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深流急险滩多——我国药品生产经营进入质变时代（论文文献综述）
何绪轩[1]（2019）在《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攻陷华北、华中,中国北部、东部及中原地区的传统能源工业基地相继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陪都重庆,尤其是在武汉撤退以后,所有重要的学校、工厂、金融机关也都相继西迁汇成洪流,并散步于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沿海工厂的部分重要工业设施溯江而上,相应次第落户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国民政府计划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以备与日持久之战。钢铁是战时工业的基础,如果钢铁、兵工厂开工不足,会严重影响前方战事。而钢铁工业的基础又是铁矿石和煤炭。随着西昌和綦江铁矿的开发,重庆钢铁的矿石有了依托。而煤炭,作为重要的燃料与战略原料,特别是优质炼焦煤则成为战时急需之物。这一形势在华北、华中等各主要产煤地相继为日本所侵占后,更是雪上加霜,加之战前的畸形能源工业格局、战时的前线急需、东部人口大量涌向重庆等因素,一时间,重庆地区对煤炭能源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重庆能源供应出现严重危机。有倍感于能源及原料的缺乏所带来的巨大掣肘,国民政府为解决“燃煤”之急,优先扶植与发展煤矿业势在必行。国民政府从迁都重庆之初,国民政府立即命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开始筹办各类矿产原料生产企业。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经过详细勘测,认为綦江、南川、桐梓交界的南桐煤田距重庆较近,紧靠綦江铁矿,有水路运输之便,又处于群山环抱中,利于战备,决定大规模开采。筚路蓝缕启山林,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汉口共同组建南桐煤矿筹备处,投资1973万元法币开办南桐煤矿,并任命知名矿业家、原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筹备处主任。是年7月8日,侯率领13名技术人员以及从湖北汉阳、大冶两铁厂拆卸的大批设备,经三峡入川,又经老川湘公路至万盛桃子荡,正式开矿,并采用战时生产局美国顾问克莱的建议,在谷口河建美式蜂房炼焦炉35座。次年,南桐煤矿建成投产,所产煤焦全部供应重庆钢铁厂,作化铁炼钢之用。与此同时,在着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入股支持下,南川刘泗英、康心之等人集资开办了东林煤矿,下辖利、林、元、亨、国、富6个煤厂,产品主要供应重庆各兵工厂、水泥厂等。不久,竟成、天辅、青年等煤矿也陆续由当地商绅投资开办,产品供应重庆民用。南桐、东林两矿,员工最多时达5000余人,产量保持10万吨左右,在当时属于国内大型矿井之一。为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国民政府斥巨资修建了綦江铁路,又对綦江、蒲河的航道进行整治。1939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到綦江蒲河大仁闸坝（大场滩）视察。其后,国民党要员陈果夫、翁文灏等人纷纷前来视察南桐煤炭运输情况。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先生更是多次到南桐、东林等煤矿检查工作。至1942年,南桐煤矿已达到年生产原煤12万吨的生产能力。东林煤矿1938年建设之初,属“东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下的一个二级企业,先后集股集资255万元法币,陆续收购和建设了8个小煤矿和洗炼厂,到1948年,年原煤生产能力达到6万吨。据统计,1938年至1945年,南桐、东林两矿共生产原煤78.5万吨、焦炭24万吨,全部用于供应重庆工业和民用,特别是用于钢铁、兵工、电力等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民族的抗战大业,被时人誉为“抗战煤”,“南桐煤焦”的美名也因此蜚声全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工业重心东移,南桐矿山步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但其曾为民族抗战大业所做出过的巨大贡献,仍然彪炳史册。
刘琼[2]（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王昆[3]（2014）在《跨境地区合作与空间发展 ——以云南及周边国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合作带来的一体化趋势，跨境合作成为区域合作的焦点。中国边疆建设的大背景使得跨境合作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然而我国当前跨境合作的经验积累还处于欠缺阶段，对于边境地区在跨境合作中的任务、作用、发展策略都还需进一步科学认识，论文针对这一问题对跨境合作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并以云南跨境地区的合作为实证，研究我国边境地区的跨境合作问题。论文运用综合的视角、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等研究方法，首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境合作的五大假说，其次通过国际案例研究跨境合作中的一般规律；第三，以云南跨境合作为例，分析其具有的时代特征，并且客观评价其在跨境经济区、地缘安全、国际环境、自然生态、社会联系、资源开发五个方面的跨境合作进展；最后，针对云南跨境地区各类合作情况的优劣，以及跨境地区呈现出来的空间格局特征，提出基于云南跨境地区的跨境人居假说的构建，明确跨境地区这一特殊人居环境建设的原因、特性、定位、基础及内容，并对云南跨境地区合理的发展策略提出具体操作建议。论文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跨国经济区联系、地缘政治安全利益、国际环境、跨境自然社会系统、资源开发是跨境合作的五个主要原因，并且体现在已有的国际案例中；2)跨境合作与边境两侧封锁性、经济发展水平有显着关系，且在跨境合作的不同阶段具有各自不同的合作重点；3)跨境合作中的边境优势能否发挥具有不确定性，对于边境城镇的影响也会呈现多种形式；4)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国内资源供给、对外转口贸易、对外经济模式来看，云南跨境地区合作具有时代必然性；5)在跨境成效检验方面，云南跨境地区在中国-东盟经济中的作用及未来发展都有限，鉴于这一地区在资源开发、文化生态、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特殊性，应该调整发展战略；6)云南跨境人居建设是基于云南“非经济因素主导的跨境合作”而提出的，云南跨境人居建设应该在次区域和跨境地区两个层面上开展，合作应该以边境经济区建设、跨境发展走廊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在人居环境建设中强化经济区与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文化生态体系建设。
张宝娣[4]（2015）在《酉水船工号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文中指出酉水船工号子是长期流传于酉水流域,由从事水上运输的船工们在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用来统一劳动动作,指挥行船,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民间歌谣,是劳动号子的一种,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中最古老的艺术品之一。一种艺术形式,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紧紧地与它所生存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酉水船工号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纵观前人对酉水船工号子的研究,主要从文学、民俗、音乐美学等视角对酉水船工号子的文学价值,音乐形态等方面研究较多,从艺术人类学特别是音乐人类学视角研究的还很薄弱。本文运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将酉水船工号子置于酉水流域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体系中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将酉水船工号子置于酉水流域的生态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揭示了酉水船工号子与生成环境的关系;并在酉水船工号子的谱例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酉水船工号子的唱腔特征、语言特色、节奏特点、旋律、曲式结构等艺术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酉水船工号子在航船实践活动中呈现出的行船导航的实用功能、行船操作技术的传承功能、娱情满足的功能、历史文化的存储及教育等文化功能进行分析。并对酉水船工号子如何反应船工的生活、酉水流域的经济状况、酉水流域的人文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等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总之,酉水船工号子系酉水自然生境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伴随着酉水流域的历史变迁而变化,它是酉水流域民族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一个缩影,成为酉水流域的历史记忆。通过本文的研究将为酉水船工号子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参考,为人们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解、认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价值提供例证,也有利于推动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杨勇诚[5]（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认为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庹渊翎[6]（2015）在《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及其救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致使汉江中下游地区生灵涂炭,浩劫空前。本文对1935年特大水灾及其救济进行综合研究,并探讨其中相关问题。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绪论部分,简要交代本文的选题内容及选题意义,介绍近年来学界有关1935年特大水灾的相关研究,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一章,概述汉水的起源及其从“母亲河”变为“害河”的过程,在对汉江的堤防、河道及水文等特点进行分类总结的基础上,对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分郧阳地区、襄阳地区及汉江中下游受灾的其他地区进行灾情概述。第二章,概述汉江流域水灾的历史背景,并对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所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其中自然地理因素虽为构成原因之一,但是实际上是由于社会内部经济结构条件的恶劣所致。第三章,总结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第四章,探讨国内各界对汉江特大水灾的救济活动,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民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各类民间社会救助团体及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章,重点研究了在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善后工作。灾后,政府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着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与此同时,政府积极进行农业改良,美棉遂得以大面积推广。结语部分,作为余论,总结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的特点,并得出结论政府只有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关注大江大河的治理,建立健全救灾机制,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得以持续健康的发展。
袁博[7]（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肖瑶[8]（2014）在《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更新》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属于导师李和平教授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山地城镇文化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批准号：51178479）的子课题——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更新。该论文属于基础型研究，涉及了基金内容的西南山地城镇文化景观的演进过程、演进的动力机制、及基于文化景观理念的西南山地城镇保护与更新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论文工作包括开题报告、实地调研、论文预答辩、论文一审和最终答辩，共五个过程的内容。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提出问题、多角度切入问题、论文核心论述和最后结论。本文直面川江流域历史城镇建设性破坏严重、文化内涵流失等现实问题，尤其是诸多带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地段和场所迅速消失的情况，引入“文化景观”这一新型的遗产类型和保护理念；从特色场所型文化景观的演进历程入手，剖析、提取研究对象的核心价值载体，以期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更新实践中，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与方法。文章选取了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作为全文研究对象，则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其更新是研究落脚点。为了更好地认知码头地段文化景观这一研究对象，文章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三种尺度，介绍了川江流域航运发展、航道分布、码头分布的详细情况；并且，作者以地段所属职能为基准，对川江流域的码头进行了分类，以此选取不同类型的码头地段作为论文实例举证。源于文化景观的本质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文章将码头地段文化景观分为了空间格局、交通结构、典型地标和附属地标四个包含物质实体与价值内涵的空间载体。在文化景观演进历程研究中，文章还原了所选案例四个空间载体分别在生成、发展和变革阶段呈现的状态，并对各空间载体的演进规律加以提炼和总结，解析影响载体演进的各种因素，探寻出文化景观演进背后的动力机制。最终，文章对上述四个文化景观空间载体提出了相应的更新刍议，即空间格局的整合、流线组织的完善、典型地标的延续和附属地标的优化。本文的行文组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构成论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通过研究背景分析说明论文选题缘由；继而对论文研究的文化景观、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进行概念解析并对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回溯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摸清研究趋势，从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进行定位；理清思路，提出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论文的第二部分，多角度切入问题，为论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作好铺垫。第二章概述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的发展背景，进而选取典型的川江流域码头地段作为研究案例承接下文的具体分析。第三章解析了文化景观构成系统，并将码头地段文化景观分为四个层次，为核心章节以文化景观演进过程为主线的分析，搭建的内容构架。第四至第六章构成论文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章节。首先，第四章阐述了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过程。然后，第五章将整个演进过程串联起来，总结文化景观的演进规律和影响因素，归纳出由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力机制。在第六章提出现有码头地段现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文化景观更新的主旨和原则，并针对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四个研究载体分别给以保护方法的刍议。第七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总结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林瀚[9]（2012）在《潮客之间：经济视野下的汀韩流域地方社会及族群互动（1860-1930）》文中提出明清以来,汀韩流域的市场中心经历了自汀州向潮州下移的过程,自汕头开埠后,汕头又逐渐取代潮州的经济地位,成为汀韩流域新的市场中心。本文拟就以汀韩流域为研究空间,以1860-1930为时间断限,从两地经济贸易的视角,观照汀韩流域地方社会的变迁,进而对潮客族群互动关系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本文以历史学为学科本位,同时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将社会变迁与族群互动置于整体史的研究框架中。通过对汀韩流域的历时性研究,把握地方社会的内在动力及发展脉络,从而呈现出流域内部潮客族群互动关系与地方社会面貌。自汕头开埠以后,港口的贸易拉动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使流域内部的物资流通格局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在洋货的冲击下,本土产业或倒闭,或改进,呈现出新的产业布局。在这一过程中,客属商人也将物业转移到潮州与汕头,置地产,建会馆,联乡谊,并参与到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如兴学堂、修铁路、开酒店、办报社,这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汕头开埠六十年历程的考察,文章发现往来于汀江、韩江之上的物资交换,不仅是山海贸易的往来,其背后同时也是汀潮两地信息、文化和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地方社会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何丽[10]（2011）在《柳州城市发展及其形态演进（唐～民国）》文中研究表明以广西四大城市的区域军事体系与城镇经济体系作为宏观分析课题的切入点,在区域城市体系、城市发展与城市形态三个研究对象中建立宏观～微观的研究视野。以个体城市发展及其城市建设关系的研究为重点,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唐～民国期间柳州的城市发展规律,柳州城市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剖析影响两者的历史驱动力及其作用机制。四部分研究内容组成整个论述过程: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全部章节,是对“学科及方法、概念的梳理与分析”;第二部分为第二～七章的全部章节,分别阐述柳州城市的萌发条件及其历史沿革、柳州城市发展的历史人文条件、柳州城市职能及其性质的历史发展、封建时期柳州城市形态的演变、近现代柳州城市的空间转型、柳州城市建筑的发展,属于“个案的历史研究”;第三部分的“历史规律的总结与归纳”与第四部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为“结论”部分。五方面的历史实证表明:1、中央王朝对该区域的政治、军事、民族政策与策略,是决定该发展趋势的首要因素,它们的作用力通过形成广西“桂柳邕梧”（军事与经济）城市体系对柳州形成外部驱动:柳州在四城鼎立不断形成或消长的格局中后来居上,即清代大发展,民国赶超其它三城;2、古代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城市的研究,应考虑区域民族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应结合“城”“郭”两方面的关系来展开;3、影响柳州城市发展与形态演进最主要的内在要素有:自然地理要素;科学技术（交通技术、城市防洪技术、营建技术）;主要的驱动力有以下三项:民族矛盾;军事战略地位升降;社会文化变迁（民族结构与文化变迁、商绅与军职阶层主导地方自治、政军精英建设导向）;4、不同尺度“城-堡”建筑形式的运用,是人文对立背景下柳州开城立地、形态拓展与演进的重要手段;5、从柳州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的历史阶段考察,唐～民国柳州城市的发展,可概括为:唐宋吸收中原文化阶段,明～清初的“城-堡”发展阶段;清中叶后的“桂中商埠”发展阶段;民国～解放后的“西南交通枢纽”阶段。其城郭形态相应呈现为:封闭-对立、空间分化-融合、开放地疏散发展三种特征。总之,唐～民国时期,随着自身城市职能的不断完善,柳州城市发展,是一个由被动式发展（区域城市体系外部驱动）逐渐走向主动式发展（本城社会与经济力量发动）的渐进过程。其城市形态上,主要体现为:以舌形凸岸的山水环境为依托,“民”进“夷”退,不断向南、西南方向拓展,形成中原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山城水”形态特征。以柳州城市为例的理论研究表明:1、古代区域城市体系通过区域经济和区域交通联系促进体系内部个体城市的发展,可作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史研究的一种思路;2、明代“子城-罗城”构城形态,在地方军事形势加剧时期仍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形式;3、经济条件和地处流域上游的丘陵河谷因素促进了城市的被动式防洪策略,使城市防洪成为古代城市空间形态无法呈现典型布局的因素之一;4、经济用地由附郭（野战堡垒区）向“城”（永备筑城区）内部突破与发展,促进军镇向“城+市”转变,是边疆“城-堡”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5、民族矛盾是影响古代西南边疆城市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因素;6、粤西少数民族建筑与中原建筑、岭南建筑文化,通过建筑空间布局、改造功能空间形式、改进建筑构造、借鉴装饰题材、建材等形成相互交流与影响。
二、水深流急险滩多——我国药品生产经营进入质变时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深流急险滩多——我国药品生产经营进入质变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1）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及前瞻 |
| 三、资料来源与可行性 |
| 四、难点与不足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六、文章结构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抗战爆发与四川煤荒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与工矿业内迁 |
| 第二节 燃煤之急：四川煤荒问题 |
| 第三节 学者建言与燃煤政策 |
| 第二章 南桐煤矿的创办 |
| 第一节 南桐煤矿的早期开采、地质勘查与储量分析 |
| 第二节 煤矿矿区分布、煤质分析与用途 |
| 第三节 南桐煤矿筹备处的建立 |
| 第三章 初期筹备工作与建设 |
| 第一节 机构设置与变迁 |
| 第二节 管理制度的厘定 |
| 第三节 早期筹备工作 |
| 第四章 战时南桐煤矿产运销体系的建立 |
| 第一节 战时南桐煤矿煤炭的生产 |
| 第二节 战时南桐煤矿煤炭的运输 |
| 第三节 战时南桐煤矿煤炭销售 |
| 第五章 矿工的“生”与“活” |
| 第一节 南桐煤矿的经营状况 |
| 第二节 职工待遇与福利 |
| 第三节 南桐煤矿的“安”与“危”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2）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跨境地区合作与空间发展 ——以云南及周边国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跨境合作成为区域发展焦点 |
| 1.1.2 中国边疆建设的大背景使得跨境合作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 |
| 1.1.3 中国“桥头堡”战略下边境如何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 |
| 1.1.4 我国当前跨境合作的经验积累还处于欠缺阶段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对我国已有跨境合作思路的反思与重新审视 |
| 1.2.2 国际跨境合作经验教训对我国跨境合作战略的科学借鉴 |
| 1.2.3 合理看待跨境合作，科学判断其对我国经济的意义与作用 |
| 1.2.4 研究跨境合作对大区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3.1 构建国际跨境合作的理论框架 |
| 1.3.2 客观分析云南跨境合作的时代意义 |
| 1.3.3 科学评价云南跨境合作的实际成效 |
| 1.3.4 建立云南跨境地区人居环境发展战略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已有跨境合作理论评价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分析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法 |
| 1.5.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和论文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跨境合作原因的理论假说 |
| 2.1 跨境合作必要性假说一：跨境合作有利于跨国经济区联系 |
| 2.1.1 跨国经济区理论及其存在的基础 |
| 2.1.2 边境对跨国经济区影响作用的经济学模型 |
| 2.1.3 跨国经济区主要影响因素 |
| 2.2 跨境合作必要性假说二：跨境合作有利于地缘安全利益 |
| 2.2.1 边境安全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封闭、斗争走向开放合作 |
| 2.2.2 边境安全内涵的转变：从军事走向经济建设与外部交流 |
| 2.2.3 边境安全与跨境合作的需求关系 |
| 2.2.4 边境安全对国家发展的意义 |
| 2.3 跨境合作必要性假说三：跨境合作有利于国际环境塑造 |
| 2.3.1 构建合作意愿国际环境的重要意义 |
| 2.3.2 软实力理论与国际环境的认同感 |
| 2.3.3 周边外交战略与国家合作态度的转变 |
| 2.4 跨境合作必要性假说四：跨境合作有利于自然/社会系统保护发展 |
| 2.4.1 跨境自然环境 |
| 2.4.2 跨境社会系统 |
| 2.5 跨境合作必要性假说五：跨境合作有利于跨境资源开发 |
| 2.5.1 边境地区自身的资源开发 |
| 2.5.2 边境地区的跨国资源战略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际实践中的跨境合作假说及特征 |
| 3.1 欧盟跨境合作 |
| 3.1.1 跨境合作展开原因 |
| 3.1.2 跨境合作研究进展 |
| 3.2 美墨跨境合作 |
| 3.2.1 跨境合作展开原因 |
| 3.2.2 跨境合作研究进展 |
| 3.3 第三世界跨境合作：南部非洲跨境合作 |
| 3.3.1 跨境合作开展的原因 |
| 3.3.2 跨境合作策略 |
| 3.4 跨境合作特征一：边境封锁性与合作的关系 |
| 3.5 跨境合作特征二：经济水平与合作的关系 |
| 3.5.1 “穷”与“穷”的跨境合作模式 |
| 3.5.2 “穷”与“富”的跨境合作模式 |
| 3.5.3 “富”与“富”的跨境合作模式 |
| 3.6 跨境合作特征三：阶段性与各阶段合作重点 |
| 3.6.1 跨境合作的四个阶段 |
| 3.6.2 不同阶段的合作重点 |
| 3.6.3 合作重点转变的启示 |
| 3.7 跨境合作特征四：边境优势的不确定性 |
| 3.7.1 边境优势发挥的制约条件 |
| 3.7.2 边境优势发挥的不确定性 |
| 3.8 跨境特征五：边境城镇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 |
| 3.8.1 边境城镇的形态类型 |
| 3.8.2 跨境合作中边境城镇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
| 3.9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云南跨境合作假说的时代性 |
| 4.1 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
| 4.1.1 云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 |
| 4.1.2 云南边境地区多样性优势与发展困境 |
| 4.1.3 小结：经济发展对云南跨境合作的需要 |
| 4.2 地缘政治的时代需要 |
| 4.2.1 云南外围地区次区域合作对云南边境的压力 |
| 4.2.2 地区不稳定因素对边境的压力 |
| 4.2.3 小结：地缘政治对云南跨境合作的需要 |
| 4.3 国内资源供给的需要 |
| 4.3.1 云南跨境合作中的能源通道 |
| 4.3.2 云南边境周边资源富集且具有互补性 |
| 4.3.3 小结：国内资源供给对云南跨境合作的需求 |
| 4.4 对外贸易转口的需要 |
| 4.4.1 转口贸易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 |
| 4.4.2 云南发展转口贸易的基础 |
| 4.4.3 小结：转口贸易对云南跨境合作的需求 |
| 4.5 对外经济模式的需要 |
| 4.5.1 边境地区对外经济的形式 |
| 4.5.2 边境对外经济区特征 |
| 4.5.3 云南边境对外经济的形式 |
| 4.5.4 小结：云南边境对外形式中的跨境合作需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云南跨境合作假说的检验 |
| 5.1 跨境经济区实施效果的检验 |
| 5.1.1 现状角色：中国-东盟经济联系的现状特点 |
| 5.1.2 云南：跨境经济区发展的限制作用 |
| 5.1.3 区位优势在经济区发展中的体现 |
| 5.1.4 经济区视角下的发展策略 |
| 5.2 地缘安全假说的检验 |
| 5.2.1 角色转变：中国-东盟地缘关系的发展 |
| 5.2.2 云南：地缘合作开展的实际情况 |
| 5.2.3 云南跨境地缘合作的策略 |
| 5.3 国际环境假说的检验 |
| 5.3.1 云南次区域国际环境建设进展 |
| 5.3.2 云南次区域国际环境效果评述 |
| 5.3.3 云南跨境国际环境建设的策略 |
| 5.4 自然生态假说的检验 |
| 5.4.1 跨境生态资源保护现状及问题 |
| 5.4.2 跨境生态资源保护策略 |
| 5.5 社会联系假说的检验 |
| 5.5.1 跨境社会联系的空间特征 |
| 5.5.2 跨境合作中社会联系效果评述 |
| 5.5.3 跨境社会联系发展策略 |
| 5.6 资源开发假说的检验 |
| 5.6.1 云南跨境水资源开发现状 |
| 5.6.2 云南跨境资源开发效果评述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云南跨境地区的跨境人居假说的构建 |
| 6.1 云南跨境合作中人居建设提出的原因 |
| 6.1.1 云南跨境合作现实限制条件对人居的需求 |
| 6.1.2 云南跨境合作未来可能性对人居的需求 |
| 6.2 人居本身特性对云南跨境合作问题的应对 |
| 6.2.1 物质客观性 |
| 6.2.2 基础性 |
| 6.2.3 包容性 |
| 6.2.4 政治不敏感性 |
| 6.2.5 文化共性 |
| 6.3 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定位 |
| 6.4 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基础 |
| 6.4.1 跨境地区人居的概况 |
| 6.4.2 跨境区域人居建设的空间格局现状 |
| 6.4.3 小结：跨境空间格局特征 |
| 6.5 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内容 |
| 6.5.1 次区域层面人居建设内容 |
| 6.5.2 云南跨地区层面人居建设内容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云南跨境口岸地区的人居建设现状 |
| 7.1 盈江口岸 |
| 7.1.1 地理优势、境内外政策成为口岸发展的最初原因 |
| 7.1.2 口岸的限制作用与口岸集散点的形成 |
| 7.1.3 口岸城镇建设特点 |
| 7.1.4 教育：国门小学成为跨境教育的承接地 |
| 7.1.5 边境安全局势成为此地发展的最大障碍 |
| 7.2 章凤口岸 |
| 7.2.1 交通优势、县城迁址与瑞丽共同带动起来的县城自身发展 |
| 7.2.2 跨境购买能力不足，导致县城与口岸难以形成联动发展 |
| 7.2.3 赌场与难民困扰章凤口岸 |
| 7.2.4 口岸自身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了县城发展动力 |
| 7.3 瑞丽口岸 |
| 7.3.1 物品走私成为瑞丽市建国后繁荣发展的原因 |
| 7.3.2 “境内关外”政策成为瑞丽当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
| 7.3.3 对岸经济发展也给瑞丽口岸带来相应的经济支持 |
| 7.3.4 口岸发展使得两国便民集中到此务工经商 |
| 7.3.5 相邻口岸差异大，进出口货物种类具有差异性 |
| 7.3.6 环境问题存在但尚未构成冲突 |
| 7.3.7 近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会进一步提高瑞丽的交通条件 |
| 7.4 畹町口岸 |
| 7.4.1 紧靠边境线与对岸较好的城镇条件是早期发展原因 |
| 7.4.2 相邻口岸存在竞争关系，畹町口岸原有优势转移到瑞丽口岸 |
| 7.4.3 边境线的稳定影响到口岸自身发展 |
| 7.4.4 行政调整降低了畹町口岸的重要性 |
| 7.5 南伞口岸 |
| 7.5.1 县城迁址带来了当前发展的动力 |
| 7.5.2 赌场催生了南伞口岸的服务业发展 |
| 7.5.3 资源不足，交通限制，工业发展水平落后 |
| 7.5.4 口岸对外经济贸易落后 |
| 7.6 清水河口岸 |
| 7.6.1 气候条件与地形优势为孟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
| 7.6.2 缅甸人口向孟定的集聚给这个地区增加了发展动力 |
| 7.6.3 清水河口岸周边缺乏配套服务，为孟定镇发展提供了机遇 |
| 7.6.4 新贸易区的建设给该地区发挥了带动作用 |
| 7.6.5 困扰：毒品带来的双重效应 |
| 7.7 沧源口岸 |
| 7.7.1 城市发展：早期少数民族聚局，政府建设成为近期发展动力 |
| 7.7.2 经济变化：外来人口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现状 |
| 7.7.3 口岸联络：扮演“通道”角色，两边居民联系紧密 |
| 7.7.4 边境稳定：对另一侧的安定存有疑虑，近期内不会构成威胁 |
| 7.8 孟连口岸 |
| 7.8.1 口岸发展原因：对岸城市发展带动了勐阿口岸的发展 |
| 7.8.2 口岸经济带来的发展只停留在口岸本身，未扩展到所属县镇 |
| 7.8.3 口岸新的建设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
| 7.8.4 未来发展契机：行政调整和合作区建设 |
| 7.9 打洛口岸 |
| 7.9.1 毒品与赌博造成的早期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的短暂辉煌 |
| 7.9.2 不稳定因素带来边境封锁 |
| 7.9.3 封关与交通条件不利使得打洛口岸经济发展滞后 |
| 7.10 思茅港口岸 |
| 7.10.1 早期发展：“黄金港口” |
| 7.10.2 发电站水坝的修建使得港口发展停滞 |
| 7.10.3 商业现状：外地商人已经全部搬走，只留下本地商户 |
| 7.10.4 旅游和服务业在思茅港镇会得到较大发展 |
| 7.11 磨憨口岸 |
| 7.11.1 企业运输成本高使得“昆曼经济走廊”通而不畅 |
| 7.11.2 老挝经济发展缓慢，抑制了磨憨口岸的发展 |
| 7.11.3 海关对货物种类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
| 7.11.4 货币对经济交完产生了限制 |
| 7.11.5 边民贸易提升难度大 |
| 7.12 金水河口岸 |
| 7.12.1 旅游带来早期的繁荣，口岸建立后客货流都减少 |
| 7.12.2 道路修建期间口岸作用几乎停止 |
| 7.12.3 边境对面落后的城镇成为发展的最大限制 |
| 7.12.4 各口岸货物分配不平均，无法借助周边活跃口岸的带动作用 |
| 7.12.5 城市建设面临重重困境，建设速度缓慢 |
| 第8章 云南次区域层面的跨境人居建设 |
| 8.1 次区域城镇网络格局 |
| 8.1.1 次区域发展走廊的选择 |
| 8.1.2 次区域发展走廊沿线城镇建设 |
| 8.2 次区域交通体系规划 |
| 8.2.1 跨境公路系统规划 |
| 8.2.2 跨境铁路系统规划 |
| 8.2.3 跨境航线系统规划 |
| 8.3 次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规划 |
| 8.3.1 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
| 8.3.2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
| 8.4 次区域资源开发规划 |
| 8.5 次区域基础设施网络规划 |
| 第9章 云南跨境地区层面的跨境人居建设 |
| 9.1 构建多中心的“跨境城镇网络” |
| 9.1.1 多中心跨境人居网络的构建 |
| 9.1.2 多中心跨境人居网络的职能 |
| 9.2 构建相互协调的跨境交通网络 |
| 9.3 构建差异化发展的“沿边口岸经济网络” |
| 9.3.1 边境经济区评价标准的选择 |
| 9.3.2 边境经济区发展条件评价过程 |
| 9.3.3 边境经济区发展条件评价结果 |
| 9.3.4 边境口岸经济区体系的建构 |
| 9.4 构建和谐发展的跨境自然生态网络 |
| 9.5 构建相辅相成的“跨境文化网络” |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讨论 |
| 10.2.1 跨境合作影响因素的不同影响作用 |
| 10.2.2 云南长期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 |
| 10.3 主要创新点 |
| 10.3.1 方法创新：跨境合作假说检验的方法 |
| 10.3.2 内容创新：跨境合作理论特征总结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
| 10.3.3 理论观点创新：基于云南跨境地区的“跨境人居假说”理论构建 |
| 10.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酉水船工号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五节 田野点简介 |
| 第二章 酉水船工号子的生成环境 |
| 第一节 酉水船工号子生成的自然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酉水船工号子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第三章 酉水船工号子的艺术形态特征 |
| 第一节 唱腔特征 |
| 第二节 语言特色 |
| 第三节 曲式与旋律 |
| 第四章 酉水船工号子的文化功能 |
| 第一节 行船导航的实用功能 |
| 第二节 行船知识与技术的传承功能 |
| 第三节 娱情满足功能 |
| 第四节 道德教育功能 |
| 第五章 酉水船工号子的文化解析 |
| 第一节 酉水船工号子中船工的生活镜像 |
| 第二节 酉水船工号子中的酉水民俗 |
| 第三节 酉水船工号子中的酉水经济 |
| 第四节 酉水船工号子中蕴含着酉水流域的历史变迁 |
|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5）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论文研究的主题、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论文研究的方法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其逻辑关联 |
| 第一节 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理论 |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 |
|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
| 第二节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 |
| 一、公共危机基本内涵 |
| 二、公共危机特征 |
| 三、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伦理理论 |
| 一、公共管理伦理内涵 |
| 二、公共管理伦理与个人伦理 |
| 三、公共管理伦理结构与功能 |
| 四、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
| 第四节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 |
| 一、风险是前期形态：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发生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
| 二、危机是后期表现：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潜在的损害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的直接表现 |
| 三、风险与危机的逻辑演绎：人类社会每经历一次风险或危机的考验也会得到一次新的进步与发展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 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
| 二、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 三、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现象严重 |
| 四、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 |
| 五、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
| 六、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时有发生 |
| 七、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 |
| 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风险诱发因素更为复杂 |
| 二、社会充满繁杂多样风险 |
| 三、风险事件之间相互制约与影响 |
| 四、与更多民生领域关联 |
| 五、利益冲突和利益融合并存 |
| 六、事件发展变化不易被发现和掌控 |
| 七、人类行动与实践可能导致更多风险后果 |
| 第三节 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
|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和蔓延 |
| 四、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人们利益关系格局的大调整与变化 |
| 五、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的重新定位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追问及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然伦理 |
| 一、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伦理价值 |
| 二、公共危机治理应体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伦理价值 |
| 三、公共危机的治理应体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具有的伦理特征 |
| 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性 |
| 二、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权威性 |
| 三、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时效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应坚守的伦理原则 |
| 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 二、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建立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新模式 |
| 四、关注公民生存境遇保障其个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及伦理困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 |
| 一、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二、事故灾难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公共危机事件 |
| 五、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 |
| 一、立法更加科学 |
| 二、预警体系日趋完善 |
| 三、组织协调能力稳步提高 |
| 四、全民应对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
| 五、信息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 |
| 一、观念性伦理困境 |
| 二、制度性伦理困境 |
| 三、行为性伦理困境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伦理困境之原因及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原因：市场化进程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低制度化、高人情化的历史传统加大了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风险 |
| 第三节 体制原因：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失范行为 |
| 第四节 观念原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式微与现代公共服务型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
| 第五节 政府官员个体原因：不合伦理规范的言行举止受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与指责直接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 |
| 第六章 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 |
| 第一节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伦理建设 |
| 一、养成良好社会道德 |
| 二、推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 |
| 三、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
| 四、强化危机治理协作性 |
| 五、对事件受害者给予更多人文关怀 |
| 第二节 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 |
| 一、彻底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评机制 |
| 二、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
| 三、通过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 二、预警机制 |
| 三、权威信息发布制度 |
| 四、应急联动机制 |
| 五、全民广泛参与机制 |
| 第四节 维护制度权威遏制权力腐败 |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 三、净化社会风气 |
| 四、反对功利主义 |
| 五、消除制度性缺陷 |
| 第五节 加强和创新风险社会下政府社会管理 |
|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
| 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 |
|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
| 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
| 五、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及其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概况 |
| 第一节 汉水的起源及变迁 |
| 第二节 汉江的水利水文特点 |
| 一、汉江河道的特点 |
| 二、汉江堤防的特点 |
| 三、汉江水文特点 |
| 第三节 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 |
| 第二章 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成因浅析 |
| 第一节 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的相关背景 |
| 第二节 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的自然地理因素 |
| 第三节 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成因中的社会政治因素 |
| 第三章 1935年汉江特大水灾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1935年大水对湖北各县经济社会的伤害程度 |
| 第二节 特大水灾造成的社会影响 |
| 一、对灾民的影响 |
| 二、地方经济蒙受沉重打击 |
| 第四章 国内各界对汉江特大水灾的救济 |
| 第一节 各级政府采取的措施 |
| 一、中央政府之防灾救灾措施 |
| 二、地方政府的防灾救灾措施 |
| 三、政府救灾机制失衡积弊甚多 |
| 第二节 社会力量的救济行动 |
| 一、红卍字会 |
| 二、华洋义赈会 |
| 三、报刊媒体 |
| 第五章 1935年水灾的善后工作 |
| 第一节 退建遥堤，兴修水利 |
| 第二节 改良棉种，复兴农业 |
| 一、成立棉产改进所 |
| 二、成立湖北省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 |
| 三、建立合作组织 恢复农村经济 |
| 四、减免苛杂 |
| 五、完善法规与政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更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选题源起 |
| 1.1.2 课题解析 |
| 1.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概念解析与研究对象界定 |
| 1.2.1 文化景观的概念释义 |
| 1.2.2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的范围界定 |
| 1.2.3 码头地段的界定 |
| 1.3 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
| 1.3.1 国内外文化景观研究 |
| 1.3.2 川江航运历史文化研究 |
| 1.3.3 川江流域码头地段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的发展背景 |
| 2.1 川江航运发展历程 |
| 2.1.1 先秦时期 |
| 2.1.2 秦汉至隋唐 |
| 2.1.3 宋朝至清朝 |
| 2.1.4 清末至当代 |
| 2.2 川江航道的分布 |
| 2.2.1 川江流域主要物产资源 |
| 2.2.2 川江流域的水驿与漕运 |
| 2.2.3 川江航道的分布 |
| 2.2.4 川江流域航道环境特征 |
| 2.3 川江流域码头的分布 |
| 2.3.1 川江流域码头形成的原因 |
| 2.3.2 川江流域码头的选址 |
| 2.3.3 川江流域码头的分布情况 |
| 2.4 川江流域码头的分类 |
| 2.4.1 综合型码头 |
| 2.4.2 专运型码头 |
| 2.4.3 军政型码头 |
| 2.4.4 历史城镇码头地段研究案例的选取 |
| 2.5 本章小结 |
| 3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构成 |
| 3.1 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与研究载体 |
| 3.1.1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物质系统 |
| 3.1.2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价值系统 |
| 3.1.3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研究载体 |
| 3.2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 |
| 3.3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流线组织 |
| 3.4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典型地标 |
| 3.4.1 交通型地标 |
| 3.4.2 仓储型地标 |
| 3.4.3 水利型地标 |
| 3.5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附属地标 |
| 3.5.1 防御型地标 |
| 3.5.2 行帮型地标 |
| 3.5.3 信仰型地标 |
| 3.6 本章小结 |
| 4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过程 |
| 4.1 生成阶段 |
| 4.1.1 阶段概况 |
| 4.1.2 “军政为先，散点排布”的空间格局 |
| 4.1.3 “零散小道，回环曲折”的流线组织 |
| 4.1.4 “船舶主导，水利为保”的典型地标 |
| 4.1.5 “口岸初定，军政独秀”的附属地标 |
| 4.2 发展阶段 |
| 4.2.1 阶段概况 |
| 4.2.2 “集商广贸，分区齐备”的空间格局 |
| 4.2.3 “连街串道，井然有序”的流线组织 |
| 4.2.4 “航贸兼备，门户若市”的典型地标 |
| 4.2.5 “行帮信仰，寓意纷繁”的附属地标 |
| 4.3 变革阶段 |
| 4.3.1 阶段概况 |
| 4.3.2 “职能参差，多维建设”的空间格局 |
| 4.3.3 “水陆俱全，四通八达”的流线组织 |
| 4.3.4 “技艺革新，退主转辅”的典型地标 |
| 4.3.5 “百纳古今，万象皆景”的附属地标 |
| 4.4 本章小结 |
| 5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解析 |
| 5.1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演进的规律 |
| 5.1.1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演进规律 |
| 5.1.2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流线组织演进规律 |
| 5.1.3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典型地标演进规律 |
| 5.1.4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附属地标演进规律 |
| 5.1.5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
| 5.2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演进的影响因素 |
| 5.2.1 地域区位 |
| 5.2.2 建造技术 |
| 5.2.3 经济贸易 |
| 5.2.4 宏观政策 |
| 5.3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演进的动力机制 |
| 5.3.1 基础推动机制 |
| 5.3.2 外部约束机制 |
| 5.3.3 内在渗透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更新 |
| 6.1 码头地段既有现状面临的问题 |
| 6.1.1 职能需求的削弱 |
| 6.1.2 空间环境的恶化 |
| 6.1.3 风貌特征的缺失 |
| 6.2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更新主旨 |
| 6.3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更新的原则 |
| 6.3.1 动态更新原则 |
| 6.3.2 整体更新原则 |
| 6.3.3 可持续更新原则 |
| 6.4 码头地段文化景观更新的刍议 |
| 6.4.1 空间格局的整合 |
| 6.4.2 流线组织的完善 |
| 6.4.3 典型地标的延续 |
| 6.4.4 附属地标的巩固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论文研究成果 |
| 7.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9）潮客之间：经济视野下的汀韩流域地方社会及族群互动（1860-193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学术史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资料运用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的运用 |
| 三、本文的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山海之际：自然环境与政区格局 |
| 第一节 汀韩流域地理大势 |
| 第二节 体国经野下的政区演化 |
| 第三节 山海经济联动与文化分域 |
| 第三章 汀韩水陆交通与物产往来 |
| 第一节 汀韩流域水陆交通的演进 |
| 一、汀韩水路交通与航船型制 |
| 二、传统陆路交通的变迁 |
| 第二节 汀潮物产的生产与流通 |
| 从盐上米下到盐米同上 |
| 竹木、木炭 |
| 烟草 |
| 手工制品(铁器、竹木器、陶器) |
| 第三节 纸的流动——从唐史标《潮州汀龙会馆志》谈去 |
| 制纸产地 |
| 制纸方法 |
| 纸张用途分类 |
| 第四章 汕头开埠与汀潮市场秩序 |
| 第一节 汀州·潮州·汕头 |
| 第二节 徘徊在土货与洋货之间 |
| 当土布遇到洋布 |
| 土烟与洋烟之争 |
| 第三节 新式交通与地方社会 |
| 潮汕铁路 |
| 韩江内河船运的发展 |
| 第五章 潮客之间人群流动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潮地会馆与族群分属 |
| 第二节 移民与物业的转移——以大埔人在潮汕的活动为讨论中心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柳州城市发展及其形态演进（唐～民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
| 1.2 城市发展的研究概况与趋势分析 |
| 1.2.1 城市、城市发展、城市形态与城市史 |
| 1.2.2 城市史研究综述 |
| 1.2.3 城市形态研究综述 |
| 1.2.4 互为研究方法的城市史与城市形态 |
| 1.2.5 城市史及城市形态研究中的问题与不足 |
| 1.3 课题涉及的主要理论基础与方法 |
| 1.3.1 研究体系的定位 |
| 1.3.2 课题对相关理论的借鉴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柳州城市研究的资料背景及写作思路 |
| 1.4.1 对柳州的各方面载录与研究 |
| 1.4.2 广西四大城市的研究空白：柳州 |
| 1.5 研究对象的概念与界定 |
| 1.5.1 相关地方文献的关键概念辨析 |
| 1.5.2 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范围 |
| 1.6 研究目标、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目标 |
| 1.6.2 研究框架 |
| 1.6.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柳江流域城市的萌发条件及其历史沿革 |
| 2.1 柳江流域及其文化溯源 |
| 2.1.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2 人文地理条件 |
| 2.2 复杂多元的柳江文化源流 |
| 2.2.1 地域文化源流的复杂性 |
| 2.2.2 文化类型的多元碰撞 |
| 2.3 中原对柳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城邑形成 |
| 2.3.1 开发前柳江流域世居民族区的分布特点 |
| 2.3.2 柳江南岸：中原文化经柳的早期栖息地 |
| 2.3.3 汉～唐初柳江流域地方治的频繁迁移 |
| 2.3.4 柳州城市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阶段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矛盾、文化传播与柳州城市发展 |
| 3.1 柳州的历史人口及其民“夷”结构 |
| 3.1.1 柳州的历史人口 |
| 3.1.2 明清民“夷”空间的对立与融合 |
| 3.2 民族矛盾发展对柳州城市的影响 |
| 3.2.1 民族矛盾缓和期：唐宋柳州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
| 3.2.2 民族矛盾激化期：明柳州人口规模的倒退 |
| 3.2.3 民族融合后：清柳州经济的大发展 |
| 3.3 柳州的文化传播、交流及其城市发展 |
| 3.3.1 儒释道在唐宋马平的传播 |
| 3.3.2 外来地域文化对明～民国马平城的影响 |
| 3.3.3 伊斯兰文化、基督教在清马平城的传播 |
| 3.3.4 清末民初多宗教、多民间信仰的文化格局 |
| 3.4 汉族为主体的柳州近代社会与地方自治 |
| 3.4.1 汉族为主体的柳州近代商绅 |
| 3.4.2 近代柳州社会的地方自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柳州城市职能的历史发展 |
| 4.1 柳州城市发展与广西四城鼎立 |
| 4.1.1 “轴向→面状→轴向”演变的广西军事城市体系 |
| 4.1.2 “扇形网状→向心网状”发展的广西城镇经济体系 |
| 4.2 柳州政军职能（“城-堡”军事体系）的形成 |
| 4.2.1 区域交通促使唐柳州治城址的调整与稳定 |
| 4.2.2 唐粤西政军中心南移促使马平城址固守江北 |
| 4.2.3 民族矛盾与柳州“城-堡”及其军事设施建设 |
| 4.3 柳州经济职能（桂中商埠）的形成与发展 |
| 4.3.1 明清区域贸易下“桂中商埠”的形成与发展 |
| 4.3.2 新桂系对民国柳州的重点建设 |
| 4.3.3 近代避难人口促进城市产业发展 |
| 4.3.4 近代战争引发的军工企业及军事建设 |
| 4.3.5 柳州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形成与发展 |
| 4.4 军事促进西南交通枢纽的形成与发展 |
| 4.4.1 清“改土归流”与相思埭的疏浚 |
| 4.4.2 清末柳江的新式航运与“桂柳邕”铁路筹建 |
| 4.4.3 新桂系主导的广西腹地公路网的建设 |
| 4.4.4 抗日战争与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建设 |
| 4.5.5 民国柳州帽合机场及其军用价值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堡”→“桂中商埠”的形态演进 |
| 5.1 柳州故城池的营建、调整及修拆 |
| 5.1.1 唐宋土城 |
| 5.1.2 明清城池 |
| 5.1.3 清～民初城墙的修筑及拆除 |
| 5.2 明马平县的“城-堡”军事防御体系 |
| 5.2.1 城：山环水抱，据险设防 |
| 5.2.2 墙营壕城组合，北面重点防御 |
| 5.2.3 堡：散列南岸，步步为营 |
| 5.2.4 明马平县城堡的防御特点分析 |
| 5.3 明清马平城池的防洪体系 |
| 5.3.1 洪灾影响：明清城址对唐宋故城的微调 |
| 5.3.2 扼守驿道，凸岸造城 |
| 5.3.3 “堵”：墙体材料的外砖内土 |
| 5.3.4 “导”与“蓄”：城市井漏及排，蓄水系统 |
| 5.3.5 “适”：用地性质适应竖向变化 |
| 5.3.6 明清马平城的桥梁、渡口及码头 |
| 5.4 明～清初马平城市格局的形态特征 |
| 5.4.1 U岸：促进明清马平城的套城格局 |
| 5.4.2 不居中十字街为轴的东西格局 |
| 5.4.3 民族矛盾下明清马平城对封建礼制的传承 |
| 5.5 马平城主要道路及用地的演变 |
| 5.5.1 唐宋马平城厢的街坊 |
| 5.5.2 明末清初：“城-堡”→“城+市”的形态演进 |
| 5.5.3 清中叶内城增加的经济用地及宗教祭祀建筑 |
| 5.5.4 晚清军事机构裁撤与西半城及沿江的商业街网 |
| 5.6 柳州“山城水”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5.6.1 唐柳宗元奠定的马平山水建城观 |
| 5.6.2 明堪舆术影响下的马平“山城水”格局 |
| 5.6.3 清马平八景与“山城水”格局的确立 |
| 5.6.4 清末柳州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桂中商埠”→“西南交通枢纽”的空间转型 |
| 6.1 清末马平城为基础的近代空间转型 |
| 6.1.1 新旧建筑类型的并存与置换 |
| 6.1.2 民国马平城开放街网的生长、细化与归并 |
| 6.1.3 民国17 年火灾引发的城市改造 |
| 6.2 居中的近代马平城市空间轴线 |
| 6.2.1 开放街网形态带动原明清城市中心西移 |
| 6.2.2 新公建促进道台塘为轴的东西对称格局 |
| 6.3 民国马平城道路系统的整修与扩展 |
| 6.3.1 道路的拓宽、修直与材料的加固 |
| 6.3.2 古代驿道向城市道路的转化 |
| 6.3.3 柳江桥促进的城市空间南拓 |
| 6.4 柳江东南岸方向拓展：工农实业新区的设立 |
| 6.4.1 伍廷飏与新桂系及其柳州城市建设成就 |
| 6.4.2 柳江农林试验场与柳庆垦荒局 |
| 6.4.3 因柳申升省会建立的工业及工业区 |
| 6.4.4 抗战时期工企业对工业区的充实 |
| 6.5 南向跨江延伸：申省目的驱动的新区建设 |
| 6.5.1 柳州申省的建设活动及其成果 |
| 6.5.2 南岸交通枢纽促进城市空间轴线南延 |
| 6.6 向北拓展：沙塘的“乡村建设” |
| 6.6.1 新桂系与民国柳州“乡村建设” |
| 6.6.2 柳州沙塘“乡村建设”活动的位置 |
| 6.6.3 沙塘试办区内的村落城堡 |
| 6.6.4 沙塘“乡村建设”实践的历史成就与评价 |
| 6.7 近代柳州“山城水”空间格局的完善 |
| 6.7.1 柳江南北两岸的城市意象与景观空间轴线 |
| 6.7.2 南岸新城市核心：公共建筑+商业街网+新型公园 |
| 6.8 抗战后柳州的城市规划活动 |
| 6.8.1 《大柳州“计划经济”实验市建设计划草案》 |
| 6.8.2 《柳州市区初步计划图》 |
| 6.9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柳州城市建筑的发展 |
| 7.1 桂中壮侗苗瑶的土着民居 |
| 7.1.1 清以前史料里的粤西土着民居 |
| 7.1.2 土着干阑建筑的空间与构造特点 |
| 7.1.3 土着民居文化中的崇拜 |
| 7.1.4 柳州土着建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
| 7.2 柳州历史建筑的城市文化意义 |
| 7.2.1 柳州唐宋明“亭轩堂阁院房”：形胜处选址 |
| 7.2.2 唐～清柳侯祠：位尊地方保护神的柳宗元 |
| 7.2.3 唐柳州东亭：具文化象征的馆驿建筑 |
| 7.2.4 民国柳州乐群社：城市新轴线的空间核心 |
| 7.3 柳州外来建筑与土着建筑的文化融合 |
| 7.3.1 宋柳州灵泉寺：融合土着民居空间文化 |
| 7.3.2 清马平客家民居：融合土着民居装饰题材 |
| 7.4 中原及外来地域建筑文化的发展 |
| 7.4.1 马平的封建衙署、学宫（书院）：传承中原建筑文化 |
| 7.4.2 清马平的会馆建筑：外来地域文化 |
| 7.5 建筑类型的新发展及其多元建筑风格 |
| 7.5.1 现代建筑在公共建筑、官邸等方面的建设 |
| 7.5.2 西洋建筑在官署、府邸、宗教领域的建设 |
| 7.5.3 南洋建筑（骑楼）在商业街的建设 |
| 7.6 柳州城市建筑材料应用的发展 |
| 7.6.1 灾害促使清～民国建材使用的变化 |
| 7.6.2 适应洪水淹没范围的建材使用策略 |
| 7.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实证研究 |
| 二、理论研究 |
| 三、创新点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文 |
| 附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水深流急险滩多——我国药品生产经营进入质变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D]. 何绪轩. 西南大学, 2019(12)
- [2]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3]跨境地区合作与空间发展 ——以云南及周边国家为例[D]. 王昆. 清华大学, 2014(09)
- [4]酉水船工号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D]. 张宝娣. 吉首大学, 2015(05)
- [5]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6]1935年汉江流域特大水灾及其救济研究[D]. 庹渊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15(03)
- [7]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8]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更新[D]. 肖瑶. 重庆大学, 2014(01)
- [9]潮客之间：经济视野下的汀韩流域地方社会及族群互动（1860-1930）[D]. 林瀚.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2)
- [10]柳州城市发展及其形态演进（唐～民国）[D]. 何丽. 华南理工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