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城县把目标锁定2004年（论文文献综述）
肖静[1]（2021）在《金色的家国情怀（纪实文学）》文中指出院士档案:傅廷栋,1938年9月出生,广东郁南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现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现任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主任,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会主任,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农业部油料作物专家顾问,湖北省油菜产业协会理事长,
盘劲呈[2]（2021）在《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转变,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显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多地利用体育旅游扶贫新举措,建设体育旅游减贫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减贫成果,其在扶贫方面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情及未来发展需要,“乡村社区如何参与体育旅游?”“体育旅游的减贫路径如何得到补偿优化?”等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为衡量减贫效应并提出体育旅游扶贫新路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旅游社区参与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历程、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心地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了“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体育旅游扶贫是一项持续型工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深化体育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能力的互动、增强基层社区体育锻炼的可持续性、提升社区运营体育企业的自主脱贫能力,是乡村居民摆脱贫困的真实意愿,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可用体育资源,居民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等新兴经营性活动。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分享性和监督性,参与途径为双重参与、全人群参与、运动项目参与和体育赛事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形态主要有运动消费市场、运动社区、乡村赛事及其附属影响力、当地居民互动,衡量体育旅游减贫成效的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评价（参与程度、参与能力、动力机制）;影响力评价;减贫节点评价以及村民认知中的减贫评价。第二,研究从3802个标签中提取了2184个基本概念,整理出46个概念类属,凝练为11个主范畴,聚合为一个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在此涵义中,“参与度”与“动能”是分类变量,“参与度”表明社区是否具备发展体育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动能”代表贫困社区具备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动力和能量,由居民参与运动的能力、资源识别能力和扶贫制度等要件构成。基于此,国内体育旅游区域可划分为四类减贫区:运动项目本位区、体育侧位区、旅游侧位区和体育旅游失位区。居民对待体育旅游积极、消极影响时的支持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贫的延续性,即持续减贫。第三,我国乡村社区的旅游资源富集,体育旅游发展形态丰富,森林旅游、海滨旅游、冰雪旅游、山地旅游、冒险旅游等形式繁多,旅游资源与运动能力相互促进。在减贫的实践中,体育旅游能促进个体的精神收获,助力精神脱贫,是较好的“扶志”手段;村委会、县城学校和景区具备转化体育资源的能力,具有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后备运动员、转变经营模式和扩大影响力的功能;同时,体育旅游能更新社区居民观念、强化民间体育团体的内外部网络关系。第四,体育旅游驱动减贫的基础性要素是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村委会、景区和学校等单位是推动社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机构;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以及社区参与体育的动能,两种要素能够促进“贫困社区”的精神减贫,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幸福感;社区居民扩大体育基层组织的规模能够有效增强减贫要素之间的互动。第五,减贫效应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体育旅游业融合形态单一、供应链简单、关联产业附加值低,对持续推动经济减贫的效果还未显现。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内、外部体育参与能力,能缩小农村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社区支持意愿代表社区可持续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体育专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体育组织促进社交网络不断完善。居民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能有效提升贫困生活的“存在感”;压缩旅游空间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多社区联动和专项规划等核心导向有助于激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扩大脱贫规模、提升减贫效率。在具体建议方面,一是深化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的互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转变为社区集体旅游活动,增强社区群体的体育锻炼意愿及运动能力;不断创新具有体育传统文化价值的项目,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二是增强体育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强体育旅游物权收益;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三是增加社区运营体育旅游业的自主脱贫能力。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促进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研究提出了体育旅游新兴领域的理论构架,尝试解决深度贫困区域中的实践矛盾。
阿卜杜凯尤木·麦麦提[3]（2020）在《“丝绸之路”语境下当代新疆美术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杨芹[4]（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研究指明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彭睿[5]（2020）在《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旨在通过试定义经济林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产业层面系统研究,提炼区域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驱动机制中的内在规律及其理论建立模型,寻找到适宜的发展路径,结合研究特色与数据可得性等现实条件,重点对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驱动力进行实证分析,最终为新疆经济林果业转型升级基本路径的实现提供决策依据与措施。本研究为新疆经济林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对促进农民增收、打赢新疆地区脱贫攻坚战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研究选择新疆全域,特别是新疆南疆四地州作为研究区域,以新疆种植的经济林果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近30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数据,遵循经济林培育和利用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原理,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运用LMDI分解法,分析新疆主栽的6种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主要变化特征、贡献和驱动因素。通过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探索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明确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借鉴“钻石模型”,采用归纳演绎法,探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阿克苏地区为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包括以下几方面:（1）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特征:（1）红枣、葡萄、香梨、苹果比较优势测算结果显示,规模比较优势指数2.34、3.04、1.09、0.58,效率比较优势指数3.32、1.11、1.22、1.05,综合比较优势指数2.79、1.84、1.15、0.79,新疆苹果生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新疆主栽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与贡献因素:现阶段新疆苹果、红枣和核桃产业呈现规模效率增长模式,葡萄和梨产业向技术效率转变,杏产业在技术层面存在较多问题。主栽经济林果主产区在南疆,其中,主要由规模驱动的是巴州地区的梨（0.59）、喀什地区的枣（0.91）、阿克苏地区的枣（0.68）;主要由效率驱动的是阿克苏地区的苹果（0.53）和核桃（0.90）、吐鲁番地区的葡萄（0.52）。（3）新疆主栽经济林果面积变化特征:发展整体向好,在全国主产省中面积占比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苹果和梨种植业竞争力主要在于地域优势;葡萄和杏作为新疆本土种植产业,面积萎缩,市场竞争力下降;红枣和核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张,特征呈现板块化、生产区域化。（2）构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主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贡献5个方面选取了17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得出结果:2000-2017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水平指数从0.45提升到0.75。（1）创新发展方面,从0.085增长到0.20,目前新疆林果业创新发展经营上呈现规模化优势;（2）协调发展方面,从0.11呈倒“U”增长到0.16;（3）绿色发展方面,从0.08呈倒“U”增长到0.09,绿色增长效果不明显;（4）开放发展方面,从0.09波动式下降到0.08,开放水平不高;（5）共享发展方面,由0.071增长到0.21,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惠民程度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提升。（3）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结果:（1）相关分析得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与林果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劳动力、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林果销售规模、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现代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的相关水平较高,除了灌溉面积（0.524）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0.746）,其他变量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理论假说。（2）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劳动要素投入、灌溉面积和现代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科技投入、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打破了理论预期假说,也从侧面反映出相关驱动力的正向效果发挥不足。（4）通过引入彼特“钻石模型”,进一步表明科技引领、主体增强、特色发展、产业融合、绿色循环、品牌营造等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研究梳理了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增产格局,探索经济林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明晰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主要驱动力,探索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新疆林果业由量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林果业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应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推动新疆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和外部共同支持。过去30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依靠面积扩大、劳动要素投入等增长,科技投入、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不明显。故需尽快连通新疆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科技引领、主体增强、特色发展、产业融合、绿色循环、品牌营造等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曹书[6]（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谢玮[7]（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提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彭汉宗[8]（2019）在《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民族会像华夏民族那样热衷于山水树石的艺术表现了。自北魏至元代的近千年中,敦煌壁画见证了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包括西域样式、汉晋传统样式、北朝新兴样式、隋代的“细密精致而臻丽”、唐代的“焕烂而求备”、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千篇一律”、西夏与元代的卫藏风格。不同风格之间或和谐共存,或新旧迭代,其既与艺术自律发展的内部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如何从纷乱庞杂的现象中将这些因素一一寻绎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而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亦将引发全然不同的结论。在山水树石图像的演变历程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其一为中原山水画的同步影响,其二为异域审美观念的影响,其三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三股力量联合构成了敦煌壁画山水树石图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也彰显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与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艺术现象时往往需要做好随时切换研究视角的准备,如此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原貌。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屈玉丽[10]（2018）在《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龟兹地处丝绸之路主干道,其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库车、阿克苏等地,也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绿洲,这里汇集了中华文化和古印度、希腊罗马文化之精髓,并集政治、宗教、艺术于一体。在唐代,龟兹是统辖安西四镇的都护府治所所在地,大唐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龟兹的繁荣,龟兹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也在蓬勃发展。本论文以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在龟兹文化、唐五代文学研究各自独立的背景下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融合拓展研究;以文化对文学的关联和影响为理论支撑,结合出土文献、实地调查进行多层面和多元化的探索。重点致力于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关联的挖掘:首先,龟兹文化对唐五代文学独特价值的研究,考察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代表的龟兹佛教文化对唐五代诗文的影响,探索龟兹佛教、语言、乐舞和壁画文化对唐五代戏剧内容、类型及演出方式的影响;其次,以新疆发现的重要文物如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文本、龟兹石窟壁画及地下出土文物等作为重要参照依据,以研究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关系。论文由六章组成,以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两条线索布置篇章结构,结合具体问题展开论证,主要论题包括六个方面:第一,鸠摩罗什译经与王维诗文的佛教意涵。以龟兹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鸠摩罗什译经为切入点,选取唐代典型诗人王维,考察鸠摩罗什译经在情节设置、譬喻运用、文学想象、偈颂翻译、说理方式等方面对王维诗文创作的影响。第二,龟兹佛教影响下的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研究。从龟兹佛教文化和龟兹语言文化出发,探究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所受龟兹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比较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及其两个异本的文本内容要素和形式特征,确定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唐代戏剧文体性质;探讨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对后世讲唱文学的影响。第三,龟兹壁画与唐五代戏剧研究。通过分析龟兹乐舞类壁画对戏剧表演和戏场设置的启发、龟兹壁画故事内容及其世俗化特征对剧本内容形成和戏剧情节选择的意义、龟兹壁画三种构图方式对戏剧结构安排的影响,探讨龟兹壁画对唐五代及后世戏剧发展的重要作用。第四,龟兹乐舞文化与唐五代歌舞戏。探讨龟兹歌舞戏的兴盛及其与龟兹乐舞文化的关系;选取唐代歌舞戏的典型代表苏幕遮、拨头、狮子舞,解读各歌舞戏的戏剧文体特征,进而分析其所受龟兹乐舞文化的影响。第五,唐五代时期的龟兹本土文学。集中讨论唐五代文学作品中以龟兹本地人、事为基础所形成的龟兹传说故事和佛教故事,探求其中所蕴含的龟兹文化的丰富内容。第六章,唐五代文学作品中的龟兹名物。选取最能体现龟兹本土文化特征的两类名物进行分析:一类是“乐舞”类名物觱篥,以论证觱篥与芦管在唐诗表现中的同质化倾向;一类是“用器”类名物龟兹枕、龟兹板、屈支灌,作为龟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意象呈现在唐五代文学作品中,成为联系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学的重要纽带。
二、拜城县把目标锁定2004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拜城县把目标锁定2004年（论文提纲范文）
（1）金色的家国情怀（纪实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刻苦攻读，登上国际学术高峰 |
| 心系黎民，科研围着农民转 |
| 老骥伏枥，百计千谋精准扶贫 |
（2）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体育旅游减贫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 |
| 2.1.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概述 |
| 2.1.2 体育旅游与乡村发展概述 |
| 2.2 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1 国内外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2 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研究 |
| 2.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涵义 |
| 2.3.2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影响因素 |
| 2.3.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居民态度 |
| 2.3.4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效果评价 |
| 2.4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2.4.1 乡村社区 |
| 2.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 |
| 2.4.3 体育旅游减贫 |
| 2.4.4 旅游减贫感知 |
| 2.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5.1 地理二元经济论 |
| 2.5.2 中心地理论 |
| 2.5.3 社会交换论 |
| 2.5.4 公民参与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历程及理论分析 |
| 3.1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历程 |
| 3.1.1 “社区参与”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2 社区体育旅游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3 体育旅游减贫的典型案例 |
| 3.1.4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表现形态 |
| 3.2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过程 |
| 3.2.1 体育旅游减贫的条件识别 |
| 3.2.2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对象 |
| 3.2.3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管理 |
| 3.2.4 体育旅游减贫的成效评价 |
| 3.3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机制 |
| 3.3.1 体育旅游减贫的利益机制 |
| 3.3.2 社区参与体育的互动机制 |
| 3.3.3 减贫效应成效的衡量机制 |
| 3.4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混合研究评估框架 |
| 3.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理论特性 |
| 3.4.2 社区体育旅游认知结构的内涵 |
| 3.4.3 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 |
| 3.4.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4.1 评估目标—社区参与体育运动多维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1 体育运动的健康减贫效应 |
| 4.1.2 体育多维减贫的社区营造 |
| 4.2 空间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区域及对象 |
| 4.2.1 贫困乡村社区的地理区域筛选 |
| 4.2.2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的多维指向 |
| 4.2.3 体育旅游帮扶对象的多维测度 |
| 4.3 执行规范—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方法及原则 |
| 4.3.1 质性研究的原理 |
| 4.3.2 理论敏感性原则 |
| 4.3.3 访谈的一般原则 |
| 4.4 核心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中心涵义 |
| 4.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数据采集 |
| 4.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编码及类属 |
| 4.4.3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类属萃取 |
| 4.4.4 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 |
| 4.5 指标确定—“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的预测 |
| 4.5.1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减贫的小样本测试 |
| 4.5.2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指标信效度检验 |
| 4.5.3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4 “参与度-动能-持续效应”框架PLS回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贵州省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1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范围及活动 |
| 5.1.1 乡村分布与活动范围 |
| 5.1.2 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 |
| 5.2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评估设计 |
| 5.2.1 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2.2 减贫效应变量与条目 |
| 5.2.3 调查过程及数据来源 |
| 5.2.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估模型 |
| 5.2.5 体育旅游减贫维度信效度检验 |
| 5.3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调查结果 |
| 5.3.1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贫困人口特征 |
| 5.3.2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典型贫困特征 |
| 5.3.3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探索 |
| 5.3.4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验证 |
| 5.3.5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假设检验 |
| 5.4 贫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意愿分析 |
| 5.4.1 体育旅游参与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4.2 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具有差异性 |
| 5.4.3 建档立卡与致贫原因的显着性分析 |
| 5.5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要素分析 |
| 5.5.1 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参与度及动能 |
| 5.5.2 减贫驱动核心要素正向促进个体精神脱贫 |
| 5.5.3 减贫驱动基础要素——体育管理行政职能 |
| 5.5.4 减贫驱动要素互动——居民自组织规模化 |
| 5.6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要素的外部可持续分析 |
| 5.6.1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可持续减贫 |
| 5.6.2 体育旅游专项减贫制度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3 体育旅游民间团体的文化传承效应 |
| 5.6.4 体育旅游社区自主锻炼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5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生态减贫效应 |
| 5.7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的内驱可持续减贫分析 |
| 5.7.1 资源识别与价值交换(运营)基础 |
| 5.7.2 专项规划未能与社区支持形成互动 |
| 5.7.3 社区支持意愿促进可持续减贫 |
| 5.7.4 多中心村落社区参与扩大脱贫规模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减贫延续:优化体育旅游社区参与路径 |
| 6.1 深化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互动 |
| 6.1.1 动能转化,促进个体锻炼向社区集体旅游活动转化 |
| 6.1.2 强化能力,增强体育锻炼意愿与社区群体运动能力 |
| 6.1.3 壮大村落,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 |
| 6.1.4 更新观念,创新具有传承体育文化价值的传统项目 |
| 6.2 增强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外部可持续性 |
| 6.2.1 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加体育旅游物权收益 |
| 6.2.2 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 |
| 6.2.3 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 |
| 6.2.4 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 |
| 6.3 延展体育旅游业内在驱动减贫的自主脱贫空间 |
| 6.3.1 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 |
| 6.3.2 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 |
| 6.3.3 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 |
| 6.3.4 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访谈提纲与文本概况 |
| 附件2 预调查与正式调查 |
| 附件3 文本数据编码示例 |
| 学习经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及职权 |
| 第一节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 |
| 一、1906年官制改革前的编制 |
| 二、1906年官制改革后的编制 |
| 第二节 清末都察院的规章 |
| 一、《钦定台规》的内容 |
| 二、台规与会典、例律的关联 |
| 三、台规的效力与意义 |
| 第三节 清末都察院的职权及其保障 |
| 一、都察院的职权 |
| 二、科道行使职权的方式 |
| 三、科道行使职权的保障 |
| 第二章 科道的纠弹与冤抑受理 |
| 第一节 官吏纠参与申冤的律例规定 |
| 一、被参官吏的处分之例 |
| 二、构成犯罪的处罚之律 |
| 三、被参官吏的宽免与申诉 |
| 第二节 科道对京官的纠弹 |
| 一、弹劾王公亲贵案 |
| 二、弹劾官员舞弊:以邮传部李德顺案和吏部受贿案为例 |
| 三、都察院堂官弹劾科道案 |
| 第三节 科道对外官的纠弹 |
| 第四节 清末都察院受理革员申冤 |
| 一、赴都察院呈控的案件总体情况 |
| 二、呈控人与当事人 |
| 三、都察院受理革员京控的程序 |
| 四、革员呈控的事由 |
| 五、京控的拟断与呈控的差异 |
| 六、革员呈控案的总体处理结果评析 |
| 七、都察院在革员京控案中的功用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都察院的裁改争议 |
| 第一节 裁改的动因与起始 |
| 一、内忧外困的时势迫使变法改制 |
| 二、迎合预备立宪的需要 |
| 第二节 丙午官制改革前后都察院的裁改 |
| 一、丙午官制改革前左都御史陆宝忠整顿都察院的努力 |
| 二、丙午官制改革中都察院的改制方案 |
| 三、反对都察院裁改的理据 |
| 四、都察院官制初步厘订 |
| 五、都察院奏定整顿章程 |
| 第三节 都察院代下议院的争议 |
| 一、都察院代下议院的倡议 |
| 二、反对设下议院更改都察院 |
| 第四节 再次厘订台规 |
| 第五节 都察院裁改期间的民间舆论 |
| 一、报刊舆论 |
| 二、宋教仁的议论 |
| 小结 |
| 附录 清末科道对待新政的态度 |
| 第四章 都察院的裁撤与平政院的建立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末路与科道的去留 |
| 一、都察院的末路 |
| 二、科道的去留 |
| 第二节 平政院的设立及争议 |
| 一、平政院筹设的过程 |
| 二、平政院的设立与职权 |
| 三、平政院与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争议 |
| 四、平政院与肃政厅的权限争议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设立、规章与职权 |
| 一、肃政史的产生 |
| 二、肃政厅的法规 |
| 三、肃政厅的职权与行使方式 |
| 第四节 肃政史的上奏建言与监察纠仪 |
| 一、上奏建言 |
| 二、监察政务 |
| 三、纠仪 |
| 小结 |
| 第五章 肃政史的弹劾与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第一节 民初官员弹劾与惩戒的法律规定 |
| 一、肃政史弹劾的范围 |
| 二、肃政史弹劾的程序 |
| 三、官员的惩戒机构、处分与开复 |
| 第二节 肃政史的弹劾案 |
| 一、肃政史弹劾之预闻 |
| 二、肃政史纠劾大员 |
| 三、肃政史弹劾赌博、种烟 |
| 四、肃政史弹劾中央部院案 |
| 五、肃政史弹劾巡按使 |
| 六、肃政史弹劾法官 |
| 七、肃政史弹劾知事案 |
| 八、肃政史平反冤案 |
| 第三节 文官高等惩戒委员的惩戒 |
| 一、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惩戒程序 |
| 二、惩戒滥押、疏脱监犯的案件 |
| 三、惩戒由巡按使弹劾的其他案件 |
| 第四节 其他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一、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
| 二、审计官惩戒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六章 肃政厅的裁撤及后续 |
| 第一节 肃政厅的最后光景 |
| 一、肃政史奏劾复辟 |
| 二、肃政史弹劾筹安会及反对帝制 |
| 第二节 肃政厅裁撤始末 |
| 一、主要人物请辞 |
| 二、改制与合署办公 |
| 三、裁撤书记官及人员安置 |
| 四、废止法令 |
| 五、肃政史的流向 |
| 第三节 外界对于肃政厅肃政史的评价 |
| 一、对于肃政厅肃政史之质疑 |
| 二、对于平政院与肃政厅关系之论评 |
| 三、肃政厅裁撤之后的评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疆林果业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 |
| 1.1.2 新疆发展林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和潜力 |
| 1.1.3 林果业已成为新疆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
| 1.1.4 新疆政府高度重视特色林果业发展 |
| 1.1.5 为内陆欠发达区域经济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贡献因素分析 |
| 1.4.2 新疆经济林果发展水平评估 |
| 1.4.3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 |
| 1.4.4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法 |
| 1.5.2 比较优势衡量方法 |
| 1.5.3 LMDI分解法 |
| 1.5.4 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
| 1.5.5 探索性分析 |
| 1.5.6 多元回归分析 |
| 1.5.7 归纳演绎法 |
| 1.6 基本概念 |
| 1.6.1 产业 |
| 1.6.2 经济林与经济林果 |
| 1.6.3 林果业相关概念 |
| 1.6.4 林果业高质量发展 |
| 1.6.5 驱动力 |
| 1.6.6 路径 |
| 1.7 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
| 1.7.1 数据来源 |
| 1.7.2 研究范围 |
| 1.8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8.1 国外研究综述 |
| 1.8.2 国内研究综述 |
| 1.8.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林栽培与加工利用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理论 |
| 2.1.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4 规模经济理论 |
| 2.1.5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1.6 产业竞争力理论 |
| 2.2 技术路线 |
| 2.3 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3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阶段分析(1988-2017) |
| 3.1.1 传统发展阶段(1988-1997) |
| 3.1.2 成长发展阶段(1998-2011) |
| 3.1.3 成熟发展阶段(2012-2017) |
| 3.2 新疆经济林果经营规模及结构分析 |
| 3.2.1 种植面积 |
| 3.2.2 产量规模 |
| 3.2.3 品种结构 |
| 3.2.4 空间分布 |
| 3.3 新疆经济林果贮藏加工现状分析 |
| 3.3.1 企业贮藏、加工能力发展情况 |
| 3.3.2 企业贮藏、加工业绩效情况 |
| 3.4 新疆经济林果销售现状分析 |
| 3.4.1 国内销售现状 |
| 3.4.2 对外贸易状况 |
| 3.5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问题分析 |
| 3.5.1 林果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失衡 |
| 3.5.2 林果产品贮藏与加工实力薄弱 |
| 3.5.3 林果产品国内外市场开拓不足 |
| 3.6 本章小结 |
| 4 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贡献因素分析 |
| 4.1 新疆经济林果业比较优势分析 |
| 4.1.1 比较优势的内涵 |
| 4.1.2 比较优势分析 |
| 4.2 新疆主栽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与贡献因素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新疆苹果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4 新疆梨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5 新疆葡萄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6 新疆杏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7 新疆红枣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8 新疆核桃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3 新疆经济林主栽品种种植面积变化的特征 |
| 4.3.1 新疆苹果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2 新疆梨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3 新疆葡萄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4 新疆杏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5 新疆红枣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6 新疆核桃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 |
| 5.1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
| 5.1.1 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5.1.2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主要特征 |
| 5.2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选取及衡量说明 |
| 5.3 发展水平的评价 |
| 5.3.1 规模经营指数 |
| 5.3.2 全要素生产率 |
| 5.3.3 地均林果产值 |
| 5.3.4 林果产量增长变动 |
| 5.3.5 林果价格变动比率 |
| 5.3.6 单位林果产值耗水 |
| 5.3.7 单位林果产值耗能 |
| 5.3.8 化肥用量缩减比例 |
| 5.3.9 农药用量缩减比例 |
| 5.3.10 林果业投资利润率 |
| 5.4 评价方法 |
| 5.5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实证分析 |
| 6.1 驱动力分析及基本假设 |
| 6.1.1 内部驱动力 |
| 6.1.2 外部驱动力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选择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探索性分析 |
| 6.3.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
| 7.1 分析框架 |
| 7.2 以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2.1 问题分析 |
| 7.2.2 主要措施 |
| 7.3 以主体增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3.1 问题分析 |
| 7.3.2 主要措施 |
| 7.4 以特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4.1 问题分析 |
| 7.4.2 主要措施 |
| 7.5 以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5.1 问题分析 |
| 7.5.2 主要措施 |
| 7.6 以品牌营造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6.1 问题分析 |
| 7.6.2 主要措施 |
| 7.7 以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7.1 问题分析 |
| 7.7.2 主要措施 |
| 7.8 新疆典型地区(阿克苏)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执行情况案例 |
| 7.8.1 以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2 以主体增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3 以特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4 以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5 以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6 以品牌营造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9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构建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8.1.2 新疆经济林果种植、生产特征分析 |
| 8.1.3 评估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水平 |
| 8.1.4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 |
| 8.1.5 驱动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构建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8.2.2 提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完善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模型 |
| 8.3.2 完善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测评依据和评价体系 |
| 8.3.3 驱动路径进一步深入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范畴与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的内涵 |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类型 |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补偿机制的分析 |
| 一、补偿机制的语义分析 |
| 二、纵向补偿机制与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分 |
| 三、本文语境下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的涵义与特征 |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辩考 |
| 一、纵向补偿机制的实效与资源型城市的补偿预期不契合 |
| 二、仅靠市场亦或自愿协商无法驱动横向补偿 |
| 三、横向补偿法律机制:对市场与自愿协商“不健全”的法律回应 |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核心构成 |
| 第一节 由机制到法律机制的蜕变 |
| 一、机制与法律机制的法理界分 |
| 二、权利化: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生成的核心步骤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权的证成 |
| 一、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 |
| 一、横向补偿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宪法逻辑 |
| 三、横向补偿权的权利结构与类型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 |
| 第一节 横向补偿的原则 |
| 一、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
| 二、发展成果共享原则 |
| 三、多元主体参与原则 |
| 四、比较优势互补原则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 |
| 一、横向补偿基金先行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筑巢引凤 |
| 三、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催动经济振兴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 |
| 一、确定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
| 二、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 |
| 三、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 |
| 第四章 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体系 |
| 第一节 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 |
|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 |
| 一、国内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理论与实践 |
|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 |
| 一、与横向补偿基金相关的立法规范及缺陷 |
| 二、横向补偿基金中原始资金的来源 |
| 三、横向补偿基金的用途 |
| 四、横向补偿基金的运营模式 |
| 第五章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 |
| 第一节 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 |
| 一、横向补偿PPP的项目范围、合作类型及具体方案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
| 三、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采购方式 |
| 四、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估方式 |
| 第三节 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重构 |
| 一、我国PPP锁定期制度的现实缺陷 |
| 二、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修正 |
| 第六章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 |
| 第一节 对口合作的源流及其横向补偿效应 |
| 一、由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演进 |
| 二、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间的对口合作 |
| 三、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效应 |
| 第二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 |
| 一、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二、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现实障碍与应对思路 |
| 三、基本思路的缺陷 |
| 第三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 |
| 一、省内经济法制的自足与对口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空白 |
| 二、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经验借鉴 |
| 三、国家层面立法的应有形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树木造型 |
| 一、从汉晋传统风格向北朝新兴风格的演变 |
| 二、西域花卉纹样的本土化改造 |
| 第二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石造型 |
| 一、故事画题材中配景山石造型的演变 |
| 二、须弥山图式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三节 北魏、西魏、北周前期的山水空间 |
| 一、从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型 |
| 二、北朝新兴风格——三维纵深与平面拼贴的过渡期 |
| 第二章 北周后期至隋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北周后期至隋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
| 一、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古朴、原始的树木造型 |
| 二、回归汉晋传统的图案化风格——云气纹山石造型 |
| 三、不同叙事结构下的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隋代后期的现实主义 |
| 一、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树木造型 |
| 二、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下的写实化山石造型 |
| 三、大型说法图中的山水空间——两侧封边式造境 |
| 第三章 唐代的山水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细密臻丽、焕烂求备的树木造型 |
| 一、细密精致而臻丽的佛国花树 |
| 二、中原本土树木造型在不同场景中的“变形” |
| 第二节 唐代的山石造型 |
| 一、大型说法图、经变画中的圣山造型 |
| 二、初唐时期两大基础性元素的初步构建——高山、缓坡 |
| 三、盛唐“山水之变”——以“双峰对峙”图式为中心 |
| 四、盛唐时期对山石之“质”与“奇”的追求 |
| 五、唐代后期山石造型的模式化以及山水空间的秩序化 |
| 第三节 不同画幅形制与多元叙事结构对山水空间的综合影响 |
| 一、通壁向心式大型经变中的开放式一体化山水空间 |
| 二、三联式构图模式中关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思考 |
| 三、以传统的横长卷形制构建全新的山水空间 |
| 四、屏风形制的拆分与组合 |
| 第四章 五代、宋代、西夏、元代的树石造型 |
| 第一节 曹氏画院的程式化风格 |
| 一、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树木造型 |
| 二、工艺美术设计理念下的山石造型 |
| 三、重山复水式的程式化山水空间 |
| 第二节 西夏、元代的异域风情 |
| 一、中原水墨山水画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二、窟窿石审美风尚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三、西藏密教艺术风格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一、龟兹与龟兹文化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选题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主要论题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论题 |
| 第一章 鸠摩罗什译经与王维诗文的佛教意涵 |
| 第一节 鸠摩罗什译经与王维的佛理接受 |
| 一、王维名字与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的关系 |
| 二、罗什译经的名相辨析,奠定了王维佛义理解的基础 |
| 三、罗什译经的本土优势,促进了王维对经义的接受 |
| 第二节 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情节设置与王维诗文的构思 |
| 一、文殊问疾 |
| 二、维摩诘默然无语 |
| 三、天女散花 |
| 四、香积佛饭 |
| 第三节 王维诗文对鸠摩罗什译经“譬喻”的运用 |
| 一、罗什“譬喻”与王维诗文的用典 |
| 二、罗什“十喻”与王维诗文的意象 |
| 三、罗什“十喻”与王维诗文的佛理 |
| 第四节 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想象与王维诗文的关系 |
| 一、动植物意象想象 |
| 二、佛法神力想象 |
| 三、时空维度想象 |
| 第五节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
| 一、罗什译偈对王维偈颂的影响 |
| 二、罗什所作偈颂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
| 第六节 鸠摩罗什遮诠双谴说理方式与王维诗文的“空观”解说 |
| 一、遮诠双谴说理方式及其在什译大乘佛典中的应用 |
| 二、《维摩诘所说经》以遮诠双谴方式析“空观”的表现 |
| 三、王维诗文以遮诠双谴方式解说“空观”及其与罗什译经的关系 |
| 第二章 龟兹佛教影响下的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剧本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龟兹文化背景 |
| 一、剧本出土地焉耆与龟兹文化 |
| 二、剧本所用吐火罗A语言与龟兹文化 |
| 第二节 唐代剧本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戏剧文体性质 |
| 一、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内容要素 |
| 二、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形式特征 |
| 第三节 唐代剧本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
| 一、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流传过程中的龟兹文化因素及意义 |
| 二、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传承及影响 |
| 第三章 龟兹壁画与唐五代戏剧研究 |
| 第一节 龟兹乐舞壁画对唐五代戏剧表演和戏场设置的影响 |
| 一、龟兹壁画乐舞演出对唐五代及后世戏剧表演的影响 |
| 二、龟兹壁画中乐舞演出场地对戏剧戏场的影响 |
| 第二节 龟兹壁画故事的戏剧性与唐五代及后世戏剧情节的选择 |
| 一、龟兹单幅壁画故事的戏剧性 |
| 二、龟兹连续性壁画故事的戏剧性 |
| 第三节 龟兹壁画的构图方式对唐五代戏剧结构的启发 |
| 一、菱格画式构图 |
| 二、方形框式构图 |
| 三、连环画式构图 |
| 四、龟兹壁画构图方式与戏剧结构设置 |
| 第四章 龟兹乐舞文化与唐五代歌舞戏 |
| 第一节 龟兹歌舞戏兴盛的表现及其所受龟兹乐舞文化的影响 |
| 一、龟兹歌舞戏兴盛的表现 |
| 二、龟兹乐舞对龟兹歌舞戏形成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苏幕遮 |
| 第三节 拨头 |
| 第四节 狮子舞 |
| 第五章 唐五代时期的龟兹本土文学 |
| 第一节 龟兹传说故事 |
| 一、龙与龟兹王 |
| 二、《耶婆瑟鸡》羯鼓曲与龟兹千泪泉 |
| 第二节 龟兹佛教故事 |
| 一、阿奢理贰伽蓝的故事 |
| 二、《华严经》传播的故事 |
| 三、龟兹僧人释法丰的故事 |
| 第六章 唐五代文学作品中的龟兹名物 |
| 第一节 唐诗中的“觱篥”与“芦管” |
| 一、同场宴会和诗中的异名乐器记录 |
| 二、觱篥、芦管的区别 |
| 三、诗歌中“觱篥”“芦管”的同质化 |
| 第二节 龟兹名物与唐五代文学的异域色彩 |
| 一、龟兹游仙枕 |
| 二、龟兹板 |
| 三、屈支灌 |
| 四、龟兹名物异域色彩的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四、拜城县把目标锁定2004年（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色的家国情怀（纪实文学）[J]. 肖静. 民族文汇, 2021(03)
- [2]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D]. 盘劲呈.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丝绸之路”语境下当代新疆美术教育研究[D]. 阿卜杜凯尤木·麦麦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
- [4]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5]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及实现路径研究[D]. 彭睿.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0(02)
- [6]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8]山水的化外潜流 ——敦煌壁画树石造型研究[D]. 彭汉宗. 上海大学, 2019(02)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D]. 屈玉丽. 浙江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