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皖边区商品商标注册办法》——战争时期我党重视商标管理的有利佐证（论文文献综述）
李仁杰[1]（2021）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8年9月26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标志着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原晋察冀边区政府和邯郸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全国性联合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由董必武任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从1948年9月成立到1949年9月结束,虽然历时仅13个月,却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掌全国政权的“试验田”,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华北人民政府在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建立、法制建设、制度规定等诸方面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工作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期间,董必武成就斐然,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等方面建树颇多。不仅有实践的探索与创新,更有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对新中国的全面政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参考和指导价值。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及社会调查等方法,对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其政权建设的理论建树、实践创新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第一,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基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思想和法学理论、列宁苏维埃政权治理实践的启迪,更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积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历史基础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反思、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经验、早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升华以及西柏坡时期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特点。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领导是加强政权建设的根本、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为群众谋幸福是政权建设的出发点、制度保障是政权建设的基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将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相贯穿,将政策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将立足全面和突出重点相结合。第三,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其中政治建设主要是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全权性和至高性,主张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权模式。法制建设主要是厘清“三权”和强化“原则”。在厘清“三权”中,董必武针对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进行了探索。在强化“原则”中主要是健全新民主主义的行政法令、法规,落实“有法可依”原则;健全司法审判制度,落实“有法必依”原则;健全公职人员队伍守法、惩罚制度,落实“依法办事”原则。在经济建设中,董必武落实了土改工作,恢复农业生产,并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此外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他带领整顿了金融秩序,统一货币。在社会文化建设中,董必武主张发展和改革教育制度,整顿教育秩序,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四,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即:党的建设始终为首要、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依法行政是重要保障。首先,党的建设始终作为首要,提出:从严治党是把党建设好的永恒保证、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是党自省自律的根本、要努力构建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其次,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提出了政权的权威要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人民权利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生活需要是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等一系列观点。此外,还提出了依法行政是一条重要经验,各级干部要训练依法行政素养、依法行政节约管理成本、将政府工作纳入有序运行轨道等主张。第五,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董必武的政权建设思想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进行着历史演进与升华,为我们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通过不断的系统归纳,将为新时代党的政权建设理论提供有益支撑。首先,从“党是领导的关键”到“党是领导一切的”。华北人民政府是由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一次民主政治协商的有益尝试。华北人民政府主张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党的领导的深刻含义和重要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并且指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法,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涉及到政党制度、国家体制和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认识到其当前的地位与具体的作用,辩证处理好党政关系,使政府更高效地良性运转;需要将政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与党的领导功能等多方面有机融合在一起;需要清楚地认识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其执政党的功能定位,以推进其功能建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队伍建设是实现党正确领导的关键环节,在组织方面需要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在作风建设方面需要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在纪律方面,全党需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而能够保持一致前进的步调。上述这些也无不闪烁着董必武的政权建设思想的历史光辉。其次,从奠基依法行政到实施全面依法治国。董必武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业大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密相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不能再经常搞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董必武的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法治中国之路径,在华北人民政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模糊到具体,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并且制定了宪法大纲,这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十八大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的发展方针,并且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突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且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但是同时也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当中仍然存在着不适合的问题,一些法律法规无法客观地反映出人民的意愿,缺乏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甚至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对新时期我国依法治国的进行是非常不利的。由此可以看出,依法治国是历史经验教训的警示,在我国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需要保证依法治国,尤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从而结合实施体系监督体系保障体系来不断地完善我国依法治国的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期在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当中,需要健全机制重视全局谋划,明确发展目标重视落实,从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方针。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需要加强全面依法治国道路的进行,尤其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此其中健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国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实际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健全相关工作制度与机制,从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通过相关制度与工作机制的保障,实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建设,从而带动法治中国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再次,从关注民众生活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工作中的核心,董必武十分重视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提出:“政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生活方向”,在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时,一直以践行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是关注民生是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所提出的群众组织力,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工作的深刻认识,只有在增强群众组织力的基础上才能够把握组织群众的规律,才能够向群众学习,并且不断地为人民群众进行服务。中国共产党需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才能够从事相关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才能够完成革命斗争工作与社会变革工作。因此党的群众组织力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群众,并且进行伟大的斗争推动工程试验的发展,并且实现伟大梦想。二是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最重。根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与在全国考察当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人民的作用,人民一词也被提的频率最高、分量最重。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坚持不忘初心,需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同时一切依靠人民。
杨化冰[2]（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陈龙[3]（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郭常顺[4]（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陈印静[5]（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李天国[6]（2018）在《信息时代面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密不可分。相较于心智初开的少年儿童和行为基本稳定的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已完成学术与政治启蒙,具备了向理论自觉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但信仰未坚、易受影响,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普及对象。迈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主要体现在理论对中国实践成就解释的乏力,对社会的一些负面现象难以提供解释或解决之道,因批判精神的缺失带来的教条化,在普及过程中的简单化、庸俗化,部分“纯学术”哲学研究刻意脱离实践,等等。青年群体是信息社会的原住民,他们显示出的时间利用“碎片化”、思想多元化、惯用“微语言”等区别于以往社会的独特特征,更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传播方式产生了明显冲突。实证调查显示,多数青年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仅停留在浅显层次,主动学习意识严重缺乏。此外,作为曾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极大。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失败,是其日积月累失掉人心、导致解体的重要因素,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引以为戒。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势在必行、意义重大。信息时代的来临,对面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如何更好地实现由革命性话语体系到建设性话语体系的转变;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通过立足中国的实践实现理论术语的创新;如何处理好传统哲学语言与信息时代催生的网络语言的关系;如何迅速有效地运用信息时代新技术找到让青年易于接受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但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媒体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只处于初始甚至原始阶段,在系列化开发、形成贴近青年的新媒体产品方面还是空白,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和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宏大实践,进一步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形成丰富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现出的理想主义、担当意识,展现的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飞扬文采,对青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这些优秀哲学思想及其文风的深入分析,可以获得构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摆脱在青年中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获得更大发展,要着眼时代大背景,反思自身。面对诸多新的挑战,必须突显其价值维度,构建具有人文关怀、价值批判、变革世界功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新形态。与之匹配的话语体系,应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反思精神,体现信息时代的理论进步,拥有贴近青年的传播方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应实事求是地阐释马克思本人作为革命先辈的人格魅力,使青年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由来;应照顾青年特点,基于青年群体的年龄、文化层次、生长环境、职业类别,对不同青年群体进行分类分众化的哲学素养提升教育;应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进一步促进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合;应秉持理性的批判精神,摒弃教条主义、倡导学术革命,通过立足于实践的批判促进哲学不断进步;应重视、善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严谨、理论的纯粹、经典的叙述,用青年人喜爱的方式方法传播开来;应重视家庭教育,改变错误家教观念模式,通过培养年轻父母的哲学思维,从源头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力求通过这些努力,重塑信息时代面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青年中发扬光大。
宋泉[7]（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表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曹世海[8]（2016）在《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标法作为私法,必然围绕权利来建构。商标权产生的机理,即商标权的取得制度问题也自然成为各国商标法建构中的核心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商标法律制度已有160余年的发展历史,在此过程中世界各国从使用与注册两个角度探索过不同的商标权取得制度。时至今日,注册取得制度为多数国家所采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纯粹的注册取得制度割裂了商标与其价值来源之间的联系,客观上助长了“商标抢注”、“商标圈占”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注册取得制度的再思考,有论者甚至提出回归到使用取得的老路上去。如何正确认识注册取得制度,其正当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我国商标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果坚持注册取得制度又应采取何种具体的措施以化解其不足,等等,都是理论研究应当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注册取得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历史演进、阐释注册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研讨注册取得制度的运行机理等,对上述问题予以了系统回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标法中此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尚有五章,计十八万余字。第一章对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从历史上看,商标观念的嬗变引导着商标权法律构造的变革。商标发展史清楚地表明,人们的商标观念经历了从工具到财产的转变。当标志仅充当责任标记或沟通工具时,对之保护的法律构造还是初级的;而当标志被上升到财产的高度,为其提供更充分地保护就成为必然,商标权的法律构造也更为复杂、精细,商标随之从自由使用发展到了登记注册,商标权的保护方式也从“假冒之诉”为主转变为了“侵权之诉”为主。作为商标法律构造的重要一环,商标注册制度提供了一种科层制财产的思维方式,商标获得了官僚式管理的信用支撑,产权界定也更为便捷、明确。至此,最早以使用为取得方式的商标权利凭借注册制度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确认方式。时至今日,世界上虽然存在着使用取得与注册取得两种权利取得范式,但单纯的使用取得制度早已发生了“变异”,典型表现是英国采用了使用取得的普通法与注册取得的制定法相并存的模式,而美国在坚持使用取得模式的同时又建立起了完备的注册制度;同样,注册取得制度也在借鉴使用取得制度的合理因素,典型表现是德国采用了注册取得与使用取得并存的制定法模式,而法国等国在坚持注册取得模式的同时也在强调使用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注册取得制度已为多数国家及相关国际条约所接纳。就我国而言,从商标史上第一部商标法开始即采用的是注册取得制度,虽然其最初是出自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业已成为我国商标法建构中的基础制度。第二章对注册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论证。商标权具有不同于物权等权利的独特属性:在保护对象上,既要保护商标符号,又要保护符号所表彰的商誉;在权利内涵上,既具有私权的自然属性,又具有制度产品的公共政策属性;在权利立场上,既要站在权利人中心主义的角度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又要站在消费者中心主义的角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商标权的自身特性及各种利益矛盾的交织决定了商标权取得的正当性基础不再“单纯”。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对其证成不能仅靠财产权劳动学说,还应当考虑功利主义的因素。这既是因为财产权劳动学说在证成商标权取得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又是因为商标从一出现即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在上升为权利后仍然承担着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考量。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商标权取得制度还必须协调使用与注册的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商标权人、经营者和消费者以及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在兼顾公平的情况下,注册取得与使用取得相比更具效率,并具有权利稳定、范围明确,搜索简便、举证容易,交易安全、监管方便等比较优势,从而也具有了正当性的基础。第三章对注册取得的制度功能与属性进行了探讨。作为制度产品,注册取得制度具有确认商标权主体与范围的权利推定功能、保护商标权静、动态安全的权利公示功能、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秩序维持功能、降低商标信息搜寻成本的信息检索功能。这四大功能有效保证了商标法立法宗旨的实现,也是注册取得制度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从制度属性上看,学界对通过注册取得的商标权存在着是程序性权利还是实体性权利,是行政机关授权还是确权的观点分野。本文认为,注册固然体现出了“表面证据”等程序性权利的特征,但其在制度功能上并非仅仅是为了权利宣示,权利推定的功能更具意义。而从商标权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正体现的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否认注册能够取得实体性权利,实际上否认了注册取得与使用取得的制度区别,并不符合相关国家商标法的现实逻辑。如果说“授权说”遵循的是现实主义,那么“确权说”奉行的就是理想主义。两种观点分歧的缘由在于论者所处的不同立场和角度,不宜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既承认注册的赋权性质,又强调注册后的实际使用,才是注册取得制度发展、完善的正确道路。第四章对注册取得制度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注册取得制度决定了商标权并不是一种自动产生的权利,而处处展现出“技术设计”的痕迹。各国商标法首先通过明确商标的构成要素,进而提出显着性、非功能性、合法性、在先性等标准,为商标权的取得设定要件;还通过构建以审查、异议、无效宣告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对商标权的取得予以审核、监督,以使其符合制度设计的要求。但在模式选择上,各国之间又呈现出差异性。在注册取得的要件方面,本文重点探讨了商标构成要素的设定及扩张、显着性的判断及丧失中的归责原则、非功能性的判定与适用对象的拓展、合法性的内涵及“有其他不良影响”标志的界定、在先权利的内容等问题。在注册取得的运行机制方面,重点讨论了商标审查程序中针对相对事由的主动审查制与不主动审查制、商标异议程序设置中的异议前置和异议后置、无效宣告司法审查程序中的民事诉讼模式和行政诉讼模式等不同设置方式的考虑因素、相关内容及利弊得失,并对我国商标法的模式选择予以评价。第五章对我国注册取得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从总体上看,注册取得制度存在着恶意抢注、商标圈占、未注册商标保护失衡三大弊端。这些弊端在我国尤为突出,问题的根源仍主要来自于制度自身的逻辑。但我国商标法绝不能因为有这些弊端的存在就要在取得制度上“改弦易帜”,而应当采取“本土改良主义”立场,即在坚持注册取得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更为实际、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克服或限制其消极作用。其中,如何处理好注册与使用、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之间的关系是为问题之关键。对此,既要着力于注册取得制度自身的改造,又要着力于外部补充制度的跟进。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割掉强制注册的“尾巴”,以进一步纯化自愿注册制度;通过引入“意图使用”的合理因素,明确商标异议、无效程序中在先商标的使用要求等,以进一步协调使用与注册的关系;通过严格界定商标使用、合理构建阻却事由、设置不侵权责任、加强对三年使用情况的监管等,以进一步完善不使用撤销制度;通过构建法定共存、协定共存、判定共存三位一体的商标共存制度,以进一步平衡商标使用人之间以及商标使用人与商标权人之间的利益格局;通过改造在先使用权制度、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以进一步弥补对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不足,并增强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
尚子翔[9]（2015）在《陕甘宁边区社会转型研究（1937-1947）》文中指出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30年代,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得世界局势波谲云诡。整个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在日本扩张野心的推动下,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古老的中国,历经近百年的探索,依然蹒跚在强国御辱的道路上。一个看似民主现代的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二十多年,可是摆在眼前的一切还是显得那么积重难返。继中国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的铁蹄又踏破华北的土地,进而挥师淞沪。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中,到处都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值此亡国灭种之秋,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放弃“剿共”方针,同中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应运而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国统区政治依旧腐败,民生持续凋敝,到处弥漫着朝不保夕的忧虑。然而,在遥远而又荒蛮的陕北,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却呈现出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当地社会在经济维度、政治维度、价值维度和结构维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个落后的封建社会正朝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稳步前进。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它的历程、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剖析了当地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是中国长期革命厚积薄发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成功。中共建党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伴随着中共不断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业以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共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剔除束缚因素的种种因素,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提高民众参政积极性,建立超越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改造当地落后的意识形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打破社会流动壁垒,建立平等、高效的社会秩序,增强社会活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对话”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生文化和传统文化相互砥砺,逐渐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这股力量不断克服陈腐因素的阻力,陕甘宁边区社会由此获得了全面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迎来希望之光。陕甘宁边区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源头,为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参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浪潮。
王成[10]（2014）在《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文中认为安徽淮河流域（以下简称“本区”）工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是我国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缩影,反映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的当代安徽淮河流域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光辉历程。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经验,将之发扬光大。通过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加快本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本区具备发展工业的资源基础,然而由于起步晚,发展缓慢,其历史起点较低。新中国成立以前,本区工业始终处于“开而未发”的状态,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严重滞后并发展速度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及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创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为本区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本区基本建立。50年代初,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以及苏联对华工业援建使本区工业发展获益匪浅。1965年开始的“小三线”建设使本区六安、金寨、霍山等地落后的工业面貌有所改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淮域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甚至遭受重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全国一样,本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本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有所发展,个私经济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本区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本区工业发展具备一定的自身优势,比如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上本区工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仍,社会长期动乱。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区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本区都不是国家和安徽省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所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因而即使与本省非淮地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遑论与江浙沿海等发达地区。从纵向来看,60多年来本区在煤炭、电力、建材、食品加工、酿酒等工业较之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从横向来看,由于缺少工业发展极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撑等多重历史和现实因素,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本区总体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及本省非淮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偏低。本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前期。其中淮南高于整体标准,部分地区如亳州、阜阳等甚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安徽省和皖中工业水平已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皖南则整体处于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本区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滞后。2.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工业建设投资十分有限。本区实行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及本省非淮地区。最近几年来,本区加强引进外资力度,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但效果均不如人意。3.民营工业经济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鼓励发展个私经济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本区个私经济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后,本区个私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阜阳模式曾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并称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三大模式,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最终走向衰落。4.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1949年以来,国家在本区投资主要集中于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具体到工业建设仅有两淮煤矿的开发,因而本区工业方面除煤炭、电力、食品加工等工业相对发展较好以外,其余如钢铁、机械等工业均比较落后。5.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圈对本区工业的发展带动作用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使本区工业经济发展获益匪浅。此后,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安徽省积极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同时,安徽及本区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长三角经济区建设,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等口号,拉近安徽及其淮域地区与江浙沪等地的距离。21世纪以来,本区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工业发展分工。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区工业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本区落后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初步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的发展,本区各市的工业经济结构各具自身特色。淮南和淮北已发展成煤、电、化类型的工业基地,蚌埠是以建材、机械、轻纺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阜阳和宿州的工业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亳州的药材加工和酿酒等工业初具规模,其余如滁州、宿州、六安等地工业发展也颇具自身特色。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区农业经济、城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工业发展也使经济与社会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当代安徽淮域工业经济存在停滞、爱慢的发展现象,但总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向上发展的。
二、《苏皖边区商品商标注册办法》——战争时期我党重视商标管理的有利佐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皖边区商品商标注册办法》——战争时期我党重视商标管理的有利佐证（论文提纲范文）
（1）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基础 |
| 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董必武依法执政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 |
| (二)列宁苏维埃政权治理思想与实践给董必武以深刻启迪 |
| (三)参与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积淀 |
| (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权建设智慧的营养 |
| 二、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 |
| (一)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反思 |
| (二)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经验 |
| (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升华 |
| (四) 西柏坡时期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 |
| 第二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
| 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党的领导是政权建设的核心 |
| (二)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 |
| (三)为人民谋幸福是政权建设的立足点 |
| (四)制度法规是政权建设的保障 |
| 二、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 |
| (一)将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相贯穿 |
| (二)将政策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
| (三)将立足全局和突出重点相结合 |
| 第三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主要的政权建设实践探索 |
| 一、政治建设 |
| (一)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
| (二)主张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权模式 |
| 二、法制建设(上)-厘清“三权” |
| (一)关于立法权建设的探索 |
| (二)关于司法权建设的探索 |
| (三)关于监督权建设的探索 |
| 三、法制建设(下)-强化“原则” |
| (一)健全新民主主义的行政法令、法规,落实“有法可依”原则 |
| (二)健全司法审判制度,落实“有法必依”原则 |
| (三)健全公职人员队伍守法、惩罚制度,落实“依法办事”原则 |
| 四、经济建设 |
| (一)推进土改工作,恢复农业生产 |
|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 |
| (三)整顿金融秩序,统一货币 |
| 五、文化教育建设 |
| (一)发展和改革教育制度 |
| (二)整顿教育秩序 |
| (三)号召并实施“科教救亡兴国”策略 |
| 第四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党的建设始终为首要 |
| (一)从严治党是把党建设好的永恒保障 |
| (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是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
| (三)构建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 |
| 二、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 |
| (一)政权的权威建立在人民信任基础上 |
| (二)人民权利永远属于人民 |
| (三)人民的生活需要是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 |
| 三、坚持依法执政是关键点 |
| (一)各级干部要训练依法行政的素养 |
| (二)依法行政节约管理成本 |
| (三)依法行政将政府工作纳入有序运行轨道 |
| 第五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从“党是领导的关键”到“党是领导一切的” |
|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 |
| (二)辩证处理党政关系使政府更高效地良性运转 |
| (三)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党正确领导政府的关键环节 |
| 二、从奠基依法行政到实施全面依法治国 |
| (一)创新依法行政路径 |
| (二)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法治中国之路径 |
|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三、从关注民众生活到以人民为中心 |
| (一)关注民生是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着眼点 |
| (二)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最重 |
| (三)凝聚人民力量,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3）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信息时代面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青年中的发展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 |
| 一、何谓“青年” |
| 二、为什么“面向青年”而非其他 |
| 三、话语体系及功能演变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最初形态 |
|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基本特点 |
| 第三节 对青年群体的影响 |
| 一、重视青年的逻辑起点 |
| 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鼎盛时期 |
| 三、理论界是影响青年群体的重要阵地 |
| 四、国民教育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主渠道 |
| 第四节 致敬经典——毛泽东哲学文风构建特色与赏析 |
|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二、毛泽东哲学文风的特点 |
| 三、对当下文风话风的启示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困境 |
| 第一节 与青年渐行渐远：趋于边缘化的窘境 |
| 一、理论对中国当代实践成就解释的乏力 |
| 二、对社会一些负面现象难以提供解释或解决之道 |
| 三、因批判精神的缺失带来的教条化问题 |
| 四、普及过程中的简单化、庸俗化 |
| 五、刻意追求所谓“纯学术”哲学导致脱离实践 |
| 第二节 不只是大众——对执政党的考验 |
| 一、文风折射党风政风学风 |
| 二、提高领导干部哲学思维能力任重道远 |
| 三、传统理论宣传方式方法面临挑战 |
| 四、话语软实力影响中国国际竞争力 |
| 第三节 前苏联青年话语体系溃败的前车之鉴 |
| 一、学术政治化窒息了哲学的发展 |
| 二、机械的教育模式使青年思想陷入困境 |
| 三、苏共自我全面否定招致雪崩式溃败 |
| 第三章 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大变革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 |
| 一、对信息社会发展中几对矛盾的反思 |
| 二、对“虚拟”实践的现实拷问 |
|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时代发展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青年的基本特征 |
| 一、基础教育普及和需求多样化使价值观念趋于多元 |
| 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生理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
| 三、社会转型下社会参与家庭融入呈现异质性主体性 |
| 四、高度依赖网络重构学习工作生活理念方式 |
| 第三节 当代青年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认同状况 |
| 一、呈现“高度认可”与“认知浅显”两面性 |
| 二、情感认同理性认同有待强化 |
| 三、对创新话语体系的启示 |
| 第四节 当代青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缺失的主要原因 |
| 一、大背景之变：激荡的社会变革 |
| 二、主渠道之弊：传统的教育模式 |
| 三、小气候之弱：缺失的家庭功能 |
| 四、成长期之惑：青年身心特点的影响 |
| 第四章 重塑贴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要适应新时代要求 |
| 一、实现革命性话语体系到建设性话语体系的转变 |
| 二、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术语的创新 |
| 三、处理好传统哲学语言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
| 四、构建让青年易于接受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 |
| 第二节 价值论转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选择 |
| 一、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要义 |
| 二、价值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扬弃 |
| 三、影响青年群体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信息时代贴近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构建方向 |
| 一、哲学形象的亲切感 |
| 二、传播方式的具像化 |
| 三、时间利用的碎片式 |
| 四、网络空间的广泛性 |
| 五、学习过程的参与感 |
| 第四节 用价值哲学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
| 一、再叙革命先辈魅力 |
| 二、必须照顾青年特点 |
| 三、既探寻真理,更扣问心灵 |
| 四、呼唤理性的批判精神 |
| 五、发挥网络新媒体的魔力 |
| 六、重视家庭教育的引领作用 |
| 第五章 重塑贴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依托“青马工程”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实践 |
| 一、用新媒体推动话语体系由“教育式”向“影响式”转变 |
| 二、正确处理创新实践中理论严肃性与语言娱乐化的关系 |
| 三、在实践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对青年的影响 |
| 第二节 面向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影响力的模型构建 |
| 一、模型的确定 |
| 二、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向习近平学习文风话风 |
| 一、凝心聚魂：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 |
| 二、精神标识：形成与构建方式 |
| 三、根植人民：话语体系的鲜明特色 |
| 结语 青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赢得未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实证调查所用问卷 |
| 后记与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8）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及其意义 |
| 二、已有的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近代商标观念的形成 |
| 二、使用取得商标权的历史演进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三、注册取得商标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域外考察 |
| （二）我国注册取得商标权制度的考察 |
| 第二章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基础 |
| 一、商标权的属性 |
| （一）保护对象：符号与商誉 |
| （二）权利内涵：私益与公益 |
| （三）权利立场：权利人中心主义与消费者中心主义 |
| 二、注册取得制度的法哲学基础 |
| （一）财产权劳动学说之检讨 |
| （二）功利主义财产理论之证成 |
| 三、注册取得制度的经济学基础 |
| （一）商标的经济功能 |
| （二）使用取得制度的经济学弊端 |
| （三）注册取得制度的经济学优势 |
| 第三章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功能与属性 |
| 一、注册取得制度的功能 |
| （一）权利推定 |
| （二）权利公示 |
| （三）秩序维持 |
| （四）信息检索 |
| 二、注册取得制度的属性 |
| （一）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之辨 |
| （二）“授权”与“确权”之辨 |
| 第四章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运行机理 |
| 一、注册取得的要件 |
| （一）商标构成要素 |
| （二）显着性 |
| （三）非功能性 |
| （四）合法性 |
| （五）在先性 |
| 二、注册取得的运行机制 |
| （一）商标审查 |
| （二）商标异议 |
| （三）商标无效 |
| 第五章 我国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完善 |
| 一、注册取得制度的弊端 |
| （一）恶意抢注 |
| （二）商标圈占 |
| （三）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失衡 |
| 二、我国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完善思路 |
| 三、我国注册取得制度的完善路径 |
| （一）强制注册之取消 |
| （二）使用要求的再强调 |
| （三）完善不使用撤销制度 |
| （四）构建商标共存制度 |
| （五）加强未注册商标保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陕甘宁边区社会转型研究（1937-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历史的选择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对象、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理论问题的综述和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综述 |
| 1.2.2 陕甘宁边区问题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难点与方法 |
| 1.3.1 理论难点 |
| 1.3.2 实践难点 |
| 1.3.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体制之变 |
| 2.1 落后的农业生产 |
| 2.1.1 小农经济 |
| 2.1.2 地主剥削 |
| 2.2 薄弱的工业基础 |
| 2.2.1 传统的手工业生产 |
| 2.2.2 近代化工业的萌芽 |
| 2.3 恶劣的经济环境 |
| 2.3.1 低效的管理机构 |
| 2.3.2 闭塞的交通 |
| 2.3.3 沉重的赋税 |
| 2.3.4 旧式金融 |
| 2.4 新民主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 |
| 2.4.1 变革农业生产关系 |
| 2.4.2 发展工商业 |
| 2.4.3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
| 2.4.4 优化税收制度 |
| 2.4.5 稳定金融秩序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改造 |
| 3.1 传统的价值体系 |
| 3.1.1 “家族”本位制度 |
| 3.1.2 保守的崇古观念 |
| 3.1.3 农本商末意识 |
| 3.1.4 “礼教”社会 |
| 3.2 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毒瘤 |
| 3.2.1 士绅精神的异化 |
| 3.2.2 未开化的民智 |
| 3.3 以教育为主的改造体系 |
| 3.3.1 学校教育 |
| 3.3.2 社会教育 |
| 3.3.3 全面改造士绅阶层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
| 4.1 封建专制的变体 |
| 4.1.1 政治权利私有化与家族化 |
| 4.1.2 政局的动荡与混乱 |
| 4.2 民主化政权的建设 |
| 4.2.1 政权组成的民主化 |
| 4.2.2 政权运行的民主化 |
| 4.2.3 司法与公安保卫机关的完善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社会活力的呈现 |
| 5.1 传统的二元社会 |
| 5.1.1 官民对立 |
| 5.1.2 尊卑对立 |
| 5.1.3 社会流动的僵化 |
| 5.2 疏浚社会流动之渠 |
| 5.2.1 求学 |
| 5.2.2 参军 |
| 5.2.3 参政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对陕甘宁边区社会转型的剖析 |
| 6.1 转变之外源动力 |
| 6.1.1 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力 |
| 6.1.2 中共的执行力与创造力 |
| 6.2 转变之内生动力 |
| 6.2.1 民众的诉求 |
| 6.2.2 革命的火种 |
| 6.3 边区社会转型的逻辑顺序 |
| 6.3.1 制度之变 |
| 6.3.2 器物之变 |
| 6.3.3 社会思潮与价值体系之变 |
| 6.4 社会转型的阻力 |
| 6.4.1 恶劣的环境 |
| 6.4.2 精英阶层的迷茫 |
| 6.4.3 新旧思想的“博弈” |
| 结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作者简介 |
（10）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相关界定 |
| 三、文献资料与理论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危中有机：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条件 |
| 第一节 地理环境 |
| 一、地理与地貌特征 |
| 二、区位特点 |
| 三、交通状况 |
| 第二节 资源基础 |
| 一、农牧业资源 |
| 二、矿能资源 |
| 三、旅游及土特产品资源 |
| 第三节 历史渊源 |
| 一、行政区划演变与城市经济沿革 |
| 二、手工业的嬗变 |
| 三、现代工业的萌芽 |
| 四、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章 艰难困苦：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安徽淮河流域的工业 |
| 一、现代工业的奠基与初步发展 |
| 二、手工业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前行 |
| 四、“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的异质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安徽淮河流域工业 |
| 一、国有工业企业的变革与发展 |
| 二、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崛起与快速发展 |
| 三、乡镇工业的勃兴与低落 |
| 第三章 新陈代谢：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的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国家战略选择与当代淮河流域工业发展 |
| 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淮河流域工业 |
|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淮河流域工业 |
| 第二节 轻重工业与手工业的新发展 |
| 一、轻工业的多样化发展 |
| 二、重工业的不均衡发展 |
| 三、手工业的再恢复与再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 一、工业化水平的初步判定 |
| 二、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 |
| 三、民营工业经济力量薄弱 |
| 四、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 |
| 五、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 |
| 第四章 管中窥豹：当代安徽淮河流域煤炭工业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煤炭工业的发展进程 |
| 一、民国以前的煤炭开发 |
| 二、民国时期煤炭工业的起步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煤炭工业的飞跃 |
| 第二节 煤炭工业的成就 |
| 一、煤炭产量 |
| 二、煤矿基本建设 |
| 第三节 煤炭工业发展的原因 |
| 一、华东经济建设的需要 |
| 二、政策支持 |
| 三、骨干企业的高效经营 |
| 第五章 任重道远：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工业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
| 一、农村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 |
| 二、涉农工业有效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 |
| 三、乡镇工业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
| 第二节 工业发展使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
| 一、高污染工业加重了水污染 |
| 二、煤炭工业加剧了土地塌陷 |
| 第三节 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社会保障 |
| 二、小城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 |
| 三、工业布局对城镇布局的影响 |
| 四、工业发展对城镇教育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苏皖边区商品商标注册办法》——战争时期我党重视商标管理的有利佐证（论文参考文献）
- [1]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D]. 李仁杰.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3]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4]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5]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信息时代面向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D]. 李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研究[D]. 曹世海.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9]陕甘宁边区社会转型研究（1937-1947）[D]. 尚子翔. 西北大学, 2015(01)
- [10]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D]. 王成. 安徽大学, 2014(08)