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贵州分行2001年12月统计数据

一、2001年12月份农行贵州省分行统计资料（论文文献综述）

冉小蒙^[1]（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湖北省银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赵前^[2]（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认为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梁坤^[3]（2021）在《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石油市场完全被英美国家的石油公司所垄断。外国石油公司掌控着中国能源供给的命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进入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危机,国民政府加紧经济备战,尝试统制以石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逐步被日本封锁,石油供应陷入危机之中。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借鉴战前的统制经验,实施液体燃料统制制度,逐步建构液体燃料统制网络。其中,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是执掌统制事宜的核心机构,它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革。战时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基本路径是由国家控制并配置这一战略资源,从开源与节流两个层面来增加资源供给与优化资源配置。统制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开源与节流工作的开展。从开源方面来看,国民政府首先是制定石油进口监管政策,从市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在坚持商业性进口的同时积极争取政治性援助,“石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以“自力更生”为价值取向,采取“寓扶植于统制”的策略,推动国内石油工业、酒精工业及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发展,围绕增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管制章则。影响国内液体燃料生产的核心因素是价格问题,而价格统制是液体燃料统制的关键抓手。国民政府施行的限价政策与行业追求合理利润的诉求发生了矛盾,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话语权成为了行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焦点。从节流方面来看,它的目的是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压缩民间消费。其一是统制分配,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分配、调剂供需,坚持以军用为导向。其二是统制消费,以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来干预个人消费行为,动员社会力量监督浪费现象。其三是查缉私油,以打击黑市的形式防止资源无序流动。不过,各环节统制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多重阻力,其间充斥着供应与需求、军用与民用、中央与地方或明或暗的竞争与矛盾。战时液体燃料统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统制制度日渐完善,范围逐步扩大。然而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因此统制的个人化色彩颇为浓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有弱化的趋势。从液体燃料统制的绩效来看,它一方面对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战时液体燃料危机,增强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战时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液体燃料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缺陷,引发了工业界、社会舆论甚至是外国专家的不满,同时由于管制机构的内在困境、腐败问题、统制链断裂等缺陷妨碍了统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运行是统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战时统制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国家单向控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所形塑的。国民政府与液体燃料行业之间既保持着合作关系,也存在博弈和“对抗”的现象。

张然^[4]（2020）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蔗糖业,是将甘蔗作为原料,经过压榨、熬煮、分蜜等一系列手续后制成液体或晶体红糖、白糖、桔糖等糖品的行业。中国是传统的产糖大国,具有悠久的甘蔗种植和手工制造糖品的历史;明清时期,中国的手工制糖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其技术水平几乎已达世界高度。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机械制糖技术使快速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白糖成为可能,世界糖品市场也因此风云变幻。而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制糖场坊仍固守数百年前的手工制糖技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试图全面“移植”机械化制糖技术,但他们屡遭失败,使中国这一手工制糖大国陷入了转型之危机中。其中,四川省作为近代中国三大产糖大省之一,在20世纪初即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蔗糖经济”,制糖业在四川省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有数位致力于改良手工制糖业的先进人士将机械制糖工具引进四川省,但悉数失败。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新型酒精液体燃料对制糖副产品——糖蜜之需求陡增,而两广地区与福建省等传统产糖重镇又相继沦陷,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和制糖技术改良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中央工业试验所制糖试验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等多个科研机构与糖政机关的合作与努力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各技术人员遵循科学原理,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验仪器,进行了一系列标准化、精确化的科学实验。面对战时的艰苦环境,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最终在优良蔗种的引种、先进蔗作技术的引进、传统手工制糖技术的改良,及小型制糖机械——手摇离心机的仿制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技术层面的突破。与此同时,各科研机构和糖政机关联合金融机构,针对优良蔗种和手摇离心机在四川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推广体系,使科研成果的规模化转化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其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各方的合作与努力下,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几乎可以代表同时段中国大陆的最高水平。随着以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全机械化制糖工厂在战时四川省的建立,以及手摇离心机等小型制糖机械逐渐引进部分手工制糖场坊,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出了多种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并行的手工业“多元结构”。本文在中国近代手工业转型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近代中国的其他手工行业,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行业呈现出的“多元结构”,实际上是伴随着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维持”与机械化生产的“突破”。“维持”的具体表现是高度发达的手工制糖技术,固定的生产关系与融资关系,再加之贫困化趋势,使得战时四川省的多数手工制糖场坊只得维持手工生产,或对制糖机械接受能力不强。而“突破”的表现则是得益于政府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的支持,三座全机械的制糖工厂得以屹立于四川。因此本文认为战时四川省制糖业呈现的“多元结构”一方面符合近代手工业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制糖行业和抗战背景的特殊性。不仅如此,这一现象还象征着战时四川省制糖业“急进”与“缓进”并行的改良路径,这一路径与此前机械技术的全面“移植”相异,经过实践证明,是更适合于中国制糖业工业化的新路径。虽然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与推广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从甘蔗产量与糖产量的数据变化看,战时四川省制糖业的发展呈现“徘徊不前”的形势。战时四川省制糖业之所以会出现发展“悖论”,本文通过对比20世纪30年代广东,以及日据台湾制糖技术的革新与制糖业发展,认为在战时的艰难且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制糖技术改良与推广事业的支持无法是长期的、深入的;而四川省本已呈现贫困化趋势的蔗农经济在战时更是颇为分散且不稳定,无法为改良制糖技术的推广提供好的环境。在种种限制下,战时四川省制糖技术的改良成果远未及“革新”水平,优良蔗种和小型制糖机械的推广也寸步难行,再加之战时的特殊背景,共同造就了制糖技术改良取得突破、而糖业发展却徘徊不前的发展“悖论”。

熊辛格^[5]（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认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白景明,赵全厚,封北麟,刘薇,孙家希,陈旭,龙小燕,胡舒扬^[6]（2019）在《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调研报告》文中认为降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是应对近两年金融环境转变的重要手段。财科院调研组根据实地调研信息,梳理降融资成本政策文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变化和政策成效,寻找当前降融资成本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发现随着一揽子降融资成本政策推出,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仍存在普惠金融覆盖面有限、金融创新落地难、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可持续性等问题。对此,在接下来的政策制定中,应聚焦消除信息孤岛,发展金融科技,完善银政担合作机制,鼓励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融资等金融创新,落实商业银行尽职免责等,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李靖雅^[7]（2019）在《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以及金融市场化的到来,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涉足对传统金融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强调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阮成发省长提出云南省要打造好“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设立以及临沧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使临沧市成为开放前沿。建行临沧市分行全面贯彻建行云南省分行“坚持转型发展主线”的三线原则要求,始终坚持以市场表现、价值创造、收入提升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坚持以网点一线为中心,坚持以员工发展为中心,全面实施“基础立行、业绩兴行、管理治行、内控保行、文化铸行”五大战略。建行临沧市分行目前在客户基础、柜面基础、信贷基础、渠道基础、内控合规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开放前沿的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战略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在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面临的外部宏观、行业环境因素,分析了临沧市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宏观因素,对现有竞争者竞争情况、购买者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潜在进入者和替代者进行分析,分析了其内部资源、能力现状,对总体经营目标完成情况、人民币跨境结算情况、存款情况、贷款情况、私人银行业务情况、其他内部建设情况和现有战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建行临沧分行的战略规划。本文以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竞争理论为指引,提出了建行临沧市分行的混合型战略总体发展战略、集中化+差异化竞争策略,人民币跨境结算策略、存款策略、贷款策略、私人银行策略的职能策略和组织保障、人力资源保障、内部控制保障、企业文化保障、信息技术保障、市场保障的保障措施。

罗杨焱^[8]（2019）在《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理地区不但是滇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滇川藏和滇缅印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以此为基础,晚清以来在大理商业重镇下关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下关商会,在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前所未有地进入云南并有所消长的背景下,对区域商业活动、社会控制,乃至地方政治、经济势力与中央的关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很显然,研究此一时期的下关商会,对于区域商业及社会经济、西南地方与中央关系、中国商会的发展诸问题的研究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中国西南对外交往也不乏借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对近代以来商会的发展历程、机构与功能等作了较好的探讨,也对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商会以及中东部、沿海地区等典型区域的商会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西部地区及不发达城市的商会研究较少,对边疆商会更是缺乏关注,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商会研究的失衡现象。就近代西南边疆和云南地方历史的研究而言,成果亦较多,已经以军阀—地方实力派为主线,对民国时期西南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内地的关系进行了较好的研究,相对而言学界对大理等西南地区商会发展情况的探讨显得较薄弱,下关商会的系统研究则尚未很好开展,制约着我们从下关商会这一近代社会独特元素对近代西南边疆加以探讨和审视。有鉴于此,本文共分三章,对下关商会建立发展的背景、下关商会在全面抗战时期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组织变迁和职员分布特征、下关商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调控职能等方面作了专门梳理和探讨。通过努力,本文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些新的收获: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上有所拓展。在传统史志文献、文史资料搜集、利用的基础上,笔者到大理、下关一带开展调研与资料搜集,在大理州档案馆获得了20卷下关商会资料,形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支撑,也有利于学界对此资料的认识和重视。第二,探究了下关商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下关商会成立时期的大理经济和滇西商帮贸易发展状况、中国商会建立的历史环境、云南和中央的政治博弈等。认为下关商会的成立,是滇西近代商业发展和绅商阶层形成、近代中国基层民主力量兴起、地方和中央就统治权的博弈等因素共冋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对其后下关商会相关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全面抗战时期下关商会委员会制和理监事制下的组织结构、职会员构成、选举制度、政党势力介入等特征。认为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对商会从委员会制到理监事制的改组,体现了中央在战时统制政策下力图将商会等民间团体纳入政府管控的诉求,虽然下关商会表面上建立了一套近代化、规范化的组织制度和选举流程,但实际上商会内部权力分配依旧体现的是大商帮和商号占据绝对地位的原则,商会选举仍然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主导。国民党势力虽然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下关商会,但党员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尚无法辨清。最后,探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下关商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在政权更迭、国民政府货币危机、央地关系紧张的特殊背景下金融职能的发挥。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和蒋中央展开了对云南货币控制权的争夺,加上此时法币和金圆券政策的失败,以及滇缅贸易的不畅、战争局势动荡等原因,下关商业走向萧条,而这对下关商会金融职能的影响非常重要。下关商会作为一背后被大商帮和资本家控制的机构,虽然表面上作为中央政府下属机构执行政府职能,但实际上受南京国民政府、滇省地方实力派势力消长的影响,其金融职能的履行体现了不同特征。这表明了近代下关商会在中国基层政权转型时期,其性质大体介于地方自治机关和政府下属机构之间,并处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中。

付赵^[9]（2019）在《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文中指出云南省的农村合作运动是在国民政府政令下开展的一场以救济农村经济为目的的运动。1927-1937年间,昆明就出现过以消费合作社为名的商店和以救济农村为目的的贷款联合会,但成效并不突出。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南成为重要的大后方,云南省的农村合作运动才全面发展起来,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云南作为战时重要的大后方根据地,实行农村合作运动既是救济云南省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支援抗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将农村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社会的有益尝试出发,论述了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的基本概况,并讨论了在这一尝试过程中合作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云南省农村合作运动为研究对象,从云南农村合作运动推行的背景、政府对农村合作运动的制度设计（包括合作行政、合作组织、合作金融、合作教育四个部分）、农村合作运动的运行实态（主要是对重点合作业务实行情况的考察）以及合作运动对当时农村社会的影响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通过各级合作行政机构的设立,各级合作社的组织,以及合作金融体系的建立由此而给予合作运动的资金支持和合作教育的宣传指导,最终促使整个合作业务的全面进行、重点展开这一思路,阐述了当时云南农村合作运动开展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了其在实施过程中对云南农村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例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农村传统借贷结构向近代转型,推进了农事生产,活跃了农村经济等。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促使云南农村合作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它仍是政府试图把云南农业与农村推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卫平光^[10]（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二、2001年12月份农行贵州省分行统计资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12月份农行贵州省分行统计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2）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3）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4）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5）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6）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调研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7）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1年12月份农行贵州省分行统计资料（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湖北省银行研究[D]. 冉小蒙.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D]. 梁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制糖技术改良研究（1937-1945）[D]. 张然. 西南大学, 2020(02)
• [5]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调研报告[J]. 白景明,赵全厚,封北麟,刘薇,孙家希,陈旭,龙小燕,胡舒扬. 财政科学, 2019(12)
• [7]开放前沿背景下建行临沧市分行发展战略研究[D]. 李靖雅.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6)
• [8]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D]. 罗杨焱. 云南大学, 2019(03)
• [9]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D]. 付赵.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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