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国有企业CFO发布试行办法

一、云南省国有企业财务总监派驻试行办法（论文文献综述）

高婧琳^[1]（2021）在《政策意图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在投资时不仅仅是考虑风险和收益,其所投项目的经济价值以国家利益为主,需要综合考虑社会价值、公共责任、宏观调控等影响。政府设立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的重要目的,就是引导产业的布局和发展。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国有股权投资企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其经营目标并不只是关注资本的盈利性。跟着政府的政策意图进行投资的优势是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跟随政府的政策倾斜享受红利。但随着经济规模增加、地方投资出现“你追我赶”模式、市场流动性过剩等,使得近年企业的投资效率急剧下滑,特别是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其投资效率低下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颇受关注。为此,国家亦加强了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制定了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指标也能体现政府政策意图,如政府需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则会制定相关的投资和融资指标等。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政府政策意图通过绩效考核指标传导后,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当前政府政策意图的干预路径和影响效果是通过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影响投资决策、制定政策影响投资方向、通过制定绩效考核指标影响投资金额和决策流程,本文论述的重点就是政策意图如何通过绩效考核指标来干预和影响投资决策。通过查阅文献后,发现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因为有政府的隐性背书,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且资金使用灵活度较高,这就使得非效率投资的倾向性变大,同时国资监管下对内部控制要求的提升,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效率投资现象。政府政策意图的干预路径和效果涉及多个方面,无法一一量化,政府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主要是通过量化的绩效考核来完成,故此次实证分析主要研究政府政策意图通过绩效考核的传导如何影响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决策,给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制定目标责任中投资和融资任务最为重要,会更多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资产规模,所以本文提出了关于现金持有水平、资产规模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假设,在借鉴了Richardson（2006）效率投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模型验证了研究假设。通过案例展示了国有股权投资企业K公司在2015年对J公司进行投资时的决策依据,分析了在政府政策意图影响下K公司在对J公司做投资决策时对行业选择、股权比例选择、财务管理、追逐考核目标四个方面的考虑,通过数据分析5年来J公司及行业的发展情况,评判股权投资是否达到政府预期效果,进一步分析了结论。主要结论如下:政府的政策意图,通过绩效考核传导后主要会影响被投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资产规模,现金持有水平高易导致过度投资现象,现金持有水平低易导致投资不足现象,资产规模大易导致内部控制能力加强,进而能减少非效率投资。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政策意图对行业整体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行业内的从业者也是相关红利的受益者。从微观层面来看,具体到每一个被投资的企业,既有政策红利受益的方面,也有可能出现政策和现实不匹配的问题,导致企业受到政府考核的影响和偏离既定的发展路线,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被投企业借助政策和资金快速发展,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导致扩张过快出现明显的过度投资,导致资金和人才无法跟进使企业陷入困境;被投企业资产规模增大后,受到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影响能提升内部控制能力,使得企业的内部决策更加科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带来的限制有所缓解,但也要付出经营效率下降的代价。本文针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和监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建议: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的发展情况,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要尽量运用市场化的经营规律,平衡好政策意图与投资决策的利益关系,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对投资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运用好政策红利,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要落实风险控制,做好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规避非效率投资,并在投后管理中落实科学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国有股权投资企业的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宏观职能,营造良好的股权投资环境,尽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补贴等形式来替代直接的行政干预,使得政府政策意图的落实能具有可持续性。监管部门应该引导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帮助国有股权投资企业建立符合市场化运作规律的风险管理体系,避免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

李珺^[2]（2021）在《《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公布实施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为我国法治反腐败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反腐败斗争开辟了新的方向和突破口,实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作为监察对象之一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其掌握的权力关系整个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公职是防治公权力滥用的基本要求。然而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四风”问题依旧屡禁不止,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依旧严重,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不完备、监督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监察体制机制理论问题研究,分析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现状,理清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存在的不足,分析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成因,探索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的基本路径,让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真正全面渗透到企业内部,真正实现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本文通过对监察委员会性质、监察权性质、监察对象认定、国有企业特点及分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认定、国有企业腐败成因及特点等进行探讨研究,结合当前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诸如国有企业的监察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职能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的专责监督人员素质不够强、国有企业的监督对象范围界定不清晰、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违法案件不减少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进一步优化监察委员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专责监督人员素质,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监察对象人员范围,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以及进一步遏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腐败案件五个方面的基本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促进化解国有企业廉洁风险,堵塞管理漏洞。

陈玉光^[3]（2020）在《YN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控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来,国务院及地方政府陆续组建了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如何对其所属企业进行监管,采取何种财务管控模式及措施,以实现财务管控目标,成为能否实现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目标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财务管控相关理论,以YN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案例,对如何完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控体系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财务管控理论研究现状、界定相关概念及梳理相关理论基础;然后,简述YN资本公司基本情况、分析其当前财务管控体系及存在的重大决策控制、财务风险控制、财务队伍建设、财务信息质量保障、业绩考核评价等方面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深入分析YN资本财务管控环境,以全视角对财务管控体系、方法和手段等进行研究,提出分类确定管控模式、强化控制手段、完善监督措施、健全保障机制等完善财务管控体系的策略及保障措施。

杜俊奇^[4]（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廉晓红^[5]（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陈春梅^[6]（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鲍颖焱^[7]（2019）在《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证券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是顺应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证券监管组织都已经阐明了证券监管的基本价值理念。实践中,关于证券监管本身的正当性分析更多被现实发展经验所取代。尽管各国法律制度具有可复制性,但没有因此减少证券监管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并没有随着相关证券法律制度的移植而一同转移。即使在全球监管趋同的情况下,证券监管制度的运行效果仍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在证券监管研究领域,金融学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对金融监管制度的体系、内容、方法等进行研究。但金融监管制度本身却属于法律规则体系。通过研究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效来探讨法治变革的具体方向,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证券监管制度中,国家作为最终的责任主体,拥有监督、管理证券市场中经济活动的权力,也对此负有义务。被监管对象享有合法参与证券市场活动的权利。证券监管者拥有的权力该如何行使,是否存在限制或者剥夺被监管对象权利的情形,是证券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证券市场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和稳定。证券市场的治理也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第一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一般理论。第一节介绍了证券监管的定义和历史。我国法制和实践语境中的证券监管,既包括政府行为,也包括自律管理组织的行为。国外对于监管的解释更广义。现代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制度出现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美国国会在罗斯福新政中通过立法建立了SEC,以期加强对证券市场的规范。证券监管制度随着市场发展在数次经济危机中进一步体系化。围绕证券监管有众多的理论假说和研究,这些争议代表着或放松或加强监管的立场。无论是放松监管,还是加强监管,都涉及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表现有关证券监管权的法律问题,因为权力才是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第二节介绍了本文研究对象——证券监管权。证券监管权是在有关证券的经济活动中来源于国家的具有强制作用的影响力,具有权力主体与权力内容上的综合性。阐明证券监管权设定的因由以及权力制约与权力保障的内在关系,作为研究证券监管权的基础。第三节探讨了证券监管权的性质及特征,证券监管权是一个包括多权能的综合性权力。围绕证券监管权形成了证券监管体制,从属于金融监管体制,自身也存在诸多的权力主体。制度安排中,需要具有深化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形成统筹协调的意识,也要求证券监管权的配置、运行、监督的各个环节体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理念,从而实现更好的监管。第二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配置问题。第一节是阐述证券监管权配置的理论。证券监管权的配置始终要从两个维度考虑:一是权力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中确定边界,即表现为政府证券监管权与自律管理权之间的分配;二是权力如何在政府主体之间排布,即政府证券监管权在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内的安排,包括与其他行业金融监管权之间或统或分的横向配置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金融事权上的纵向配置关系。第二节是借鉴国外经验。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分为统一化监管体制和多元化监管体制,世界各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分为机构型、功能型以及目标型三类,不同程度适应了社会分工。早期社会功能分化体现为具体产品形式的差异,分业监管体制因此曾占据主流;当社会分工深入体现为产品的功能差异时,功能监管体制更适应现实需要,目标监管则更加反映了证券监管者的主观价值追求。功能型和目标型都比分业型更强调加深现有机构之间的协作,金融监管体制呈现由分业向统一发展的趋势。不同国家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决定了政府监管与市场主体自治之间的基本关系,各国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分配策略。第三节是以中国证监会系统为中心展开分析我国证券监管权力配置的现状,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2）政府证券监管权横向配置不当。（3）政府证券监管权的纵向配置不当。对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1）科学处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2）统筹政府证券监管权的横向配置。（3）协调政府证券监管权的纵向配置。第三章是关于证券监管权的运行问题。第一节是对证券监管权运行的介绍。确定证券监管权运行指的是证券监管者行使权力对市场主体等被监管对象产生的作用。政府证券监管权分为准立法、行政、准司法权,每一种权力都有自己运行的原则。第二节是结合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的域外经验进行中外比较。我国证券监管权的主要运行机制有:（1）检查机制,（2）稽查机制;（3）行政处罚及复议机制;（4）自律管理机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通过比较中外证券监管权运行机制,发现政府证券监管权和自律管理权监管功能上逐步统一,发生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融合。各国证券监管权所受的制约是不同的;证券监管权行使的公开程度不同,所受制约不同;各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也不同。第三节是整理我国证券监管权运行的现状、总结问题,并提出建议。我国证券监管权的现状包括,规则制定权的内容时常越位;行政许可权收缩集中;监管措施实施权繁杂、与行政处罚效果作用重复、行政复议作用不明显等等现象。除此之外,政府证券监管者还采用其他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实际上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自律管理权运用较少,但在相关新规出台后,可能会改变这一情况。政府证券监管权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运动式、选择性监管;以及工作机制不合理,无法发挥作用。自律管理权存在的问题则是权力运行的法律责任不明确,与之有关的争议未被纳入行政诉讼,导致自律管理权运行内部化,难以直接观察,也缺乏制约。第四章是关于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问题。第一节是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的一般理论。监督证券监管权的意义在于肯定和保护证券监管权的运行,防止证券监管权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分为三大类:政府内部监督、国家机关外部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本文主要研究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关监督,即权力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监督活动。第二节是具体介绍权力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提出相关建议。权力机关重点对政府证券监管权中的规则制定权发挥作用,而纪检监察机关则发挥全面专门监督的作用,对政府证券监管权以及自律管理权都进行监督。第三节是重点分析了司法机关监督。针对证券监管权的监督只有狭义的司法监督,也是狭义的司法审查,即通过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在个案审查中发现了证券监管权运行不公开、不合理、不合法的种种情形,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及时通过判决将其纠正,目前司法监督功能实际上较弱。这种情况也体现在与证券活动有关的其他司法领域。但是,以苏嘉鸿案件为示范,显示出对于个案的深入审理往往能够真正指出证券监管权运行的问题原因,并树立正确运行的规则,是较好的能够普遍促进证券市场法治化的方式。应当全面加强司法者的能力建设,构建金融法院,并以司法审查为主导建立“三审合一”审判机制,逐步强化司法监督的作用。最后,从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方向看来,权力配置的合理化问题、权利义务平衡问题、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问题都是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只要权力、权利主体都能积极参与多元治理,就能促进证券市场法治化、市场化发展的实现。

杨良^[8]（2019）在《基于投资收益模型的收费公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方案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收费公路领域受到积极探索与推广。PPP项目契约具有不完全性,无法对未来所有决策问题的处置方式进行提前约定,因此科学设置与合理分配项目控制权、事先约定决策事件的控制权归属至关重要。分析PPP项目的案例发现,控制权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双方合作效率、导致项目清库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合理的控制权分配对厘定双方权力边界、提高政企合作效率、保障项目风险可控、实现项目控制目标、实现双方预期收益、避免项目清库风险、促进PPP项目成功都有直接影响。但是现有PPP理论研究仍侧重于双方责任、利益的划分,缺乏对双方权力分配的关注,因此进行控制权配置方案的设计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实践中项目公司负责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运作,所以PPP控制权配置同时涉及项目管理与SPV公司治理问题,更进一步地,控制权配置表现出与项目风险分担、投资收益分配的强耦合性。因此收费公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方案的设计,需综合考虑项目管理、SPV公司治理、风险分担、投资与收益分配等各个方面。首先,论文研究了相关理论,认为控制权的本质为项目事项的决策权;其次,建立了包含41个决策事件、164个待分配权力的收费公路PPP项目决策事项清单;依据决策事项清单,分析统计相关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44部、PPP政策文件78份、收费公路PPP项目102个,总结当前控制权配置的三大类问题,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控制权配置方案的设计;接着,建立以投资收益为核心的PPP项目控制权配置模型,通过模型推导,提出控制权分配与双方投资激励、产品公共化程度、双方投资水平、双方收益水平、合作地位高度水平的关系;进而,结合模型推导结果、政策研究、风险分担、实践分析,设计项目管理层面控制权分配的推荐方案;接着,根据控制权配置方案,结合PPP项目管理与SPV公司治理的关系,对SPV公司治理的三会结构组成、职能、决议机制进行设置,完成控制权配置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实施;此后,通过贵州省A高速公路项目验证本文设计的控制权配置方案的实践有效性;最后,从顶层设计、项目管理、公司治理三个层面对收费公路PPP控制权配置与实施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增加新的影响因子,优化重建了控制权配置模型,明确提出了双方投资、收益与PPP控制权配置的关系;二是首次设计提出了收费公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的推荐方案。

胡明^[9]（2018）在《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改革深入推进,云南省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工作也不断推进。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支柱和命脉,具有重要意义。深化云南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云南省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强对云南省国有企业的监督,特别是强化国企纪检监察工作,能够更好保障云南省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发展,有利于营造云南省国有企业风清气正的改革发展环境,对云南省国有企业全面落实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促进云南省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对云南省国有企业概念的界定、腐败形式和特点的研究,对纪检监察工作概念和对象的界定、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特点的研究,从不同时期、层面、手段等维度,回顾总结云南国企纪检监察工作的发展历程,运用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制度反腐理论、廉洁文化理论,分析总结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具体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对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一是要加强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重要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建立对“烟、茶、玉、矿”等特色领域、健全对“能源、交通”等支柱行业、完善对“人、财、物”等重点方面的国企纪检监察制度;二是要推动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运行机制的创新与发展,通过建立分层分类的党风廉政教育体系,以控制决策权、执行权为切入点,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三是要深化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人员队伍的配备与建设,不断健全纪检监察组织机构人员建设配备,优化整合内部监督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加强对纪检监察人员的培训学习;四是要巩固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廉洁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整合国企廉洁文化建设的力量,建立国企廉洁文化长效机制,拓展国企廉洁文化内容载体。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二、云南省国有企业财务总监派驻试行办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省国有企业财务总监派驻试行办法（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意图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YN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控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投资收益模型的收费公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方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南省国有企业财务总监派驻试行办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意图对国有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D]. 高婧琳.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D]. 李珺.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YN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控体系研究[D]. 陈玉光.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7]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D]. 鲍颖焱.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基于投资收益模型的收费公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方案设计研究[D]. 杨良. 长安大学, 2019(01)
• [9]云南省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胡明.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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