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朱鸿亮[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刘怡[3]（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谢文韬[4]（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刘晗[5]（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洛绒涛格[6]（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刘重麟[7]（2020）在《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神书是一种在太行山区域民间信仰活动中表演的文艺形式,常见于公共庙会的酬神仪式与私人家户的还愿仪式。神书艺人是指参与仪式策划与表演,精通乐器或说唱技能并以此为生的群体。他们出生贫寒,身体缺陷,现实中常常遭受不公待遇,处于社会边缘。本文通过对“神书艺人”这一地域标志性民间曲艺群体及其仪式性说唱活动的研究,剖析流动的艺人是如何链接村落社会中人、祖先、神的关系,如何互构仪式角色与社会身份,进而讨论技术时代的神书艺人的生存规则与生活策略。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环境、民间信仰、灾荒移民、晋商流动、佛头宣卷与乐户赛社等因素对神书艺人的历史源流与说唱传统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曲艺说唱作为神圣载体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第二章通过考察清末民初神书艺人群体的行会组织,讨论了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其中发现祖师崇拜对行业内部秩序整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三皇信仰是官方祭祀下移民间与艺人群体借神自重、塑造认同的双重构建。孔圣崇拜强调了艺术来源的正统性与说古劝善的功能。对苗庄王、邱祖的敬奉体现了佛道传教对曲艺传承的影响。第三章从艺人的主体性出发,重点介绍了太行山神书艺人入行前的苦难遭遇,学艺经历与婚姻生活。艺人将苦难遭遇转化为奇遇经历,以此塑造灵验的仪式身份。学艺中师徒关系的建立既维持了曲艺流派的风格特征与特殊技艺,也建立了一种互惠型的经济契约。在婚姻家庭方面,艺人的通婚圈主要是以其演艺活动的地域范围为中心向外扩散。职业特点、经济收入、身体状况成为艺人建立婚姻关系的消极因素。第四章介绍了神书表演的具体场合、说唱程序与文本选择,比较了襄垣郭庄村求雨书与长子岚水乡杨府周年书两类演出的异同,具体分析了艺人在链接群体仪式与家族仪式中作用与功能。第五章选取了神书类型之一的庙会书为研究对象,介绍神书表演的基本形式、市场关系与经营模式,剖析神书艺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与社会互动模式。神书演出的基本形式地摊、神棚与舞台派生出香客还愿经济、善人功德捐赠,村落商业雇佣三类市场关系。神书市场的多元性促使艺人在表演中运用不同的策略满足主家的期待。说唱表演中“吉祥话”“扣子”的使用,团队搭班与收入分配的秩序化,个人营销与社交的线上化都是影响艺人经济收入与演艺市场的重要因素。
黄金龙[8]（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丛麟懿[9]（2020）在《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致力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木下尚江从未停止过对和平的呼唤,但由于同时具备社会主义者和教徒的双重身份,木下的和平论与社会主义观也兼具宗教的非理性与科学的理性。该特点一方面让木下能够调和唯物论与宗教信仰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又让木下最终因无法接受暴力革命而亲手否定了自己一直坚信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脱离了政治运动。本文的目的便是以时间为线索来展示木下尚江在退出社会主义运动之前暴力观的变化过程及特点,并探明暴力观在木下的社会主义观中发挥的作用。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通过介绍木下的出生世代问题及大学毕业以前的成长与受教育经历来体现木下在时代背景下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文明等问题的思考,并展现其天生的宗教性。第二章则将展示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后的木下从资本主义文明的坚定拥护者到欲以基督教的爱之精神来改变日本的革命者的转变,笔者将这一过程视为木下的反战思想及非暴力革命观的形成期,并把追求超理性的神爱、人类同胞爱的革命理想与从社会进化论而来的对和平世界的乐观展望视为其非暴力思想的根源。第三章则将讲述木下离开故乡,前往东京成为新闻记者并正式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笔者认为这段时间是木下将基督的爱邻精神毫无矛盾地融入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理念,最为坚决地主张以信仰之爱和政治革新来实现和平世界的思想上的稳定发展期。第四章则将木下在日俄战争时期参加主张非战的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并坚决反对日俄战争及帝国主义的行动视为探讨重点。本文主张,平民社时期的木下虽然通过种种行动以彻底显现其和平精神,但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强烈的否定现实秩序、政治,试图通过人的灵魂、道德、信仰来打破现状,实现和平的倾向。第五章则刻画了木下从创办《新纪元》杂志再到亲手决定废刊,并彻底脱离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政治运动的最后时刻,并揭示木下因兴奋于伴随着时局进展而来的暴力革命或运动而愈发在和平革命的理想与暴力革命的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矛盾的思想历程,以此展现暴力观在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灭亡问题上占据的重要位置。在尾声中,笔者也通过描写脱离社会主义运动并彻底回归神爱理想的木下的主张来体现其暴力观的变化。在笔者看来,木下对近代日本爆发出最为彻底且猛烈的反抗精神,坚决追求以和平、同胞之爱的神国来取代充斥压制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坚定的神爱思想却反而限制了他对革命手段的进一步构想,最终使其不得不放弃更为现实的暴力革命,遁入精神世界,主张以静坐、冥想等精神修行来实现个人的、精神的和平。
黄秋硕[10]（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二、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3）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6）居·弥旁“利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方法及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利美”观源流 |
| 第一节 “利美”观与佛经中的“利美” |
| 一、“利美”概念及其内涵 |
| 二、佛教典籍中的“利美”观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利美”观 |
| 一、赞普时期的“利美”启蒙(7 世纪-10 世纪) |
| 二、后弘多教派格局的形成 |
| 三、元明两朝及清初藏传佛教“利美”思想 |
| 第三节 昌波掘藏师的“利美”观 |
| 一、昌波掘藏师西绕威色 |
| 二、“八大修传”系统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19 世纪的“利美”活动 |
| 第一节 、19 世纪德格甲波时期“利美”观兴起的缘由 |
| 一、蒙古固始汗的军事行动 |
| 二、德格甲波及其政教联盟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上师 |
| 一、绛阳钦则旺波 |
| 二、工珠·云丹嘉措 |
| 三、巴珠·吉美曲杰旺波 |
| 四、拉布·旺青杰绕多吉 |
| 五、19 世纪“利美”活动的特点 |
| 第三章 居·弥旁的家族和弥旁生平 |
| 第一节 居氏家族的历史 |
| 一、关于居.弥旁传记中的“阿加珠氏” |
| 二、有关《居氏族谱》与居氏 |
| 三、居氏与阿加哲的关系 |
| 第二节 弥旁的父母与弥旁生平 |
| 一、弥旁的父母 |
| 二、居.弥旁的生平 |
| 第四章 居·弥旁的“利美”着作 |
| 第一节 《弥旁文集》的形成和内容 |
| 一、 《弥旁文集》的形成 |
| 二、版本与内容 |
| 第二节 “利美”佛学着作 |
| 一、弥旁“利美”着作背景 |
| 三、弥旁降央朗杰嘉措的知识总汇-《智者入门论》 |
| 四、弥旁洛桑尼玛与《宗喀巴赞》 |
| 五、弥旁的量论着作 |
| 六、弥旁的《慈氏五论》注疏 |
| 七、对宁玛派传统的继承 |
| 八、弥旁对新密的诠释 |
| 第三节 弥旁的世俗文化着作 |
| 一、语言学作品 |
| 二、医学着作 |
| 三、历算着作 |
| 四、占卜类文本 |
| 五、工巧明文本 |
| 六、诗学着作《修辞学明镜疏》 |
| 八、小结 |
| 第五章 居.弥旁的“讲辩修”三事及“利美”观 |
| 第一节 “利美”地讲经说法 |
| 一、讲经传统的继承 |
| 二、四无碍智 |
| 三、弥旁的文化讲授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法辩 |
| 一、弥旁辩论的背景 |
| 二、弥旁的辩论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利美”观修 |
| 一、依止本尊文殊 |
| 二、格萨尔王崇拜 |
| 三、十三年在“噶莫达仓”的修行 |
| 第六章 弥旁“利美”观的继承和意义 |
| 第一节 弥旁“利美”观的传承和影响 |
| 一、弥旁的“利美”观 |
| 二、弥旁“利美”观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弥旁的评价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一、对弥旁的评价 |
| 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源起 |
| 2.学术史综述 |
| 3.核心概念 |
| 第一章 神书艺人的历史源流与说唱传统 |
| 1.1 自然环境与民间信仰 |
| 1.2 灾荒移民与晋商流动 |
| 1.3 民间宣卷与乐户赛社 |
| 第二章 神书艺人的祖师信仰与行会组织 |
| 2.1 官方祭祀:三皇信仰与三皇会 |
| 2.2 圣儒先贤:孔子与苗庄王信仰 |
| 2.3 宗教活动:邱祖信仰与长春会 |
| 第三章 神书艺人的学艺经历与婚姻家庭 |
| 3.1 神灵的旨意:入行前的苦难遭遇 |
| 3.2 出门三辈小:三年投师五年学艺 |
| 3.3 夫妇搭班子:男人说书女人引路 |
| 第四章 神书艺人的仪式程序及说唱文本 |
| 4.1 庙会与家户:神书表演的场合 |
| 4.2 说书与敬神:神书的说唱程序与文本选择 |
| 4.3 祈雨与丧葬:襄垣郭庄村求雨书与长子岚水乡杨府周年书 |
| 第五章 神书艺人的市场竞争及生存策略 |
| 5.1 地摊、搭棚、舞台:神书表演的基本形式 |
| 5.2 还愿交换、集体供养、商业雇佣:神书演出的市场关系 |
| 5.3 策略化、秩序化、线上化:神书艺人的经营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9）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木下尚江生平简介 |
| (二)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1888年前:成长与积累 |
| (一)诞生:模范的“中心世代” |
| (二)中学以前:病弱孩童的“死的恐怖” |
| (三)中学时期:对自由民权运动与克伦威尔的憧憬 |
| (四)东京专门学校:对社会进化论的认同与对宗教的复杂感情 |
| 二、松本时期:暴力观的两个侧面及其根源 |
| (一)甲午战争前:制造主义的信徒 |
| 1、积极活动却惨遭挫折的地方政治运动家 |
| 2、暴力是落后的: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暴力观 |
| 3、制造主义的信徒的另一面:对下层社会的冷淡态度 |
| (二)基督教信仰:对制造主义的调和 |
| 1、对基督教的受容:不同于学理的全新思想 |
| 2、甲午战争时期的恋爱体验:挫折之下的思想转变 |
| (三)非暴力观的形成:学理与宗教的两个侧面 |
| 1、入狱:甲午战争后的再挫折 |
| 2、献身于世界史祭坛之上的“日本之革命”:神爱的进一步发扬 |
| 三、平民社时代以前:暴力观的多方面体现 |
| (一)再赴东京:笔与舌的生活 |
| (二)对国家暴力的彻底批判:非暴力的直接体现 |
| 1、和平理想的延续 |
| 2、对军国的彻底批判 |
| 3、向帝国主义发起挑战 |
| (三)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神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 |
| 1、从关注社会问题到认可社会主义 |
| 2、等同于宗教之爱的社会主义 |
| 3、因现实中的暴力而遭到冲击的非暴力革命理想 |
| 四、平民社时代:非战论的勃发与新的憧憬 |
| (一)木下尚江与平民社 |
| (二)木下尚江的非战论:从否认战争到否认国家 |
| 1、非战论的根底 |
| 2、对日俄战争的批判 |
| 3、对国家的否定 |
| (三)对反抗与革命的憧憬 |
| 1、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抗:从战争到社会问题 |
| 2、在极度压制下愈发强烈的反抗精神 |
| 3、对社会党革命的期待 |
| 五、《新纪元》时代:矛盾的激化与破裂 |
| (一)从《平民新闻》到《新纪元》 |
| 1、平民社的解散与《新纪元》的诞生 |
| 2、《新纪元》的宗教色彩及其与唯物论的对立 |
| (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灭亡 |
| 1、对和平的不懈追求:宗教精神与科学论的同时展开 |
| 2、对革命问题的矛盾态度 |
| 3、与社会主义的诀别:死亡的挫折与革命理想的破灭 |
| 结语:脱离社会主义运动后的木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四、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3]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4]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5]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居·弥旁“利美”观研究[D]. 洛绒涛格.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7]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D]. 刘重麟. 山西大学, 2020(01)
- [8]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9]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D]. 丛麟懿.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