写 |
| 6.2.3 文奇则传:传奇情节的拓新处理 |
| 6.2.4 异端境界:超现实世界的传奇建构 |
| 6.3 语言:对传统文学语言的运用与变异 |
| 6.3.1 语言资源:传统文学语言革新及其审美特点 |
| 6.3.2 词语运用:景物词汇与情境题蕴的呼应 |
| 6.3.3 语义变化:经典意象的复制与新变 |
| 6.3.4 语言风格:诗词歌赋与抒情语言 |
| 第7章 悖论与思辩:先锋小说资源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性求解 |
| 7.1 先锋与传统:先锋与传统之间悖论式的辩诘关系 |
| 7.1.1 割裂与依赖:反叛传统与传统的惯性制约 |
| 7.1.2 变动与迁移:相互背离与相互转化的美学足迹 |
| 7.1.3 沉潜与显现: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形态 |
| 7.2 反叛与继承:先锋小说资源转化的审美突围 |
| 7.2.1 西方资源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汲取调整 |
| 7.2.2 现代形式与中国经验的有机结合 |
| 7.2.3 反叛超越与继承转化的共时性存在 |
| 7.3 审慎与沉思:现AI写作作与多重资源的并存互补 |
| 7.3.1 面向“现在”与“未来”的传统考量 |
| 7.3.2 文学多种创作手法融合的美学张力 |
| 7.3.3 中西多种资源相互碰撞的持久力量 |
| 第8章 体认与反思: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意义及思考 |
| 8.1 文化价值:传统文化的再生与当代文学的世界交流 |
| 8.1.1 经验情感与本土记忆的无限延伸 |
| 8.1.2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寻找建立 |
| 8.1.3 多元文化生态领地的建构与传播 |
| 8.2 文学价值:文学多重审美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探索 |
| 8.2.1 先锋书写与古典文学融汇的“审美向度” |
| 8.2.2 历史意识与现实体验重叠的“历史向度” |
| 8.2.3 本土意识与地域情结交融的“民族向度” |
| 8.3 审美缺憾: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学中存在的不足 |
| 8.3.1 “影响的焦虑”之下“精神深度”的漂浮 |
| 8.3.2 “同质化”创作下“创意精神”的失度 |
| 8.3.3 “传统资源”转化下“纵深探索”的缺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城市文学中的“乡村表述” ——以晚生代城市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二十世纪城市小说中的乡村表述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城市文学中乡村表述的历史演变 |
| 第二章 晚生代城市小说中“乡村表述”的样态 |
| 第一节 乡村景观 |
| 第二节 乡村身份 |
| 第三节 乡村喻体 |
| 第三章 晚生代城市小说中“乡村表述”的内涵 |
| 第一节 晚生代的特殊“代”遇 |
| 第二节 乡村表述:晚生代无法拒绝的“历史对话” |
| 第三节 “趣味”的历史接受:晚生代城市身份的建构 |
| 结语: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
| 附录 晚生代城市小说中的“乡村表述”简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语 |
（7）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 后记 |
（8）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甄别 |
| 一、概念界定: 出版评论及其特征 |
| 二、概念甄别: 出版评论与出版理论、图书评论及其他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内容结构安排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三、论文的内容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评论的孕育 |
| 一、近代新式出版事业的崭新格局 |
| 二、出版评论的孕育与初步实践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形成期(1912-1918) |
| 一、五四运动前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变革 |
| 二、出版评论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期(1919-1936) |
| 一、民国出版业步入黄金时代 |
| 二、发展期民国出版评论的表征 |
| 第四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转折期(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艰难前行 |
| 二、抗战时期出版评论的“非常态”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异化期(1946-1949) |
| 一、出版业的复苏、磨难与孳新 |
| 二、走向异化的出版评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 |
| 一、普通读者评论主体 |
| 二、出版从业者评论主体 |
| 三、文人学者评论主体 |
| 四、官方背景管理者的评论主体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载体 |
| 一、多元与集中: 民国出版评论载体的类型特征 |
| 二、规制与催化: 载体对出版评论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文体 |
| 一、新闻体 |
| 二、论文体 |
| 三、杂感体 |
| 四、文艺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外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关于出版自由的学理讨论 |
| 第二节 对出版业的认知、监督和建议 |
| 一、对出版业认知的逐步深入 |
| 二、对书价问题的高度关注 |
| 三、对纸荒困境的专业探讨 |
| 四、对读书会现象的深入评议 |
| 第三节 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 |
| 一、出版投机化的问题 |
| 二、盗版翻印的问题 |
| 三、淫书出版的问题 |
| 四、出版愆期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内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出版物的评论 |
| 一、关于教科书出版 |
| 二、关于大众通俗出版物出版 |
| 三、关于童书出版 |
| 第二节 对出版工作业务的评论 |
| 一、反映出版工作的甘苦 |
| 二、呈现出版商与着作者的纠葛 |
| 三、审视书业广告的运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出版评论引发出版机构内容生产的革新 |
| 第二节 出版评论推动外部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出版评论与出版法制化 |
| 二、出版评论与出版物检查法令 |
| 第三节 出版评论促进出版文化观的形塑 |
| 一、建立正确的出版物价值取向 |
| 二、树立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
| 三、确立出版评论的批评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脱嵌·协商·重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年度出版评论目录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刍议茅盾文学批评的时代重负（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2]《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3]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4]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6]城市文学中的“乡村表述” ——以晚生代城市小说为例[D]. 王雯莹. 厦门大学, 2019(08)
- [7]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标签：文学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