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权力下放能否加速其经济复苏？

一、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能否加快其经济复苏?（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认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晨^[2]（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菩提（Budi Kristanto）^[3]（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常婷婷^[4]（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刘洋^[5]（2020）在《世界银行部门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 ——以2013-2018年“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贷款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发展问题是全球性重大议题。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始终以减少贫困为核心宗旨,在全球发展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自2013年提出新的战略目标以来,其国际发展援助更加偏向对发展中国家行政和公务员体系进行改革,而分权化、法律改革项目甚少。“公共管理、法律与司法”部门贷款从政治民主方面来看,通过在公共部门中建立社会问责制,纳入公民政治参与,在受援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民主理念的扩大和深入;同时,通过在受援国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分权化的权力体系,为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政治改革角度来看,利用世行在经验、技术、资源方面的优势,直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行政与司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通过加强体统内外部监督,降低政治腐败的结构性风险。尽管如此,该部门贷款中过分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鼓励私营部门发展,有时反而会导致受援国国内政治腐败现象恶化。

张娜^[6]（2019）在《二战后的印尼政治转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结束后,印尼正式结束了被殖民的历史,拉开了构建本国政治制度的序幕。1945年建国初期,印尼尝试以殖民宗主国所遗留之议会民主制构建其政治体制框架,因过于僵硬的移植导致水土不服,最终失败。印尼精英结合本地实际尝试新的政治体制即威权体制,该体制最大的特点即有限多元,政治上集权,经济上相对放任,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印尼的实际,使得印尼经历了三十多年稳定发展时期,经济上的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该体制过于集权,反馈机制单一,使得资源和信息的传播迟滞,限制了冷战后印尼经济的深入发展。199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该体制急剧崩溃,印尼政治精英们随即尝试着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再构建,印尼也进入新的政治转型期。1998年至今,印尼的政治转型仍在进行中。此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对印尼政治转型的方向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印尼政治制度再构建的过程中,其政治精英们能结合其具体国情,依据本地之特色进行再构建,是该政治制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印尼转型过程的研究发现,西方民主制度并不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生搬硬套的移植只会加剧政权的灭亡和社会的动荡,各个民族国家应根据其本国之实际情况,结合内外之情势进行制度的再构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民主政治制度的需求是不同的,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应该是多样的。印尼的民主政治转型有着印尼自己的特色,只有把握好自己的国情,政治转型成果才更容易保留。本文以政治转型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印尼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转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阐明了印尼政治转型中的利弊与得失、各种政治力量间选择与博弈,及转型中的障碍与困境,并对印尼的政治转型加以评析。揭示了当今西方民主制度的非普世性和民主政治的多样性。

宁双双^[7]（2019）在《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相继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转型,其中,印尼的转型是较为成功的案例,没有演化为军政府的危机局面或导致民族国家的崩溃解体。印尼是一个地域、社会、民族以及文化差异性极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个代名词就是多样性,在一个通常认为缺乏成功过渡到民主所必需的大多数条件,能实现相对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极低,印尼应该是少数几个“例外”国家之一。每一个个案都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素材,正因此,本文选择印尼作为分析民主转型影响因素这个问题的窗口。根据政治学的转型理论,一个国家要发生民主转型,实现政治发展,需要满足很多因素。本文尝试对印尼民主转型的独特性做出自己的归纳分析与理性思考,主要采取统治精英、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政治传统以及外部环境这五个因素来分析。根据印尼民主转型的主体逻辑,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政治传统以及外部环境因素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危机是印尼民主转型的突破口,而行动者因素最为关键,尤其是行动者因素中的统治集团的分裂和瓦解是导致威权政体灭亡的关键动因,反对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行动者的选择决定着一个国家当面临严重危机时,是走向民主政体还是再次回归到威权政体的关键因素。此外,虽然印尼已经完成民主转型,但民主化是一个持续民主的动态过程,分析民主转型过程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对之后民主巩固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基本概念、民主转型理论的梳理、研究路径及理论假设。第二部分主要以印尼为研究对象,简要梳理印尼民主转型的历史演变进程,包括转型前期、转型过渡时期以及转型稳定时期的发展状况。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选取统治精英、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政治传统以及外部环境这五个因素来分析印尼的民主转型。其中,经济危机是民主转型的突发性因素,行动者的选择成为民主转型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统治集团的衰落与瓦解和反对派力量的崛起是印尼民主转型的主导者,他们在印尼的民主转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社会环境、政治传统以及外部环境因素起推动促进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印尼民主转型的经验与政治发展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印尼民主转型的经验总结从文武关系、程序民主、政教分离以及政权分权关系这四个方面来解释说明。同时也指出了印尼政治发展仍面临众多挑战。

郭磊贤^[8]（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吕翠苹^[9]（2018）在《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是当前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细化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目标,即“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本文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立足西藏特殊战略定位并基于西藏特殊性进行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既具有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处理的普遍共性,又是一个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特殊案例,既涉及到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又涉及到民族区域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西藏现实问题的解决及促进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路,为中央与其他民族地区财政关系的处理提供借鉴,为区域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本文力图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要求的角度和高度来研究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从民族视角上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从财政视角上研究中央与西藏自治区的关系。首先在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界定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概念,即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支出划分以及建立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基础上进一步地财权划分、财力配置问题。本文详细考察了国内外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现状,发现学界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丰富的结论,但对于当前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并没有放到一个整体中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索。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抓住当前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突出问题,着眼未来提高西藏内生增长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政治、法律基础之上,纵观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发展历史,横看典型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经验教训,在深刻认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特殊性的前提下,系统探索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指导思想、着力点,构建出符合西藏当前和未来发展实际的特殊、规范、有效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即“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这是一个建立在西藏特殊性基础上的,着眼解决西藏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增长力水平低这一突出问题的,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殊的财政体制。新的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新的配套措施,因此本文最后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财权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来规范调整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使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这些具体配套改革措施是与本文提出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相结合的,区别于目前中央对西藏的的财政管理体制,真正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相应政策法规。为此,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做了五个部分的分析,具体来说:第一部分是第二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基础及政治法律基础。本部分详细分析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中国民族学理论和中国藏学理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家治理理论,为本文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民族地区财政的相关规定,是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的政治法律基础,因此本部分还详细介绍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与特色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当前《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民族问题相关法律体系的现状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建设等内容。第二部分是第三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历史追溯。本部分首先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唐朝、元朝、明朝、清朝、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接着考察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五个时期”和“三种类型”的发展历程。通过追溯历代封建王朝至今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出以下启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受制度惯性和历史惯性影响,在认识西藏特殊性基础上对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做出特别处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依附于全国财政体制的变迁,是寻求集权与分权最佳组合的探索过程,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始终着眼于改变西藏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三部分是第四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特殊性的现实考察。本部分首先给出了西藏的特殊战略定位,即: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西藏是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藏是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前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特殊性,即:西藏公共支出成本高,地方内部事权财政负担沉重;西藏承担更多交叉领域的财政事权;财政自治权在西藏的实施使西藏享有其他省区所不具备的特殊财权;西藏对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高度依赖性。第四部分是第五章的内容,阐述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设计。本部分首先给出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贯彻中央治藏方略,落实中央对西藏的特殊财税政策;立足新时代,以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为导向;借鉴国际经验,从典型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实践中获得启示。本部分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着眼未来提高西藏内生增长力,通过“保输血、强体造血”解决西藏的依赖性问题;有利于提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祖国的边疆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本部分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以“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为根本目标,遵循“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力与财政事权相匹配”的基本原则,建立特殊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总体框架,即“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具体内容包括:（1）下划更多事权,保证依法支出;（2）自主设立地方税种,收入全部直接留用;（3）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财政收支缺口;（4）设立西藏重点扶持基金,加大重点专项扶持;（5）对所有财政资金的使用实施全面绩效管理。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自主决策权,强化西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责任意识,有效避免西藏税收征收过程中“先征后返”办法带来的效率损失,优化西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推动西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内生增长力水平的提高。本部分是本文的核心所在。第五部分是第六、七、八章的内容,分别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财权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对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了规范调整。第六章从政府与市场活动边界模糊导致政府职责“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法律法规约束缺失等方面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改革思路:（1）在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下促进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2）充分考虑西藏特殊性,对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作出特殊安排;（3）建立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4）增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律约束力。本章还据此给出了“公共服务型+内生力增长型”西藏财政管理体制框架下的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具体操作层面的划分建议,将更多诸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科技、部分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事权和支出责任都明确下划给西藏地方政府,以增强西藏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意识和资金使用的自主决策权。第七章从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税收划分情况、西藏地方收入规模与结构分析、西藏财政自给率低并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特殊的税收征管权等方面考察了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此在财权分配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权分配的改革思路:（1）在修订完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制定《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条例》,明确西藏享有完整的财政自治权。尤其在财政自治收入权上提出在西藏征收的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全部直接留给西藏,由西藏自治区统筹安排使用,而不是采取现在的“先征后返”办法,有效避免了税收征收过程中不必要的效率损失;财政自治支出权上赋予西藏地方政府自主安排支出项目、自主确定支出标准的财政自治权利,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作出投资决策,提高西藏财政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2）明确首先发挥西藏地方税的宏观调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动力的指导思想下,通过进一步加快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改革,使直接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以更好的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稳步推进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优化西藏当前的税制结构,实现构建和完善西藏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目标。第八章从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制度根源上缺乏坚实基础、当前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依据测算方式及绩效考评办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程度低等方面考察了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此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对策:（1）促进西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中央与西藏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2）调整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结构;（3）规范中央对西藏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4）逐步建立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5）建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机制;（6）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这里尤其强调了使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中的规模和比重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提出建立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路,提出建立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机制,以弥补西藏财政收支缺口,为西藏地方政府承担相应支出责任提供资金保障。

赵军营^[10]（2018）在《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修订的《预算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使得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问题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与规范。本文以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为研究对象,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企业财务报表合并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主要研究了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如何合并、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如何制定问题,并对影响政府合并财务报表试编工作开展的因素及效应进行多方面分析,为我国将要全面铺开的政府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工作提出政策与建议。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试编现状,总结了目前试编阶段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这些重难点问题也是先行国家编制政府合并财务报表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为此,本文重点介绍了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及意大利四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旨在吸收其有益的理论观点并适当借鉴国外有益的实践做法。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分析了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界定与合并方法的选择,并就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如何合并提出对策。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是政府财务报表合并的依据和标尺。本文在对不同国家和组织的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制定加以思考。在理论层面上,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要保持国际趋同、借鉴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制定与执行经验、使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成果。在实务操作层面,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要在合并范围、合并程序、抵消事项、合并原则、报表构成、可操作性等方面作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规定。此外,本文通过对编制政府合并财务报表的一线财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及时准确掌握编制中存在的障碍因素、刺激因素以及编制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产生的效益。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影响政府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经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证实,障碍与刺激因素分别对编制工作存在负向、正向的显着影响。从路径系数上看,与障碍因素相比,刺激因素对编制工作影响相对较大,但编制政府合并财务报表能够产生效益相对较弱。这表明,在试编阶段不仅要克服影响编制工作的障碍因素,今后还要注重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信息在决策制定、解除受托责任、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应用。最后,本文对我国将要全面铺开的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工作提出政策与建议。

二、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能否加快其经济复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能否加快其经济复苏?（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世界银行部门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 ——以2013-2018年“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贷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二战后的印尼政治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能否加快其经济复苏?（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3]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4]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世界银行部门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 ——以2013-2018年“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部门贷款为例[D]. 刘洋. 外交学院, 2020(07)
• [6]二战后的印尼政治转型研究[D]. 张娜. 辽宁大学, 2019(01)
• [7]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D]. 宁双双.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8]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9]中央与西藏自治区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D]. 吕翠苹.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10]中国政府合并财务报表问题研究[D]. 赵军营. 厦门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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