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年祝辞——架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论文文献综述)
李泽萱[1](2021)在《《说走就走的旅行—探访有故事的美景》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疫情前,随着中国游客的收入提高,出国旅游越来越流行,日本的旅游景点也非常受欢迎。预计后疫情时代会出现报复性消费,对旅游书籍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笔者本次选择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探访有故事的美景》(『いますぐ行きたくなる物语のある絶景』)一书作为翻译实践文本,该文本的目的是科普相关旅游知识,唤起读者对旅游的兴趣。该书主要介绍了日本全国四十处知名美景的基本信息及其背后的故事,通过阅读本书可以让人们在游览热门景点的同时,也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进程。语言表达虽简洁,但富有感染力。本次翻译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处,第一处是专有名词的处理。笔者基于交际翻译理论,根据语境采用了解释性翻译、文内与文外加注等翻译方法,补充了缺失的文化信息,促进了读者的理解。第二处是标题和旅游宣传语的美化处理,由于中日表达习惯的差异,如果不对原文进行适当改写,就无法达到宣传的效果。因此笔者基于接受美学理论对标题和旅游宣传语进行了美化处理,在原文的基础上改写译文,使之符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向中国游客传达了日本景点的魅力。通过此次翻译实践,可以带给赴日游客崭新的体验,还可以推动中日旅游业的交流和发展,也为今后此类旅游类文本提供参考。
邸小松[2](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徐亚男[3](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何璐[4](2018)在《介入与扩展:90年代以来的“大文学”理念的流变 ——以《天涯》的“大文学”实践为例》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地处海南的《天涯》以复兴“大文学”传统进行改版,引起了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强烈反响。随着时代背景的风云激变以及新媒体的异军突起,近十年来《天涯》也逐渐进入了“低落”期。虽然,作为一个“探索者”形象的《天涯》一直在积极努力地跟上时代飞速发展的脚步,尝试与各类新媒体融合,甚至期望利用新媒体探寻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的狂暴席卷下,这种略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奋力反抗,更像是的一叶风雨飘摇的孤弱扁舟,映射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苍凉之感,同时,也显示出一种落日余晖的悲壮情怀。本文试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考察一本文学期刊实践“大文学”理念的背景、过程、成果以及现状,来对这一时期的“大文学”理念及其相关实践进行还原性地回溯,在此基础上论述,新媒体时代之下的文学参与时代对话、介入文化语境、介入不同文学形态的重要意义以及在今天重提“大文学”理念、扩展文学范式的合理性。本文从介入与扩展两个向度探讨了“大文学”这个概念对于当下文学的推进意义。其中,扩展主要体现在文学边界与范畴的延展。从这个角度去看,“大文学”并不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概念,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在沉积了古代中国文人的文学习惯与观念的同时,又逐渐汲取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经验。这种边界的延展使得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学刊物寻找到了一条短暂的出路,即20世纪末以《天涯》为代表的“综合化”改版热潮。而“大文学”的介入主要可作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介入”是作为一种文学信念来叙述的,也即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天涯》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意义非凡的尝试,在面临“纯文学”以及文人身份被边缘的困境之时,他们以边缘化的身份介入现实、介入话语中心,在复兴“文、史、哲三位一体”的大文学传统的视野下进行了颇具影响力的跨文体实践。另一方面是从文体以及文学生态的角度去谈,“介入”是指文学介入新的表现形态,以达到与新媒体、数字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对于此,《天涯》也做出了努力,但是面对各类新媒体的井喷式地生长速度,《天涯》显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当然,这也是传统文学形态在面临新兴载体形态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事实上,本文在此所提的“大文学”理念更多地是指一种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而非某种具体的、固定不变的文学定义,这是一个不断流变、不断演进的理念,并非一个过去式的概念,因此它应当具有不断变化、更新的共时性和时代性意义。基于此,本文在最后概述了新媒体时代下的“大文学”理念的流变,以及“大文学”应如何“介入”与“扩展”,从而取得合理性。在笔者看来,重点在于,我们的文学、文学创作者以及研究者应该要有摒弃的勇气、创造的能力、更新的信念。
张惠建[5](2017)在《乘“一带一路”东风,扬对外宣传之帆——融媒体背景下电视对外传播的广东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向海之路"历史悠久。广东广播电视台以海外宣传拓展为抓手,以外宣纪录片和全媒体战略为支撑,乘"一带一路"东风,扬对外宣传之帆,持续创新传播方式,不断拓展对外传播渠道,以"民心相通"为主抓点,沟通民心,提升传播力。
王璐[6](2015)在《释意论指导下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国领导人致辞口译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了众多国内外媒体聚焦的“新闻盛会”。而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上中国领导人的致辞发言在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做好领导人致辞的口译工作非常重要。口译工作具有即时性强的特点,口译员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在领导人的致辞中,因中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及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口译中必然出现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习语和无主句,且这些词汇和无主句无论从文化还是政治等角度可能都很难被外方轻易接受或理解,故也是口译员进行现场口译的难点。本研究以释意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领导人在东盟博览会上的致辞演讲为语料分析,旨在研究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领导人致辞中中国特色词汇、习语及无主句的口译策略,以期帮助口译员能够自如地应对这些难点,更好地发挥口译员作为交际桥梁的角色,提高口译质量。
苑立立(Lily Yuan)[7](2015)在《新时期《山西工人报》发展研究(2010—2014)》文中指出《山西工人报》顾名思义,是一张面向全省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专业性、针对性强的机关报纸。它于1984年3月发刊,是由山西省总工会为满足工作需要而创办。截止2014年,《山西工人报》已经走过30个春秋,迈入“三十而立”发展成熟期。该报始终坚持“为工会服务,为职工服务”的“两为”办报方针,紧紧围绕全省工会的中心工作为报道重点,积极宣传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总工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先进劳动模范典型示范作用,报道各级工会工作成效,真实反映职工群众的心声,依法维护广大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努力为山西省内各大企业发展进言献策。经过30年的发展,《山西工人报》从四开黑白小报发展到对开四或八版彩色日报,从不定期周刊到定期综合性日刊,发展经历了高潮,也走过了低谷,在山西省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山西省工运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新媒体发展史上,2010年是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新媒体发展加速,互联网媒体进一步成熟,手机媒体也方兴未艾,中国三网融合状态呈现出崭新的发展态势。2010至2014年是传媒生态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对于传统媒体来讲,2010至2014年这五年是其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否能够转型、转型结果如何不仅关系着该媒体的存在时间和生存空间,更直接影响着广大受众的阅读模式和接触倾向。《山西工人报》作为地方性省级报刊,理所当然要顺应时代传媒发展潮流,积极应对,谋求转型。因此,本文通过对2010年至2014年近五年的《山西工人报》进行抽样分析和内容分析,并结合2014年《山西工人报》开展的“双服务”大调研活动报告,对其发展变化进行准确、客观的分析研究,从传播信息规模、传播内容分类、报道手段、传播效果状况这四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进而提出报纸在新时期媒介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其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策略。希望本文可以为《山西工人报》在承担“服务工会、服务职工”和“服务企业”这“双项服务”的社会责任上做出有益的贡献。
苏超[8](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张颖[9](2014)在《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文中提出文学经典的相关讨论自1980年代以来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长期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催生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至今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仍有着巨大的话语容量和探讨空间。但在现有的讨论中,许多研究忽视了“文学经典”问题在国内出现的语境,同时缺乏对较长时段的文学经典研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造成了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是由西方文化研究带来的伪问题还是中国文学研究和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节点、“文学经典”作为评价标准是否还具有适用性、当下文学研究是否进入了“后经典时代”以及文学经典的戏仿大话是经典的“终结”还是“新生”等问题至今缺乏基本的共识。文学经典理论建构亟待完善。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与其身处的媒介文化语境直接相关。以媒介体制、技术和传播内容等为主要因素的媒介文化是文学经典在当代传播的具体语境,也是研究者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探讨1980年代以来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对论争的发生及发展、论争方式与形态、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一梳理,以立体呈现近四十年间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文化语境和总体状况,系统分析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得失,进而阐明文学经典在当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和理论适用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主要描述和总结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媒介文化嬗变的视野中对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历史、动态和立体的分析。第一章,中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从中西“经典”词源流变分析入手,以时间为序分五个阶段对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思考国内文学经典问题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国内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历史回溯,并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中媒介文化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出现进行了讨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线索。第二章,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主要讨论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为中心的相关论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80年代的报刊出版等活动共同决定了媒介文化的精英化和启蒙性的特征,并参与到了以启蒙话语为主要价值指向、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为中心、以作品重读和文学史重写为主要形式的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当代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的大量翻译都参与到了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与潜滋暗长的大众文化一同构成了对经典建构的挑战。在官方/民间/精英、古代/现代/当代、中国/西方等多组力量的对比与互动中,1980年代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初步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为当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以继承和颠覆的传统。第三章,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主要讨论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1990年代的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学研究学院化和文化价值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以视觉形式为主要媒介、以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文学经典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使得文学经典在不断扩展其影响范围的同时,其标准和文本的权威性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已不再单纯地借由文学史来确立,文学批评的转型、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加剧,制约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变得多元而复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和消解着经典建构的努力。第四章,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本章在以社会文化的媒介化为总体特征的语境中分析2000年以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2000年以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开启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电子媒介传播,推动社会文化走向了媒介化、全球化。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将关注点转向了当代文学,在媒介的推动下,以层出不穷“文学事件”为主要表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关于文学经典认知的混乱。同时,带有总结性和建构性的文学经典研究活动以当代文学60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为契机展开;另一方面,在长期讨论的基础上,研究者积极展开了本土文学经典理论研究的探索,文学经典作为文学和文化价值判断的体系重获理论活力。结语,文学经典的理论重构。总结了 19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价值意义及不足,强调了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重建是理解和解决文学经典论争的关键。对文学经典理论的重建应该充分考虑其本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借鉴现有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媒介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从文学经典理论、文学经典秩序和文学经典阐释三方面入手,构建中国经典理论和实践体系。
孟德楷[10](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指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二、新年祝辞——架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年祝辞——架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论文提纲范文)
(1)《说走就走的旅行—探访有故事的美景》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旨 |
第1章 引言 |
1.1 翻译实践的背景 |
1.2 翻译实践的意义 |
第2章 翻译过程简介 |
2.1 翻译内容概述 |
2.2 翻译进度安排 |
第3章 文本分析与译前准备 |
3.1 文本类型 |
3.2 文本特点 |
3.3 译前准备 |
第4章 案例分析 |
4.1 专有名词的翻译 |
4.1.1 解释性翻译 |
4.1.2 文内与文外加注 |
4.2 标题的美化处理 |
4.3 旅游宣传语的美化处理 |
4.3.1 译入语的增释 |
4.3.2 译入语的整编 |
第5章 总结 |
5.1 翻译实践总结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原文/译文对译 |
附录2 术语表 |
附录3 导师核准意见书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译着、论文以及从事的口笔译实践活动 |
致谢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一)“奠都”的考量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附录二 表格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三、选题实际意义 |
四、相关研究综述 |
五、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分期评述 |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1978-1989年) |
一、“精神家园”的重建 |
二、形式语言探索的“试验田” |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观念表达(1990-1999年) |
一、文化研究的深入 |
二、机制转变和观念演化 |
第三节 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2000-2018年) |
一、当代品格的文化定位 |
二、本体建设与视觉革命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涵 |
第一节 民族大团结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藏区新成就的歌颂 |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
二、“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 |
第二节 民族风情叙事与多元和谐的文化观表达 |
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
二、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凸显 |
三、传统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的研究 |
四、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第一节 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探索 |
一、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演变 |
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语言特征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油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
一、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化转换 |
二、“油画民族化”命题的延续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一、藏族题材水墨画的扩展与演化 |
二、藏族题材工笔画的复兴与重彩演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
一、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 |
二、风格重构与图景呈现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文诉求 |
一、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考 |
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一、对民族气派的生动阐述 |
二、大国形象的对外塑造 |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艺术家详情表 |
附录二 《美术》杂志中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收录情况(节选) |
附录三 相关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介入与扩展:90年代以来的“大文学”理念的流变 ——以《天涯》的“大文学”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第一章 “大文学”理念的提出与演变 |
第一节 大文学观念的发展源流 |
一、大文学观念的传统源流 |
二、近现代文学史中的“大文学”观念 |
三、80年代以来的“大文学”观念 |
第二节 90年代以来“大文学”理念的构成背景 |
一、消费文化及新媒体对文学的裹挟 |
二、文学意义的扩大化 |
三、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学期刊 |
第二章 探索者:《天涯》的崛起与“失落” |
第一节 《天涯》的起落 |
一、“探索者”《天涯》的崛起 |
二、《天涯》的“失落” |
第二节 《天涯》式的“大文学”理念的实践 |
一、介入现实与扩展范畴 |
二、文本内容中所体现的“大文学” |
三、《天涯》杂志与新媒体的合谋 |
第三节 《天涯》“失落”的部分原因 |
一、矛盾性:迎合读者与自我坚持 |
二、来自新媒体更强劲的冲击 |
第三章 共时性:重提“大文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下的“大文学”理念 |
一、跨越界限:各媒介形式的融合 |
二、碎片化阅读方式的勃兴 |
三、去中心化的“互读”倾向 |
第二节 介入:文学与时代语境的对话 |
一、介入新的表现形态与时代语境 |
二、跳出精英化与庸俗化的圈子 |
第三节 扩展:建立一种文学新范式的合理性 |
一、何为当下文学新范式 |
二、文学性与审美性:合理的限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5)乘“一带一路”东风,扬对外宣传之帆——融媒体背景下电视对外传播的广东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花旦”唱响“一带一路” |
从细节入手,提升传播效果。 |
每逢佳节不缺席。 |
搭建全媒体境外社交网络矩阵,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 |
南派纪录片:“讲好广东故事,传播广东声音” |
走出去:真实体验“一带一路”累累硕果 |
请进来:借外媒之力向海外传播“一带一路” |
(6)释意论指导下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国领导人致辞口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3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口译研究概况 |
2.2 致辞的定义及特点 |
2.3 国内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致辞口译研究现状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3.1 释意论的起源和发展 |
3.2 释意论的内容 |
第四章 东盟博览会致辞口译分析 |
4.1 东盟博览会领导人致辞特点 |
4.2 东盟博览会领导人致辞口译难点 |
4.2.1 多中国特色类词汇 |
4.2.2 多习语 |
4.2.3 多无主句 |
第五章 释意论指导下中国—东盟博览会领导人致辞口译的方法与策略 |
5.1 中国特色词汇和习语的翻译方法 |
5.1.1 直译法 |
5.1.2 意译法 |
5.1.3 音译法 |
5.1.4 节译法 |
5.1.5 增译法 |
5.2 无主句的翻译策略 |
5.2.1 补充主语 |
5.2.2 使用祈使句 |
5.2.3 使用被动语态 |
第六章 结论 |
6.1 结论 |
6.2 局限 |
参考文献 |
附录 |
(7)新时期《山西工人报》发展研究(2010—2014)(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传播现状分析 |
1.1 《山西工人报》发展简介 |
1.2 传播信息总量分析 |
1.3 版面及栏目内容分析 |
第二章 传播内容分析 |
2.1 《山西工人报》的指导思想 |
2.1.1 新闻责任 |
2.1.2 工会声音 |
2.1.3 职工情怀 |
2.1.4 维权担当 |
2.2 《山西工人报》的报道内容 |
2.3 《劳动者》周刊 |
2.4 《星期天》周刊 |
第三章 报道手段分析 |
3.1 突出头版专栏的重要性,凸显机关党报地位 |
3.2 着重报道题材的丰富性,加强新闻报道效果 |
3.3 拓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提高新媒体传播度 |
第四章 传播效果分析 |
4.1 政治方面 |
4.2 经济方面 |
4.3 社会方面 |
4.4 文化方面 |
第五章 问题及对策 |
5.1 《山西工人报》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
5.1.1 版面栏目设置冗杂,报道中心模糊 |
5.1.2 关注正面宣传,负面报道较薄弱 |
5.1.3 借助新媒体,传播效果不理想 |
5.2 解决发展问题的对策 |
5.2.1 转变图片新闻模式,运用数据新闻 |
5.2.2 关注转型煤炭经济企业,为经济建设献言献策 |
5.2.3 内容为王,加强新媒体报道力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承诺书 |
(8)“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附图清单 |
附表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设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一、数字鸿沟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四、可持续发展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一、知识沟理论 |
二、文化权利 |
三、文化传播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一、建立试点 |
二、启动应用 |
三、全国推广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一、建设流程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中心问题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溯源 |
第一节 什么是“经典” |
一、汉语中的“经典”流变 |
二、西方“经典”流变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 |
一、俗语文学:现代经典的建构 |
二、文学经典的文化功用 |
三、回归正统:经典的重评与重构 |
四、文化与社会:文学经典研究的范式转变 |
五、“拓宽”还是“扞卫”:文学经典的危机 |
第三节 国内“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 |
一、颠覆与重构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
二、媒介文化:新时期新问题 |
第二章 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论争:作为问题的凸显 |
一、“经典”一词在研究中的使用 |
二、作品“重印”、“重评”中渐次展开的文学经典研究 |
三、“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 |
第二节 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与文学经典论争场域的重建 |
一、1980年代社会分化中的媒介转型 |
二、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 |
三、出版活动的复苏与文学话语场域的重建 |
第三节 以出版为依托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一、以史料挖掘重启文学经典研究 |
二、以“重评”展开的文学经典讨论 |
三、以“重写文学史”确立的现代文学经典 |
四、在“影响的焦虑”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 |
五、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竞争 |
第四节 文学经典的解构性话语力量的潜滋暗长 |
一、“人民”话语中的大众 |
二、通俗文化中的大众话语权 |
三、文学期刊的分流与启蒙话语的分化 |
第三章 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中的媒介文化转型 |
一、媒介技术的普及与提升 |
二、媒介功能拓展与分化 |
三、媒介文化生产机制转变 |
四、媒介文化的大众化转向 |
第二节 文学研究转型与文学经典论争的学术语境 |
一、“经典”作为研究话语使用的总体状况 |
二、文学经典论争主体的转变 |
三、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文学经典的变动 |
四、文学批评的转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构 |
五、激活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理论话语 |
第三节 “百年文学经典”建构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一、选本引发的经典论争 |
二、“文学大师”之争 |
三、“百年文学经典”之争 |
第四节 媒介文化大众化对文学经典的冲击 |
一、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冲击:以金庸小说经典化为例 |
二、视觉文化对文学经典文本的冲击: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之争 |
三、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价值的冲击 |
第四章 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第一节 文化媒介化 |
一、信息网络化 |
二、媒介融合与媒介化社会 |
三、媒介化时代文学经典的境遇 |
第二节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论争 |
一、“大师事件”引发的时代与经典关系论争 |
二、“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参与下的当代文学经典论争 |
三、被“炮轰”的文学界:媒介对文学经典论争的策划和影响 |
四、当代文学60年回顾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反思 |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理论论争与理论探索 |
一、文学经典“危机” |
二、文化研究引发的文学经典理论反思 |
三、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结语:文学经典理论的重构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CONTENTS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题解 |
二、学术史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三) 方法论讨论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新年祝辞——架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论文参考文献)
- [1]《说走就走的旅行—探访有故事的美景》翻译实践报告[D]. 李泽萱.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02)
- [2]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介入与扩展:90年代以来的“大文学”理念的流变 ——以《天涯》的“大文学”实践为例[D]. 何璐. 西华师范大学, 2018(01)
- [5]乘“一带一路”东风,扬对外宣传之帆——融媒体背景下电视对外传播的广东实践[J]. 张惠建. 新闻战线, 2017(09)
- [6]释意论指导下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国领导人致辞口译研究[D]. 王璐. 内蒙古大学, 2015(12)
- [7]新时期《山西工人报》发展研究(2010—2014)[D]. 苑立立(Lily Yuan). 山西大学, 2015(02)
- [8]“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9]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D]. 张颖.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