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乘佛教传入汉族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

一、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冉令江^[1]（2021）在《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北朝艺术风格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丁良艳^[2]（2019）在《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梳理宋代以前西方净土思想及文学表现。在厘清西方净土思想在宋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其文学性的表现内容及表现形态。作为汉地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净土思想一直是佛教研究当中所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净土思想作为佛教最具有宗教性特征的内容,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上依然众说纷纭。从佛教思想的角度来看,西方净土思想依然有大量的内容值得更深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尤其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神话材料为基础的文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兴起,也给宗教诠释学带来了全新的方法论突破。佛教西方净土思想内容体系中所包含的宗教神话信息,其神话背后所关涉的原型心理特质,以及佛教净土思想传入汉地的思想史脉络,将是本论文所重点关注和探讨的内容。基于此,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分章节探讨西方净土思想传入汉地之前的思想渊源,传入初期汉地的宗教思想环境,以及在宋代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传播情况。包括西方净土思想在汉魏两晋时期的阐释,在南北朝时期的阐释,以及在隋唐五代时期的阐释。以思想义理层面的论述为基础,本论文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论题是西方净土文学。佛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早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禅宗思想、佛教的变文、俗讲等形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等,都成为今天佛教文学研究当中的重点内容。以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是佛教文学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净土诗歌等内容上,对晋唐佛教净土文学的关注并不明显。因此,在探讨晋唐时期的净土文学方面,本文选取了各个历史阶段最突出的净土文学内容,包括魏晋时期以“念佛三昧”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南北朝时期的净土僧传叙事作品,隋唐五代时期涉及西方净土意象的文人诗歌和传奇小说中的西方净土内容,从该四个方面契入对西方净土文学的研究,关注西方净土思想进入文学创作当中所表现出的诗学审美及叙事特征,并尝试把握西方净土文学创作当中所体现出的以象为本、注重虚静的诗学理念,创作者及信仰者针对死亡问题的深层心理焦虑及其象征化表达,以及作品中的受西方净土思想影响而产生的美轮美奂、崇高庄严的彼岸意象。

努力牙·克热木^[3]（2019）在《龟兹壁画中有关佛教故事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城龟兹,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以来,这里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是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现有的丰富多彩的龟兹文化。在龟兹石窟中,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在石窟壁画中,须大拏故事壁画颇值得深入研究。回顾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国内外对克孜尔须大拏故事的研究较多,成果亦丰,但是对龟兹壁画中的佛本生故事“须大拏太子本生”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仅专注于须大拏太子本生的图像分析,或者某一个窟的须大拏太子本生的图像分析。至于对须大拏太子本生在印度、龟兹、敦煌这一古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过程、传播地对此故事的接受以及传播过程中该故事图像变化的研究,几乎很少有人探讨。《须大拏本生故事》是佛典中最着名的本生故事之一,在亚洲各地的壁画、塑像和口头文学作品中均有表现。在所有佛教流传的国家中,都流传着须大拏太子乐善好施的故事。国内外的专家虽然对龟兹窟须大拏本生画做过不少的研究,但是还未专门对龟兹壁画中的须大拏本生故事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尤其缺乏对龟兹和与敦煌两地石窟须大拏本生画的比较研究。通过对龟兹石窟中现存的壁画故事进行列表、排查,最后选定“乐善好施”主题的“须大拏”本生故事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故事内容的研究,寻找故事文本渊源,并探讨该本生故事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情况。龟兹石窟壁画中的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内容丰富,对龟兹壁画中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研究以窥探其,由印度到龟兹的传播历史,进而探讨再敦煌须大拏本生图像与克孜尔石窟之异同,通过图像与文本研究找出不同地方的异同。

张哲^[4]（2018）在《佛教净土变图式的形成与审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净土变壁画是所有佛教绘画中场面最欢乐的一种,它展示了众生得到救度后所享受的极乐生活。相比之下,佛教的本生故事画表现的是佛陀在历历前世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诉说着因缘关系下业报轮回的真义;佛传故事以佛陀一生的艰苦历程表现出释迦牟尼佛为救度众生,堪忍娑婆世界一切苦难,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士精神,兼怀无限的悲悯之心,为娑婆世界众生创造了脱苦得度的机会;其他的经变画,如莫高窟为数较多的维摩诘经变,佛经内容强调的是在家居士亦能深入世间,解救众生,同样可以超凡入圣,达到涅盘解脱的境界,说明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如来种存在于烦恼之中。维摩诘经变以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相向而坐为经典画面构图,表现了二人针锋相对的论辩场景,并无什么欢乐可言。还有观音经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等,也都在展示着人生凄苦,福祸无常。总之,多数佛教绘画都是以“苦”“集”谛世间法为主要宣传内容,而净土变是以“灭”“道”谛出世间法为主要宣传对象,为众生指明了灭苦之道,刻画出了灭苦后的极乐生活状态。这样欢乐的净土变,尤其是极乐净土的代表——西方净土变,在盛世唐朝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西方极乐净土正与大唐盛世王朝相暗合,绘制西方变一方面是为供养者往生净土积攒功德;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侧面反映。西方净土变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审美特质,从它的基础构图就可以看出明显区别。本文将早期西方变构图分为“偶像式西方变”和“胜境式西方变”两种构图模式,认为它们分属于古代印度“圣物崇拜”和古代中国“建筑礼制”两类图像体系,并针对这两类图像体系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分析,分别提出了“对称式围绕”和“礼仪规制”,以及“平行直交”透视空间法的发展应用,对两种构图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也以此试图说明盛唐时期西方净土变的图像形成之根源。两种构图模式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历程,最终在盛唐完美合璧。这既是中印文化融合的表现,也是佛教美术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图像样式,对之后佛教绘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净土变除了构图上的中印融合以外,在画面元素上也饱含着佛、儒、道文化的象征性特征,本文对西方变中的行树、罗网、栏循、七宝、华盖、斗拱、阙楼等图像元素所蕴含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象征意义做了逐个分析说明,并尽可能展示出它们在不同的西方净土变中的表现效果。这些画面元素的象征寓意是中印文化各自审美观念的体现,亦可将西方净土变的审美欣赏提高到一个更为专业的程度。净土变将中印两个民族的艺术审美与净土信仰相结合,创造出了经典的、影响深远的佛教绘画样式,也为我们呈现出唐代劳动人民积极、乐观、向善的审美态度。其中所蕴含的更多的审美意象,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发掘研究。

保泽^[5]（2018）在《《太平广记》轮回类小说审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太平广记》轮回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采用古人写作诗论、词论的理念,审美主体既是欣赏者也是研究者。在对宋前轮回观有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太平广记》轮回类小说审美意蕴和艺术特征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在审美意蕴方面,其一,轮回类小说因轮回观中所带的“原苦意识”而形成悲剧意蕴,但是这种原苦意识又不是一悲到底,从小说发展和佛教理论来看,这种悲剧性被佛教超脱轮回所需的慈悲意识化解,这两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悲剧走向“大团圆”结局。其二,轮回类小说中存在怪诞审美,理论上来自轮回观在传播和接受上与中原文化融合产生的怪诞感,而且在怪诞的审美效应上它不同于西方怪诞理论,其主要是通过怪诞来追求“德教”。其三,轮回类小说在韵味方面表现出以情为韵的旨趣,其来源与轮回观中的“万物有情”和我国文学上的情味审美有关,情实际上是一种韵所表现出的超越,同时借用刘勰、司空图关于情味的理论对小说中以情为韵的审美意蕴进行一定解读。在艺术特征方面,主要讨论轮回观对写作手法的影响,其一,轮回类小说在结构上得益于转世论中的逻辑模式,这种逻辑适用于组合不同类型的情节,扩大小说的容量,而且轮回观中圆融的思维也使得小说在情节推进上畅通无阻,最终形成连环兜锁、回环若圆的结构特征。其二,轮回类小说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历史事件和虚构情节相结合的手法,从佛家色空、境两个范畴来看,这种观念使得小说在写作上以实中藏虚,虚中藏实的手法创造虚实并生的境。其三,轮回观中的形神关系对小说意象产生层级方面的影响,因为神不灭,可以附着在不同形体,表现出不同形体所具备的特征,才使得小说意逾象外,形神兼得。

陈茜楠^[6]（2018）在《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虚法师,法号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名姓吕,乳名为淦森,学名沛林,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90年）,于公元1947年圆寂,祖籍是在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在浙江海宁出生,太虚法师是近代时期有名的高僧。在中国佛教近代历史上,太虚法师不仅是佛教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佛教界的巨擘。太虚法师的佛学思想,是因法师好钻研各宗的教法和经典佛学而起,但是对于佛学的见解,却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太虚法师的判教思想,是伴随着他的佛教改革的实践而产生、发展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的初期即发轫期,形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1。这一阶段太虚法师主要从事禅宗的参究以及经教的听习,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佛法的整体认识。他认为“佛法不外宗下与教下二种”。离语言文字、直契本心者谓之宗,建立于语言文字之上解行则谓之教。禅宗即是宗下;讲、律、净、教这四门都可摄归于教下。第二期为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的发展阶段,即民国四年（1915年）普陀山闭关后。第二期判教思想的观念与他初期的判教思想大有不同,这期他提出了“摄小归大而八宗平等”的观念。太虚法师把中国佛教分作十三宗的传统说法重新归纳为八宗,并且分别阐述了“小乘”和“大乘”之间的关系,认为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第三期为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的成熟期,即民国十二三年后（1923年）。这个时期的判教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由于改革僧制的愿望难以实现,所以太虚法师兴建了许多佛学院。在僧制教育事业不断开展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对于佛法判摄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在第三期的判教思想中,太虚法师把判摄佛法的理念共分为“教”、“理”、“行”三个方面。本文是以太虚法师判教思想与人生佛教关系为线索,引出了太虚法师的判教思想,旨在对法师判摄一切佛法的思想进行梳理。文章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太虚法师三期判教思想的三个阶段与人生佛教从发轫到发展直至成熟过程的关系。从第二部分到四部分则是梳理太虚法师三期判教思想的变化和判摄佛法的观念。第五部分深入剖析太虚法师理论思想为佛教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太虚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新观念、新思想的开拓者,他所提倡的人生佛教和判摄佛法的理念推进了佛教改革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事业未来的发展轨迹。太虚法师对一切佛法的看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法师又始终保持着坚定大乘佛教的信念,并且又决定竭力为佛法事业奉献一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弘扬和学习。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以及佛教的现代化进程,是同太虚法师的思想、实践和影响分不开的。

赵辉^[7]（2017）在《汉魏西晋来华僧人考述》文中提出僧人作为佛教“三宝”之一,是佛教活动的主体,佛陀的教法需要依靠僧人来实践和传布。汉魏西晋时期,有部分来自印度、中亚、西域各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僧侣和信徒居士,或沿陆路、或沿海路,怀揣宗教热忱,不辞辛苦履险犯难远赴中土译经传法。这些来华僧人活跃在当时中土的主要城市和地区,洛阳、长安、建业等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来华僧人活动地理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及佛教传播中心。在佛经汉译的早期阶段,佛经翻译尚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还是以来华僧人为核心的民间私人译经为主,来华僧人的译经活动在汉人沙门和居士的辅助下分散进行。从汉魏西晋时期来华僧人译经的方法和风格来看,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从译经的方式来看,转译的译经现象普遍存在,合译是佛经汉译早期阶段的主要译经方式。这一时期来华僧人的译经,一方面依赖胡僧之间译经的互助,另一方面则需借助于中国本土信教人士的辅助来翻译佛典。佛教初传中土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印度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与摩擦。为了扩大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基于传法的现实需要,许多早期来华僧人不得不调整传教策略,主动向中国本土传统文化适应性迎合。一些拥有“神异”手段的来华僧人将佛教依附于中土的黄老方术之中,借助于神仙方术色彩的传教方式吸引信徒。部分具有儒道知识背景的外来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常借用中国本土固有之概念,将本土术语掺杂在其译文之中,用儒家或道家思想学说比附、解释佛经教义,不断融儒入佛、融道入佛。本文拟以汉魏西晋时期来华僧人为学术研究视角,通过对其在华传法活动进行考述,探讨来华僧人与早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关系。

范氏瑞庄^[8]（2017）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汉—越佛教词语分析及其文化语言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越佛教词语是越南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源于印度并传播到中国、日本、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的文化、语言与宗教给这些国家留下很深的影响。佛教词语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中越两国人民有选择性地吸收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越南佛教不仅源于印度佛教的传播而且还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其中中国佛教对越南民族的影响最为深刻,其特点集中体现在汉越佛教词汇系统中。本文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汉越佛教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翻译的角度与语义的视角去研究该经中的汉越佛教词汇;此外,本文根据语言与文化之关系考察该经所传达的文化内涵。首先,本文以越译本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为基础,同时也参考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与阮如意主编的《越南语大词典》,从中找出汉越佛教词语,之后考察其词语的来源、内部结构及其文化内涵。从而,阐述该经对越南民族所产生的语言和文化价值。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首先,简单地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版本（以下简称《地藏经》）,该经的分卷以及主要内容。其次,深入探讨与分析《地藏经》的汉越佛教词语,从中,找出佛教人物词语、佛教教义词语以及跟诸佛菩萨有关的词语。再次,对该经的汉越佛教词语的来源和构造进行分类,找出越南佛教词语独具特色的内容。最后,阐述《地藏经》的佛教词语所传达的文化内涵。

韩文慧^[9]（2016）在《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文中提出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是在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同样,西域戏的发展也不例外,西域位于中国和西方交流的中间地带,从孕育初期的歌舞小戏直至后世元杂剧角色的形成,其在生成过程中的各戏剧要素都带着佛教文化的烙印。为说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往所具备的不同点,分析佛教因素在西域戏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从西域戏的形成、发展、繁荣三个阶段入手,将文章分为三部分内容,分别是绪论、正文、结语。绪论部分包含三方面内容,分别是西域与西域戏的界定、西域戏的内涵与生成以及本文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西域戏的时空界限,笔者主要将其地区限定在新疆与敦煌两个地区,时间设定在秦汉一直到元代之前这一历史时期。西域戏剧的内涵即产生在该地区、该时期所有的前戏剧形态,包括戏剧孕育期的歌舞小戏,戏剧形成发展期的讲唱艺术,也包括西域戏剧繁荣期的典型剧本《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本文的研究现状,笔者也自三方面展开:分别是西域戏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研究、西域讲唱艺术中戏剧要素的研究以及西域剧本的考证评定。关于本文的研究思路,笔者自西域戏生成的孕育期、形成期、繁荣期三个阶段展开,进而分析佛教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第一章概括讲了西域戏生成的发生背景。笔者自三方面展开:首先是宗教仪式与戏剧艺术两种形态的依赖与共生关系;其次,西域位于东方和西部地区交往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印度舞蹈、音乐广泛传入西域;最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西域佛教文化异常繁盛。大致体现于两方面:首先是借助佛经翻译,佛教在西域回鹘民族中广泛传播,二是寻迹丝绸之路路线,自西域到中原的远古交通线上出现许多佛教石窟遗址。第二章是西域戏的孕育,主要讲音乐歌舞在戏剧产生前的准备。笔者以四种早期表演形态、戏剧角色、戏剧中的音乐与器乐以及一种初期的西域戏剧傀儡戏为主要内容来谋篇布局。四种与佛教相关的早期表演形态分别为苏幕遮、钵头、弄婆罗门、伎乐。对于西域戏剧角色中的参军与苍鹘,笔者分析后发现了其源头上的佛教文化因素。西域戏中的音乐大多为佛教音乐,主要包括佛教大曲、胡乐大曲、摩柯兜勒等。西域戏的器乐主要包括羯鼓、七弦琴、火不思三种佛教器乐。西域初期戏剧傀儡戏从最早的记载来看,它在形成初期与佛教的关系可以想见。第三章为西域戏的形成,主要从敦煌地区讲唱艺术中的部分代言体形式出发,分析其对戏剧形成所作的形式上的准备。关于讲唱艺术的表演手段,笔者自俗讲、转变、唱词与诸宫调四种形式展开分析。讲唱的道具即指图画,图画分立铺与横铺两种。音乐主要指讲唱音乐到戏曲音乐的过渡。曲辞方面笔者主要考察了敦煌讲唱艺术中的《苏幕遮五台山曲子》和《小小黄宫养赞》两首曲辞。西域戏的形成期较孕育期而言,戏剧艺术在代言体和故事性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讲唱艺术成为了西域戏最终形成的踏板。第四章是西域戏剧剧本个案研究。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来看,剧本是戏剧艺术中重要要素之一。笔者从西域地区保存完整、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剧本《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出发,对剧本的演变过程、戏剧史意义、剧本的情节、对话、独白所表现出的戏剧性作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释迦因缘》与《会见记》两个剧本的被探明,一方面为我国戏剧史增添了新的戏剧形式,从另一点说上,我国戏剧艺术的完成或依赖于它,具有极大的戏剧史意义。第五章是途经西域的佛教文化对后世戏剧的影响。笔者也自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在体例上对元杂剧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脚色和曲调的形成上。二是佛教对后世戏剧剧场的影响。“勾栏”、“瓦舍”等表演场所,从源头上看,都或与佛教文化相关。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对文章归纳后笔者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一是西域戏孕育期的歌舞小戏推进了戏剧形态的形成;二是西域戏形成与发展期的讲唱文学生成了代言体的表演手段;三是西域戏剧的繁荣期呈现出经典佛戏;四是西域戏从整个方面影对后来戏剧的发展有所借鉴。文化的发展是在交流互鉴中展开的,在我国西域戏的生成历程中,佛教体现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西域戏考证只是在起步时期,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域戏研究会呈现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刘建华^[10]（2015）在《阿育王信仰的形成与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信仰"的角度切入到阿育王研究。这里所谓的“信仰”指的是信仰者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表达自己对某种主张、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具体到阿育王信仰就是阿育王信仰的信仰者通过各种实践方法表达自己对阿育王信仰的信服和尊崇。本文认为阿育王信仰可以分为阿育王正法信仰与佛教阿育王信仰,二者关系如下：前者是阿育王认可并遵行的主张与主义,信仰者包括阿育王与其统治下臣民,属政治信仰；后者是佛教在阿育王身上附着的主张与主义,信仰者主要是佛教信徒,属宗教信仰。二者的联系性在于：阿育王正法信仰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得以建立的历史基础,佛教阿育王信仰是阿育王正法信仰的延伸与衍变。佛教阿育王信仰在印度形成与初步发展后随佛教向外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北传、南传与藏传三种不同阿育王信仰叙述体系。由于典籍的浩瀚,在完成对印度本土早期南传与北传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考察后,本文主要以传至中国的佛教阿育王信仰为考察对象。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隋唐以后时期。魏晋南北朝首先是佛教阿育王信仰理论全面传入的时期,其次是实践全面展开时期,第三还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初步中国化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这一阶段能够传入中国首要原因在于儒家与君权在超自然世界控制权上的争执。争执的存在为佛教阿育王信仰传入提供了机会。中国帝王利用佛教阿育王信仰构建了自己在超自然世界的神圣性,获得佛教徒的支持,由此稳固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佛教则利用阿育王信仰为自己在中国帝王处获得各种物质与政策的支持,使自己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这一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展开特点是：理论以传入、吸收为主,实践以帝王引导下大众参与的造寺建塔、供养舍利等方式为主。隋唐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深化发展与遭遇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阿育王信仰各种理论被费长房、道宣等中国护教高僧在中国文化中进一步体系化表述,信仰实践则从造像崇拜为主转向舍利崇拜为主,其中对法门寺佛骨舍利的崇拜尤为突出。佛教阿育王信仰在隋唐时期迎来了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另一个高峰。高峰的到来亦意味着危机即将出现。危机的制造者首先是道教。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思想与实践的吸收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黄老思想、神仙方术等的糅合,对反政权思想的调整与改革,道教在隋唐进一步成熟。发展成熟的道教在隋末借用李唐统治者与道教创始者老子同姓之机缘,借用宗法制建构老子信仰。通过老子信仰,道教从佛教阿育王信仰中夺得一定信仰市场,并在唐代基本保持了对佛教的优势。危机的制造者其次是儒家。继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道德伦理角度批判佛教之外,唐代儒家从佛教寺院经济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入手,指责佛教缺乏宗教性、贪于敛财。道教与儒家的结合促成了会昌法难的发生。会昌法难既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转折点。此后虽然晚唐诸帝弘法、供僧、崇拜舍利之举措,但是佛教阿育王信仰的发展高潮已过。隋唐之后是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的衰败期。衰败的原因来自于理学的挑战。隋唐以后的儒学思想家借鉴佛、道两教理念,建构自己统摄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理学体系。理学的出现使两汉之后帝王与儒家在超自然世界的紧张消失。帝王与儒家的融洽使佛道两教被从政治领域清理出去,佛教阿育王信仰也随之彻底淡出统治者视野,其存在被紧紧束缚在宗教文化领域。此后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主要依附于禅、净二宗以及其他佛教信仰而存在：或被用来为文殊菩萨信仰做注脚；或被用来为禅宗法系传承做注脚；或被用来为净土信仰做注脚。中国佛教阿育王信仰由此进入政治与宗教领域的衰败发展期。阿育王信仰如何从阿育王正法信仰发展为印度佛教阿育王信仰,印度佛教阿育王信仰有何特征,如何传入中国,在中国不同阶段有何理论与实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在叙述阿育王信仰演进首要关注目标。其次我们关注的是佛教阿育王信仰在异质文化中传播特点认知。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的传播给我们明确的表现出信仰在异质文化中的先理论传播,再实践检验,三理论修正,最后再投入到实践中去的传播特点。第三,研究阿育王信仰的演进可以使我们明确信仰的存在与传播必须适应所传播社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即只有满足所传播社会的要求,信仰才会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仰者,否则就会被社会存在淘汰。佛教阿育王信仰在中国传播的失败为我们思考其他信仰在现代中国传播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了借鉴。

二、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2）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3）龟兹壁画中有关佛教故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佛教净土变图式的形成与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太平广记》轮回类小说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魏西晋来华僧人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8）《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汉—越佛教词语分析及其文化语言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阿育王信仰的形成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北朝艺术风格演变研究[D]. 冉令江. 东南大学, 2021
• [2]宋以前佛教西方净土思想与文学[D]. 丁良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龟兹壁画中有关佛教故事的研究[D]. 努力牙·克热木.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4]佛教净土变图式的形成与审美研究[D]. 张哲. 西北大学, 2018(12)
• [5]《太平广记》轮回类小说审美研究[D]. 保泽. 云南大学, 2018(01)
• [6]太虚法师判教思想研究[D]. 陈茜楠. 西南大学, 2018(01)
• [7]汉魏西晋来华僧人考述[D]. 赵辉. 兰州大学, 2017(04)
• [8]《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汉—越佛教词语分析及其文化语言学考察[D]. 范氏瑞庄.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8)
• [9]佛教文化视域下的西域戏生成研究[D]. 韩文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10]阿育王信仰的形成与演变[D]. 刘建华. 西北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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